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路径分析——也谈温州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社会关系论文,路径论文,也谈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种重要分析视角。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 逐步建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进入我国学术界甚至人们的日常话语结构中，如我们平时所 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指的就是这个关系。严格地说，国家是关于主权的概念，而政府 则是一个关于治权的概念，但本文不做这样严格的区分。所谓国家，主要指国家和政府组织 和机构，而社会则指国家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包括经济组织、教育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
分析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各自的职能范围及各自履行其职能的能力。职能有多少之 分，能力有强弱之别。职能的多与少容易比较，能力的强和弱就相对难以衡量。但一般来说 ，能力可以定义为“能否完成给定的任务”(Evans，1985)。而能否完成给定的任务的关键 在于手中是否掌握资源。西方早期的研究者多数认为国家与社会的能力是一个零和关系，即 强国家一定意味着弱社会，而弱的国家则一定面对强大的社会。最近十多年来，一些学者根 据实 例则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国家和社会可以同强同弱(Perry，1995)。这样我们有了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四种组合：
(1)强国家对弱社会：例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其他主要社会主义国家。
(2)弱国家对强社会：例如80年代的波兰。
(3)弱国家对弱社会：例如非洲的多数国家。
(4)强国家对强社会：例如西方发达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当然 ，二者关系的变化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矛盾和冲突中实现的 。因此，研究二者关系变迁的机制和路径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温州为例， 具体描述与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路径。
二、温州的起点：弱国家弱社会
本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组合，国家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和 对劳动力资源的统一分配控制着一切资源和人们的生存机会。但温州因其偏僻的地理位置和 对台前线的特点地位，成为强国家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国家投入少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再 加 上文革期间的两派斗争进一步削弱了各级政府的能力，温州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一直处于弱 政府的局面。政府没有办法为人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自然也就缺乏强 大的控制能力。这也就是温州人一有机会就尝试分田到户和外出谋生的原因，也就是资本主 义尾巴在温州屡割不绝的原因。虽然温州人特殊的地域、历史和文化传统使温州人非常注重 地缘和血缘关系（这些都是温州人后来发展当地民间经济和外出做生意成功的条件之一，也 就是社会成长的重要基础之一），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大环境决定了温州不可能生长出象后 来这样强大的民营经济和民间社会来。除了宗教势力比较强大和宗族械斗比较著名外，人与 人之间交往的范围极其有限，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因而社会的发育处于比较初级的阶 段。总之，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温州仍然处于弱国家弱社会的状况，这构成了温州后来发 展的起点。
三、社会的成长
在苏南以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 作用。和它们相比，温州模式的典型特点是其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温州人没有依靠国家， 而是依靠自己摆脱了贫困，走向了富裕。正如人们所说的，温州的经济是老百姓经济，民间 力量是推动温州经济发展的源泉的根本动力。也就是说，温州人在国家的控制之外，开拓出 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社会成长的一个表现。
社会成长的另一个表现是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数以万计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遍及 各地的市场、和一出现就引起广泛关注的各种中介组织（尤其是商会），使得温州社会的组织 化程度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今天的温州人交往半径、交往范围和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急剧扩 大，温州人的足迹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所有这些，都使温州社会的密度和黏度大大提高。 下面我主要从民营经济和中介组织的发展来简要地说明社会的成长。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民营化和市场化是温州模式的特色。民营经济从80年代以来在温州呈现跳跃 式发展，民营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平均规模逐步扩大，民营经济在温州经济中的比重迅速 提高。到2000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达到20万户以上，私营企业达到了7万户以上，民营经 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到了95%以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也起码占到了80%以上；全市拥有各类 市场544个，总摊位10万余个，年市场交易额达464.89亿元。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温州人民依 靠自身力量创造和拓展生存空间的伟大创举，其结果是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且成 为许多中介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成长的基础。
（二）中介组织（尤其是商会）的出现
温州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并且仍然存在着无序竞争、自相残杀、假冒伪劣 等现象，从而产生了对能够承担协调、规范、服务、监督等职能的中介组织的内在需求。另 一 方面，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群体，需要自己的 组织和空间来交流信息、增进友谊、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这样也产生了组织起来的愿望 。于是，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各种中介组织蓬勃兴起。这些组织包括同业商会、行业协会 和各种群体组织如企业家联合会等等。目前，温州市本级行业协会（包括同业商会和各类行 业联合会）86家，市区和其他各县市的同业商会和行业协会也随之发展，各地也陆续建立了 企业家联合会等。这些商会和协会发挥着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中介 作用。具体来说，这些作用包括：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加强行业自我管理（如鹿城区烟 具协会的“维权公约”）；解决行业内部纠纷、搞好行业内部协调；开展培训、咨询服务、 提高会员企业素质；通过参加和举办各类展览，宣传温州品牌（最突出的是服装商会）；调查 研究、参政议政；等等。
这里可以以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商会和企业家联合会在维护会员单位的权益方面发挥的作 用。例子之一是烟具行业协会针对欧盟国家准备对温州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应对。去 年，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得知欧盟国家准备对温州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消息后 ，马上到北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了解有关应对反倾销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并得到机电 商会的积极支持，聘请律师在欧盟委员会在立案前进行游说。回到温州后，又马上联系欧盟 打火机进口商，要他们配合我方律师工作。经游说，欧盟没有立案。另一个例子则说明中间 组织已经成为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在监督政府职能部门施政、维护会员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去年，龙港企业家协会由一位副会长牵头，以协会文件上呈苍南县财政局，要求严格执 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乡镇企业管理费新规定收费标准，2000年从按销售收入的0.5-0.7%降到0.1%，1998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应退多收的1.5万元，为企业解决了自己 难以办到的事。
这些事例说明商会和企业家联合会等各种组织已经成为在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发挥重要 连接、协调和监督作用的社会组织。如果这些组织进一步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成为象西方近 代那样的市民社会的雏形。
四、国家的强化 社会的成长并不必然带来国家能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强化，恰恰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社 会力量的成长会逐渐形成对国家的监督甚至挑战，也就是说有可能带来国家的弱化。但事情 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也有可能随着社会的成长而一同成长，西方国家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 （弱国家）到二十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说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 义(Burawoy，1985)的转化，其关键的因素就是国家的介入，结果是国家的强化。但国家介 入必须有合法化的理由，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是以解决大危机为其合法化理由的。在温 州，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国家介入社会和国家能力的提高：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提供了 物质基础；姓社姓资争论的结束为政府积极有为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提供公平竞争的 市场秩序和公共产品（如环境、道路、城建、规划等）、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和做大做强为政府 强化提供了合法化理由。
（一）强化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基础上财政收入的快速提高
如前所述，衡量和决定政府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其手中掌握的资源。中国有句俗话：“手中 无米，叫鸡鸡都不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以国家对所有生产资料和生存机会的垄断而达到 控制的目的，一个人从居住地的选择、工作分配和收入多少都由国家控制。我称这种控制为 直接控制。在温州，公有制经济比重历来不高，而且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公有制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例越来越低。也就是说，直接控制在温州历来是比较弱的。但经济增长基础上财政收 入的快速提高为政府能力的增强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即间接诱导型强国家的出现。与直接 控制型国家不同，间接诱导型强国家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如财政、金融政策等，诱导市场主 体向着国家所希望的方向转变。
温州市财政预算内收入在2000年达到了73.87亿，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4.52亿。以财政 总收入计算，2000年是1980年的43倍，1990年的8.32倍，1995年的2.79倍。1995年以来，财 政 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说明国家汲取能力的提高。这还只是 预算内收入，而过去十几年来财政体制上的一大突出现象是预算外收入的急剧增长。我们虽 然无法准确估计预算外收入的具体情况，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也随 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温州这样土地价格上涨迅速的地方（因为卖地收入 是大多数地方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据了解，在部分经济强镇，预算外收入和预算内收入 的比 例曾达到2∶1，成为地方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
（二）强化的意识形态根源，姓社姓资争论结束后变“无为”为“有为”
八十年代温州各级政府以“无为而治”著称，这种“无为而治”一方面与当时温州政府的 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温州政府面临的二难困境有关。当时温州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 还没有解决，如果政府过于积极地支持的话，会有支持资本主义之嫌，如果消极地打击和取 缔的话，又会严重影响到温州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于是就出现了 “无为而治”的情况。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温州经济姓社姓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温州的 经济发展方向、温州人的创业精神、温州的市场经济机制、温州的经济发展，得到各界前所 未有的肯定，温州各级政府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除了顾虑和束缚，于是为政府的大胆介入 提供了条件。从“第二次创业”的提出到“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等等，都是政府理直气壮 地积极介入的表现。
（三）强化的实现途径
找到合适的嵌入点是政府实现其能力强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作用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的关 键所在。在温州，政府的介入基本上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1、克服基础设施瓶颈，担负起交通、电力、水利和城镇体系等建设任务。
众所周知，温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前在全国都属于差的，城市拥挤破旧、交通不 便等等，这种矛盾随着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愈发成为瓶颈。二十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 ，温州各级政府利用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或扩建了铁路、机场 、高速公路、码头等，基本解决了过去交通不便的局面，城市面貌也日新月异，初步改变了 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为温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硬件环境。而 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政府理所当然的任务，因而也就成了政府强化的天然理由。
2、以建立开发区为手段，实现产业集聚。
当温州的企业规模日益扩大，家庭作坊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时，政府发挥其自身 的优势，集体征用和审批土地，兴办各种工业区或开发区，为企业服务。同时，多数地区还 利用兴办开发区之机，改善政府服务，为企业开展一条龙服务。如今，各地的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已经成为这十几年来新的政府派出机构，担负起为企业服务和实现产业集聚的任务。
3、从打假治劣到质量立市，为温州产品质量的提高做出突出贡献。
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不仅夹杂着意识形态的争论，而且也包含着 由于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初期假冒伪劣的泛滥而对市场经济的疑惑。温州劣质皮鞋曾成为人人 喊打的对象，柳市的低压电器曾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一直到今天，苍南的假商标、假证 件还在治理。而打假治劣，帮助企业提高质量意识、更新机器设备、完善技术标准，为企业 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正是温州政府在第二次创业阶段的主攻方向。
从1993年开始，抓质量系统工程便成为温州历届政府主抓的大事之一。1993年，温州市委 市 政府提出搞“358质量系统工程”，要求三年时间质量达到全省水平，五年达到全国水平， 八年与国际接轨，并为之制定了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三大体系，即企业以质量为 中 心的管理体系，部门质量监控体系，全社会参与的质量监督体系；采取四大措施，即行政强 制措施、经济处罚与奖励措施、依法打击措施、宣传教育措施；抓好五件实事，即市委、市 政府做出一个决定，市政府职能部分制订一个实施细则，市、县和集镇分别召开一次万人、 千人动员大会，宣传质量立市，开展全市性打假治劣大检查，销毁假冒伪劣产品，处理一批 大要案，全面兴起创温州名优产品活动，叫响温州货，打响温州牌。温州市还建立打假工 作责任制，明确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层层签定责任状，层层落实任务。 2000年，温州市召开质量立市再动员大会，对温州产品质量的提高提出下一阶段的目标。
以柳市为例。2001年初，《经济日报》发表了“柳市探秘”的系列报道，指出打假对日后 柳市经济的贡献。文章的标题颇能总结这个过程：“自毁信誉沦为假冒伪劣之乡，整顿秩序 终 成低压电器之都”。打假打出了柳市人的质量意识，打假也使政府找到了自己在市场经济中 的角色。值得指出的是，当地政府一方面抓打击堵截，一方面抓疏导扶持；一方面加强产 品质量监督管理，另一方面提供指导服务，由政府出面搞了个电器总厂、电器城，搞了个检 测中心等，使柳市的电器产品的质量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小小一个镇竟然出现了两个全国 驰名商标（正泰和德力西）。虽然几次大的打假活动都有上级政府组成督导组进驻，但如果没 有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打假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打假后，打假办、质量监督部门已成 为地方政府的日常机构，打假治劣也成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
4、采取各种措施，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温州的民营企业由于历史短，再加上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如融资、用地等，企业 的规模普遍较小。因此，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加快解决温州经济发展中“低、小 、散”的问题，鼓励一些有条件、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从而增加抗风险能力， 同时也使温州经济上一个台阶，成为近年来政府着力的新领域。
温州市委、市政府在2001年7月召开全市为重点骨干企业服务动员大会，标志着政府开始扶 持部分企业。随后有关职能部门制订了《关于扶持重点骨干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列 出 了政府对规模型、科技型、外向型的重点骨干企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健全挂 钩联系责任制、开设为“三型”企业办事服务“绿色通道”、鼓励支持“三型”企业迁 入工业园区（优先安排用地、减免有关规费、分期交付地价款或租赁使用土地等）、鼓励支持 “三型”企业实施重大技改、扩产项目、鼓励“三型”企业创品牌（产品被评定为“中国名 牌产品”或企业注册商标被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由市、县政府分别奖励100万元）、 鼓励支持“三型”企业实行强强联合、加大对“三型”企业的金融支持、提高“三型”企业 社会政治地位，等等。
综观以上四个方面，前两个切入点（即基础设施建设和兴建开发区）是政府在单个企业无能 为 力的领域内发挥作用，实现政府与企业的互补，即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发挥其组织生产的职 能，而政府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做单个企业所无法做到的事。这些职能是任何国家政府的 基本职能，没有什么争议。而后两个切入点（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做大做强）则是政府嵌 入企业(Evans，1995)，即提高产品质量和做大做强本身是企业的事情，企业有内在的动力 去实现这些目标，但政府的介入有可能加速这个进程。政府嵌入企业，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和 超常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可选择的战略之一。但这个战略无论从公平竞争的 原则来讲，还是从其实施的效果来讲，都是有争议的，韩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人们对 政 府、金融机构和大企业集团的关系曾有很多负面的讨论。
五、走向强国家强社会的良性平衡
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四种组合中，强国家强社会无疑是理想状态。如果国家和社会各自拥 有明确的权利、分工和职能，并各自具备完成其职能的资源和能力，各司其职，那么国家和 社会达到了一种良性的平衡。反之，任何其它组合都是有缺陷的。
本文粗略叙述了二十年来温州社会的成长和政府的加强，那么温州是否达到了强政府强社 会的良性平衡呢？我认为，温州正在走向通往这个良性平衡的道路上，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 先走了一步，但还远没有达到这个平衡。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温州社会的发展还不平衡，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偏低。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温州的中介组织基本上都是精英群体或强势群体的组织，如企业家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 私营企业协会和各种行业商会等，而弱势群体的组织基本没有，这种状况使得他们的利益缺 乏代表因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应该是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组织起来， 同其他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与其利益对立的群体有效地讨价还价，并能保护自己的利益的社 会。
第二、政府改革滞后，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虽然和其他地方相比，温州政府的开放和 开明程度都是比较高的，但因为温州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温州市场化的程度很高，因而政 府改革滞后也就相对比较突出。在调研过程中，许多企业都抱怨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审批手 续繁琐，部分政府办事人员工作作风恶劣，等等。另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是强国家过程中浊 流，即政府机构的扩张、政府官员或办事员个人权利的膨胀（而不是政府组织的能力提高）和 寻租行为的出现。这也是最近几年温州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如 何改革政府，使政府成为适度政府、廉洁政府和有效政府是温州下一步改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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