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西克:辩证法如何才能把握社会历史?_康德论文

柯西克:辩证法如何才能把握社会历史?_康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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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代,面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日益异化的现实和社会主义亟待改革的历史状况,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新马克思主义者K.科西克(Karel Kosik)写了《具体的辩证法》一书。该书的中译本自1989年在国内出版以来,引起了学者的持续关注。科西克的思想上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德国哲学先贤,下启目前仍然活跃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流派,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本文试图重构科西克回答辩证法何以可能把握(认识与改造)社会历史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对我们把握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质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物自体与辩证法

       “物自体”是从康德历经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思想运动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马克思不再使用“物自体”的抽象概念,而是将其具体化为社会历史存在,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对物自体究竟是什么的一种回答。科西克延续了德国哲学对物自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物自体的具体化解读。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的开始和结尾都明确指出,辩证法探求物自体。“辩证法是试图把握‘物自体’和系统地探寻把握现实之方法的批判思想。”①

       康德认为,物自体是认识的界限,是认识所不可逾越的底线。它是一个必要的形而上学假设,不能被时间空间的先验感性形式所把握,却可以依靠思维根据因果关系来推导其存在。物自体为康德道德哲学和认识论都发挥了必要的形而上学假设作用,但自身究竟是什么却是不可知的。黑格尔后来虽然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视为无意义的假设而抛弃,并发展出了一套庞大的绝对唯心论体系,但他实际上是把康德的客观物自体概念悄悄置换成了自己的“实体”概念。他宣称的“实体即主体”,“真理即全体”等主张,实际上就是对物自体究竟是什么的回答。简言之,物自体在黑格尔哲学中就是他关于自然、社会、历史的庞大的绝对唯心论体系。这是一堆庞杂的集合,却都归属于客观思想领域。换句话说,黑格尔始终在哲学的体系中构造着世界,尽管他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世界的某些真理。其实,他把一切都归于绝对精神,而对于精神与存在作为两个平行的系列如何相互沟通的问题,却不置可否。马克思实质上对物自体问题也有一个回答,但这个回答十分不同于德国观念论者。可以说,马克思继承了德国观念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究竟如何的问题,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根本不同于以往哲学家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物自体不过就是从事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具有有限生命过程的人类总体所创造的社会历史现实。它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把握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就把握了物自体的秘密。他特别分析了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研究了它形成的历史、现实条件及未来的可能性走向,也指出了认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条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异化劳动所创造的,并且人们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及其走向的认识也可能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的永恒,也不是不可能被认识的存在。科西克实际上将马克思对物自体问题的回答放在20世纪60年代的现实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再探讨。对科西克来说,物自体首先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处于这个社会中的人与其所建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认识物自体就是认识当代的这个关系。

       既然辩证法是研究现实社会历史的方法,那么它能否真正把握现实呢?这是决定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之全部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对科西克来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首先探讨一下科西克是如何解读辩证法概念的。

       “辩证法”(dialectic)一词,在西方哲学史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描述的苏格拉底的对话。它是苏格拉底通过提问、回答的对话方式,帮助学生得出更接近真理的看法的一种教学“助产术”。在不同的哲学中,虽然辩证法的字面意思基本一致,但具体含义不尽相同。比如,在康德哲学中,辩证法意味着理性的二律背反,是理性的困境。黑格尔哲学则给予了辩证法积极的意义,认为辩证法是推动意识经验螺旋上升并最终达到绝对精神的否定力量。而绝对精神在社会历史中体现,还是靠辩证法否定力量的推动。无论描述思想的运动,还是思想外化为社会历史的运动,黑格尔都依靠辩证法这一重要的推手。但是当黑格尔依靠辩证法游走于思想和社会历史乃至自然世界之际,存在着一个模糊不清的裂痕:思想如何与存在相互作用?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终生使用。并且十分重要的,是马克思发现并解决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存在的思想如何与存在通过辩证法相互作用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劳动的认识。通过对劳动的辩证作用的分析,马克思富于启发性地解决了社会历史何以可能以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何以可能的重要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可能被建构以及被认识和改造的问题。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中思维如何与存在相关联的问题。科西克直接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以及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劳动角度对社会历史进行的分析,比较具体地回答了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辩证法何以可能把握现实社会历史的问题。

       在1963年出版的《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科西克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辩证法的思想。科西克辩证法基本上遵循了黑格尔所开创的将辩证法视为思想意识运动过程的思路。“与伪具体的世界不同,实在世界是一个在人类意识中正在实现真理的世界,一个真理并非在其中被给予的、既定的、被复制的、既存的、不变的世界,而是真理在其中发生着的世界”。②科西克将这个运动过程具体表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相当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在其中实在在所有层次和方面被理智地再现。”③科西克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具有浓厚的黑格尔主义特征,甚至是照搬了黑格尔的思路。他说:“考察的意义就在于,在螺旋运动中,它达到了在开端尚不知道的结果,因此当开端与结果在形式上一致时,思想确实最后达到了内容上与开端不同的东西。思想从一个混沌的、多变的、直接的整体观点达到了抽象的概念决定性,并且在整合它们时,它又回到了已经不再是未被把握的、变化多端的直接感性整体。从‘对整体的混沌观念’到‘许多决定性和关系的丰富总体’的过程等同于对实在的把握。”④

       科西克进一步指出,在辩证法的视野中,总体应当是具体的,整体与部分、现象与本质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中,而不是如同当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将某一个方面抽象化。“……辩证思维认为人类认识以螺旋运动的方式前进,其中任何开端都是抽象的和相对的。如果实在是具体辩证结构的总体,那么对它的认识不等于系统地将事实与事实、发现与发现罗列起来;相反,它是一个从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从总体到对立面、从对立面到总体的具体化过程。”⑤“具体化”(concretization)和具体总体(concrete totality)是科西克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具体化”表明了认识的过程性,也说明了认识中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和非抽象性。在强调总体的具体性时,科西克特别纠正了那种将整体等同于部分的总和的形而上学观点。他认为总体是具有辩证结构的总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如果单独把某一部分突出出来,就是对这一部分的抽象化,只有将部分置于整体中才能达到对部分的理性把握。科西克之所以花费一定时间研究“总体”问题,从理论上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回应德国古典哲学对“总体”问题的讨论。他关于此问题的辩证思考,否定了将“总体”或“部分”单独突出出来的德国哲学中错误的抽象倾向,为他进一步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比如对经济和经济人的分析起到了理论奠基作用。

       对科西克来说,辩证法还要求区分“具体总体”和“伪具体”。“伪具体”是形而上学抽象思维方式的产物,它将某个单一的原则抽象出来,比如还原主义就是这种做法。还原主义设定了某个不变的、最终的原则,并将其他丰富的要素和现象还原为这种单一的原则。伪具体是当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流行的思维方式,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异化的、片面的世界图景,并试图使人们接受这种图景。

       二、伪具体世界批判

       在分析社会历史现实时,科西克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首先区分了现象和本质。现象和本质的区分是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传统。康德将世界区分为物自体和现象界,现象界可以被感知,而关于物自体,除了思想其存在,一切都是不可知的,在现象界和物自体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黑格尔吸取了康德关于物自体和现象界的区分,用现象和本质这样的术语取代康德哲学关于现象界和物自体的二元对立,认为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现象是本质的表现,本质则是现象的显现。马克思和科西克基本继承了黑格尔这一思路,并将其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科西克认为,对社会历史本质的分析必须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开始。他用“伪具体”(pseudo-concrete)一词来概括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术语和“具体的总体”(the concrete totality)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伪具体”是辩证法所批判的对象,也是辩证法进行社会历史批判所由以出发的开端。“具体的总体”是辩证法所经历的过程和最终的目标,是现实社会历史运动所要达到的丰富状态,是人的全面发展所由以实现的社会阶段。

       因此,科西克的重要工作,就是透过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伪具体的社会现象,辩证地把握其内在的本质。他从人的当代性质、生存状态、活动方式等几个角度对当前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批判。

       首先,人是片面的、抽象的经济人(Homo oeonomicus)。当前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是一个受经济必然性支配的社会。经济现象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最熟悉的事实。因此,对科西克来说,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首先就是对这种由经济生活所抽象而片面地决定的“经济人”的批判。在这种由经济必然性所决定的社会当中,人的属性被抽象为由经济系统所确定的单一特性,其丰富性则被忽略了。科西克认为传统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人”概念就是这种状况的集中表现,它集中体现了当前抽象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对人们思维的控制和社会现实的片面性程度之高。在他看来,当前的科学和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辩证理性的纬度,成为控制人们思想的抽象的和片面的思维方式。“对人的科学认识的理想状态在于,最大程度地将其主体性、偶然性、特质抽象出来,把人变成可以建构、描述并最终运用数学的方法阐释的物理值,就像其他任何经典力学中的值一样。”⑥科学概括了理性思维的过程,它将对象转变成可以运用数学等科学方法分析的对象。如果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衡量人,那么人就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自然科学的方法之所以如此盛行,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已经被严重抽象化了。它剔除了人的无限丰富性,而仅仅凸显出社会对某一种或几种特质的要求。比如,科西克认为,经济学仅仅强调了某些性质,而忽视了经济体系中的其他不十分必要的性质,因此就是抽象的,不能描述真正的人类世界,或者说,它将这个伪具体的世界视为真实的世界。因而,在这样一个经济系统中,人就只培养出适合这个经济系统的特质,发展那些适应这个系统的潜力,最终实际上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其次,人处于“烦”的生存状态之中。科西克采用了海德格尔的“烦”(care)来描述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在科西克看来,“烦”不是一种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状态来代替的消极的心理状态。它是在经济社会中个体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对象性活动”本身内在所有的方式。就是说,它内在于当代人的生活,无以摆脱。“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功利主义实践(practical-utilitarian)的世界与人相对立,烦就是个体纠缠(entanglement)于这种关系。因而,对象性关系作为操控、手段、目的、规划、障碍、成就等的世界——在个体的实践中而不是在他的直觉中——展示自身。”⑦烦是伴随功利主义实践的一种状态,它意味着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异化,意味着主体的拜物教化。

       再次,人类活动异化为“操控”,而不是“实践”。科西克指出,在当前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作为抽象“经济人”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已经以一种功利主义实践的形式异化为“操控”(procuring或manipulation)和“被操控”的关系。科西克运用海德格尔使用过的procuring一词形容与“烦”相伴而生的功利主义实践。科西克认为劳动(labor)是18世纪德国哲学传统的重要术语,但当代工业社会的活动应定义为“操控”(procuring)而不是“劳动”。“操控”是当代人类活动的否定方面,因为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本身已经是异化的存在,碎片化和现成性(ready-made)是其重要特征。“从‘劳动’到‘操控’(procuring)的转化以一种神秘化的方式反映了人类关系中加剧了的拜物教过程,通过这种拜物教化,人类世界作为一个工具、用具、关系的现成世界,作为个体社会活动的舞台,作为他的主动性、就业、普遍性(ubiquity)、辛苦劳作的舞台——作为操控,向日常意识(如同在哲学意识形态中确定的那样)揭示了自身。个体游走于器具和工具的现成(readymade)体系,如同它们操控自身一样操控它们,很早就‘丧失’了任何关于这个世界是人自身的产物的意识。操控弥漫于他的全部生活。工作已经被分割成数千件相互独立的操作,每一种都有各自的操作者和执行者,无论它是工业生产还是白领工作。操作者面对的不是工作(work)而是它的被抽象分割的片段,它未对这些片段提供关于工作整体的总体看法。操控者把整体看做是现成的东西,关于它的产生,仅有一些细节,并且这些就其自身而言都是非理性的。”⑧

       最后,科西克批判这种功利主义的实践形成了一种“日常思维”(routine thinking)而不是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种日常思维和功利主义实践相互作用,形成了肤浅的现象世界,在这个现象世界中,现实的本质被掩盖,所流行的只是对周围事物、人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操控或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维丧失了批判性,丧失了自我意识和主体性,沉沦于日常性,由此而产生的实践活动也不是批判的,不是革命性的,而是不具有“实践”特征的“操控”。科西克说:“当前我们所说的实践是历史地决定的、片面的、碎片化的个体实践,它以分工、社会的阶级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地位的等级化为基础。”⑨这种操控性的实践,形成了一种看似“自然的”日常生活状态,它对人们来说是如此地熟悉、正常乃至亲切,以至于人们在它的控制下完全丧失了辩证思维的批判性,混淆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差别。“在伪具体的世界,事物在其现象中隐藏和展示的现象方面,被认为恰好就是本质,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别消失了。”⑩反过来说,要揭示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发现现实社会的本质方面,必须克服这种“日常”思维,超越这种“操控性”实践,形成辩证思维,实施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由于在这种“日常”的状态中,人与可操控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高度同化,以至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异化的关系,主体沦为被操控的对象,而对象自身则成为主体。“在操纵(manipulation)和操控(procuring)的世界中,个体可能如此彻底地沉湎于对象性(objectivity),以至于他的主体沉沦于此,而对象性自身则突出出来成为现实的尽管是神秘的主体。”(11)

       三、把握社会历史的可能性条件

       辩证法是科西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探讨扬弃这种社会之可能性的思维方式。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仍然局限在思想领域,尽管说他以辩证的视角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为人们提供了辩证法视野中的社会现实图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思想如何打通与存在之间的界限,即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何以可能把握现实社会历史。“把握”一词在这里并不仅仅意味着在辩证法视野中的现实图景(即认识层面的含义),还意味着现实社会历史自身如何朝着辩证法所要求的方向发展,是实现现实的辩证历史运动(即存在论层面的含义)。这也是科西克的建构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观所回答的问题。

       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脱离人的纯粹物的历史。脱离人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社会运行的规律和趋势总是与人们的思想认识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对科西克来说,辩证法与社会历史的相互作用,首先意味着人对社会历史的建构作用。这种建构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间接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建构主义最初体现在数学和几何学中,比如尺规作图就是一种建构主义思维方式。建构主义在哲学中产生较大影响和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有关。康德借鉴哥白尼天文学中视角转换的方法,颠倒了传统柏拉图主义从客体到主体的表象主义认识路线,创立了从主体到客体的建构主义认识路线,即客体是主体所建构出来的处于认识中的对象。黑格尔深化了这一认识路线,认为认识主体还需从对象返回自身,再从自身达于新的对象,因此认识不过是主体对自身的螺旋上升的认识过程。马克思继承了这种建构主义的思想路线,但赋予了其唯物主义的历史内涵。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不只是思想意识中的对象,主要是主体现实的、感性活动的对象,主体也不是抽象的思想意识,而是从事现实的、感性活动的人。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建构主义看法,很可能受到维科(Vico)的影响,认为社会历史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观对科西克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科西克多次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建构主义看法。这种建构主义历史观将历史主体和社会历史对象在实践的基础上沟通起来,也使得辩证法实现把握社会历史的功能成为可能。在这段陈述中,科西克的建构主义观一目了然:“……现实可以以革命的方式被改变,只是因为,并且仅是如此,我们自身形成了现实,知道现实是由我们造就的。就此而言,自然现实与人类—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此,即尽管人可以改变、改造自然,可以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造人类—社会现实,但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自身形成了现实。”(12)科西克还指出:“……如果,不证明人就是真实的历史主体(即实践),如果不证明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造就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果不证明在形成客观社会现实的过程中,他也作为具有人的感觉和潜能的历史和社会存在形成了自身,因而意识到无限的‘人化’过程,甚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个整体关系都是抽象的。”(13)由此可见,在科西克看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社会历史。人类生产活动是连接辩证法与对象世界的中介。只有通过现实的人类生产活动,对象世界和人自身才能被认识。这就是科西克解决思维和存在二元分立关系的基本模式。

       科西克关于历史的建构主义观点,内在地蕴含着超越伪具体性、实现具体总体所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换句话说,辩证法把握社会历史的可能性条件就在于,社会历史主体具有辩证的思维方法,主体从事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取向。

       第一,社会历史的主体具有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具体的从事感性活动的有限人类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科西克继承了这一基本思路,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具有积极能动性的从事生产劳动的主体。因此,社会历史从来不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它是“人化”过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仅外化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使得思维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得以现实化,从而把握社会历史。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辩证的思维方法,人类活动并不必然导致“具体总体”的生成。这意味着生产活动的主体,必须是具有辩证思维的主体,生产活动必须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只有这样,“具体总体”的生成以及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才成为可能。辩证思维方法是否定现存、在既定中看到运动变化的思维方式,它不承认一切权威,运动变化是其永恒的追求,集中体现了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在科西克看来,只有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才可能具有辩证的思维方法。那些沉湎于日常思维,丧失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的人,不具有成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可能性。现代工业社会造就了大量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舒适、安逸,却没有意识到或不承认日常生活奴役性的、从事机械的碎片化工作的活劳动机器。这些人作为活劳动力是资本增值的源泉,但如果不具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具备将社会视为通过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而实现辩证运动过程的意识和行动,他们将很难摆脱作为资本活劳动力的地位。换句话说,所谓的社会历史客观的运动规律,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它离不开思想意识的作用。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掌握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历史实现向具体总体的变革。这不但是社会历史中物质资料生产积累的客观要求,也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因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总是追求物质产品积累的人道主义方向。

       第二,历史主体的实践必须是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在科西克看来,实践是一个基本的哲学概念,是奠定其建构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概念,也是使辩证法得以现实地把握社会历史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将实践视为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并没有对实践做出细致的区分。科西克深化了实践概念,将其区分为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和工具理性主义的实践(操控)。操控是科西克所批判的当代社会实践的方式,是实践的一种异化形式。“操控是就其现象而言异化了的形式,并不指向人类世界(人、人类文化、人化自然的文化的世界)的产生,而是表现了日常的操控性实践,人置于既定‘事物’或用具的体系之中。在这个工具的体系中,人自身成为操控的对象。操控这种实践形式将人变成操控者或者操控对象。”(14)操控和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差别还在于操控缺乏人道主义性质。“作为人类实践的普遍物化形象,操控不是生产和形成对象的—实践的人类世界的过程,而是对既定的工具(作为文明的源泉和要求之整体)进行操控。人类实践的世界是对象性的—人的现实的产生、生产和再生产,而操控的世界是一个由既定的工具和对它们的操控(所构成)的世界。”(15)操控所造成的世界只是伪具体的世界,这个伪具体的世界只突出人的潜力的某一个方面,并将其抽象化,而并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也不能推动社会总体性的实现。

       第三,批判的革命的实践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取向。将实践与人道主义在哲学的层面紧密相关,是科西克实践观的显著特征。他认为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来解读实践,实践本身是一个人道主义概念。“实践属于人类学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概念是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论战中已经被强调的现代哲学的结果,是人之创造的权威特征,属于一种形而上的实在。”(16)人类在建立人道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完成对现实世界伪具体的批判和揭示。“人类实践的形而上形成(onto-formative)过程是形而上学可能性即理解存在的基础。形成(社会—人类)现实的过程是揭示和把握现实总体的前提。实践作为形成人类现实的过程也是揭示宇宙和存在自身之现实的过程。”(17)科西克将实践提到形而上学的高度,赋予实践以人道主义的含义,充分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追求。反过来看,即使是在当前的工业社会,在操控成为普遍的、异化了的实践方式的条件下,人道主义也应当成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尽管操控本身是排斥人道主义的,但必须产生真正的社会历史主体,必须对操控进行批判的、革命的改造,在一个充斥着资本利益和经济人的、受经济必然性控制的社会,追求人道主义的实现。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的结尾,科西克引用了康德关于人类提出的四个问题,再次表达了他对当前工业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人道主义关怀。对科西克来说,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人道主义的追求就是实现自由。但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自由,他并没有具体展开。

       四、结语

       科西克的辩证法继承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思路,将辩证法视为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过程。他的创新在于,试图用辩证法把握当代工业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他以“伪具体”这一重要概念分析批判了当代工业社会的异化性质,以辩证法为切入点,回答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究竟能否认识当代工业社会的实质?对他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具有辩证思维的历史主体、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是辩证法把握社会历史、实现“具体总体”的三件法宝。在强调辩证法把握社会历史的作用时,他将辩证法视为理性的方法,就是说他关心的是理性如何把握社会历史。但问题在于,除了理性,情感、意志、感觉在把握社会历史时没有任何地位吗?科西克在谈到存在主义时,提到了“存在主义的片段”(existential moment),也不排除存在主义所表达的秘境是理解社会历史的一个纬度,但这并不是科西克关注的重点。他始终是一个继承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乃至卢卡奇的理性主义者。

       注释:

       ①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Karel Kovanda with James Schmidt,trans.,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6,p.6.

       ②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p.7.

       ③Ibid.,p.15.

       ④Ibid.,p.14.

       ⑤Ibid.,p.23.

       ⑥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p.53.

       ⑦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p.37.

       ⑧Ibid,p.39.关于procuring一词,(参见: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将其译为“操持”,非常准确地表达了海德格尔对科西克术语的影响。本文考虑到当时关于procuring、manipulation等词所表达的意思在东欧其他思想家,比如Ivan Svitak等人的思想中也比较流行,但Ivan Svitak等人并不喜欢使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因此为了方便与东欧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这里译为“操控”。

       ⑨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p.2.

       ⑩Ibid.,p.3.

       (11)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p.47.

       (12)Ibid.,p.7.

       (13)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p.30.

       (14)Ibid.,p.39.

       (15)Karel Kosik,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A Study on Problems of Man and World,p.41.

       (16)Ibid.,p.136.

       (17)Ibid.,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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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克:辩证法如何才能把握社会历史?_康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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