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有强[1]2004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英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的英国，对在国内战争中日益取得胜利并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比其主要盟友美国更加灵活务实的对华政策。本文对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的外交政策及其背景进行了研究。 在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文对1948年至1954年期间内英国对华政策问题的基本框架及其演变进行了探讨。第一章分析和描述了战后初期英国对华的基本政策及其调整。第二、叁章则主要研究1948年底到朝鲜战争这段时间内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论文着重分析了英国政府在诸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问题、香港的地位以及英国在华商业和英国对朝鲜战争的立场等问题上的考量和政策制定过程。论文第四章较为详细地分析总结了影响英国这段时期对华政策制定的若干重要因素，诸如：战后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围绕中英关系的经济考量、香港地位问题、战后国际形势与英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考虑等。论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外交是以务实为特征的。
徐蓝[2]2009年在《中国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30年》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领域。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国学术界一般把对战后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研究和评论归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领域,从而开启了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大门。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学者能够从世界各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解密档案资料,使中国的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中国学者在战后国际关系史的整体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外关系研究、欧洲一体化史研究、非殖民化研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杨泽喜[3]2011年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文中研究指明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当然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时代背景、历史任务不同,因此,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毛泽东时代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样因为不同时期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发生变化,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及时调整外交战略,以实现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关于毛泽东时代不同历史时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选择的作用,本论文认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指导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的制定,解释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的合理性以及整合社会合力以推行对苏对美外交战略。在一定历史背景下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作用有限,它是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真正决定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还是国家利益。第一章首先解释意识形态、外交战略等相关概念,论证意识形态与外交战略之间的关系。概念是立论的基础,概念不明确,论证就等于是在沙堆之上建塔,得出的结论自然缺乏说服力。其次论述毛泽东时代作用中国外交战略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毛泽东时代不同历史时期表现特征明显不同,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时期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发生变化,中国外交战略随之发生变化。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是对所发生的外交战略变化相应进行指导和解释,以及整合社会合力顺利推行外交战略。第二章旨在论述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中国共产党联苏联美外交战略。以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现实诉求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特征,主要体现为在国际舞台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地位和在中国寻求社会革命与社会进步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采取联美外交,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拒绝组织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采取联苏外交,终于打败反动政权,将中国建成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中国化的内涵集中表现为民族主义现实诉求,联苏联美是这一诉求在外交战略上的反映。第叁章探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解释联苏反美外交战略的合理性。新政权成立后,美国不仅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还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国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利益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严重损害；中国与苏联不仅有相同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苏联同中国一样也遭到美国的遏制与封锁,构筑中国联苏反美外交战略具备了现实的基础。联苏反美外交战略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一阶段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表现特征是社会主义理性追求,这一意识形态表现特征在中国外交战略上的反映是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以应对美国对华遏制的严峻形势。第四章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扩大化如何影响中国反苏反美外交战略。这一时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表现特征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国内建设出现严重“左”的错误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发生错误估计,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逐渐影响到外交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没有解除,苏联由盟友演变为中国敌人,中苏两党关系由分歧到分裂,两国国家关系也逐步走向破裂,中国安全环境非常严峻。中国政府采取反苏反美外交战略,以有限的国力同时反对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局势渐趋缓和,中国采取激进外交战略虽然也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代价太大,反苏反美外交战略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五章详细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作用下中国联美反苏外交战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表现特征体现为淡化阶级斗争,中国外交开始向客观务实的方向转化。文革时期的极“左”外交使中国外交陷于低谷,而苏联武力威胁显着上升,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逐渐恶化,中国领导人在国家安全上的认识与判断开始超越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传统认识选择联美反苏外交战略,具体体现为联合第一世界的美国,第二世界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广大第叁世界发展中国家,构筑反对苏联战争威胁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外交战略的重大转折,缓解了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选择全方位和平外交战略提供了某种思路与经验。
徐黎[4]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对在华外资企业政策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取缔其在华特权,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在华外资企业这一复杂、艰难的具体问题时,并未停留在“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口号层面上,而是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探索具体的政策和办法。解放战争前,中国共产党对在华外资企业还基本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张没收在华外资企业；土地革命时期,对在华外资企业认识逐渐实现了从没收到有条件利用的转变,转变的原因是共产国际的影响和中共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加深。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表示要积极争取国外的经济援助,允许和鼓励外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战后利用外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设想。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共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开始更多地直接面对在华外资企业。中共从恢复和稳定城市经济秩序出发,实行了保护在华外资企业所有权,允许其在遵守政府法令下,维持正常经营等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主张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交流与合作,执行直接利用外资的政策；就外国在华企业,党中央在坚决取消外资企业在中国拥有一切特权的基础上,对其实行了监管和利用的政策。监管就是使其遵守人民政府法令,规定其经营范围,反对投机经营和违法经营；利用就是运用其人力、资力和国外的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新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战前趋于缓和转变为敌对状态,利用西方国家在华外资企业的政策面临新的考量。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经济往来的严重受阻,迫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优先选择以苏联计划经济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华经济援助的实践及其经济建设的经验；同时,中国利用西方国家在华企业的可能性大为降低,政策实践全面停顿,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生存空间逐渐丧失。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全面改造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从此,在华外资企业开始在上海等城市出现大量衰退的局面。中共在对在华外资企业改造的实践中,探索出了以“转让”为主的挤压方式,运用合理、合法的经济手段完成了在华外资企业的改造,通过商业谈判完成对在华外资企业资产负债的转让和企业职工的安置,最终将其转化为国营企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在华外资企业基本退出中国。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全线退出,一则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生存空间,二则表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天然“敌视”,存在着对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偏爱”。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形成了监管、利用和清退在华外资企业的系列政策。在政策的探索实践过程中,理论的错误与正确交织,产生的经验与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回顾与反思1946—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政策,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历程的应有之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将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有益的启示。
孙艳飞[5]2011年在《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英建交问题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建国以后,集中考察中英关系在建交问题上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中英两国分属于不同的阵营,然而它们并非完全遵从苏、美意志的国家,而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对外政策。中英两国国力在20世纪下半期发生了方向相反的变化,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逐步上升；英国的国力不断削弱,国际地位逐步下降。这就导致了在此时的中英关系中中国处于主动,旧中国时期那种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要明确的一点是,英国意欲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不表明英国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中英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本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新中国成立前英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其实力已经大大削弱,在华影响与地位也显着下降。为了维护在华利益,英国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第二部分是关于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仅3个月后,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由于经济因素、香港问题、国际冷战大背景以及苏联和美国政策的影响等,中英关系没有得到正常发展。英国作出了不同于美国的抉择,显示了其现实主义外交特性。第叁部分反映了中英建交谈判历程的曲折和复杂。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和英美“特殊关系”决定了英国在承认新中国后就一直停滞不前。中英两国在1954年建立“半外交”关系。直到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后,中英两国才正式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中英两国虽然在香港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矛盾,但新中国当时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策,保持了香港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后,中英双方抓住中美关系改善的历史机遇,妥善解决了两国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清除了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最后是本文的结语部分,此时的英国外交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特点,然而,为了维护大英帝国昔日的光辉,英国常常借助美国的影响来彰显其实力。中英之间的关系变化,集中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和英国都适时调整外交关系,从而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陶海洋[6]2013年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文中提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叁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叁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叁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邵鹏鸣[7]2018年在《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文中研究说明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它不仅只影响中美两个国家,而且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会对相关周边国家和世界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国际上又一次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特别是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关于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成了各界关心的焦点。基于此,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中国在2018年到2050年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中美之间到底会不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好中美关系,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本论文主要采取了层次分析法、利益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心理分析法等分析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美国历来对华政策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因素,中美“权利”比较及“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美国制约中国的可能选项和办法,该陷阱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该陷阱等。本论文研究发现中美“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具有非伪性。这并不像很多乐观的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中国在实力方面不能、在意图方面不愿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之间不存在对抗和“战争”的可能性。本论文认为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主要取决于美国,从美国的对华政策历史和现阶段美国拿捏中国的选项和方法来看,尤其是再加上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特点,中美之间很有可能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本论文的研究既有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认清中美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及其本质,也有助于了解全球其他国际事务与中美关系的关联性,因此,这便于中国更好地认识和处理好双方关系,尽可能地避免中美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及其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所需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谢宜蓉[8]2011年在《1997-2010英国对中国及香港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揭开了中英关系的新篇章。1997年至今的13年中,英国更换了叁位首相,暗示着中英关系在这段期间内经历过的叁个时期:布莱尔时期、布朗时期和卡梅伦时期。英国首相拥有组阁权,不但可以任命内阁成员和组成内阁委员会,更可以分配决策权给各部门及其所负责的项目。英国首相甚至可以决定不参与对外决策,但是根据英国传统首相从来都不会放弃这项权利。所以,首相在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是相当有影响力,因此他/她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不同的首相或许主张不同的对外政策,但是政策的持续性是英国的外交传统之一。在对外政策上,新工党向来注重道德规范,而保守党更加关注经济利益。1997年后,英国延续了其对香港的报告制度以及对香港600万居民“道义上的义务”。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后,负责为香港人起居生活而制订“安置”政策的港英政府不复存在,英国政府直接参与对港“获益”政策的制定。另外,英国不再视香港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发展中英关系的一个新的契机。中英两国更在香港回归后日益建立起如同英国与美国般亲密的“特殊关系”。1997年后,英国在敦促香港民主进程上更积极寻求欧盟的合作。基于1997后香港身分发生变化,英国调整了相应的对华及对港战略;中国与香港是分开的经济体,也是英国亚洲战略中的两大重要基地。中国香港尽管不再是影响中英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中英关系中仍旧保持着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
李继高[9]2017年在《英国对中国的飞机贸易及其政策演变（1954-1972）》文中提出东西方贸易管制,是美苏冷战对峙的产物。在巴统出口管制的所有产品中,飞机是最具代表性的物资。飞机兼具民用和军事双重属性,巴统飞机贸易的管制和政策,集中反映了冷战时期东西方贸易的基本特征。本文即是通过叙述美国和巴统贸易管制体系下,英国对中国的飞机贸易及其管制政策,并以此来关注和研究冷战时期东西方贸易关系的相关问题。英国对中国的飞机出售及其政策变化,与冷战和地区局势密切相关。新中国的成立,与巴统的建立几乎同时。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开始都被纳入巴统军需品禁运清单。而在巴统正式活动之前,英国就开始对中国进行飞机出口限制。朝鲜战争结束后,冷战局势趋于缓和,美国和巴统的贸易管制得以放松。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英国飞机工业陷入发展困境,成为其推动对华飞机出口的直接和内部原因。而中苏关系也在此时恶化,并影响到两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包括航空产品和技术。中国开始将对外贸易的重心,由苏东转向西欧国家。正是在上述背景和条件下,英国才开启了对中国的飞机贸易。此外,中印关系的恶化、越南战争的形势、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中英政治关系的起伏、中巴友好关系的建立、世界航空市场的变化、中苏贸易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飞机市场间的联系、中美关系的缓和等众多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英国对中国的飞机贸易及其政策。伴随英国对华飞机贸易及其政策的变化,中英贸易以及东西方贸易的内容、性质和特征也在发生着变化。总体上而言,英国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和力度,宽于美国而略严于法(西)德。在美国对华全面禁运背景下,中国与西欧及日本贸易关系的维系,尤其是英国扩大对华贸易的努力和实践,对中国有着特殊且非常重要的意义。冷战时期,苏东国家和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不同结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者在冷战中的不同结局。此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尤其是中西经济关系的状况,与东西方贸易的总体状况密切相关。
陶亮[10]2012年在《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文中研究说明冷战时期印度的对外政策是根据印度领导人对国内情况和国际局势的认识而形成的,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为此,印度在全球层面和南亚地区分别推行不同的政策。在全球,印度奉行以不结盟为核心的理想主义道义外交,以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核武器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具体目标,维护世界和平；在次大陆,印度推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政策,维持继承的殖民遗产,维护巩固其在次大陆的主导性地位。这两者都服务于印度的国家安全,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尼赫鲁时期印度外交的关注点是全球事务,尼赫鲁之后,印度把中国视为现实的最大的外部威胁,印度外交的重心转向次大陆,以应对中国为主要目标,但是印度没有放弃在全球的不结盟道义外交,只是在国际事务上倾向于苏联。不结盟道义外交为印度赢得了与其国力不相符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较高的声誉,使印度的大国理想得以实践,并获取了巨额的“冷战红利”；同时全球的理想主义道义外交一定程度了冲淡了印度的地区霸权政策。外交中的道义性能树立国家良好的形象,可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所谓中国因素始终是印度对外政策中的主导性外部因素之一,在印度的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威胁”在印度决策中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这种考虑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公开的,时至今日,这种情形并无根本性改变。
参考文献：
[1]. 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演变[D]. 付有强. 四川大学. 2004
[2]. 中国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30年[J]. 徐蓝. 冷战国际史研究. 2009
[3]. 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中国对苏对美外交战略[D]. 杨泽喜. 武汉大学. 2011
[4]. 中国共产党对在华外资企业政策的研究[D]. 徐黎. 西南交通大学. 2014
[5]. 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英建交问题的历史考察[D]. 孙艳飞. 安徽大学. 2011
[6]. 《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
[7]. 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非伪性[D]. 邵鹏鸣. 外交学院. 2018
[8]. 1997-2010英国对中国及香港政策研究[D]. 谢宜蓉. 外交学院. 2011
[9]. 英国对中国的飞机贸易及其政策演变（1954-1972）[D]. 李继高.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0]. 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D]. 陶亮. 云南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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