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民族史：全球史在德国史学界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民族论文,全球论文,在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8）06－0033－08
全球史观（Globalgeschichte）是研究与描述世界历史的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它摈弃了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学编纂传统，关注不同人群、不同社会、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力求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视角出发重构世界历史[1](p.39)。全球史观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霍格森等人的史学著作点燃了对“新世界史”的论争，并由此引发了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反思。经过40多年的发展，全球史观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的范围，辐射到世界其他国家。近年来，全球史观在德国史学界也掀起热潮，并呈现出“跨民族史”的形式与特色。本文拟对德国史学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跨民族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跨民族的内涵和研究方法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等进行探讨。
一、跨民族史兴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
德国曾经是西方史学的中心，是近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倡导“据实直书”，重视原始档案，将档案文献视为惟一可靠的史料来源；主张史学为民族国家利益服务，把民族国家的政治史作为研究重点，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与叙述的基本单位。历史主义意识在德国史学界根深蒂固，它曾排斥一切与之相抵牾的理论探索与学派，例如斯宾格勒的宏观文明比较研究，以及兰普瑞希特的文化史学。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兰克历史主义学派趋向于衰落，在西德史学界出现了批判社会史学派。这一学派把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和进程上，借鉴社会科学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以“民主”和“自由”（而不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准则，对德国的历史主义学术传统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但是，批判社会史学派的研究止步于“民族中心的社会史”[2](p.24)，仅仅关注德国社会内部的发展，连西欧国家都少有涉及，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现象的描述更是鲜见[3](p.466)。两德统一后，德国史学界一度热衷于强调民族文化的同质性，民族国家史的传统范式又重新回归。
然而，德国人并不缺乏书写世界历史的热情。早在中世纪，弗赖津主教奥托便从世界史的视角撰写了8卷本的《两国的编年史》①。在崇尚理性、奉行世界主义（Kosmopolitismus）的启蒙时期，德国人文学者对世界历史和历史哲学萌生过浓厚的兴趣，写出了《人类历史的哲学猜想》②、《世界通史概要》③、《世界史之我见》④、“世界史的含义及研究目的”⑤等著作和论文。赫尔德所著4卷本《人类历史哲学思想》、康德所著《一个世界公民的通史观念》和黑格尔所著《历史哲学》等等探索人类历史命运的著作，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历史的性质。20世纪初期，兰普瑞希特为首的文化史学派也出版了多部世界历史专著；这一传统在原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历史系得以继承，该系的世界史学家在进行亚非拉殖民史和革命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欧洲与非欧洲地区的历史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试图展现以社会的变迁而非民族国家的演变作为阐释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新思路[4](p.20，pp.1057～1058)。从上述情况来看，全球史观在德国并非没有思想的和学术的基础。
历史学家虽然以描述和解释过去为己任，但是他们的历史研究却常常出于对现实的关怀，出于对当前某些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解释的需要。
1989—1990年，随着柏林墙倒塌与东欧剧变，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西欧）的历史开始进入德国史学家的视野。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跨国化解决方式，都促使德国史学家的目光逐渐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更加关注欧洲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20世纪末叶，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5](p.10)。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思维局限性格外凸显，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封闭的、内聚的和边界清晰的统一体⑥ 的思想备受质疑。历史学家日益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许多事物只能在全球紧密关联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和阐释。事实上，德国历史学家这时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生活和学术发展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社会流动性加强，研发与生产中心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而就业人口向高收入地区转移，随之出现了社会稳定感丧失、失业率提高和福利水平下降等等后果，在德国民众中引发了相当大的恐惧和迷茫心理，他们需要思想学术界对这一切作出解释，帮助他们理解这种社会变迁，帮助他们重新在社会生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跨民族研究”、“全球化社会学”、“全球化政治学”、“全球化文化学”、“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全球化国际关系学”等等一系列交叉学科纷纷建立，对历史学构成了严重挑战。正是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之下，德国学者不得不开始了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向，这一转向直接导致了跨民族史的兴盛[6]。
如果说，跨民族史的兴起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需求，那么如何从事跨民族史研究则受到当代学术思潮的影响[7](p.5)，特别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众所周知，西方很多重要的思想观念均形成于启蒙时代。科学、理性、人本、进步构成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原则，并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社会发生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人们开始对启蒙时代以来所深信不疑的理性追求产生动摇，对战后西方社会的弊端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这导致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诞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提出质疑，虽然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感应相对滞后，但也无法避免它的猛烈冲击。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例。福柯对西方的知识史和认识论历史作了考证，发现历史并非是“连续不断地进步的统一过程，而是在权力的暴力作用下产生的无数碎片组成的网状体”[8](p.174)。在他看来，传统史学家以编写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为己任，其实是在做着与其使命背道而驰的工作。受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赛义德以其《东方学》一书开创了后殖民主义研究。他用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西方与东方，即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以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发现西方殖民者文本中的“东方”或“非西方地区”并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而是作为理性和进步的对立面，作为凸显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他者”而被西方话语虚构出来的概念，这一概念当中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歧视与偏见，反映了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和西方的“学术霸权”[9](pp.620～629)。后殖民主义对西方现代主流话语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动摇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观念，也动摇了传统史学范式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德国史学界引发了热议⑦，后者甚至受到一些史学家的“狂热追捧”[3](p.467)。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发展离不开与非西方地区的接触与互动[10](pp.496～498)，那种沉迷于西方／非西方、欧洲／非欧洲、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的二元思维，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别，将他者“他者化”的史观急需改变[3](p.476)。这种意识的转变，促使人们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与批判，促使研究者更多地挖掘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相似与亲和之处，而较少探究其相异与差距之处，从而推动德国的世界历史建构方式发生了改变——“文化交流”、“互动”、“融合”、“多元文化”等等成为新的热门词汇，跨民族史学理念产生了[5](pp.9～10)，[11]。
二、跨民族史的内涵
什么是跨民族史（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从词源来看，“跨民族”（transnational）一词是由拉丁文“trans”（跨越）和“natio”（部族）复合而成的新造形容词，在现代德语里“Nation”的含义已经演化为“民族”和“国家”，因此这个偏正词组也可译成“跨国家史”或者“跨民族国家史”，特指一种突破了民族国家界限、在民族国家历史的背景下着重挖掘跨民族互动和全球性联系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范式。
德国史学家所进行的“跨民族史”研究，既包括对德国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的历史的研究，也包括世界史编纂体例的改变和对超出民族国家构建之外的各种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12](p.50)。不仅是在学术实践上存在差别，德国史学家对“跨民族史”概念的解释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一种观点认为，“跨民族史”就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各个人类群体相互接触和交流的历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跨民族”就是“超越一切民族”，“跨民族史”应该以凌驾所有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为惟一单位，来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全部现象与关系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将前一种观点称为强调微观的跨民族史，而称后一种观点为强调宏观的跨民族史。但是，不管强调哪个方面，这两种解释都与“全球史观”不谋而合。正如德国学者所说的，“跨民族史”的出现，使得“世界史的书写由过去常常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向新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转变。这种新的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不以历史哲学所臆造并阐释的单位为单位，而是以多种多样的联系和互动为观察客体”[6]。所以，对于从地理意义上来理解“全球史观”的人来说，“跨民族史”与“全球史观”之间似乎还有差别；但是对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来理解“全球史观”的人来说，“跨民族史”与“全球史观”之间不妨画等号。只是德国的史学家更喜欢使用“跨民族史”这一概念，认为它比“全球史观”更加清晰、准确，更具有亲和力。在“跨民族史”的概念之下展开全球范围的研究乃是题中之意，既可以让研究者将漫无目的的目光集中到一个可以全视的（例如以德国为中心或是以欧洲为出发点）空间上，也可以使研究者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因为尽管很多德国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超越单一的地区、文化、民族或宗教空间，但是对于这些在民族史范式的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家来说，他们所真正熟悉的也许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具体事件或一个有限时段的历史，“全球史观”所强调的广泛的、相互联系的和宏大的背景，很可能一开始就会引起他们的惶恐和抵触[6]。
德国跨民族史具有以下特色：第一，空间上，研究重点集中于欧洲，但是对于跨大西洋、跨东欧—巴尔干—土耳其、跨非洲的历史也有涉及[13](pp.26～27)；第二，时间上，研究重点集中于18世纪以后，即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后；第三，内容上，以研究文化交流为主。
德国的跨民族史研究之所以以文化交流作为主要内容，是由于受到法国学术界的影响。以米歇尔·艾思潘（Michel Espagne）和米夏艾尔·维尔纳（Michael Werner）为代表的一批法国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启发，对客观主义信仰产生动摇，在传统的文化比较研究中倡导“转向”。他们借助于法国档案馆和图书馆里有关18—19世纪德国文化史的文献，辨析法国文化中的“德国元素”，并且研究这些“德国元素”是怎样进入法国文化的。他们认为，迄今为止，历史学家总是一味地在文化共同体中寻找同一性的根源，而对一种文化引入和吸收另一种文化元素的方式和方法从未展开过真正的研究。而且，以往的比较研究方法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只有运用文化交流的观点才有可能发现正确的答案。研究文化交流的学者承认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历史构建作用，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中通常包括两个或多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努力找出它们共有的文化元素，研究这些元素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以及交流和融合的环境、条件以及其他制约因素。
以往的文化史研究通常总是关注“输出文化”对“输入文化”的影响，并且用前者与后者在文化影响力上的落差来解释这种影响。而研究文化交流的学者却努力发现“输入文化”一方自身的需求，认为不是输出者而是输入者的意志决定着文化交流的过程。研究文化交流的学者研究文化的社会载体、传播机制和运用策略，认为文化交流的动机往往在于证实或质疑现状的合理性，在对现状的疑惑中寻找其他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以此来应对彼此竞争造成的压力。这一动机也决定了对交流内容的选择，决定了在对其加以修正以为自己所用时采取的方式方法。研究文化交流的学者指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不受政治变迁的影响的。一般来说，文化史研究往往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叙事，而文化交流研究是一种交流和互动的叙事，由于交流和互动有时明显有时隐伏、有时密集有时稀疏、甚至有时中断和缺失，因此文化交流史常常呈现为一幅不连续的画面。但是研究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认为，交流和互动的叙事比进步和发展的叙事对历史目的论的抵御更加有力，前者不以证实符合自己主观意愿的目的的历史哲学设想为研究宗旨，而是更注重研究外来文化因素在多大范围内、以哪种形式进入本体文化之中，以及双方作出了哪些接纳或是排斥的反应。
文化交流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人群、物资、观念和文化符号系统在空间中的流动，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流动以及所引起的文化融合与互动都包括在内。由研究人群流动可以引出民族迁徙、旅行和移民研究；研究物资流动既包括书籍和艺术品、奢侈品和大众消费品研究，也包括了商业史、运输史、工具和机械史以及生产技术史的研究；由研究观念和文化符号系统的流动则开辟出了思想史、哲学史、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科学史、普通教育史和高等教育史等等研究领域。人群、物资、观念和文化符号系统的互动常常是相互交错的，在文化交流研究的旗帜下，有着不同学科出发点和方法论经验背景的学者们不断开辟出一个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⑧。
这些研究文化交流的法国学者很早就开始了与德国语言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合作，而文化交流的理念进入德国史学界却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和接受这种理念，直到1993年，法国文化交流理念的倡导者之一麦克·艾思潘在柏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才引发了法德学者之间围绕历史比较和文化交流问题，也即跨民族的历史研究方法问题的历时数年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文化交流的理念逐渐获得了德国史学界的广泛接纳。
在德国东部，随着1989年的政治变革，学术研究格局也焕然一新。德国东部史学家较早地接受了文化交流理念，并且运用这一理念来研究德国东部地区与整个欧洲的历史互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莱比锡大学的马提亚斯·米德尔⑨等人与法国学者合作，对18世纪以来的德法文化交流史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90年代至今他们已经出版了《德法文化图书系列》23卷⑩，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论文(11)。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结果消融了历史研究的民族界限，它表明，以前被臆想为同质封闭的民族文化，至少是部分地体现出民族融合的特征；在欧洲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各个社会和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趋势；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缺陷的感知和批判，促使人们寻求外部的榜样和模式；而对外部榜样和模式或是吸收、或是拒斥、或是创造性地融合，一方面能够推动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增进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文化交流研究以“密切相关”和“彼此互动”的思路来解释各个社会的变迁，从而“引起了历史解释模式的根本转变”[12](2007，pp.49～69)，无论是在提供新的研究资料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方面，都对德国跨民族史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2)。由于文化交流研究与全球史研究一样，都极为关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流的前提及后果，在观察当今全球化现象时也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因此在莱比锡大学，文化交流研究与全球史研究两者结合了起来，并且使这里成为德国的全球史教学与科研中心。从2001年起，该大学跨学科的高级研究中心设立了“18世纪至当代跨民族化和区域化”国际博士专业，连续6年开设暑期班，授课题目包括“全球化的历史学、文化学和经济学视角”、“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稳定性结构与统治：对冲突与冲突预防的观察”、“跨民族化进程与保留民族独特性：文化接触中的吸收与拒斥策略”、“世界史、全球史与跨民族史的共性与研究范围”和“全球化的断裂带”等等。同时，莱比锡大学的米德尔教授领衔承担了大量跨民族史研究课题，如“全球视角下的18世纪”、“跨民族视角下的法国革命”、“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编纂学”、“跨民族视角下的东欧：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战略”、“欧洲的跨民族化与文化转移”、“欧洲视角下的世界史和全球史”、“1880—1935年间的世界秩序：全球结构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史编撰与区域研究：欧美对比”等等。
自2000年以来，跨民族史逐渐成为关注热点。除莱比锡大学外，在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康斯坦兹大学、吉森大学、比勒菲尔德大学、奥格斯堡大学、埃尔福特大学等高等院校都有一些跨民族史的积极研究者，其中有些学校还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专业。作为发表跨民族史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的平台，建立了一个网络论坛，即“跨民族史：欧洲与世界文化交流以及跨民族交流历史专业论坛”(13)；另外还创办了3种刊物，即《比较——莱比锡全球史与比较社会史研究论文》(14)、《世界史期刊》(15) 和《历史社会学专业期刊：历史与社会》(16)。近10年来，有20余部有关跨民族史的研究专著或是论文集问世。
德国的跨民族史研究者主张把全球性的意识和局部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关注在民族史范式主导下一向被忽视的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交流进程，将以前已经研究过的问题重新置于全球性的背景之下来进行理解和认识。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1.德法文化交流史；2.跨国移民问题；3.覆盖整个欧洲的公共舆论；4.各个欧洲国家在欧洲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史中的地位；5.德国（或欧洲）与非欧洲地区之间的殖民与后殖民关系史；6.政治与文明社会的历史；7.大帝国及其战争的历史；8.全球规模的经济史；9.气候史与环境史；10.东西方相互观察的历史[14](p.59)。
三、跨民族史的研究方法
跨民族史研究大致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是历史比较的方法。历史比较是一种“对两种或多种历史社会加以系统对比，以探索比较对象的异同及其不同发展过程和相互接触的过程”[15](p.12)。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史学家对比较方法运用较多，几乎成为进行跨民族史研究时首选的方法。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比较方法只是单纯地对表面差异进行对比，虽然比较者的眼界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仍然是某一民族、某种文化或是某一国家，并且将这些看成是稳定的单位或范畴，因而将历史实际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简单化了[16](pp.439～466)。
随着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比较方法的质疑和不满越来越多，另一种研究方法被越来越经常地采用，这就是“双向交流”的研究方法。“双向交流”研究借用人类学“文化输入”（Akkulturation）的概念，把两种民族文化的相遇作为双向交流的历史进程加以研究。“双向交流”研究着重于发现两个民族或两种文化在历史上的共同之处和彼此联系，把注意力放在双方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改变了双方内部的成分和构建上面，通过强调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其特征特性不时有所改变、其界限划分不时有所变更、其定义内涵不时有所更新，来达到克服传统民族国家史范式的局限性、消融民族国家史的僵硬界限的目的[17](pp.611～614)。“互动史”方法与“双向交流”方法相似，或者可以说是由后者派生出来的。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双向交流”方法研究的两个或多个对象，通常在历史上关系比较密切，比如起源于同一种族、生活于相邻地域、同属于一种宗教或是一个贸易圈；而“互动史”方法研究的对象却往往在地域上、文化上、历史上相距遥远，比如研究德国与日本、德国与西南非洲殖民地的互动关系。“互动史”的研究者认为，民族文化不是封闭的系统，每个民族不仅通过保存自己的历史传统，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互动来建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各种交流和互动无所不在，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能是明显的，也可能是隐蔽的，通过这些交流和互动将全球所有的民族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在追踪欧洲与非欧洲地区的历史交往过程时，“互动史”方法尤其强调非欧洲地区对于欧洲、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的反向作用，以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思考方法，取代了以狂妄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西方文化落差”观念为基础的单向的“文化扩散论”和“欧洲影响论”[11]。
跨民族史的第三种研究方法，是将“比较”与“交流互动”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认为，比较的方法和交流互动的方法各有短长。研究交流和互动也必须首先构建一些单位和范畴，否则在研究文化转移和融合的过程时，就无法确定输出文化与输入文化之间区别何在，在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本质的和核心的文化变化发生在何时何处，在怎样的条件下一个社会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影响会采取开放或封闭的对策，等等。例如，在研究德法民族文化交流时，必须首先确定有哪些文化因素是曾经在德法之间交流的，这些相互交流的文化因素在其发源地和传入地的地位和解释有何不同；其次要比较在德国和法国，分别是哪些人员促成了彼此文化的交流，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使交流得以实现；再次还要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文化比较，例如比较德语和法语的相关称谓，等等。同时，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还认为，用于比较的这些单位和范畴并非固定不变的，由于它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它们不断地相互接近、融合，或是相互对立、拒斥；各种文化之间无论是趋异还是趋同的现象，几乎都可以用“交流互动”来作出解释[18](p.681)。“交流互动”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比较研究的对象的发生、形成和演变，而“比较”的研究方法可以使发生交流互动的两个或多个文化单位各自的成分和内部结构更加显明。与“交流互动”理念相结合的“比较”方法不是简单地阐述各个民族国家的相异或相似之处，而是着重于解释它们何以相异或相似，以及它们如何用各自的方式回应外来文化因素的挑战，并在回应的过程中要么坚守要么改变各自的成分和结构。采用“比较”与“交流互动”相结合方法的研究者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跨文化的比较和各种文化间的交流互动研究，比单独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更有解释力[18](pp.682～685)。
四、问题与展望
德国的全球史研究开展得比较晚，从理论和方法的完善程度来看，至今跨民族史学和全球史研究仍未步入成熟阶段。一般认为，德国跨民族史和全球史的发展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德国传统的民族史学仍然根深蒂固。在德国史学界，传统的民族史学派、社会史学派和后现代学派三分天下，其中跨民族史和全球史所归属的后现代学派的力量最为薄弱和分散。2.德国的区域史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殖民史研究也为时尚短，除个别学校外，一般大学历史系通常都是以研究欧洲史和德国史为主流，欧洲以外历史的研究处于边缘地位，这种情况制约了德国史学家形成跨民族的和全球性的研究视野。3.缺乏与国际同行特别是全球史学者的广泛而密切的学术交往。
目前，康拉德(17)、艾克特(18) 和弗莱塔克(19) 正在主编一套“全球史系列丛书”，第一辑《全球史：理论、方法、专题》(20) 已于2007年11月出版。在这一辑里，英美主流学界最重要的全球史学代表人物的文章首次以德语刊出。这也许标志着，德国的跨民族史学家开始关注英美主流学界的全球史研究，并且大张旗鼓地打出了全球史的旗号。此外，继2005年9月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史与全球史欧洲大会之后，设在德国莱比锡的“世界史与全球史欧洲网络”(21)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第二届世界史与全球史欧洲大会，这次大会预定于2008年在德累斯顿召开，参会人数将更多，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史中的世界秩序”。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国的跨民族史和全球史研究将会越来越兴盛。
收稿日期：2007-09-10
注释：
① Otto von Freising (ca.1114—1158),Chronica sir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 (Chronik oder Geschichte der beiden Staaten),1515.（奥托·冯·弗赖津：《两国的编年史》，1515年版）。
② Isaak Iselin,Philosophische Muthmaβ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2 vols.,Frankfurt,Leipzig,1764.（易萨克·伊瑟林：《人类历史的哲学猜想》，两卷本，法兰克福，莱比锡1764年版）。
③ Johann Christian Gatterer,Abriβ der Universalhistorie in ihrem ganzen Umfange,G
ttingen,1773.（约翰·克里斯蒂安·嘎特尔：《世界通史概要》，哥廷根1773年版）。
④ August Ludwig yon Schlzer,Vorstellung seiner Universalhistorie,2 vols.,Gttingen,Gotha,1772/73.（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罗策尔：《世界史之我见》，两卷本，哥廷根／哥达1772／1773年版）。
⑤ Friedrich Schiller,“Was heiβ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 1789,in Schillers Werke.Nationalausgabe,vol.17.Ed.Karl- Heinz Hahn,Weimar,1970,p.359－376.（弗里德利希·席勒，“世界史的含义及研究目的”1789年，载卡尔-海因茨·哈恩主编《席勒著作集》国家版第17卷，魏玛1970年版，第359—376页）。
⑥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社会“集装箱理论”（“Container- Theorie”der Gesellschaft）即涉及这种以为民族社会是一个个被相互分开的、密不透风的集装箱的观念。见Ulrich Beck:Was ist Globalisierung? Frankfun a.M.1998,P.49.（乌尔里希·贝克《何谓全球化？》，法兰克福1998年版，第49页。）
⑦ 这里列举部分文章和著作：Wolfgang Bialas,Postmoderne und Posthistoire,in: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40 (1992),pp.1419－1439 （奥尔夫·比亚拉斯，“后现代与后史学”，载《德国哲学期刊》第40卷，1992年版，第1419－1439页）；J-rn Rüsen,Herausforderungen durchdie Postmoderne,in :Wolfgang Küttler,Jrn Rǜsen,Ernst Schulin (Hg.),Geschichlsdiskurs Band 1,Grundlagen und Methoden der Historiographiegeschichte,Frankfurtam main 1993,pp.17－96 （约恩·吕森，“后现代的挑战”，载W.科特勒，J.吕森，E.舒林主编《历史话语》第一辑《历史编撰史的基础与方法》，法兰克福1993年版，第17—96页）；Christnph Conrad,Martina Kessel (Hg.):Geschichte schreiben in der Postmoderne.Beitr
ge zur aktuellen Diskussion,Stuttgart 1994 （克里斯多夫·康拉德，马迪娜·凯塞主编：《后现代的历史书写——当今讨论文集》，斯图加特1994年版）；Chris Lorenz,Postmoderne Heransforderungen an di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4 (1998),pp.617－632 （克瑞斯·罗伦兹，“后现代对社会史的挑战？”载《历史与社会》期刊第24卷，1998年出版，第617－632页）；Georg G.Iggers,Geschichtstheorie zwischen postmoderner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r Praxis,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6 (2000),pp.335－346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介于后现代哲学和历史学实践之间的历史理论”，载历史与社会）期刊第26卷，2000年版，第335－346页）；Sebastian Conrad; Shalini Randeria (Hg.),Jenseits des Eurozentrismus .Postkoloniale Perspektiven in den Geschichts-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2002（热巴斯迪安·康拉德，莎利妮·兰得瑞亚主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学与文化学的后殖民视角》，法兰克福2002年出版）；Sebastian Conrad,“Eingeborenenpolitik” in Kolonie und Metropole.“Erzichung zur Arbeit” in Ostafrika und Ostwestfalen,in:Jügen Osterhammel ; Sebastian Conrad (Hg.),Das Kaiserreich transnational .Deutschland in der Welt 1871—1914,Gttingen 2004,pp.107－128（热巴斯迪安·康拉德，“殖民地与宗主国内的土著政策——东非和东威斯特伐伦的‘劳动教育’”，载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热巴斯迪安·康拉德主编：《跨民族视域中的帝国——1871—1914年间全球之中的德国》，哥廷根2004年版，第107—128页）．
⑧ 关于文化交流理念，可以参考以下文章：Johannes Paulmann,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 und Mterkultueller Transfer.Zwei Forschungsanstze zur europischen Geschichte des 18.his 20.Jahrhunderts,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7.(1998),pp.649－685（约翰内斯·鲍尔曼，“国际比较与跨文化交流——研究18至20世纪欧洲历史的两种方法”，载《历史期刊》第267卷，1998年版，第649－685页）；Matthias Middel,Kulturtransfer und Historische Komparatistik- Thesen zu ihrem Verh-ltnis,in Comparativ,10 (2000),H.1,pp.7－41（马提亚斯·米德尔，“有关文化交流与历史比较关系的论题”，载《比较》期刊第10卷第1册，2000年版，第7－41页）；Matthias Middell,Kulturtransfer und 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in :Matthias Middell (Hg.) :Dimensionen der Kultur- und Gesellschaftsgeschichte,Leipzig 2007,pp.49－69 （马提亚斯·米德尔，“文化交流与跨民族史”载马提亚斯·米德尔主编：《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范围》，莱比锡2007年版，第49－69页）；The centrality of comparison,Interview with Matthias Middell,Ab Imperio 2/2007（“比较的中心地位——马提亚斯·米德尔访谈”，载《Ab Imperic》期刊2007年第2期）；Michael Werner,Bénédicte Zimmermann :Vergleich,Transfer,Verflechtung,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8.(2002),pp.607－636.（米夏艾尔·维尔纳，贝内迪特·齐默曼，“比较，交流与交织”，载《历史与社会》期刊第28卷，2002年版，第607－636页。）
⑨ Matthias Middel，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化史与比较社会史，现任“历史·跨民族的”专业论坛及世界史期刊《比较》的主编。
⑩ Deutsch- Franzsische Kulturbibliothek,hg.v.Michel Espagne ; Etienne Franois; Werner Greiling ; Matthias Middell,Leipzig 1993ff.
(11) 这里列举部分研究报告和论文：Katharina Middell,; Matthlas Middell,Forschungen zum Kulturtransfer.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in:Grenzgnge.Beitrge zu einer modernen Romanistik 1 (1994),S.107－122（卡特林娜·米德尔，马提亚斯·米德尔，“有关法德文化交流的研究”，载《出入边境——现代罗曼语语言文学论文集〈一〉》，1994年版，第107－122页）；Lüsebrink,Hans-Jürgen;Reichardt,Rolf,Histoire des concepts et transferts culturels,1770－1815.Note sur une recherche,in :14 Genèses (1994),S.27－41（H.吕瑟布林克，R.瑞夏特，“1770—1815年的文化概念和交流史”，载《起源》期刊第14期，1994年版，第27—41页）；Espagne,Michel,Les transferts culturels franco- allemands,Paris 1999（米歇尔·艾思潘：《法德文化交流》，巴黎1999年版）；Middell,Matthias,Kultnrtransfer und Historische Komparatistik- Thesen zu ihrem Verhltnis,in :Comparativ 10 (2000) 1,S.7－41（马提亚斯·米德尔，“有关文化交流与历史比较关系的论题”，载《比较》期刊第10卷第1册，2000年版，第7－41页）。
(12) 列举部分德法文化交流研究的成果：Turgeon,Laurier; Delage,Denys; Ouellet,Réal (Hgg.),Transferts culturels et métissages.Amérique/ Europe XVIe- XXe siècle,Laval 1996（L.图尔荣，D.德拉日主编：《16－20世纪的欧美文化交流与融合》，拉瓦尔1996年版）；Dmitrieva,Ekatenna ; Espagne,Michel (Hgg.),Transferts culturels tnangulaires France- Allemagne- Russi,Pans 1996 （E.德米特瑞娃，M.艾思潘主编：《法德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巴黎1996年版）；Lüsebrink,Hans-Jürgen; Reichardt,Rolf (Hgg.),Kulturtransfer im Epochenumbruch.Frankreich- Deutschland 1770 bis 1815,2 Bde,Leipzig 1997（H.吕瑟布林克，R.瑞夏特主编：《1770—1815年时代变革中的法德文化交流》两卷本，莱比锡1997年版）；Schmale,Wolfgang,Historische Komparatistik und Kulturtransfer,Bochum 1998 （W.施马勒：《历史比较与文化交流》，波鸿1998年版）；Middell,Katharina,Hugenotten in Leipzig,Leipzig 1998（卡特林娜·米德尔：《莱比锡的胡格诺教徒》，莱比锡1998年版）；Berger,Güinter; Sick,Franziska (Hgg.),Franzsisch- deutscher Kulturtransfer im Ancien Régime (Cahiers lendemains 3),Tüibingen 2002（G.贝尔格，F.西克主编：《旧制度下的法德文化交流》，蒂宾根2002年版）；Schmale,Wolfgang (Hg.),Kulturtransfer.Kulturelle Praxis im 16.Jahrhundert ,Wien 2003（W.施马勒主编：《文化交流：16世纪的文化实践》，维也纳2003年版）；Celestini,Federico ; Mitterbauer,Helga (Hgg.),Verrückte Kulturen.Zur Dynamik kultureller Transfers ,Tübingen 2003（F.泽勒斯提尼，H.米特尔鲍尔主编：《疯狂的文化：关于文化交流的原动力》，蒂宾根2003年版）；L' horizon anthropologique des transferts culturels ( 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21 (2004).（“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交流”，载《国际日尔曼》杂志第21期，2004年出版。）Kaelble,Hartmut; Schriewer,Jürgen (Hgg.),Vergleich und Transfer.Komparatistik in den Sozial-,Geschichts-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Frankfurt am Main 2003.（H.坎尔布勒，J.施瑞文尔：《比较与交流·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中的比较》，法兰克福2003年版。）此外，还可参见文后“参考文献”[6]注释1。
(13) Geschichte.transnational,Fachforum zur Geschichte des kulturellen Transfers und der transnationalen Verflechtungen in Europa und der Welt.
(14) Comparativ.Leipziger Beitrge zu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n Gesellschaftsforschung.
(15) Zeitschrift für Weltgeschichte.
(16)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Zeitschrift fa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17) Sebastian Conrad，2003—2007年任柏林自由大学近代史教授，新近赴意大利佛罗伦萨任欧洲高等学院历史与文明系教授。
(18) Andreas Eckert，柏林洪堡大学非洲史教授。
(19) Ulrike Freitag，柏林自由大学伊斯兰学教授，柏林现代东方中心主任。
(20) Sebastian Conrad,Andreas Eckert,Ulrike Freitag (Hgg.),Globalgeschichte.Theorien,Anstze,Thfen,Relhe :Globalgeschichte,Band 1,Frankfurt am Main 2007.
(21) European Network in universal and Glob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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