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学”：命名及其功能——国学之现代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现代性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5-0029-07
“国学”之谓始于何时有多种说法。余英时曾提出“国学”概念传自日本，姜义华也考证认为，“国学”之称谓源于日本江户和明冶时代的“古学”复兴，后世中国学人借称转指乃有“国学”之谓①。能够相对取得共识的意见认为，汉语语境中“国学”名称的由来可能初见于章太炎在日本组织的“国学讲习会”及刘师培所发起的“国学保存会”，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都不曾对“国学”这一概念给予明确的界定。钱穆有云：“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国学”从出现到基本为学界所认可，确实肇始于20世纪初期，而非中国传统学术所固有。整个“国学”系统也同样是在历经了确认学术与国家的关系、重建学术的自觉意识及全面接纳现代“知识”体系这样三个过程之后才最终得以建立的。
“国学”的国家特性：国粹、国故与国学
中国传统学术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本身一直都是依托政学一体的结构模式而演进的，这当然与中国传统的“学以致仕”的体制规定性有关。传统学术发展到清末，最大的变化就是在“西学”的强势冲击下，旧有学术日趋式微，大有随清王朝的没落而全面倾圮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自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左右，中国学术界才爆发了以“学术何为”为核心的所谓“国学之争”。
何谓“国学”？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国学之名，始见于章太炎氏国学概论，前此未之有也。论其范围，则我国固有之学术，无不毕容。”③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刘师培等人组织成立“国学保存会”，并于次年创办《国粹学报》，宗旨均明确表述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国学”一语的起源或出自章太炎或刘师培，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季民初一代学人无论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或学术立场上有着怎样的差异，其愿意在自身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前冠以“国”的称号却是完全一致的。章士钊有言：“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④钱基博认为：“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勿自暴也。”⑤郑奠也强调：“诚欲爱国，宜知国学英华之所存。诚爱真理，亦宜知本国学术之精义。”⑥顾实曾分析认为：“海禁洞开，外患荐至，精神文明失其抗拒力，物质文明闯入而横行。于是复有‘中文’、‘西文’、‘中学’、‘西学’相对抗之名词。最近国家观念普及于人人，凡若‘国文’、‘国语’、‘国乐’、‘国技’、‘国粹’、‘国故’、‘国货’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不胫而走，有口皆碑。而‘国学’一名词亦哇哇堕地而产生。”⑦从纵向维度上看，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所发生过的种种学术论争，诸如“汉宋之别”、“有无之辨”、“性理之争”等等，大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传统之内，传统学者所秉承的学术责任基本无外乎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既有规定。但恰恰是在清末至民国的这种既面临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型又掺杂着种种内忧外患的复杂过程中，学者与学术之于国家存亡和社会进步所应具备的功能和价值才被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并最终演变成一个全体学人必须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章太炎筹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明确表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⑧“国粹派”的许守微也强调说：“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⑨在国内政局动荡、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的背景下，认定“学术”的兴衰与国家的存亡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也许是晚清学者与中国传统文人之间最为深刻的区别之一。
清季民初的“国学”论争曾历经了从“国粹”到“国故”，直至定名为“国学”的一个过程。认“国学”为“国粹”主要出自晚清“国粹派”学人，沈庆侅曾回顾说：“海通以后，人尚西学，束旧籍于高阁，罗新简于宏橱；于是一般不能研数理、读外国文之徒，大声疾呼，以保存国学相号召，曰：‘国学者，国魂也，国命也。非此不足以立国也；保此实所以保国也。’其言之不合论理姑弗问，至国学一词之创，实不得不谓出此辈之手。”⑩马瀛也曾指出：“光绪中叶，海内学者，虑中国固有学术，因西学之侵入而式微也，群起而保存之，于是遂有‘国粹’之名。然中国固有之学术，未必尽为天壤间之精英，则国粹之名，容有不当。”(11)将中国传统学术一概称之为“国粹”既有顽固守成之嫌，更不合于多数学人的心理诉求，所以“国粹”一语很快就被章太炎提倡的“国故”概念所替代，“以国学为国故，较之以国学为国文、国粹，当妥帖多矣”(12)。胡适也曾辨析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很多。……如果有人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13)也因此，直到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并创办《国学季刊》之时，胡适仍肯定地表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14)
从“国粹”到“国故”再到“国学”，多数研究者主要强调的是这一演进过程中不同派别的学人在新旧、古今、中西等等二元对立式论证结构中所处的立场和态度的差异，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整个论争的过程中，那个被不断重复的“国”的蕴涵其实已经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许这种变化才是导致“国学”论争产生不同分歧的内在原因。
汉语语境中的“国家”一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含混的范畴，既兼有“地域所属”(Country)之意，也可作“政权体制”(State)的符号，同时又与“民族种姓”(Nation)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章太炎、“国粹派”，还是民初的各式新派人物，他们所讨论的“国学”之“国”实际上一直都在各自不同的语义层面上滑动。大体上说，民国建立以前，人们所讨论的“国学”主要是在“地域”与“种族”双重意义上展开的。比如，“国粹派”的黄节所强调的即是“有是地然后有是华”的“地域”观念，而邓实所界定的“一国所自有之学”则含有“地域”和“种族”两个层面的意味，他认为：“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其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15)刘师培所认定的“国学”更是有着鲜明的“种族”内涵，他之张扬“国粹”实际就是在单向度地维护“Nation”意义上的文化优越性，所以有着明显的情感色彩。许地山曾分析说，“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底，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而已(这两个词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16)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国学”讨论中“国”之内涵事实上已经由“种族共同体”自然地向“政治共同体”发生了转移，章太炎有云：“方今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姓。其言族民，亦多本历史起自挽近者。”(17)“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8)梁启超更是明确表示：“国家者，在一定土地之上，以权力而组织成之人民团体也。”(19)当“国学”之“国”由一个族群单位被转换成为一个政治单位时，“学术”本身就已经被置换成为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范畴。换言之，只有当“国家”本身被转换成为以“Country”为地域标志而以“Nation-State”的联结为内质的综合形式时，“国学”这一范畴才有可能摆脱单一的“地域属性(Regional)”与“种族属性(Ethnicity)”，而以一种更为普世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姿态赢得大多数学人的认可；否则，任何一种对其单一属性的强调都可能引发无休止的论争。
如果我们承认“民族—国家”的确立应当被看作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国学”的出现其实正是在以学术的方式参与并巩固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构建。“国学”以其对“国家”属性的认同，一方面获得了政体意义上的“国家”的保护，以此为自身的研究范围划定了空间层面上的边界，并以其学术上的“本土”特性为“国家”与“他者(异国)”的差异性提供着学理依据；另一方面，“国学”在使“国家”获得其种族意义上历史延续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合理地构建起了自身独有的学术取向——即在时间层面上对本国之全部历史文献的容纳。“国”为“学”提供着物质与制度上的保障，“学”则为“国”提供着其必须的精神内质与文化标识，这一点正是“国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近代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够最终被统一在“国学”的共名之下，也正是为了在褪却中国传统的“天下”或“邦邑”观念以后，力求从更为广大的“世界”维度上突出“中国学术”的独立地位，以便在“世界学术”范围内占得一席之地。
“国学”的学术特性：“Sinology”引起的文化焦虑
“国学”的命名除了与近代“国家”观念的转换有关以外，与西方“汉学”(Sinology)的强势冲击也有着深刻的联系。自17世纪开始，由于东西方交流的日趋频繁，欧洲大陆逐渐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到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学院为中心的较为完善的规模化“汉学”研究系统，不仅在法、德、英、荷等国出现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或研究机构，而且欧洲汉学家的实际成果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传入了中国。莫东寅曾介绍说：“欧西之汉学(Sinology)研究，由来已久。”“东来教士及欧洲本土学者相偕并进，至十九世纪，汉学于焉确立。科学思想日益发达，殖民政策日益拓展，乃有大学之讲座，专门之学会，典籍之巨量庋藏，定期不定期之刊物，名家辈出，讨论益臻精详焉。”(20)特别是20世纪前期中国西北的考古发现，既轰动了世界，更令国人无比震惊。欧洲汉学的日益发达及作为近邻的日本逐步兴盛起来的“中国学”研究无疑直接刺激了中国学人的学术焦虑。
清季民初有关“国学”命名的讨论完成了“学术”对“国家”属性的确认，而在获得“国家”保障之后，“学术”自身的建设与内部调整问题就自然地凸显出来。与清季的“保种”意识有所不同，民国时代的“国学”论争多数都暗示出了一种“雪耻”的潜在心理，谭正璧即认为，“国学”之谓，“在中国书中查不出他的来历，大概就是西洋人所谓‘支那学’。但‘支那学’这名称，含有繁杂混乱，无法理清，还是一团糟的意思，是西洋人给我们的一种耻辱”(21)。陈其昌也表示：“夫我国国学不能自存，而胥恃外人之为我保留，宜乎国亡无日，可胜悲哉！”(22)孟宪承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演讲中，专门从经籍翻译、文学著作、考古发现和语言音韵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欧洲汉学发展的基本概况，并感慨说：“汉学假使是没有价值的话，决不能引起近代欧洲人的注意。”“我们看到欧洲人研究汉学这样认真，于是，不得不使我们要有一点感想。……为什么我国这样有价值的学术要随便地将它抛弃？为什么我国的学术要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为什么我们要外国人寻出路来我们去跟着它走？耻辱。这是我们极大的耻辱！”“诸位都在研究国学，一定能想到中国的危迫，国学的沉沦。一定能想到自身责任的重大，起来挽救这颓唐的学风。”(23)更为极端的意见认为：“西洋学者近百年来对于我国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等，很有热心研究的人，终以我国书籍浩博，一时不容易理出头绪来，所以不得已只好暂时混而称之为‘支那学’(Sinology)。……就我们自己方面看去，这个名词，实在是西洋人给我们的一种耻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国耻，我们决不应该俯首的接受它，我们应该提出强硬的抗议。这是国学应该推翻的第一个理由。”(24)
无论民国时代的学人对“汉学”持何种态度，至少有一点是所有学者都愿意承认的，那就是必须依赖中国学人自身来完成中国学术的重建。章太炎即认为：“但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术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了别国人说，本国的学术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误；为什么缘故呢？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就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做定论。”(25)尽管中国学人对西方“汉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并不以为然，但人们对“Sinology”这一命名却普遍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撇开某种潜在的民族屈辱心理不谈的话，多数学者其实是愿意承认“汉学”研究在其问题视域的设置、研究方法的创新及其独特的心得等方面均有其合理性与重要的参考价值的。杨筠如认为：“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研究，远如欧美，近如日本，这几十年中都有长足的进步。虽然他们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和社会情形，有时不免有隔膜的毛病。但是他们却也有中国学者所没有的两种长处：一是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大致都很有充分的了解；二是他们没有受中国文化的熏染，不至为主观所蒙蔽。所以他们中间很能产出几个伟大的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上，时常能够提出新的见解；也确实于中国学术界上，能够有重大的贡献。”(26)既然“Sinology”的研究对象与中国学人所倡导的“国学”并无根本的差别，那么“国学”与“Sinology”在逻辑上就应当是完全一致的。以“国学”参照“Sinology”其实是为了获得东西方在学术上的一种“对等”原则，以此平衡中国学人的学术自信；而以“Sinology”比附“国学”更能显示出西方“汉学”所自有的缺陷，其在更高的层面上能够进一步巩固中国学人的“学术”自觉意识。“自欧风东渐，竞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而欧战以还，西国学问大家来华专事研究我国旧学者，反时有所闻，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国文化沟通之动机。”(27)“国学”在获得其“国家”属性之后，开始逐步被“Sinology”引向了与域外学术的对话和沟通。“国学”之于“Sinology”不是单纯地求同或者求异，而是为了切实求“通”。如谭正璧所言：“所谓‘国学’，不过是指‘中国的学术’而言，以示和‘西洋的学术’不同，并无什么费解。……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学术，固当合理的迎纳，但自己背后还有‘国学’站着，这二种文化，究竟如何使他沟通，也是目前紧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对于‘国学’所含的原子不明白分析出来，如何能叫他和别种化合？所以要先研究‘国学’，才找得出沟通的方法。”(28)胡朴安也认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29)有学者甚至直接断言：“国学这个观念，大约产自外国，英文为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30)更有人认为：“在国与国之间，为了民族性之不同，立国环境的各异；其精神文明现象，亦显然各有其特色。如希腊、犹太长于哲学，印度长于佛学，德国长于科学，法国长于美术，都是在这种原则之下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精华，而代表他们民族或国家的特殊精神。也就是说：唯有这种精神才能启示民族的发展，鼓舞民族的奋进。所谓‘国学’，Sinology便是这样的一个天使。”(31)
自192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刊的《国学季刊》封面上，“国学”与“Sinology”已经完全成为了同一个概念，刘半农曾解释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作，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开一新天地。‘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32)刘半农所说的“国学”之“新”不只是表明“国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来源于“Sinology”，更是在暗示，只有能在世界学术之林立一足之地的学术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国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简章》中其“宗旨”就明确表述为：“研究本国历代之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33)此一“国学”已经不再是“政—学”一体时代为统治者寻求权力依据的那种依附性的学术了，而是一种学者在自觉的学术意识支配下主动承担起学术职责的全新的学术。相比于传统学术的“宗经”、“征圣”而言，“国学”的目的性已被转移到重塑民族灵魂与国家形象的层面上来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它的文化上；一个民族的生存要靠它的学术来孵育，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是要建筑在它的学术上面”(34)；“国学者，国族精神之宝库也。得之则兴，失之则亡，此自然之理也”(35)。如果说传统学术大都是在依附性的、静态的、封闭的视域内展开研究的话，那么，“国学”则在追随世界范围的现代性浪潮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一种独立的、动态的、开放的全新姿态，其所体现的正是学术意识自身的自觉。唯其如此，“国学”这一范畴才真正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它不仅容纳了中国传统的汉、宋、诸子等不同学派，而且将梵文、佛学、地理、术数、民俗乃至不同宗教的研究等等也涵盖在其范围之内；不管后来的新儒家、学衡派及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其思想倾向上有着何种的差异，他们对“国学”在学术上的认同却是基本一致的，这正是对“国学”包容性的最为有力的证明。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了“国学”这一命名的出现，中国学术才真正结束了汉、宋分治或诸子纷争的局面而趋于统一，并最终实现了“学术”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过渡，“国学”也因此基本上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代名词。
“国学”的现代特性：传统学术的知识化转换
西方“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冲击除激发起中国学人的学术自觉意识以外，另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科学”观念对“国学”研究的介入。京师大学堂时代，任教中国史的陈黻宸就意识到：“夫彼族之所以强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我国固非无学也，然乃古古相承，迁流失实，一切但存形式，人鲜折衷，故有学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无科之义。”(36)宋育仁也认为：“经史子集乃系书之分类，不得为学之分科；性理考据词章为国学必要经历之程，而非人才教育专门学科所立。”(37)自清季至民国，人们讨论“国学”的一个最大困难就是，中国既有的古代典籍实在过于浩繁，如果不加以整理则很难展开有效的研究。如马瀛所言：“我国古籍，大抵随意记录，绝无组织及系统。仅就《论语》一书言之，大至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细至饮食、衣服、言动、疾病，无所不包。其他典籍，亦莫不然。”(38)引入科学方法，以使汗牛充栋的文献能得以分门别类，这是所有参与“国学”论争的学者们继“国家”观念与“学术”意识之后所获得的又一个共识。
中国传统学术基本是依照“思想流脉”的线索相继传承的，儒家虽有“六经”、“七略”之说，但学者治学并不把它们看作是某种严格的学科界限。有清一代，由于有了《四库全书》的大规模编纂，学者们才具有了经、史、子、集四部分治的初步理念。桐城一派兴起，再分学术为“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途，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和汉、宋学术之争。在实际研究中，学者们即使各各有所侧重，却仍旧视“四部”或“四途”为一体。由此，清季民初的“国学”论争，在基本明确了“国学”之“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之后，必然会导入有关“怎么办”的问题的讨论。
事实上，无论是刘师培等人所认定的“国粹”，还是章太炎等人所倡导的“国故”，抑或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学”，他们其实都并不排斥对域外西学的接纳。许守微在1905年即有“国粹无阻于欧化”之论，“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39)王国维很早就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40)国学讲习会同人均明确表示：“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41)要光大“国学”，必得首先承认西学分科而治的合理性，在章太炎看来，源于西学分类的“地理学”一门即当属于“国学”之一种，他因此在讲述治国学之法时特意强调了“明地理”一节。梁启超在考察清代学术发展历程时也指出：“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直，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42)分科治学的理念其实在清季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孙宝瑄在1902年就曾主张依据西式分科方式将传统经学加以分解：“《周易》，哲学也；《尚书》、三《礼》、《春秋》，史学也；《论语》、《孝经》，修身伦理学也；毛《诗》，美术学也；《尔雅》，博物学也。”(43)1907年，国学保存会拟设国粹学堂，所列课程中已有了经学、文字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考古学、史学、宗教学等等新式学科的划分，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中还曾全面讨论过《易》经与史学、哲学、政治学及科学等的关系，而他的《周末学术史》将周末学术细分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等16大类，已经完全是按照现代西方的学术分科原则所作的划分了。1913年，民国教育部正式颁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将大学的学科门类明确地规划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到胡适等人开始以“整理国故”相号召之时，以西式分科重组传统的“四部”之学基本上已成定局。如朱希祖所说：“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的地位整理整理。”“这是世界上最经济的事业。”(44)1923年，北京大学设立研究所，其“国学门”正式分列为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五类；而在1925年厦门大学筹办国学院之时，“国学”所涵盖的学科已经扩大为哲学、文学、历史古物、社会调查、博物、经济、法政、教育等等14大类近30余种学科了。
不难看出，随着西式分科原则的引入，传统学术的“四部”或“四途”系统已无法继续容纳不断增殖的现代知识而必然面临解体，新的“国学”门类的划分也只能依据西式学科的分类将“四部”所属一一分解并重新纳入到新的体系之中去。蔡元培即曾主张：“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45)王云五也认为：“经部的《书》本是一部古史，《诗》本是文学，《春秋》也是历史，三《礼》等书是社会科学，《论》、《孟》也可以说是哲学；若严格按性质分类，当然是不能归入一类的。”(46)尽管民国时代有关“国学”诸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学者们对分解“四部”为与西式体制相对应的不同学科已基本没有了异议，我们看到，出现于这个时期的种种冠以“国学”名号的著述与研究大都不再以“四部”为分类标准，取而代之的已经是文、史、哲、法等现代学科的名目。“经”部之周易、四书多并入哲学，正史、编年、纪事等归于历史，诗经、楚辞分入文学。李笠在其《三订国学用书撰要》(1927)中分“国学”为哲学(含群经哲学、诸子哲学、释氏哲学和哲学史)、史学(分别史、通史、史志、史论)、文学(分总集、专集、小说、文评)、小学(形义、声韵)和书类辞典五类。曹聚仁的《国故学大纲》分“国学”为文、史、哲、政治、论理、心理、宗教、美术、天算等学科。至刘明水的《国学纲要》(1945)则分“国学”为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理学、文章、诗歌、词、曲、小说等十大类。诸种分类虽日趋细密，但力求将“国学”既有内容与现代学科相对应的原则却是一以贯之的。即使仍有沿用“四部”结构来划分“国学”的，也会在编排体例和具体讲述中一一说明其与西学学科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谭正璧在其《国学概论新编》中就解释说：“本书根据国学固有的四分法，且参照现代学术的分类，分为经学、子学、史学、文学四部，其文字学一门，向以附属于经学。”(47)谭氏这里虽沿用了“经学”、“子学”的名目，其具体的讨论却是依照西方哲学式的总论、名称、来源、学派、性质等现代知识的结构模式分而阐发的。钱穆著作虽名为《国学概论》，其体例结构其实已经完全抛弃了“四部”之限，并重新构建起了一种以断代学术的概要总结为核心的新的“思想史”或“学术史”模式。
学科分类的引进在表面上似乎只是学术研究内部的调整，实际上却意味着“国学”系统本身对现代“知识”系统的全盘接纳；传统学术以其对“道统”、“政统”和“学统”的相继承递构筑起了一个封闭的统系，“国学”对这一统系的“知识化”分解恰恰打破了传统学术的封闭性。“知识”的构成源于“科学”，而“科学”的根基则是“理性”，这正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国学”系统的知识化转换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更意味着“学术”自身之主体地位的确立；如果说在传统学术的那种“政—学”一统的体制规范中，学术只能依附于政体的话，那么，正是因为“国学”这一“共名”的出现才真正使学术的独立成为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的最终定名不仅凝结起了近现代学者力求打通古、今、中、西的共同学术取向，更显示出了中国学人重新整合传统学术以期与世界学术沟通并举的勇气和信心。诚如张岱年所说：“今天研究国学，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经做出的成绩，还应该推陈出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更向前进。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国学术是国学，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属于国学的范围。”(48)时值中国学术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新学而日渐陷于困顿之际，重审“国学”的真正功能与潜在价值也许不无裨益。
注释：
①姜义华：《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载《学术月刊》，2007(7)。
②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③李冷衷编述：《国学常识述要·弁言》，第1页，北平，众斅学会，1934。
④⑧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载《民报》第7号，1905。
⑤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第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⑥郑奠：《国学方法总论》，见洪北平编：《国学研究法》，第5页，上海，民智书局，1923。
⑦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序》(第1集)，第4—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⑨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
⑩(12)沈庆侅：《国学常识》，第2、5页，杭州，长兴信记印刷公司，1933。
(11)马瀛：《国学概论》，第2页，上海，大华书局，1934。
(13)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期，1921-08-25。
(14)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1号，1923-01。
(15)邓实：《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1906。
(16)许地山：《国粹与国学》，第15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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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陈其昌：《发刊词》，载《国学界》创刊号，1937-05。
(23)孟宪承讲、虞斌麟记：《欧洲之汉学》，载《国学界》创刊号，19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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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载《东方杂志》第3年第6期，1906-07-16。
(41)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载《民报》第7号，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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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5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4)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见张少孙编：《国学研究法》，第59页，上海，大华书局，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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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第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47)谭正璧：《国学概论新编·编辑大纲》，第1页，上海，北新书局，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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