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化二例——兼谈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汇论文,语法论文,关系论文,化二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自二十世纪初Meillet提出“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并初步分析这种语言变化的现象以来①，语法化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丰富，世界范围内的语言研究特别是历时语言研究非常重视该理论，语言学家们利用语法化理论分析研究语言现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语言演变过程中的另一种现象，即一个短语或由句法决定的其他语言单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其自身变成一个稳固的词项(lexical item)，并且进入基本词汇或一般词汇，人们称这一过程或现象为词汇化(lexicalization)。简而言之，词汇化就是一种句法单位成词的凝固化。
同语法化一样，词汇化也不仅仅局限于个别语言，可以说它是人类语言演变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它在各种语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本文拟从汉语中选取两个个案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简单探讨一下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问题。
本文考察的两个个案都是《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纂，1996年修订本)收录的词项。这两个词项分别是“恨不得”和“物色”。《现代汉语词典》对它们的释义是：
【恨不得】急切希望(实现某事)；巴不得：他恨不得长出翅膀来一下子飞到北京去。
【物色】寻找(需要的人才或东西)：物色演员｜物色衣料。
2.词汇化之例一：恨不得
“恨不得”在现代汉语中是由三个语素构成的一个复合词，故我们无法将它作句法结构上的切分，也就是说，下面的三种切分法都是不妥当的：
a.恨｜不‖得恨‖不 ｜得恨｜不｜得②
但是在古代汉语中，“恨不得”却是一个短语的截取部分，它可以很清楚地作如下的结构切分(以S表示陈述对象)：
b.(S)恨｜(S)不‖得……
在这里，“得”是实义动词，它带有自己的宾语(由名词或动词充当)，“不”否定“得”字短语，然后，“不”和“得”字短语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句法单位再接在“恨”的后面。从表义方面来说，b式可以变换成下面的分析式：
c.(S)不得……，(S)恨
下面我们从“得、不、恨”在古代汉语中的句法特点入手分析“恨不得”的短语结构性质及其词汇化的过程和机制。
2.1 “得”
“得”的本义是“获、获得”，属及物动词，可以带名词或动词(含动词短语)作宾语。例如：
(1)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左传·僖公》)
(2)臣得贤人，取以告。(《国语·晋语》)
(3)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左传·僖公》)
(4)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庄子·山木》)
(5)姬曰：“妾得侍于王，尚汤沐，执巾栉，振衽席，十有一年矣。”(西汉·韩婴《韩诗外传·樊姬笑沈令尹》)
例(1-2)中的“得”带名词宾语，例(3-5)中的“得”均带动词短语作宾语。在古代汉语中，“得”带动词短语作宾语更为常见。
2.2 “不”
“不”作为副词表示否定，早在甲骨文和殷虚卜辞中就已存在(王绍新 1992；姜宝昌1992)。此后，“不”的使用愈见频繁。例如：
(6)绛无贰志，事君不辟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左传·襄公》)
(7)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8)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史记·项羽本纪》)
(9)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左传·庄公》)
以上是“不”表示意愿(未然)的否定用法，这一用法一直保留到现在并成为它在现代汉语中的惟一用法。但是在古代汉语中，“不”也可用来表示已然的否定③。这一点我们从现今常用的一些由古汉语遗留下来的成语(或习语)中仍可看出。如“不辞而别、不告而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下面再举两例：
(10)管仲不知所谓，下朝五日，而有忧色。(西汉·刘向《列女传·妾婧》)
(11)唐武德中，遂州总管府记室参军孔恪暴病死，一日而苏。自说被收至官所，问恪何故杀两牛。恪云下杀。官曰：“汝弟证汝杀，何故不承？”(唐·唐临《冥报记·孔恪》)
很明显，例(10)的“不朝”是“没有上朝”的意思，例(11)的“不杀”作“没杀”解。“不”的这一用法直接导致了它与“得”字短语的结合。
2.3 “不得”
我们在2.1节中曾指出，“得”义为“获得”，表此义时“得”具有很强的[-可控]语义特征，即它的动作一般是不可控的④。由于“不”可以表示已然否定的语法意义，因此，当“不”修饰“得”构成“不得……”这一短语时，该短语表示的是对某个(种)客观现实性的否定。换言之，某个事件的未完成已是一个客观事实。例如：
(12)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汉·刘歆《西京杂记·画工弃市》)
(13)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汉·王充《论衡》卷二)
(14)度世曰：“帝甚恨前日仓卒，不得与父言语。”(晋·葛洪《神仙传·彭祖》)
(15)言讫，弟忽不见，亦竟不得言叙。(唐·唐临《冥报记·孔恪》)
(16)庄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溃去。(《新五代史)卷八)
2.4 “恨”
“恨”是一个心理动词，其本义为“遗憾”。一般来说，凡“遗憾”者，必有造成“遗憾”之使因。在语言表达中，这一使因可以明示(ostensive)，即编码为某个成分，也可以隐含，在形式上不出现。在古代汉语中，如果要将“恨”的使因明示，则常用的句法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使因前置(有时借助连词)，如例(17-19)；另一种是使因后置，如例(20-22)(划线部分为使因)：
(17)所以贫而不恨者，以善为师也。(《晏子春秋》卷六)
(18)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9)得官不欣，失位不恨。(东汉·王充《论衡》卷三十)
(20)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东汉·王充《论衡》卷二十一)
(21)幸遇明师郑君，但恨弟子不慧。(晋·葛洪《抱朴子》卷十九)
(22)冀王虽甚贵，然恨其臂短耳。(《新五代史》卷四十五)
考察发现，当使因前置时，“恨”一般用否定形式“不恨”；当使因后置时，“恨”一般用肯定形式。不过这个后置的使因事件本身绝大多数却用否定形式，即或者用“不VP”，或者用“不得VP”⑤。根据本文讨论的需要，下面只考察“恨”后接“不得VP”形式的情况：
2.5 “恨不得”
请看下面的例句：
(23)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以献耳。(魏·邯郸淳《笑林·真凤凰》)
(24)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着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着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东晋·干宝《搜神记·秦巨伯》)
(25)儿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渡与念神咒。(南朝·慧皎《高僧传·杯渡》)
(26)每一号恸，数回气绝，昼夜无时，伤感行路，恨不得亲奉陵寝，而使永隔幽明。(唐·郭湜《高力士外传》)
(27)时郑子方有妻室，虽昼游于外，而夜寝于内，多恨不得专其夕。(唐·沈既济《任氏传》)
(28)越度入户，见其(指婢——引者按)身与妇并眠，欲就之而不得，……。自知是死，甚忧闷，恨不得共妻别。(《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七)
在上面诸例中，“恨”是述语成分，用于陈述主语(有的主语成分采用零形式与先行词共指)，其后的整个“不得VP”短语表示使因事件⑥。由上下文可以看出，这里所有的“不得VP”都是既成事实，而且正是这种既成事实才使得当事人产生了“恨”(遗憾)的心理；换言之，当事人之所以“恨”(遗憾)，乃是因为他(她)不能实施VP的动作行为。拿例(24)来说，前文清楚地写道：“鬼”“夜皆亡去”，因此，“伯”要想杀它们已不可能。由于“杀鬼”的想法无法实现，所以“伯”就有了“恨”的心理；再如例(28)，“越度”看见自己的妻子躺在床上，但自己却无力走到床边与妻子诀别，此时他不禁心生“恨”(遗憾)意。
由此可见，在“恨不得VP”这一句法结构中，无论是从句法上看，还是从语义上看，“不得”与“恨”的关系没有“不得”与“VP”的关系密切，也就是说，“恨不得”即使在句法上也还不是一个稳固的单位⑦，更别说它在词法上了。那么，人们为什么后来将句法结合并不紧密的“恨不得”从“恨不得VP”结构中抽绎出来并使之凝固成一个常用词呢？原来，重新分析(reanalysis)的机制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谓重新分析，按Langacker(1977：58)的定义，是指一种改变结构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并不对表层结构作直接或本质上的修正(Hopper and Traugott 1993:41)。从根本上说，重新分析完全是听者(或读者)在接受语言编码后解码时所进行的一种心理认知活动，听者(或读者)不是顺着语言单位之间本来的句法关系来理解，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看法(通常都是在一定的诱因作用下)作另一种理解。这样一来，原有的结构关系在听者(或读者)的认知世界就变成了另一种结构关系。拿ABC这样的语言组合来说，假如它本来的结构关系是A(BC)，那么进行重新分析后，它的结构关系可能就是(AB)C。
在人类的语言活动中，重新分析实际上并不仅仅表现在结构关系的分析方面，有时听者(或读者)可能会将重新分析的机制运用于其他非结构关系方面。看下面这个例子：
(29)少年不思归，女曰：“与君邂逅合欢，恨不得偕老。君之家人失君久，晓夕叫呼，寻访于绝崦孤寂之墟，行且抵此，恐为不便，君宜遽归。”
例(29)这段文字选自宋·洪迈的《夷坚志·石六山美女》，说的是一“少年”酒醉后信步山中，遇一“秀色夺目”之女子，两情相悦，缠绵数日。“少年”乐不思蜀，女子虽也情不忍离，但却不失理性。因为她深知“少年”乃酒后失路之人，家人必定多方寻觅，这种欢娱不会长久。也就是说，在她看来，“偕老”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当她说“恨不得偕老”时，她表达的意思是，因“不得偕老”而生“恨”。也就是说，“恨不得偕老”是她当时的一种现实心境——为不能终身相守而遗憾，而不是她当时的一种愿望——希望偕老。
但是，对于解读者来说，情形却不是这样。一般人看完这段话在理解“恨不得偕老”时，常会将女子的心情进行重新分析，即不认为她是在表达那种“遗憾”的现实心境，而是在表达她憧憬未来、“希望偕老”的美好愿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重新分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得偕老”是一个由知识推理而得的事实，它跟例(24)那样的既成事实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与自己心爱之人白头偕老是人人都希望的美好愿望，也就是说，这一愿望在解读者的心里早已存在，于是它就顺理成章地被优先激活，并移情于话语中的当事人。
像例(29)这样通过知识推理，由“不得VP”表达一种未来事实，是“恨不得”完成词汇化过程的关键一步。因为由于是未来事实，因此很容易重新分析成某种主观愿望。
一旦完成了由未来事实到主观愿望的重新分析，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结构的重新分析。具体一点说，在结构式“恨不得VP”中，它们本来的结构关系是A：
但是由于人们对语义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为了使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保持一致，因此，原先的结构关系就改变为B：
至此，可以说，“恨不得”完成了整个词汇化过程，变成了一个固定词项。
一般认为，重新分析有一个最简单、最常见的类型，就是融合(fusion)，它是指两个或多个语言形式合而为一(Hopper and Traugott 1993:41)。不难看出，“恨不得”的词汇化也符合这个特征。
“恨不得”的结构由关系A到B，并不是突然完成的，它必定经历了一个A、B共存的阶段。这从我们考察的语料里可以得到证明：
(30)恨不得扬子江变做酒，枣穰金积到斗。(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
(31)倚蓬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元·珠帘秀《双调·寿阳曲·答卢疏斋》)
(32)小生身虽遥而心常迩矣，恨不得鹣鹣比翼，邛邛并躯。(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一折)
(33)海陵试之颇有效验，益肆淫蛊，中外嫔御妇女殆将万人，犹恨不得绝色以逞心意。(明·冯梦龙《醒世恒言·金海陵纵欲亡身》)
(34)皮氏爱赵昂，但是开口，无有不从。恨不得连家当都津贴了他。(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
(35)孙策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
上面六例时间跨度从元到明，历时几百年。例(30-32)是来自元代的语料，它们似乎可以作A解，又可以作B解；其他三例均来自明代语料，它们不再“模棱两可”，要么作A解，如例(33)，要么作B解，如例(34-35)。
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到清代，“恨不得”的结构A的用法逐渐淡出，结构B的用法开始一统天下。《红楼梦》中出现的“恨不得”基本上都是结构B的用法。为节省篇幅，不再举例。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恨不得”的词汇化萌芽于宋，兴起于元明，真正完成是在清代。
另外说一点，“恨不得”的词汇化与“恨”的多义性也有一定的关系⑧。
3.词汇化之例二：物色
“物”与“色”并用构成“物色”最迟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两汉以后，逐渐增多。例如：
(36)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礼记·月令》)
(37)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西汉·刘歆《西京杂记·新丰》)
(38)宣帝时凤皇集於地，高五尺，与言如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与言五色龙文，物色均矣。(东汉·王充《论衡》卷十六)
看得出来，这里的“物色”主要用作主宾语，它是个名词性的语言单位，无论从表义还是从句法上看，都与现代汉语中的“物色”不同。“物色”在古代汉语中还常用作状语，修饰动词，而且这种句法位置上的“物色”在表义上与例(36-38)有所不同⑨。本文只讨论状语位置上的“物色”。
3.1 “物色”的基本意义
实际上，从句法上说，“物色”是一个并列短语，即是名词“物”和“色”的并列。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物”和“色”的意义谈起。
关于“物”，王国维《释物》云：“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⑩。也就是说，“物”本来是指一种毛色斑驳的牛，后来又借以表示颜色相类的帛。魏达纯(2003)利用《贞观政要》等方面的材料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通过考察分析，他认为，“物”指的是“绢、帛”一类的丝织品，常常用作赏赐。例如(以下三例转引自魏文)：
(39)疏奏，太宗甚佳之，赐物百段。(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
(40)思廉时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五)
(41)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九)
由于“物”常常被用作皇帝给臣民的赏赐，所以人们就不再把它作为一般的财物看待，在某种程度上它除了是财富的象征之外，甚至还可以兼具货币的用途。
关于“色”，它早在先秦就表示颜色，神情，气色等。但这些可能都不是它的本义。据我们推测，它曾经也应是指某种丝织品，或者至少与丝织品有关(11)。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物色”最直接的意思是指绢帛之类的丝织品。由这一点引申开去，可能会指一般的较贵重物品。如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物色”条的第一个义项释为“物品用具”。例如(例42转录自《唐五代语言词典》)：
(42)黄河之神，欲毁我城，……若得二千人，持弓驽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广异记》)
(43)黄昏之后，大僧集会，一僧登礼座，先打蠡钹，次说法事之与由，一一唱举供主名及施物色，为施主念佛菩萨，次奉请七十二贤圣，一一称名。([日]·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
(44)如有违犯，一斤一两，并处极法，所有随行物色，除盐外，一半纳官，一半与捉事人充赏。(《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
3.2 “物色”的句法特征
在古汉语中，名词除用于作主语和宾语等成分之外，还有一个常见的句法表现就是作状语。名词作状语既可以表示比喻、对待，也可以表示工具、方式等。例如：
(45)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史记·孝文本纪》)
(46)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刺客列传》)
(47)於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史记·秦本纪》)
(48)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大概到两汉以后，“物色”充当状语(包括跟“以”结合充当状语)的用法逐渐多起来。从时代来看，这种用法主要集中在魏晋到北宋这一时期，在唐代达到顶峰。例如：
(49)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学。及帝即位，光乃变易姓名，隐逝不见。帝思其贤，乃物色求之。(晋·皇甫谧《高士传·严光》)
(50)范即如言，令物色觅之。(《搜神后记·范启之妻》)(12)
(51)德宗初登勤政楼，外无知者。望见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俯而东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唐·赵璘《因话录·随驾老鸱》)
(52)其夕熟寐，飘然又往。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上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求之。(唐·郑綮《开天传信记·梦邀美人》)
(53)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唐·李景亮《李章武》)
(54)每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乃行入筒中。曾观之大骇，方言于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诡习》前集卷五)
(55)时堂中僧千余，使吏检床历，物色求之，乃至。(北宋·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
例(49-55)中，不管是“物色”直接作状语(13)，还是接在介词“以”后面构成介宾短语作状语。它后面的中心语都是及物动词“求”(例50的“觅”也是“求”的意思)。
“求”在先秦就已经发展演变为一个多义词，按《玉篇·裘部》：“求，索也。”所谓索，即搜寻、寻找。“求”的这一用法非常普遍，而且历时不衰。下面试举几例：
(56)旁求俊彦，启迪后人。(《今文尚书·太甲上》)
(57)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诗经·匏有苦叶》)
(58)崔子怒而出，其众皆逃，求人使驾，不得。(《左传·襄公》
(59)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李白《赠从弟冽》)
(60)应图求骏马，惊代得麒麟。(杜甫《上韦左相二十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例(49-55)中受“物色”修饰的“求”也是“搜寻、寻找”的意思。而且在“物色求NP”这样的句法结构里，“物色”虽为修饰成分，但它在表义上却是很重要的。
上文我们曾分析指出，“物色”可以用于指丝织品。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拥有丝织品就意味着拥有财富和地位(如古代用“布衣”指老百姓，用“衣锦还乡”指一个人飞黄腾达)。因此，以“物色”作为礼品去寻找某个希望见到的人，在古代既是对他人的重视和尊重，同时也暗示着“寻找”这个行动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严肃和郑重。这样一来，“物色”和“求”的共现差不多成了一种固定搭配。时间一长，它们的组合在人的心理认知上甚至获得一种“完型”的概念。长时间的共现便使得“物色”开始受“求”的语义的沾染，并逐渐吸收“求”的语义，以致最后取代“求”来表达“寻找”义。请看下面例句：
(61)迨夜，师入吕氏寝，物色之，得于妆阁。(南宋·洪迈《夷坚志·惠吉异术》)
(62)漕、帅密谕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园苏翁者，无云卿也。”(南宋·张士南《游宦纪闻·苏翁》)
(63)语未终，红且惊且喜，仓皇告舅。舅复与往寝所物色之，则无所有矣。(元·宋远《娇红记》)
(64)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获进步。(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三)
(65)年余，华偶至阊门，见书坊中坐一人，形极类安。从者以告，华令物色之。(明·冯梦龙《情史·唐寅》)
(66)邻翁曰：“彼言侨居湖西，当往物色之，则可知矣。”(明·瞿佑《剪灯新话·牡丹灯记》)
(67)黄氏重门深锢，爱妾宵亡，宁敢遣人物色，自播丑声？(清·俞蚊《梦厂杂著·胡承业》)
(68)自是君更字竞雄，号鉴湖女侠。日以物色人材为职志，江浙志士之与君相识者，咸因君介绍，而同盟会乃大扩张。(清·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知道，“物色”单独充当述语成分(带宾语或不带宾语)表达“寻找”义至迟在南宋就已见，此后历元明两朝到清代直至现代，从未间断。
至此，我们可以说，由于长期(从魏晋到北宋)受“求”的沾染，“物色”从“求”那里吸收来的“寻找”义逐渐稳固下来，到南宋时代，可能是受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人们开始舍弃“求”而直接用“物色”。随着这种用法的日益扩大，“物色”也就从一个名词性的并列短语演变成了动词，从而完成了它的词汇化过程。从时间上来说，这一过程的完成应该是在明清时期。特别是到晚清时期，“物色”的用法已经明确奠定了它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这一点我们从例(67)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物色”之所以能获得“求”的“寻找”义并最终取代“求”的部分语法功能，这与“物色”表“丝织品”义在后代的丧失也有很大的关系。Epstein (1994：77-8)曾说：语法变化是一种意义类型的转换，意义失去的同时也伴随着意义的获得。由此看来，“物色”的词汇化虽然只是汉语中的一个个案，但它同样寄寓着语言变化的一般规律。
4.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
4.1 转喻的词汇化与隐喻的语法化
一般来说，语言的发展演变涉及多种形式。词汇化和语法化只能说是众多形式中的两种。从认知语义角度来说，词汇化是一种转喻过程，语法化是一种隐喻过程。两者遵循的原则有所不同，邻近(contiguity)是转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相似(similarity)是隐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联系抽象概念考察转喻和隐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等级序列(根据Cabrera 1998改写)：
转 喻 等 级 序 列
----------------------------------------------→
quality time space process object person
←----------------------------------------------
隐 喻 等 级 序 列
在上面的等级序列中，从左往右是转喻等级序列，它表示一般都是前面的概念转喻为它后面的概念；从右往左是隐喻等级序列，同样，它也表示一般都是前面的概念隐喻为它后面的概念。很明显，转喻是由抽象到具体，越往右越具体；隐喻是由具体到抽象，越往左越抽象。从这个意义上看，词汇化和语法化是相反相对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上文讨论的词汇化实例。拿“恨不得”来说，从句法的线型安排上来看，“恨”和“不得”邻近。这一点符合转喻的邻近原则。在“恨不得”没有词汇化之前，“恨”跟“不得VP”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即“不得VP”是因，“恨”是果。这时从语义上说，“恨不得”是以因果结合的形式表示当事人的某种心理属性(属quality范畴)，后来由于受其他因素的诱导，“恨不得”变成了表示心理感觉的活动(属process范畴)，并且原先的因果关系已不复存在。
关于语法化，我们以英语的go为例进行说明。go可以以be going to (a place)的形式来表示一种离开说话人所在位置的位移，如步行(跑、骑车等)到另一地。虽然它表示的意义属于空间认知域，但由于说话时“到达另一地”这一行为目的的实现是即将发生的事(动作尚未进行或正在进行)，因此，人们就根据它与将来行为的相似性将它从空间认知域映射(mapping)到时间认知域。在这个过程中，go所表示的位移和方向的意义失去了，同时产生了表示时间的新意义，于是人们便认为go从词汇单位变成了表示将来时的标记(实际上发生语法化的应是be going to这一结构整体)。
4.2 词汇化不是解构语法化
在对词汇化的认识和研究过程中，学界曾经出现过一种观点：词汇化是一种解构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Lehmann 1995:15-9)(14)，词汇化的存在是对语法化单向性的质疑和否定。在我们看来，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词汇化不是语法化的“由实到虚”的简单逆反。谈到语法化，人们通常将它简单地概括为“由实到虚”的变化。虽然我们在前面从认知语义出发，将词汇化和语法化归纳为两个方向相反的等级序列，但是我们绝不能认为词汇化就简单地等同于“由虚到实”的变化，更不能将词汇化狭隘地理解为完全是语法化过程的一种逆过程。如果一定要在“虚”、“实”问题上考察词汇化，那么，我们也只能说，词汇化的结果是“实”，至于词汇化过程的开端，即使说它“虚”，那也是就句法关系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句法单位本身意义的“虚”，也就是说，这种“虚”跟语法化中的“虚”不同，语法化中的“虚”通常是就某种标记功能来说的。如本文讨论的“恨不得”，在词汇化之初，它的三个组成成分都具有非常实在的意义，整个单位是一个跨层短语结构(15)，如果说有“虚”的表现，那就是这三个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根据认为词汇化是一种解构语法化。
其次，词汇化本身与语法化的单向性不构成矛盾。关于语法化的单向性，一直是语法化研究中争论最为热烈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否认单向性和力主单向性的两种观点一直在激烈交锋(吴福祥2003)。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承认语法化存在单向性，并不意味着就是对词汇化的颠覆和反动。同样，重视并研究词汇化也并不一定就是要否认语法化的单向性。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还没有发现由典型的体标记成分演变成词汇项的，只在部分黏着语中发现了一些后缀成分演变成词项的现象。如在Basque语中，-tasun本是个用于构成抽象名词的后缀，eder意为“美的”，加后缀-tasun构成edertasun，意为“美，美人”。到后来，tasun被抽绎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词：tasun，表示“美”(Trask 2000[1996]:147)。即便如此，词缀成分的虚化程度到底有多大，也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4.3 词汇化过程伴随着语法化
从总体上看，语言的演变应该是双向的，既有语法化，也有词汇化。语法化为语言提供功能性的标记成分等，使语法系统日益完善；词汇化为语言提供新词，使词汇系统不断丰富。而且词汇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语法化。拿我们上文讨论的“恨不得”这一个案来说，从总体上看，它是由句法单位演变为词汇单位的一个词汇化过程。但具体到词汇化的内部，我们可以看出，该词汇化过程的发生和完成与语法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它利用的重新分析这一手段就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其次，具体到“得”这个词，可以说，伴随着整个跨层短语结构(“恨不得”)的词汇化，“得”这个个体本身却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曾指出，“得”的本义是“获得”。在“恨不得”没有词汇化之前，“得”的意义还很实在，但到“恨不得”完全词汇化以后，“得”的“获得”义已经荡然无存了，此时我们已说不出它表示什么实在的意义。很明显，“恨不得”的词汇化过程中伴随着“得”的语法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将词汇化和语法化完全割裂开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4.4 词汇化跟语法化具有相同的宏观动因
词汇化和语法化虽然是语言演变过程中两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从宏观动因上来看，它们有很大的一致性。Bisang (1998：15)曾经将造成语法化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语言习得；二是语用；三是社会语言学。其中以语用因素最为重要。一种新的变体(包括语义、语用的)形式最初肯定只出现于个别人的口中或笔下，但它后来为什么能迅速传播并扩散开来呢？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在起作用，这一原则可以称之为“人云亦云”原则。这是因为语言活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或少数人的活动，当人们进行语言表达时，不仅要使自己的话让他人听懂，而且还希望他人从社会身份上予以认同和接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说话人除了遵守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一些语言规约之外，还必须随时关注一些新出现的形式。当一个新的表达形式出现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个新形式来自某个(些)权威人士或强势言语社团，人们会即时调整自己的语言表达，尽可能与新形式保持一致。
考察发现，从宏观上说，影响语法化的上述因素在词汇化过程中同样也起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人云亦云”原则的作用，“恨不得”和“物色”词汇化的最终完成和推广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研究应该纳入整个语言变化的框架内来进行，既要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任何将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作法都将不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语言的演变规律。
注释：
①梅耶(Meillet)提出“语法化”这个概念是在1912年，但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
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就认为某些语法形式是由词语演化而来的，这可以说是语法化思想的萌芽。到十八世纪后期，John Horne Tooke又明确指出，介词由名词和动词演化而来。参看Lehmann(1995：1)。
②“恨｜不｜得”这样的切分毫无意义。
③虽然古代汉语中有专门表示已然否定的副词“未”。
④关于可控、不可控的语义特征分析，参看袁毓林(1991)、王灿龙(1998)。
⑤具有这种句法特征的并不限于“恨”，与“恨”同类的心理动词如“悔、苦、惧、惜”等也有这样的句法特征。例如：
(1)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史记·吴太伯世家》)
(2)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南朝·裴松之《三国志裴注》)
(3)嗣应试，屡冠童子军，苦不得售。(清·吴昌炽《客窗闲话·许宗伯》)
(4)石梦觉，语本、思云：“如此，死期至。可急还，与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惧不得见家也。”(晋·干宝《搜神记·吕石梦》)
(5)吴、赵诸公惜不早见及此，遂陷秦氏酷祸，悲哉！(宋·袁褧撰，袁颐续《枫窗小牍》卷上)
⑥例(23)“不得”后未接动词短语，它接的是零形式的宾语，回指前文的“金”，这充分说明在当时“恨不得”是一个句法单位，而非词汇单位。
⑦这一点由“恨”和“不”之间能插入其他成分的用法为证：
(1)(王经)流涕辞曰：“恨昔不从敕，以致今日。”(东晋·裴启《语林·王经母》)
(2)寻闻为秦熺所取，恨当时不能入石，至今往来于中也。(宋·王明清《挥麈录》卷第三)
⑧根据《汉语大字典》，“恨”有三个义项，除第一个义项释为“遗憾”，“后悔”外，第二个义项注为：怨恨；仇恨。《说文·心部》：“恨，怨也。”《广韵·恨韵》：“恨，怨也。”《荀子·尧问》：“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
⑨例(36-38)中的“物色”指事物的外观及色彩等。这一意义也一直沿用到后代，例如：
(1)时节变衰草，物色近新秋。(唐·韦应物《玩萤火》)
(2)天晴物色饶，落英千尺堕。(唐·韩愈(次同冠峡》)
⑩转引自《汉语大字典》(缩印本)，1992年。
(11)目前我们所发现的比较好的例证是：
(1)六师之人大畋九日，乃驻于羽之口。收皮效物，债车受载。郭璞注：物，谓毛色也。(《穆天子传》卷第三)
(2)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宋·庄绰《鸡肋编》卷上)
(3)上得此喜，乃命宣示百官，则礼臣锦荐、色组、缫藉十袭。(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第一)
例(1)用“毛色”释“物”，例(2-3)中，将“色”与表示丝织品的“丝”和“组”骈用，可见，“色”是跟“物”相类的一种物品。更为有力的证据有待进一步搜寻和发掘。
(12)《搜神后记》旧题晋陶潜著，但有人提出质疑。尽管如此，它作于晋干宝之后是确定无疑的。
(13)像例(50)这样“物色”前面用“令”的，实际上“令”后省略了宾语“之”，故“令”与“物色”没有直接的句法关系。
(14)有人称之为反语法化(anti-grammaticalization)，可参看吴福祥(2003)的介绍。
(15)“跨层短语结构”这一术语由江蓝生(2004)“跨层非短语结构”衍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