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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17（2006）05—0005—05
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斯密关注分工以及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辟了内生比较优势学说的先河，李嘉图等学者则从区际或国际间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解释比较优势，形成了外生比较优势的传统，后者强调先天因素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又被称作静态比较优势。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批判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拓展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内生比较优势研究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后天因素，而后天因素是可以改变的，内生比较优势的讨论必然导致比较优势研究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拓展，反过来，动态比较优势又往往由比较优势的后天因素即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这样，比较优势的内生化和动态化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织与合流。此外，因为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影响经济发展中的后天因素，在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还特别关注了政府在比较优势中的作用。
一、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批判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着重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先天因素的约束和比较优势的静态化，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禀赋比较优势说，以及与之有关的另外三个贸易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FPE,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以下简称SS定理）和罗布辛斯基定理（Rybczynski， 简称鲁氏定理）。
近年来这种外生比较优势学说受到质疑。实际上，早在1961年，数理经济学家阿罗等人（Arrow,Chenery,Minhas and Solow,1961; Bhagwati,J.and Dehejia,V.,1994）就证明了HO定理的错误。他们指出， 对于生产函数是不变替代弹性（CES）的模型，哪怕生产函数在两国之间相同，但只要替代弹性在生产X和Y中不一样，就有可能产生所谓“要素密度逆转”（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即X在A国为劳力密集的产品，在B国却为资本密集产品。196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了不少支持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经验证据。
德布鲁等（Debreu,1974）提出“不可能定理”，对外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否定。此定理说明，在不具体写出模型的函数显式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找出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一般规律。但是，贸易理论中的四大主要定理都是试图在不具体设定模型的函数显式条件下找出均衡价格、资源、产量之间的一般关系（比较静态分析）。根据“不可能定理”，这些“结果”是不可能成立的。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g,Sachs and Yang,2000）将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引进HO模型，严格证明了比较利益说的局限性。他们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全要素生产率参数在国家之间的差别，证明了如果A国既有生产X产品的技术比较优势，又有生产X产品的资源禀赋的比较劣势，当这技术比较优势超过资源比较劣势时，则A国会出口有资源比较劣势的产品。 这就是说，资源比较优势说即使当替代弹性在不同产业中完全一样，即要素密度逆转不发生时，也可能被推翻。他们还指出，完全忽视参数变化时贸易结构的超边际跳跃（即非连续质变）也是比较静态分析的一部分的做法是不对的。如果考虑这些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正如“不可能定理”所预见的，四大贸易定理不可能在任何参数值范围内都是成立。
从经验数据证明来看，外生比较优势说也不能得到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根据特勒夫勒尔（Trefler,1993）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上提供的经验证据，要素禀赋论正确预见贸易方向的比例只有50％，其成功率正好同抛掷硬币的概率相当。另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假说也同大量的经验证据不相符合。
二、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的主要进展
近年来，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继承了斯密传统，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后天因素，从规模经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等不同的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
1.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
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首先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从而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1985）发展了一个基于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决定。在自给自足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产品多样性数目很小，而贸易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如果贸易增加了消费者的需求弹性，那么单个厂商的规模效率也能改进。这样，单个厂商通过规模经济作用确立了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
2.内生分工、专业化与比较优势
杨小凯（Yang,1991）等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杨格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3.技术创新、制度激励与比较优势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解释比较优势。多勒尔（Dollar and Wolff,1993）等针对规模经济理论的局限，认为技术差异是对发达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日本、德国和美国的许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作是高技术产品，是因为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研发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员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尔也认为，尽管技术差异能很好地解释比较优势，但这种解释只是针对短期有效，对长期比较优势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1991）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因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戴维斯（Davis,1996）也表明了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 industry）的贸易。
此外，多勒尔等（Dollar,1993）还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
4.人力资本配置与比较优势
Findlay（1983）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 他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三、动态比较优势研究的主要进展
如前所述，内生比较优势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后天因素，其研究过程也是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拓展的过程。除上述研究之外，经济学家们还专门研究了动态比较优势的具体实现过程。
Oniki和Uzawa（1965）首先考虑了存在内生物资资本积累情况下的国际贸易模型，由于考虑了人口增长和内生的资本积累，各国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模式会发生动态变化。Findlay（1970）在Oniki和Uzawa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非贸易的资本品来考察各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Krugman（1987）通过引入边干边学效应，考察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 在他的模型中，资源禀赋并不是决定比较优势的唯一要素，比较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边干边学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是技术进步的唯一源泉，这样政府有选择地对某些产业实行暂时的保护能够使本国产业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比较优势是可以通过政府适当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影响和培养的，适当的政府政策能够使比较优势向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Lucas（1988）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虑了边干边学和比较优势的演变，边干边学效应的存在会强化各国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最终会导致各国完全的专业化。同样是考虑边干边学效应，Young（1991）考察了边干边学对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与Krugman不同的是，他认为在某一产业中存在的边干边学效应能够溢出到其他的产业，即使边干边学效应是有界的，存在外部型的边干边学也会使得新产品的引入成为可能。Redding （1999）则在在Krugman的研究基础上考虑了动态比较优势演变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基于边干边学效应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技术的内生变化，鉴于此，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从研究与开发（R&D）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分析。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通过R&D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在他们的模型中，公司引进新产品会发生资源成本。前瞻性的生产者引导R&D进入具有获利机会的市场。新产品不完全代替老产品，并且当更多的商品可买到时，价格、利率和贸易模式会跨期演进。贸易有产业内的和产业之间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资源禀赋。国际资本流动用来为R&D融资，在一些情况下跨国公司会出现。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R&D的激励和R&D活动的资源要求。资源通过分配到R&D部门，会导致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生产，然后就会形成沿着贸易均衡动态路径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模式。这种贸易模式，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发展。
林毅夫（2002）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战略的反思，从比较优势战略可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林毅夫认为，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佳途径。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这样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就会相应地变化。也就是说，区域产业结构内生于区域要素禀赋结构，随着资源禀赋结构提升所引起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出的增加，区域产业结构将最终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一般地，由于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是，最初资本通常是最为稀缺的要素，土地和劳动相对丰裕，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提高，劳动变得相对稀缺，资本成为相对丰裕的要素，与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相对应，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演进一般也要经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乃至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过程，同时，工业结构的演进也将呈现出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等特征。
四、政府在比较优势中的作用
学者们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政府在比较优势中的作用。一般来说，比较优势理论反映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排斥政府对经济干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政府在不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前提下也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它应是一个有限政府，更多地起着服务者和看门人的作用。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经常性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林毅夫（2002）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出发，分析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由此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职能主要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参与建设和投资于那些具有某种外部性的产业，以及那些需要较大规模的初始投资或需要较长建设周期的项目，例如交通、能源、运输、教育、卫生等必要的基础设施部门，即政府的作用特别表现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面。林毅夫在分析中指出，首先，比较优势战略条件下的产业政策是一种指导性的，其主要特征与其说是要求企业家去做什么或怎样做，不如说是提供一些可能的机会供企业家们选择。其次，实施这种产业政策需要政府履行社会协调的职能。最后，由于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以补偿企业进行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时面临的外部性，政府需要通过减免税收或贴息等补偿形式，鼓励这种具有创新性质的投资活动。
五、简要的评论
综合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不难看出，人们在对比较优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考察中，关注的焦点已从先天性的资源禀赋等因素逐步转向分工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已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这一转向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也为人们分析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启示。它的实践意义在于，一个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动态化。在经济发展中，不仅只“听天命”（即充分利用外生静态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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