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宗教与基督教之通理：对话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可能性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对于此题目有着特别的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在讲授关于世界上的五大宗教传统——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课程。
1994年7月26日的《十字架》日报上的一篇题为“佛教、 基督教与和平”的文章极有启发性，它包含着一个对于我们的世界意义重大的信息。作者D·吉拉（Dennis Gira）强调指出，被种种暴力所困扰的社会如吸取佛教和基督教的永恒智慧的话，将大有可为。他认为，尽管此两种宗教传统大相径庭，但它们仍能向我们提供对付诸多冲突的方法。佛教之途鼓励试图在短暂的尘世中追求永久幸福的个人去洞悉这个世界并明了他或她在其间的位置。通过静默和沉思，人们能净化对世界的看法。他们逐渐认识到万事万物，也包括他们自己，皆为无常。人们一旦了解自身的真正本质并生活在此种觉醒之下，他们就超脱起来，达到一种内心平和与真正幸福的境地。这样的人懂得同情，因此能够对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作出贡献。吉拉说道：“如果在佛教中，对人的命运的解释并不涉及与一个超脱的并具人性的神——一个对佛教徒来说不能理解的概念，那么在基督教中正是此种由耶稣基督所显示的上帝神秘性，才是人性伟大的尺度。”〔1〕基督教神学认为，残忍的人， 自私的人不能对他或她的真正天赋使命——即与上帝和所有人相亲相爱——作出反应。这样的人必须投入到消灭旧我的斗争之中，才能重述保罗的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2 ：20）这种投入意味着人的存在根本性的重新定位，一个类似于修行中的佛教徒在改变他或她对现世看法时需要的那种的皈依的彻底转变。
对基督徒而言，皈依的泉源是上帝的恩典。佛教徒则将他或她的皈依归之于强烈的自我努力。两种传统都认为禁欲、超脱和沉思对于皈依和转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佛教徒和基督徒意识到他们的共同点并尽量增大他们之间进行深入对话的可能，这显得十分有意义甚至至关重要。吉拉特别强调了一个对佛教和基督教都非常重要的要素，即“个人如果想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首先自我消亡的那种基本直觉。”吉拉总结他的思想道：“如果在一场对话中寻求共同点是必要的，那么这种寻求必须始终尊重这两种传统的内在一致性，因为没有它就会产生使其真正的丰富性流于空洞的危险，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损失。”〔2〕培育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是个人内心的和谐。当然， 此种基本的直觉——旧我的死亡及新我的再生——无论在佛教中还是在基督教中都是达到这种和谐的途径。
在古老的道教信仰传统中，阴和阳导致了一种和谐。事实上，没有这种阴阳合一就不会有和谐和统一。如同在《创世纪》中所讲述的创世神话里，人类的祖先居住在没有对立的伊甸园里。然而，当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对立两极的知识之树的果实后，不和谐便产生了。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叙述中，这种对立并没有得以解决。在基督教的历史观中，当玛丽扭转了夏娃所作的选择，并且当被基督徒看作是来自永恒的上帝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中一员并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此种对立才得以解决。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成了在圣架之树上的全人类和解的途径。F·哈波尔德（F·C·Happold）在他的《宗教信仰和二十世纪人》一书中称，他在古代中国道教的宗教哲学中发现了同《创世纪》故事相类似的思想。他写道：“现象世界被设想成由道——即通过对立两极的分裂而生成的一切事物的终极原则——的出现而产生出来。”他继续道：“现象世界的原则，我们所觉察到的明显贯穿于整个创造过程的阴（黑暗）和阳（光明）两极，也从道中产生。阴阳对立两极尽管在道的无差异的统一之中有其根源，但只有在现象的领域中才是活跃的。”〔3〕印度教的非两元论思想亦具有相似的深刻性，在《薄伽梵歌》中我们读到：“如果一个人自私地将一个事物看作独立于全体和无数之外的一切，那么他便是在无知的黑暗里。”〔4 〕而我们在更早的《奥义书》中读到神被称为“独一无二之物”。
对道教徒统一性十分重要的阴阳合一的观念对基督徒的并不陌生。作家L·奥塞（Ladislas Orsy）曾启发了我就基督教的统一性的思考。在回答“ 一个人怎么样变得完全？”的问题时， 他谈到一个将思考和行动结合起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个人的完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个完全的人不是将两种对立的成分拼到一块的结果，而是两者互相和谐地发展到完满状态的产物。在这个人身上形成的此种和谐意味着在他自身的一致性、一种与上帝的一致性和与世界的一致性。这样的人已找到他或她在创造中的位置并分享着完成创造的喜悦。
我们提到的在道教和基督教信仰传统中的和解是通过静默来达到的。静默是基督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灵修方式。 用H ·诺文（HenriNouwen）的话来说：“通过这种灵修，上帝的灵光得以维护和保持。”〔5〕静默对道教徒而言同样重要。《当代道教》一书的作者J·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写道：“在内心的静默中人找到了道。它自我表现为独立于时间和形式之外的太一。”〔6 〕不论是伟大的东方宗教传统还是基督教传统都同样任由自己被引向大自然静默的深处。他们珍惜这种自然的静默，他们从中吸取力量，他们感激它所给予的和谐和恩惠。因此，可以理解，所有这些信仰传统现在都十分关注于关心和保护他们知之甚多的地球。这种对生态学的关心已是宗教间对话的一个优先话题。
在《马利诺会杂志》1994年9月号中，生态主义者、 《做地球的朋友》一书的作者T·贝里（Thomas Berry ）使读者深刻认识到提出这一主要的全球性问题是绝对必要的。他说道：“这个星球的整个生物圈正在遭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破坏。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基督徒们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地球正在发生什么事。”〔7〕在他的著作中， 生态学不仅被理解为单纯地对地球或环境的研究，而且是对星球、动物、森林、农业、污染控制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社会的影响的评价。
这个具有宗教含义的生态学话题无论对东方宗教还是对基督教都十分重要。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 法国天主教进化论者、考古学家。一译注）曾十分积极地表述过这种对地球的关切，他说道：“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留待我们的是，如果我们不想毁灭，就要抛弃古老的偏见而去建设地球。”〔8〕
T·贝里讲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数字及它们对整个世界的含义。 他说在1914年地球上只有不到20亿的人口。“现在的年青人将会看到80到100亿的人口。我们赖以用于肥料、 交通和能源的石油储量到下一代将被用光。再有几十年，我们将不能养活自己。”〔9〕
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怎样才可以纠正这一趋势？在学院神学协会刊物《地平线》1994 年春季号上， J ·阿尔西·梅（John d'ArcyMay）提议佛教和基督教可为形成一种生态伦理学而作出互补性贡献。生态学已成为一种宗教性关怀。它与从拉丁语“IUS ”中衍生出来的宗教概念“正义”紧密相关。同样，这与印度教的“法”，即宇宙的和谐和秩序的概念亦有关连。
哈佛大学研究世界宗教的著名学者、教授D·埃克（Diana Eck）博士在她《遭遇上帝》一书中引述了一些我们整个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海洋的污染、森林的砍伐、植物和动物的灭绝。关于婴儿高死亡率、儿童的高疾病和死亡率，以及卖淫和对妇女的性奴役均有统计数字为证……。”〔10〕我们问自己：答案是什么？有答案吗？D ·埃克相信我们必须创造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在其中我们能够展开一种真实和持续的宗教对话。这儿的“我们”包括每一种宗教信仰传统——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也包括孤立主义者和生存主义者。埃克认为我们必须为在所有这些宗教团体中形成一个较大的“我们”，一个团结而不是分裂的“我们”而努力。〔11〕
J·阿尔西·梅在说到权利时作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 他说：“我们的思想从个人或团体对于土地的权利到土地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尊重的权利的演变，可能是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12〕道教申明并鼓励对于自然和地球的爱。地球不是一个敌对者，而是像一位诗人提醒的那样：“它像是个如此神圣的器皿以至于世俗之物稍一接近便遭亵渎。”〔13〕对于道教徒而言，解决的办法不是一个主宰、征服自然的问题而是顺应和尊重自然的问题。
（二）
东方宗教和基督教传统的一个共同因素就是对知识和学问的尊重。这里我特别回忆起我曾有幸教过的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他们都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求知欲，以及视学问为神圣的态度。难道不就是主要因为利玛窦的科学知识才使他能吸引中国的皇帝吗？当我们回顾四个世纪以前利玛窦的出现和他与中国的关系时，我们会被他的个人魅力，以及激励他的直觉、智慧和敏感所折服。他没有试图去把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人，而是使自己适应他们的文化。他以他的睿智把中国人对学问的热爱与他的希腊和拉丁文知识结合起来，并把塞内加、奥维德、西塞罗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译成中国的文言文，介绍给了中国人。
公元四世纪，哲罗姆——这位与安布罗斯，奥古斯丁齐名的西方三大教父之一——在一封写给罗马奥拉会会友马格纳斯的信中，为在基督教学说未来的发展中，有必要进行古希腊罗马的研究加以辩护。哲罗姆问道：“我也赞美她的形式完美，她的语言高雅，所以我愿使这种世俗智慧——它是我的囚徒，我的婢女——成为真正的以色列的管家，我这样做难道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吗？”〔14〕一千年以后，在基督教的传统之内，我们仍会看到这种对学问的关注。伊拉斯谟的密友托马斯·莫尔爵士，在捍卫希腊学反对那些诋毁者时写道：“就人文教育世俗性的问题而言，还没有人声称过为了获救，一个人需要希腊语、拉丁语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教育。但是这种被视为世俗的教育却能培养一个人的灵性，有些人就是以对自然事物的知识为阶梯进而思考超自然的事物的。”〔15〕
不同宗教之间的另一个很有潜力的对话领域是对家庭的忠诚。在《耶稣会士在中国》一书中，约瑟夫·西伯斯（J·Sebes）谈到了中国的伦理体系，指出这种体系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对父母和所有合法性权威的忠诚和顺从。这些忠孝责任的主要部分也包括对祖先的崇拜，他们的名字被铭刻在被称为灵位的木牌上，子孙们便在这些灵牌前俯身磕头，焚香燃烛，敬奉祭食，焚烧纸钱。这些行为被看作是对另一世界的亡灵的侍奉。”〔16〕
在基督教传统中，“圣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 ）的教义是一个给人安慰的提示，意指生命并未终结而只是发生了变化，死去的亲人与他（或她）的家人之间仍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这种圣所团契概念产生于基督教初期，它反映出一种信念，即认为在世时曾把人们连接起来的纽带并不随死亡而解散。作为直至今日基督教会信经告白中的一个要点，“圣徒相通”及其所强调的人类存在的社会层面的现实，主要由于诸如耶稣会神学家卡尔·拉纳（Karl Rahner）等人的著作， 而获得了新的重视。依据他本人的神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拉纳认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强调说那些先我们死去而转入一种新的精神存在形式的人们，主要通过代生者祈祷的途径，而与物质世界保持着无法摆脱的联系。令人感兴趣的是，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这种相通理论，我们今天的解放教会学的基本框架才得以形成。
彼得·布朗（Peter Broun ）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所作的题为“圣徒崇拜”的演讲（后以同名出版）中告诉我们，圣徒崇拜在其开始时多么具有革命性。他指出对圣徒的敬拜标志着“晚期古代社会日益增多的一部分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全新的崇拜形式，在新的地点敬拜新的对象、并由新的领袖引导。（对圣徒的崇拜）从满足对新的权力形式，新的人类依存纽带和对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安全和正义的新的热切希望的共同关怀的需要中得到了驱动力。”〔17〕正如中国人通过忠于家庭来延续对祖先的敬奉一样，恪守基督教传统的家庭成员也通过举行对亡者的追思仪式来加强他们的骨肉亲情。
（三）
如果我们是未来的建筑师，我们将选择什么东西作为我们的基石呢？我认为，这一基石很可能是一种思索的精神，它将使具有不同字数宗教传统的民族为世界的和平承担义务。我们在各种宗教传统中所发现的那些神秘主义者证明了神秘主义召唤的普遍。我本人成年生活中的一个发现是，除了我自己的宗教传统外，在其他宗教传统里也确实有著名的神秘主义者，而且我们确实受到召唤，要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去感受圣灵的工作。就印度古代智者来说，他们认为，人们需要在他们称为“心灵洞穴”的内在体验层次上彼此相通。他们发现：宇宙秩序和自然界中的存在与心灵洞穴内的存在是同一的。许多练禅功的佛教徒发现他们被赋予了解脱的能力，因此他们学会了超然物外。一个有趣的关于禅的故事就表现了此种超然态度。故事说一个和尚的房子被焚为平地，他思忖道，既然房子已毁，他便能一无障碍地观赏旭日东升。这个反应表明了他超脱的程度和他把本来可以被视为是一场悲剧的事情转变为可心平气和地加以接受的事情的能力。禅的目的在于觉悟到作为我们本性的完整性，并加深我们与这种完整性的关系。
在伊斯兰教传统里，让我们聆听8 世纪一位伟大的苏非派信徒拉比亚的话。她常常孤独地通宵守夜，这时，她发现上帝的爱就在宇宙的深处。她祷告道：“我的上帝，我的主，眼睛合上，众星沉落，巢中鸟儿不再骚动，海中怪兽亦沉睡。您是洞知恒常的正义，您是不会背离的公正，您是从未死去的永生。国王们的门关上了，有心腹守卫，您的大门却向所有想觐见你的人打开。我的主，每一个爱人现在都与他所爱的人单独相伴，我亦与您单独相处。”〔18〕
同样，沉浸于高山、峡谷和平原的无尽美景之中的以色列的大卫王，也从他的心灵深处发出祷告：“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找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境，我渴望你，我的心切慕你。”（《诗篇》63）
在基督教传统里，我们看到集体神秘智慧的丰富遗产。从耶稣的时代到现在，总有人拒绝浅薄的人生，神秘主义者通过祈祷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心灵最深处的渴望。基督教神秘主义在保罗的《以弗所书》中得到概括，保罗写道“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1：8—10）
在伟大的东方宗教和基督教传统中，虚无和解脱是神秘主义的核心。基督徒在圣母玛利亚那里看到了神秘主义的完美状态，试想一下髑髅地和十字架下的玛利亚吧。当这位最温柔的母亲，抱着充满神秘的十字架，试图融入她的儿子对人类无限之爱时，人们看到的是最终的解脱。被基督徒认为是神秘主义者之母的玛利亚教导我们，要我们去领会和感受我们的那些正在倾听其心灵之声的印度教、道教、佛教、穆斯林和犹太教的兄弟姐妹们。
为了通过对话达到这种联合，不管信仰什么，我们都必须拥有共同的希望。在其早期的日记里，利玛窦记下了他的同伴——他如何认为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如何鼓动他放弃中国而去日本。利玛窦却毫不气馁，他坚持说：“如果出现障碍，甚至比我们最初遇到的更难克服，我以为我仍应继续去努力，而不是跑入黑森林，茫然不知所措！至于你所说的希望，我们决不放弃。”〔19〕在那个时候，利玛窦对心存疑虑的塞巴斯蒂安教士（Sebastian）说， 他能活着看到利玛窦与中国最显赫的官员平起平坐。几年后，塞巴斯蒂安教士真的看到了这一幕。因此，我们也相信我们的那个企盼带来真正和平的和谐对话的愿望是会得到实现的！
（译者 董海军、朱健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