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心理学论略——（注：本文是笹川良一基金课题项目《修辞心理学》一书的“前言”之一部分，先行发表出来，以求教海内方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方家论文,心理学论文,海内论文,一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何为修辞心理学
由于目前我们尚未见有修辞心理学的论著发表或出版，因此对于这一新建学科的所要涉及的必要的有关术语，我们有必要先行加以界定。
所谓“修辞”，就是一种力求使达意传情尽可能适切、圆满的语言调配活动。众所周知，语言和所有的语言材料都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的。但是，同样的一种语言，同样的语言材料，不同的调配方式则能产生出大不相同的表达效果。比方说，在汉语中，一般中国人的个人语汇库都会有“发展”、“发达”、“落后”、“不”、“欠”、“中”、“国家”等常用词。假设让我们用以上所给定的七个词来评价一个国家，有些人可能会调配出如“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落后国家”等词组，也有些人可能会调配出诸如“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词组。这些词组，前三个是有贬义色彩的，假设以之来评价欲与我们友好的国家，那肯定表达效果不好，是要伤害对方感情的，有碍两国交好，会导致外交失利的。而若我们用“发展中国家”这一词组来评价对方国家，则对方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前三个词组所表达的意思，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这一词组给人的感觉是友好的，是带有褒义的，是说对方国家目前虽算不上发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是有发展潜力的，言语中包含了友好的祝愿，自然就会收到良好的表达效果，在外交活动中就会赢得胜利。
客观地说，上列七个词语单独看是没有优劣高下的，只是在被调配使用中才显得表意的差异，因而也就有了表达效果的圆满与拙劣之别。应该说，语言和语言材料对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是公平的、理性的，不能说某人的语言表达效果好是由于他所使用的语言或语言材料好，而只能说某人善于调配语辞。这就好比同样的一块布料，不同技艺的服装师会做出大不相同的式样、大不相同的质量的服装来的。做出的服装是有款式、质量上的差异的，是有客观上的优劣高下之别的，但这决不是因为布料优劣的缘故。语言运用中语词的调配如此，句式的调配亦如此。是长句好，还是短句好；是单句好，还是复句好；是主谓句好，还是非主谓句好；是常式句好，还是倒装句好？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看其是否切合了具体的语言使用情境与题旨，切合了情境与题旨，就有好的表达效果；反之，则没有好的表达效果。
因此，我们可以说，“修辞”实际上就是一种在说写过程中为了某一特定的交际目的，而对语言进行调配的有意识的活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所谓的“对语言进行调配”，是指对某一语中各色形、音、义的语词与各式句法结构等的调遣、配置，让各种语言材料在特定的题旨情境中适得其所，从而使说写者所欲表达的“情”与“意”能够被听读者接受，并作出积极的回应与行动。若此，说写者的“修辞”目的也就达到了。另外，还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修辞”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活动，不管说写者“达意传情”圆满、适切的程度如何，只要他是有意识的朝着力图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向努力，都是“修辞”。
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所谓“心理”，就是“脑对客观世界的积极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行为的自我调节。是在有机体演化的一定水平上出现的。最初出现的心理现象是简单的感觉。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随着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感觉逐渐分化和复杂化，并由此出现了知觉、记忆、思维的萌芽等。人的心理是心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在劳动和语言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与动物心理有质的区别，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并受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注：《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前文我们说过，修辞是一种语言活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语言在人类心理发展过程中是处于最高级的阶段才产生的。“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开始于感觉与知觉。感觉反映事物的个别属性和特性，如颜色、明暗、声调、香臭、粗细、软硬等。而知觉反映事物的整体及其联系与关系，如一面红旗、一间明亮的房间、一阵嘈杂的人声、一件轻柔的毛衣等。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不是感觉的简单相加。在知觉中，人的知识经验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感知觉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在刺激物停止作用后，并没有马上消失，它保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并在需要时能再现出来。如几年前我们游过峨眉山，现在想起来，那飞瀑流泉、群峦叠嶂，仍历历在目。这种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就叫记忆。”在此基础上，人们“运用头脑中有的知识经验去间接、概括地认识事物，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这就是思维。例如，人们对原子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对生物进化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对古代化石的研究，进而推知远古时代动物和人类生活的情景，都是凭借思维活动来实现的。”踵此，人们则能“利用语言把自己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与别人进行交流，接受别人的经验，这就是言语活动。”（注：参见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亦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越来越快，人类社会之所以一代更比一代进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不断接受前人的经验。而经验之所以得以传承，靠的就是语言。可见，语言确是人类心理发展的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心理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而修辞是对语言进行创造性运用以求达意传情尽可能的园满的一种语言活动，自然比一般的语言活动更高一筹。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给“修辞心理”下定义：修辞心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主要是指说写所要关涉的事物、事件等）的积极反映，以及在此基础上根据交际的目的的充分利用语言（包括语言的记录符号体系——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对语言进行有意识的、创造性的自我调节。它是人类心理发展与语言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上的产物，具有自觉的能动性，但要受到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因为修辞的凭借——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自然要受到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
所谓“修辞心理学”，就是研究修辞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科学。它以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修辞因是人类运用语言的创造性活动，所以修辞心理学研究的只是人的语言运用心理，即修辞心理，不象一般心理学要关涉到动物心理。也就是说，它专以人的修辞心理，特别是以人的修辞心理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修辞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具体说来，修辞心理学应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一）修辞个体心理
众所周知，人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修辞是人运用语言的一种活动，任何一种修辞活动都是个体的，而不可能是集体的，因为说写都不能是两个人一起的。虽然一篇讲演、一篇文章可以事先由不止一人一起进行修辞营作，但在说、写时总得由一个人去说、去写。因此，严格的说，任何的修辞都具有个体性。
修辞者在进行修辞活动时所具有的心理现象称为修辞个体心理。它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系统。概括起来，修辞个体心理可以分成修辞动机、修辞心理过程和修辞心理特性三个方面。
所谓“修辞动机”，就是修辞的目的。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精神的还是肉体的，都是在某种内部动力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推动人的活动，并使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部动力，就是人的活动的动机。（注：参见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任何修辞活动都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语言创造活动，它的目的性是很强。说写的某种特定的目的，是人进行说写的内部动力，也就是修辞动机。
那么修辞动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人类的各种需要，即个体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某种不平衡，是人类动机产生的基础，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有生理的需要，也有社会的需要；有物质的需要，也有精神的需要等。（注：参见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同样，修辞动机的产生是由于修辞主体（即说写者）的生理主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例如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写庐山瀑布的诗云：“日照香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注：唐·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之二》。）李白为什么要写这首诗？为什么要用夸张的诗句来写？因为李白生平热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的名山大川，他见到庐山瀑布的壮观，内心有一种深切的感动，不抒发则于心不快。而一般客观、冷静地描写由于不足以表现他内心的那种激动，所以他选择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可见李白之所以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写此诗，是由于情感渲泄的需要。因为对李白而言，这种对大自然奇观的深切感动不用夸张的语辞抒发出来，是不能平息其内心的激动的，因此，李白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庐山瀑布，是为了昭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想通过情感渲泄以求身心畅快的生理特别是心理上满足的需要。
所谓“修辞心理过程”，是指修辞者（即说写者）以不同的形式（认识、情感、意志）能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关系（说写的对象与内容）的过程。它与一般的心理过程一样，包括认识、情感、意志三个基本过程。认识过程是指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关于这一点，前文我们已有了说明。情感过程是指“人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不仅反映事物的属性、特性及其关系，还产生了对事物的态度，引起满意、不满意、喜爱、厌恶、憎恨等主观体验，这就是情绪或情感。”“情感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知之深，爱之切’，深厚、真挚的情感来源于对人、对事真切、深刻的了解，而情感又对认识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注：参见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意志过程是指人在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完成的基础上“自觉地确定目的、并为实现目的而自觉支配和调节行为的心理过程。”（注：参见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10月。）准此，“修辞心理过程”，简单点说，就是修辞者（说写者）先对所要说写的对象或内容有所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肯定或否定的情绪或情感，最后根据交际的特定目的而调节其语言行为，即以适切的措辞将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表达出来，以实现修辞者的意志。《战国策·赵策四》曾记有一则触龙（注：触詟当作“触龙”，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策》残本及《史记·赵世家》记此事均作“触龙言”，“詟”当是“龙言”因古书竖排而误合所致。）说赵太后的故事，可以十分恰当地说明这一问题。从这一修辞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修辞者触龙的修辞心理过程：首先，触龙对需要说服赵太后同意派长安君出质于齐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触龙要见赵太后，当然是对说服赵太后的必要性有深刻认识之后才作出的决定。既然是决然而然地要见“盛气而胥之”的赵太后，触龙对赵太后拒谏行为产生了否定情绪或情感。但是，结果，我们却看到触龙先和颜悦色地与赵太后拉家常、谈儿女情长的话，然后才由爱儿女的话题自然地切入到正题上，最终说服了赵太后。（注：详尽分析请参见吴礼权《言辩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1993年8月。）这就说明触龙之所以采用这种劝谏的方法，是经过一番自觉的心理调节与控制语言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修辞心理过程中“意志过程”。由此，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出修辞者触龙完成说服赵太后修辞任务时由“认识”到“情感”再到“意志”的修辞心理全过程。
所谓“修辞心理特性”，是指修辞者在通过认识、情感和意志反映客观世界，亦即运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所反映的客观世界（说写的对象与内容）的看法或情感态度时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差异。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包括文化知识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很大的差异，所以各个人在长期的语言活动中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带有某些稳固而经常出现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性就是修辞个性心理特性，它是修辞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个体心理特性主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普通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体心理特性的三要素（能力、气质、性格）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原因，如上面提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经历等的影响。修辞的个体心理特性亦如此。比方说，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很多，但大多数诗作都喜欢运用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从而形成了其特有的豪放飘逸的诗歌风格，与同时代的另一个大诗人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注：参见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2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月。）大不相同， 这与李白所特有的个人浪漫而敏锐的文学感悟能力、豪放任侠的洒脱气质和性格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他的这些个性心理特征，则又是与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以及其个人生活经历有因果关系的。又如现代大文豪鲁迅，其散文特别是杂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以冷嘲热讽、尖刻深沉而著称于世的。这一风格的得以形成，是由于他的行文中经常运用委婉的修辞手法的缘故。是与他个人对社会现象敏锐而深刻的洞察能力、好学深思而又内向深沉的个人气质和性格分不开的。而这种个性心理特性的形成，与他所处的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代社会环境和他个人出身旧式没落家庭以及所受的家学薰陶是有因果联系的。由此可见，在修辞心理学研究中对修辞者个性心理特性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内容。
值得指出的是，“修辞动机”、“修辞心理过程”、“修辞心理特性”是修辞个体心理现象的三个重要方面，是修辞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不是互相割裂的。因为人没有无缘无故的认识、情感和意志，他们的修辞心理过程总是在某种修辞动机的推动下进行的。修辞心理特性是通过修辞心理过程形成的。没有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就不会产生修辞者在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中的修辞个性特点。同时，修辞个体心理特性又调节着修辞心理过程的进行，并赋予修辞过程以个体的特色。
（二）修辞社会心理
修辞心理学研究人的修辞心理现象，主要是研究修辞个体心理。
但修辞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社会的实体，是社会的人。因此，他总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团体中，并与其他人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上下关系、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等。由于社会团体的客观存在，便产生了团体心理或社会心理。修辞的社会心理，就是不同社会阶层、民族、国家等社会团体的人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某些带有共同性、普遍性的心理。不同的社会团体的人，则有不同的修辞心理。如中国人，大体说来可分为南北两大社会团体，南方人在语言上喜欢委婉其辞，而北方人相对说来则更爱直抒胸臆。又如汉民族人与欧美民族人相比，从整体上看，欧美人说话比较直白，而汉民族人则倾向于含蓄地表情达意，这是由于他们各自隶属于不同的社会团体的缘故。再如知识分子阶层的语言特点明显与劳动大众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的社会团体之中的原因。
修辞的社会心理与修辞的个体心理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修辞的社会心理或团体心理是在某一社会或团体的共同生活条件和环境中产生的，它是该社会或团体内修辞个体心理特征的典型表现，而不是个体修辞心理特征的简单相加。修辞的社会心理或团体心理不能离开个体心理，但它对个体来说，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个体修辞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如崇尚含蓄委婉是汉民族人共有的修辞心理特征，这一心理特征便是汉民族人的修辞社会心理。它是汉民族人在数千年的共同生活条件和环境中形成的，与汉民族人内向深沉的民族心理结构与崇尚蕴藉的悠久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我们说，修辞的社会心理及其与修辞个体心理的关系，亦是修辞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三、修辞心理学的基本任务
修辞心理学既然是研究修辞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科学，那么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揭示修辞心理现象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为人类的语言实践服务。
运用语言来表情达意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任何人修辞须臾不可或缺的。一般说来，只要是正常的人，有正常的语言能力，他都能用语言来表达感情、传达思想。但是，用语言来表情达意，还有个效果的好坏问题。勿庸置疑，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开口说话、动笔写作，他总是希望他所表达的思想或情感能被接受者深刻领会，并产生情感的共鸣或接受其思想，从而达到其说写的目的。然而，这个目的并不是所有的说写者都能达成的。有时，即使是很有才情的大文豪亦不能企及。如唐代有位大诗人孟浩然，是个才华横溢的主儿，连诗仙李白也称许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然而，就是这位才子，却因一次言语失误而导致一生潦倒、郁郁不得志而终。《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云：“（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诰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虽然孟浩然的诗才很好，对玄宗也很敬重，称之为“明主”，自己也很谦虚，自称“不才”，然而，玄宗认为“不才明主弃”的诗句是对自己这个“明主”的诬蔑，是冤枉了他，所以他不乐意了，遂将孟浩然给“放还”了。这样，孟浩然从此也就断了仕进的机会。假设孟浩然当时不是以“不才明主弃”的诗句相对，而是以他的另一首诗的两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注：唐·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来对答，毫无疑问，他肯定当场就会被唐明皇加官进爵的，自然一生风光无限、前程似锦的。因为“欲济无舟辑，端居耻圣明”两句，就说者来言，尽管实质上要求个一官半职，但却打着是不辱圣明帝王的旗号，同时还吹捧了对方是圣明的君主。这等巧妙的措辞不能打动对方之心，那是不可能的。而就听者来言，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求仕，但其表达十分婉转、巧妙，言语之间透着才学，且又称自己是圣明之君，这对唐玄宗这样的颇是风雅且自以为圣明的主子来说，是再中听不过的了。而“不才明主弃”的诗句，则没有这样独特的效果。这句诗，就说者来言，虽然实质上亦是在求官，其意是说自己由于无才，所以至今尚未仕进，难一展才华为国效力、为君王尽忠。应该说，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也很不错，也有才情。但是，就听者来言，觉得这话是在发牢骚，在埋怨自己。因为听者认为对方所说“不才”是中国人的谦逊之言，因而“不才明主弃”的实质含义是说象他这样有才的人君王至今未能任用。这样，听者自然而然地由此推导出对方的实质话语核心是骂自己不圣明，是昏君。其实，唐玄宗之所以说孟浩然“诬”他，正是按照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思路来进行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孟浩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事实上却给唐玄宗造成了这样的误解，所以应该归咎于孟浩然的言语修辞失误。因为言语交际的目的是要接受者最终能接受说写者的思想或情感，从而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达不到目的，只能归咎于说写者，而不应归咎于听读者。而与之相反，西汉时代的邹阳却能因一封书信起死回生，且成为梁王的坐上宾。史载，邹阳为西汉初期齐人，最初在吴王刘濞手下任职，以文辞著称。后吴王谋反，邹阳谏而不听，于是他便改投至梁孝王门下。邹阳为人很有智谋才略，但慷慨不苟合，因而遭人谗忌。梁孝王不明就里，听信了谗言，并准备杀死邹阳。于是，便有了邹阳狱中所写的《上梁王书》。在这封《上梁王书》中，邹阳委婉动人地将自己对梁王的一片赤胆忠心尽情叙写出来，但对梁王听信谗言而误解忠良的愚昧却只字不提，而只是说自己此次受屈受冤完全是由于“左右不明”所引起的，丝毫没有让梁王看出有一丝一毫的埋怨之情。所以梁孝王深受感动，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还从此视他为上宾。假设邹阳的这篇上书要是措辞有一丝一毫的不妥，让梁孝王从字里行间看出哪怕一点点的怨气，那么他的小命也是难保的，甚至还有累及全家全族之虞。由上述两个一正一反的例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修辞的重要性，而且看出了修辞之难。那么，难在何处呢？这就是要懂得修辞心理，出言措辞必须准确把握交际对方的心理，将话说到对方的心坎上。只有这样，修辞者（说写者）才有可能园满地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修辞心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观察、分析人们的修辞心理现象，并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以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有效的语言运用），使他们能自觉地运用修辞心理规律，在语言活动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游仞有余地、尽可能完美地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
四、修辞心理学建构的意义
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对于许多汉语修辞现象，大都进行了揭示，并总结出了一些规律，这对我们学习修辞，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是大有助益的。
但是，由于修辞学只归纳、分析语言运用中哪些手法有哪些效果，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可以使用哪些修辞手法，提供一些前人运用语言的成功经验，而对人们为什么要运用某些修辞手法、某种修辞手法为什么有较好的表达效果等深层次的问题则没有阐释，使人感到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很明显，这对人们提高修辞的自觉性，深刻地把握修辞规律是不利的。而修辞心理学则不然，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阐释人们为什么要运用某些修辞手法、为什么某些修辞手法有较好的表达效果等深层次的问题，即心理原因，建立一套阐释理论，说明修辞现象得以产生的心理机制，解决修辞学不能解决的“所以然”问题。比方说，当人们读到“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垓下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等夸张修辞手法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要问：项羽、李白抒发感情为什么要用这等脱离现实可能性的语辞？为什么明明是言过其实的夸大其辞，是经不得推敲的谎言，人们还要千古传诵呢？这样的问题确是目前任何修辞学著作或修辞学教科书都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回答的，因为修辞学还没有深入到研究人们的修辞心理的地步。而修辞心理现象又必须得到解释，否则修辞学习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提高修辞的自觉性与修辞能力（语言运用的技巧）的。那么，我们的修辞教学目标也就难以达到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修辞心理学，用修辞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那么则如疱丁解牛一般游刃有余。比方说上述的那两个问题，就很容易解释清楚：项羽、李白之所以要用脱离现实可能性的语辞来抒发他们的感情，是因为他们说写的当时正处于一种“激情状态”，即心理学上所说的心理与生理失衡阶段，心理与生理上有一种冲动，必须渲泄出来以求平衡。这时，说写者就会在“激情状态”下只求情感渲泄的畅快而不顾生活的事实与事理逻辑了。所以，才有突破理性逻辑的夸张手法的运用。尽管听读者（接受者）明明知道这种夸大其辞是不合现实的，但他们在接受或欣赏时却能“宽容”说写者言过其实的“不合理性”，理解他们为情感抒发的畅快、为了消解心中的“块垒”而不择手段的“苦衷”，认为这是艺术的铺张，不同于生活中的“撒谎”，是为了增强艺术感染力的一种语言手段，它能凸现说写者的某种强烈感情或突出所要塑造的人物形象。如果讲到这一步，则学生们自然能够“心领神会”了。不仅能够知其“所以然”，加深对所解读的修辞文本的理解，而且会增强修辞的自觉性、提高自己的修辞能力，使其思想情感表达更趋圆满。由此，我们足可以见出修辞心理学建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