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雪杰[1]2008年在《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分两部分对昆德拉与中国文学个的关系作了探讨第一部分:动机与契机——昆德拉在在中国的接受一:昆德拉与存在主义。分为两个部分:(一)存在的社会历史语境。语境在这里相当于社会文化环境。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被接受和传播都离不开接受群体即读者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虽然昆德拉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政治底色”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在我国的接受过程中却未引起意识形态的误读,这要归功于我国当时所处的存在主义思潮环境。(二)存在的研究。昆德拉的存在有其独特性的一面,他以他个人流亡作家的独特身份来审视人在特定处境下的“存在”。这种人的存在境况,有着无限多的可能性。而小说家的使命便是对这些可能性进行发现和认识。而昆德拉又极为关注人在特定的处境下所做出的选择的极端存在方式,因此,他触及了欧洲哲学本体论的危机问题。小说存在的必要性即: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也是作家所极力强调和捍卫的,他以一个流亡作家的身份捍卫了小说的“存在”也构成了他的存在的主要特色。相契的接受环境使我们在接受昆德拉伊始就把握住了其精神实质与独特的美学品质,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上也没有大的偏差和分歧,从而形成了一种整饬统一的研究特色。二:昆德拉与中国当代作家。昆德拉其人其作能够迅速在中国走红并掀起阅读和研究的热潮离不开作家和评论家的介绍推崇。而这些作家只所以对他的作品格外青睐主要原因有二:首先,相似的历史题材。昆德拉的小说题材引起了中国作家的深思与共鸣,相似的历史遭遇使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昆德拉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患难知音,他对民族发展道路的理性反省与基于此对人类本性的深层剖析迎合了中国作家的认知需求。加上当时不少中国作家非常关心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既立足本土又有世界眼光和意义,基于此昆德拉成了当代作家推崇和效仿的对象。其次,陌生化的写作方式。昆德拉其人其作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和作家的欢迎,是因为他们发现并运用了一种全新的写作视角和写作方式。对小说形式的革新、对小说使命的探索,其已初步形成的以“幽默”和“复调”为基本特征的小说风格无论对中国读者还是中国作家,无疑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所有这些都冲击和颠覆着中国作家的写作观念和审美标准。第二部分:个体比较——昆德拉在中国的平行研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小说在精神实质上与昆德拉作品可以对话和沟通的可能。这也是昆德拉在中国之所以被接受和推崇的反证。王朔与昆德拉相比都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揭示世界的荒谬,喜剧性地超越悲剧:王蒙与昆德拉相比,都在作品中表现出一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总之,我们在当代作家身上看到了太多昆德拉的智慧的光芒。也许昆德拉在表层的叙事观念和主题结构上对中国当代小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因为当代小说与昆德拉具有相似的历史境遇和精神特征,他们之间又具有一种精神暗合关系。
胡明华[2]2002年在《昆德拉在中国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接受理论与平行研究的角度，在“关系”这一概念范畴内，探讨了昆德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关系”既是接受理论的核心内容，又是比较文学在定义中所着力强调的一个概念。在接受理论中，“关系”不仅决定着作家作品在接受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来源，更是我们以此审查和探讨具体的文学效果和反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比较文学中，“关系”既包括直接的交流关系，也包括平行现象，即没有任何事实联系与实证影响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据此，本文分为两大部分，对昆德拉与中国文学的显性与隐性关系分别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接受层面上，昆德拉进入中国，不仅契合了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语境，而且深得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推崇，具备了接受语境与接受群体的昆德拉研究迅速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平行关系的层面上，昆德拉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虽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两者却在小说精神上形成了对话的关系。 上篇：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研究。它分为两个问题： 一、昆德拉与存在主义。这一部分又分二个层次：即(一)“存在”语境。语境相对于文学文本来说，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环境。每一个作者都依赖于他的读者的社会环境，观点和意识，因此对昆德拉在中国的引入和接受分析首先应考虑到的就是当时的接受语境。虽然昆德拉的政治背景有着一定的煽动性，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又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在我们文学界的接受过程中却始终没有引起意识形态的误读，造成这一反应的主要原因应归功于我们当时所处的存在主义思潮环境。(二)“存在”研究。昆德拉的存在有他的特殊性。他以个人独特的政治流亡眼光来审视特定处境下人的“存在”，这种存在包含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而昆德拉又极为关注人们在特定的处境下所选择的极端性存在方式，因此，他触及到了欧洲哲学本体论的危机问题；小说之“存在”的必要性是昆德拉所强调并竭力维护的，他以一个欧洲小说家的身份来维护小说在当代世界中的“存在”也构成了他存在的主要特色。相契的接受环境使我们在接受的开始就把握住了昆德拉作品的精神实质和美学品质，对昆德拉的研究和评论在短时期内就已经深入了本质，而在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上都没有很大的出入与分歧，形成了一种整饬统一的研究特色。 二：昆德拉与中国作家。昆德拉在中国的走红离不开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推荐，而作家之所以对昆德拉感兴趣，深究其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共鸣。昆德拉的小说题材引起了中国作家群体性的深思与共鸣。相似的历史遭遇使关注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昆德拉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患难知音，加上中国作家当时又在考虑 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即如何使作品题材既有民族性特征，又具备世界性的眼光 与意义的问题。在中国作家眼里，昆德拉综合了以上两种因素，顺理成章地成了 他们努力效仿和学习的对象；（二）写作的陌生化。接受主义者认为：陌生化是 建立读者与本文关系的一个过程。昆德拉的小说之所以受到中国作家的欢迎，其 中的主要原因是他让我们领略到还可以用另一种笔法来写小说。昆德拉对历史和 现实题材的陌生化处理以及陌生化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中国作家原有的创作观 念得到全面的颠覆，随之产生的新的创作观念具备了改变审美标准的力量，形成 了接受群体与作品之间的能动关系。于是他成为对作家群体创作观念冲击力最为 强烈的作家之一。 下篇：昆德拉在中国的平行研究。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比较，我们会发现当 代小说在其精神上与昆德拉形成了沟通的可行性。这种沟通也是对昆德拉在中国 之所以被接受的一种反证。王蒙与昆德拉相比，在作品中都表现出一定的后现代 主义恃征；王朔与昆德拉相比，同以轻松的笔调来揭示世界的荒谬，喜剧性地超 越悲剧；史铁生与昆德拉相比，皆在作品中注重小说的思索性功能；王小波与昆 德拉相比，都大胆地对极权年代进行反思，对隐秘的人性予以无情地剖析。总之， 我们在当代小说中看到了太多昆德拉似的小说智慧的光芒。或许，昆德拉在表层 的小说叙事观念与主题模式上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没有很大的影响，但因为当代小 说具备了与昆德拉相似的历史背景与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它们之间又是一种精神 暗合的关系。 从接受的角度来分析昆德拉在中国的影响，目的是探究昆德拉热为何会在中 国形成，却不能持续下去的原因。用平行研究的方法来探讨昆德拉与中国具体作 家作品的关系，则是从隐性暗合的角度对昆德拉之所以会被中国接受的反向证 明。 接受研究与平行研究都在“关系”范畴内进行探讨。前者的研究对象侧重于 文本外部，后者侧重于文本内部。两者之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把这两者结合起 来，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昆德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还可以更深入地认 识昆德拉与我们自
严婷（Rehackova, Jana）[3]2014年在《捷克人的视野》文中研究说明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是目前住在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的着名捷克作家。本论文以从捷克人的视野进行米兰·昆德拉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两个维度：中国和捷克的视野,并重点是捷克人的视野。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虽然在全世界各地都非常知名,然而,在他的祖国——捷克,在捷克文学界,则已经开始疏远任何他有关捷克的往事。由于他是在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之前的环境下成长的,所以,他的私人生活背景很复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自己也称自己为“欧洲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传入中国以来,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他的作品大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昆德拉热”。他的小说也成为捷克与当代中国文化、文学的重要交流和翻译现象。作为一位捷克人,笔者以为昆德拉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走红”,主要还是因为昆德拉作品的语言、哲思和艺术形式极为独特,特别是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与捷克都曾经历过的类似情况。米兰·昆德拉不仅是个作家,而且也是一个独特的、影响全世界的具有哲学思想的作家。他的小说里包括很多对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哲学思考。昆德拉影响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观念,主要有“媚俗”与个人自由、社会自由的问题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昆德拉介绍了“媚俗”的问题,把它与自由、政治问题相联系,一同加以思考,给包括当代中国作家在内的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尤其是昆德拉的哲思包含了对社会与人际关系困境的哲思、对性爱与人际关系的思考。同时,有关“革命”的和反动的态度,也是昆德拉哲学思想的特色。昆德拉的作品让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觉得当代中国和捷克如此相像和彼此贴近。昆德拉虽然是个西方世界的作家,但有着同中国人民一样的心理,这应该是他对当代中国文学影响的根本原因。
刘旭[4]2008年在《米兰·昆德拉在中国》文中认为本文以接受理论有关文本分级阐释和期待视野的观点为理论基础,在归纳和总结前人接受研究的基础上,对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进行研究。依据在接受史发展过程中,以接受文本和历史视野在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不同阶段发展趋势和特征为依据,进行有重点的分析。对于2000年以前的研究,以文本分析为主,辅以期待视野的衬托,对于接受文本发展脉络以关键词的形式进行分类整理。对于2000年以后期待视野的建构,分析当下的新情况:消费时代的文学读者从昆德拉身上攫取个性标签,昆德拉与中国当下流行的犬儒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微妙的对应关系。
李园园[5]2007年在《正反馈效应下的昆德拉热》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跨文化”为平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通过引入“正反馈”的概念，考察了中国的昆德拉热，探讨了昆德拉与中国知识界的关系。“跨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支点，旨在通过展现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差异，来寻找二者间的契合点；“接受美学”则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通过考察外来文化对接受者的影响，审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审美差异。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的思想不是由作者单方面确定的，而是要通过接受者的理解和接受之后才能确定，这种接受的过程与接受者的因素(如读者受教育程度、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紧密相连。据此，本文将着重考察昆德拉在中国接受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借考察昆德拉的接受过程，梳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其他的外国作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相比，昆德拉在中国的影响更加特别，从作品研究的方面看，昆德拉的小说在中国得到了更多角度、多层次的阐释和解读，从为读者接受的方面看，昆德拉小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更具振荡性，时效性也更强。这里的时效性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昆德拉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鉴于这两点，对昆德拉的接受研究也就比对一般作家更加丰富，更具发掘性。昆德拉自20年前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之后，就不断得到各种各样的阐释与解读，这些阐释和解读无外乎分为叁派：政治解读、哲学解读和美学解读。叁种解读大体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出现的，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解读，使得昆德拉在中国的知名度急剧攀升；90年代初的哲学解读和美学解读则为昆德拉的诗学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存在的思考和复调理论双双与昆德拉研究结合以后，更是为昆德拉作品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做了很好的过渡，为昆学的形成创造了可能，这些可以说，是昆德拉研究方面的不小成就。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叁派解读的互相隔离，一度也造成了昆氏研究的一个误区，仿佛昆德拉小说在政治小说、哲理小说和爱情小说中间，只有一种是最适合其身份。鉴于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询一次又一次的昆德拉热背后和一种又一种的解读背后，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动力。从而能以更客观的视角来认识昆德拉热，摆脱独立于历史背景之外，单凭小说就给昆德拉定性的情况。本文按照时间的维度，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从接受研究的角度入手，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对昆德拉的解读以及接受情况。为了更加清楚明了的描绘昆德拉的波段性接受热潮，本文引入跨学科的名词“正反馈”，将昆德拉在中国一次又一次的热潮视为一个正反馈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振荡。本文在给出符合自身情况的正反馈的定义之后，认为这一工具对接受研究来说，具有很大的普适性。本文突破了单一的从微观方面解读昆德拉，而着力于从宏观的角度，尽可能全面的考察各种昆德拉的解读方法和接受原因，避免了昆德拉作品再次落入被“定性”的窠臼，并且对电影、商业利益及小资文化这些以往游离于昆德拉研究范围之外的因素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此外，文章还提出适合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正反馈”这一研究工具。
许方[6]2018年在《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历程》文中研究指明翻译对于昆德拉作品文学生命的延续具有重要作用。其作品在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与广获赞誉,昆德拉其人其作所处文化背景与中国社会进程的相似之处及其作品的可借鉴意义促成了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昆德拉在中国的两次大规模译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其作品译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翻译之全、发行量之大、译本之多及中国大陆翻译界与港台出版界的合作上; 21世纪之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对昆德拉作品进行全面重新译介,改用作者认可的法文本作为翻译原本,集结优秀翻译家,避免误译与删节,为读者提供了在译文准确性基础上重新认识与解读昆德拉的可能性。
宋炳辉[7]2003年在《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主体意识的确立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化的根本体现， 而中国现代主体正是在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中建立起来的。 对于中国现代主体意识及其经验的考察 ，是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内涵的关键。 对外国文学的翻译本身就是中国现代主体文化和文学创造的一种重要途径， 是跨语际文化实践赖以展开的场所，是中国民族建构以及关于“现代人” 想象（ 或者幻想）的建构中一种重要中介。其中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实践和强势民族文学译介一起， 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体的一部分。相对于西方文学的译介而言， 这部分译介实践的过程及其成果， 在中国现代主体意识的建构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和功能 ，它在民族身份的确认、 文学情感的表达和文学价值的指归等方面， 都有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对这部分实践的分析，有助于完整地勾勒中国现代主体意识到全貌，特别是揭示被文化中心话语所遮蔽和压抑的民族主体的内在矛盾和紧张。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复杂情形才可以得到正视，弱小民族文学译介实践的文化和文学意义也就可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它在中国现代语境下往往遭受西方强势文学压抑的原因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主体意识的相应特点，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但是，在以往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外来因素之一的“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常遭忽视，不是以中西文学关系，就是以中苏文学关系为主导，已有的研究也往往囿于单纯的外国文学研究视野。本文以中外文学关系作为基本论述框架，以外来文学的译介及其影响为切入点，在理论上借鉴后殖民理论、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以及跨语际实践理论的成果， 同时引入“ 弱小民族文学 ”以及与之对应的“ 强势民族文学” 概念 （即通常所称得西方或欧美国家文学）， 将被中西关系的强大话语所遮蔽了的中国与弱小民族文学关系为考察对象， 检点 20 世纪中国对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具体过程及其成果 ，厘清其在各个时期的译介背景和译介内容， 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 本文采取历史线索的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具体考察弱小民族文学被接受的具体情形 ，同时结合其在中国的影响， 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学译介和接受语境的对照 ，考察中国文学民族主体的内在反应， 初步揭示其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 构成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外文学关系<WP=6>中另一个层面的关注，努力将这一边缘性的学术话语纳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空间，从而完整地揭示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质，显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复杂的内涵。
李凤亮[8]2001年在《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篇关于当代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1929一）小说诗学问题的研究论文。论者借助于透视性观念和整体论思路，对昆德拉小说诗学的理论形态（小说理论）、实践形态（小说创作）与批评形态（小说评论）进行对位分析和综合阐释，试图藉此归结其小说诗学的主要内容、层次结构、审美特征、文化精神及其对未来小说创作的启示。 论文共分八章，其中二～七章为论述展开的主体。第一章“导言”梳理情况，提出问题：第二章探讨昆德拉小说诗学中的“复调”形式：第叁章分析昆德拉小说诗学中的“幽默”风格：第四章挖掘昆德拉小说诗学的“隐喻”意蕴；第五章透视昆德拉小说诗学中的“存在”思想；第六章阐释昆德拉小说诗学中的“历史”话语；第七章分析昆德拉的“小说史”诗学：第八章“结语”总结全文，归纳结论。昆德拉小说诗学所蕴含的思想色彩与历史旨趣，启示本文研究者在分析过程中运用了诗、思、交互阐互证的诠释思路与论述架构。 本文的结论是：l）昆德拉小说诗学包含了革新文体的形式诗学、探究存在的思辨诗学、剥离情节的历史诗学：其根本特征呈示为一种审美存在论诗学：二）昆德拉超越文体、结构等具体技法，将小说提升到本体论层面进行思考，在当下人文语境中倡导了一种理性、批判、怀疑、相对的复调性“小说智慧”：3）昆德拉小说诗学启示未来小说不断走向对话与开放，不同的文体、知识、话语、精神在小说中展开自由的交流活动，多元话语的交杂将促成一元化思想的退位、复调性精神的张扬。
龚敏律[9]2008年在《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中认为引论部分概括地阐述了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及其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反讽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诗学范畴,是20世纪至今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前沿意义的重要概念之一。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接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理论话语的的强势影响,对西方反讽诗学也有所借鉴、吸收和运用,而且有些作家即使没有直接阅读或接触过反讽的理论着作,但是他们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浓郁的反讽氛围的熏染下也具有了反讽的生命意识和世界视角。可以说,正是西方文学反讽诗学的深刻影响为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建构起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意义维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突出的标志。第一章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考察、总结了反讽诗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的译介、研究和运用的历史状况。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反讽诗学开始被中国文学界翻译介绍,许多作家从不同的资源接受了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80年代后,我国学界对反讽诗学的译介在理论上有所提升,注意到了新批评派反讽、浪漫主义反讽和后现代主义反讽这叁大体系的辨析,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反讽理论运用的兴趣大为增加,但在反讽诗学对现代作家影响的研究方面大多仍然停留在反讽诗学的修辞意义上,很少有人对现代作家与反讽诗学的关系进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探讨。因而关于反讽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理论空间期待研究者去开拓。第二章探讨鲁迅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研究鲁迅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可以从多角度、多侧面、多视域进行,反讽诗学的探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而且具有巨大的理论空间的学术视角。鲁迅主要是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那里吸取了反讽式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鲁迅作为反讽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反讽者也是世界发展所要求的牺牲品”的意义,并且把这种“牺牲”视为自己无可回避的历史宿命,最终以“历史中间物”的姿态肩起黑暗的闸门。悖论思维成为鲁迅反讽思维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整个思想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在被鲁迅称之为自己的哲学的《野草》中,而且在鲁迅的思想历史上也贯以始终。鲁迅无疑是一个“长着看得见反讽的眼睛的人”。不仅看得见反讽,而且看得见自身的反讽,不仅虚无世界的一切,而且虚无这虚无本身,从而成就为一位反抗绝望的精神界战士。第叁章、第四章分别探讨钱钟书、张爱玲两位小说家与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钱钟书和张爱玲都深受西方文化传统的浸染,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来达到精妙的讽刺作用,但他们小说中的反讽性并不止于反话正说、正话反说、悖谬、戏拟、佯装无知等修辞意义。钱钟书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影响,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的生命感受,所以无论是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是《围城》中的叁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的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布下的反讽象征。张爱玲出身没落的封建世家,天生就具有反讽的气质,张爱玲的反讽意识来之于西方文学的深厚素养,也来之于她对于生命存在的颖悟。她是运用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精神,徐徐展现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的社会种种真实的历史情境和人性状态,表现了存在所具有的荒谬境况,矛盾情境,虚无感受,她的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其实就是一种最为绝妙的对于存在的反讽表达。所以,钱钟书和张爱玲都具有反讽者的锐利目光,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这种思考中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们的反讽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反讽,也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他们的作品中所揭示出的生存悖论,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地的,不是某个人的,也不是某一类型人的,而是人类共同的,共有的,永存的,没有人能够从这种生存悖论的怪圈中脱逃出去,正是这些基本的悖论,构成了人类生存本质的反讽性特征。第五章探讨九叶诗人同西方反讽诗学的关系。本文认为九叶诗人对于西方反讽诗学的传播和译介,是在一种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知识结构比较系统、个人境遇比较契合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他们在介绍西方反讽诗学的现代意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在诗歌创作上,九叶诗人借鉴和吸收20世纪30年代英国新批评派的反讽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率先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重要原则,这个诗学原则的中心观念即悖论与反讽的运用,即强调矛盾、冲突的因素,并在诗歌内部使矛盾的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最终达到了平衡的状态。正是九叶诗人对反讽这种现代诗语形式的借鉴、融化与创造,一方面,从反讽的修辞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反讽性对比的手法在诗歌内部产生一种矛盾、冲突的张力,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从反讽的哲学层面进行诗歌创作,运用悖论式的思维方式,质疑存在,思考存在中的价值解体问题。所以,九叶诗人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也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第六章以韩少功与王小波为例,探讨了昆德拉式的反讽精神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用反讽构建思与笑的张力方面,正是在游戏的狂欢和语言的嬉戏之中,在真实和非真实之间,在严肃和玩笑之间,在时间与空间的交错之中,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富有丰富性和暧昧性的反讽意义场。在这个意义场之中,反讽用笑声的力量在表象与事实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正是在这种裂缝中,读者看到了世界的本质,看到了存在的真相。其次是表现在用反讽来批判人们习以为常的媚俗方面,也就是说对周围的世界保持着清醒的、睿智的距离,运用质疑批判的反讽目光,层层剥离媚俗的抒情表象,还原生存的丰富性和暖昧性。这样,不仅使人们在大地上保持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主题深刻性和美学丰富性。第七章以当代先锋诗歌为例,探讨了西方反讽诗学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认为当代先锋诗歌是在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来接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因而它的反讽精神本质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类型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以语言反词、游戏、狂欢、和歧义来解构工具理性,以开放的姿态和非确实性本真存在来质疑历史理性,以精神实体的自我分裂来形成异已的力量,达到独立诗意的自由存在。正是这种反讽诗学的展现,使得当代先锋诗歌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批评的只是一种解构和破坏的力量,而是在解构和破毁之外同时蕴含着一种新鲜的世界诗意的创造。总而言之,本文认为反讽诗学是一个具有多重立体含义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质素是指向否定与颠覆的,应该说,正是这种否定性与颠覆性的艺术思维与观物方式应合了近百年中国作家在解构传统礼教文化与极左权力话语方面的需要,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元主体性的建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反讽运用的基本范畴是语言,通过对语境的扭曲来达到讽喻的效果,给人一种新鲜而突如其来的审美感受。在当代大众文化和视像文化正在演变为社会文化的霸主,大众趣味、媒体语言与广告方式正使人类的审美能力与语言表述日益粗鄙和俗滥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藉助反讽诗学这种充满灵性、机智的思维方式,通过审美间距与陌生化,通过揭示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异质性、自律性、批判性来解构媚俗和单向度的总体化观念,确实显示出中国作家对文学的精英性与言说方式的独异性的坚守。
杨爽[10]2007年在《在目光尽头寻找自我》文中研究指明昆德拉是当代世界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重要作家。昆德拉的小说作品因其深刻而具备多角度阐释的丰富可能性。“自我”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本质性因素的切入点。但这一阐释角度在中国的接受语境中却一直被遮蔽和忽略。昆德拉在中国的走红背后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而这也直接影响到对昆德拉的接受和理解阐释所出现的某种偏差。这篇论文以自我为切入点,通过对于“自我”多个层次不同角度的分析阐释,深入挖掘昆德拉小说中这一潜在的核心问题及其意义,并从这一视角重新阐释昆德拉的小说。论文首先澄清自我的定义,分别从哲学、文学以及昆德拉的理解几个层面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篇论文对自我的定位。昆德拉作品中自我的呈现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小说文本中人物的自我呈现和昆德拉本人“作者自我”的呈现。昆德拉对小说的独特认识和思考表现反映出他的艺术个性。论文分别从昆德拉小说文本中的自我呈现,作者自我在艺术形式中的体现两个方面展开,使自我的呈现得到多角度的阐释和分析。论文最后分析昆德拉在中国的泛政治化语境中被接受时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内在的深层原因。对于相似境遇的不同理解和相异的处理表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内昆德拉研究也逐渐从单一的理解走向更深入更多元化的多解之路。通过以上论述,论文试在对昆德拉研究整体横向纵向上的宏观把握之后,综合分析昆德拉作品中“自我”的呈现,阐明对于“自我”问题的观点并比较国内昆德拉研究在文化语境中的前后变化。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考查和探索,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对米兰?昆德拉及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进行重新定位。
参考文献：
[1].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姜雪杰.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2]. 昆德拉在中国的比较研究[D]. 胡明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02
[3]. 捷克人的视野[D]. 严婷（Rehackova, Jana）. 浙江大学. 2014
[4]. 米兰·昆德拉在中国[D]. 刘旭. 同济大学. 2008
[5]. 正反馈效应下的昆德拉热[D]. 李园园. 安徽大学. 2007
[6]. 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历程[J]. 许方.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
[7]. 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D]. 宋炳辉. 复旦大学. 2003
[8].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D]. 李凤亮. 暨南大学. 2001
[9]. 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D]. 龚敏律.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10]. 在目光尽头寻找自我[D]. 杨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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