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通过对“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的批判，提出了“士商平等”、“商为国本”、“由商及富，由富而强”的一系列具有反抗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是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不断加深、传统经济结构受到猛烈冲击的历史条件下，伴随着洋务运动实践的推进而萌生、发展起来的。当时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等为代表的有远见卓识的一批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从民族利益出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和对时局的深刻思考为基础，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探讨中西贫富强弱的本源，并积极寻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提出了以“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具有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刚刚诞生，对生产与流通、工和商的关系还不甚明了。因此，他们所指的“商”常常是包括近代工矿交通业在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的重商既有扩大海外贸易的一面，也有发展近代工矿交通业的一面。可是，早期改良派作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个社会群体，和洋务派既有联系，又有差异。“洋务派同改良派的真正差别不过在于：前者只布新而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①本文拟从破与立的角度来论述早期改良的重商主义思想，以期对其历史功用作一简单的评介。
一
对“重本抑末”传统的否定和反叛，是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们区别于西欧“重商主义”所独有的东西。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由商鞅最早提出、经韩非子进一步发展和全面阐述的“重农抑商”思想，是根植于封建农业经济的一种政治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主导思想和传统国策，是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持续不衰的理论基础。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内地，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和统治模式受到冲击，从而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在洋务活动中就产生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②的认识。之后饱尝民族耻辱的士大夫们逐渐认识到了列强侵略的本质，意识到“商”在国家富强中的地位和作用。郑观应在其《商战》篇中鲜明地指出：“古有四民，商居其末。……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期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位。”③“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④显然，他们是把“商”作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来考察的，并赋予商民全新的内容。当时，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历史的大趋势，唯其如此，才能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古之时，小农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己利，籍商以强国，籍兵以卫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若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⑤“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效的对外贸易正是国家富强的本源。
郑观应之前的另一位改良派思想家王韬，通过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批判，论证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实质内容的观点。他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这是“舍富强而言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⑦。可是，“迂拘之士动谓朝庭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⑧，照此国家求富强犹缘木求鱼，他在否定“重农抑商”的同时，驳斥了所谓“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⑨的观点，揭露了顽固守旧分子侈谈重农的虚伪性，指出他们所谓“重农”，并非出于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而仅仅是为了“丈田征赋，催科取租”⑩，即为了封建地主赋税的攫取，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重农抑商”思想的实质。
伴随着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批判，附属于封建经济范畴的“义利观”也开始动摇，言利、逐利渐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从振兴商务出发，对顽固派不言利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他们的义利观，继薛福成的“圣人正不讳言利”之后，陈炽在其《续富国策》中指出：“吾虑天下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11)揭穿了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贪婪的封建官僚虚伪而丑恶的嘴脸。不言利、空谈义并不能解决人们须臾不可缺的物质需要。“夫财利之有无，实系斯人之生命，虽有神圣不能徒手救饿夫。”(12)可见改良派的“言利”包含有发展物质生产的涵义。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唯人竞利则争，争则乱。义也者，所以剂天下之平也。”(13)即既不能因利而使人争斗，因利废义，亦非以义代利。只有通过“义”的调剂而趋于公平，才能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改良派把言利、逐利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指出积财、求利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冲破了“君子不言利”的藩蓠，从而确立了较为接近现实生活的义利观。
从上可知，考察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义”思想，应该从当时的现实出发来确定其内涵。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经济侵略刺激的后果，虽然导致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分解，但根植于自然经济内部的、以“重农抑商”为核心的“贵义贱利”思想仍在社会上占有统治地位，这是早期改良派变革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恃商为国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必须从根本上破除“重农轻商”的观念，“变降古之习，视商如士”(14)，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商”在近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从这点出发，展开了对传统经济观的反思和批判，最终导致了农本观向商本观的转变，贱利观向贵利观的转变，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次大革命。早期改良派正是在对“贱商”、“商末”观的批判中形成、确立了其“重商主义”思想。因此，对“重农抑商”、“不言利”观的反叛是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点是西欧重商主义所不具有的。
二
在对传统“农本”观怀疑、否定、批判的同时，早期改良派提出了商为国本，以商敌商，由商及富，由富而强的一套理论，这是他们“重商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面对万国竞事通商于中国，而我国利源外流的形势，改良派继承了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精髓，借鉴欧美各国的经验，积极寻求中国富强之路。
第一，从对外贸易着眼，以扭转外贸逆差为突破口，考察“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欧美诸国无不以商致富，英、美、法、俄、德以及英属之印度，“尝居其邻邦而考其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货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货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货者不利。”(15)他们把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作为衡量一国贫富的标尺。鉴于此，他们提出：“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而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永散之财不复散。”(16)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其一，要使出口货多，就必须精求中国固有之货如丝、茶等令其畅销；其二，要使进口货少，就须仿造外洋之货如洋布、洋纱等敌其销路；其三，要使财常聚而不虞其散，就须开矿山自有之财。不难看出，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已包含有发展本民族工商业、以抵制外国商品倾销的内容。
第二，从“商战”与“兵战”的比较中突出了“商”的地位。郑观应认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夺取中国的经济利权，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17)经过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兵战”、“商战”和“传教”三种方式进行比较，认为经济侵略最危险。“洋人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侵略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18)郑观应在《商战》中对列强的侵略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之，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战？”故而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9)郑观应的“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20)的商战学说是在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早期改良派的共同愿望和呼声。改变外贸逆差，扭转财政危机，只有与列强展开贸易战，否则“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21)。
第三，从富强之源来考察“商”和“商民”的作用。“富强论”是早期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积习难改的历史状况，迫使他们去思索、探求。“商富即国富”(22)，“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23)，反映了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实质。他们认为：“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24)，富强之本在民富。“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25)。反过来“非商不足以养兵”，“商民可富，饷源可充，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实在于此”(26)。可见中国欲求强必先致富。
早期改良派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考虑和观察社会经济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富国之本，这点体现了他们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本富观”，即封建农业经济是富国之基础的差别。他们以通商为手段，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富强国为目的，确信通商既可改变国内市场为外国所占据的局面，“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27)。求得富强，又可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经济思想，根源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反映和表现一定时代的社会矛盾。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的产生正是当时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的反映。
首先，西方列强经济侵略加深，利权丧失严重，是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思想产生的直接根源。据统计从1877年到1894年的十八年中，平均每年入超18391000海关两(28)。因而薛福成尖锐地指出：“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29)中国在中外通商中利源外流的状况，深深地刺痛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他们认真思索，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郑观应讲到：“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30)惟其如此，中国才可恢复利权，谋求富强。早期改良派从解决现实社会矛盾入手，以对外贸易为突破口，谋求祖国富强，正是他们的共同思想；振兴商务，以商立国，发展民族工商业，是他们的共同理想。早期改良派重商主义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其从诞生伊始即有反对列强经济侵略、收回利权的积极因素，这是西欧重商主义所不具有的。王韬在其《越南通商御侮说》中直接了当地提出了“通商可以御侮”(31)的观点，恰好说明了这点。
其次，早期改良派的“重商主义”也是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产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们“洋务派，在历史大潮的推涌下，被迫充当着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拓者的角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一批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次第创办。到70年代，在官督官办的洋务企业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私人资本主义小企业。此时，在国内资本的构成中，就出现了两部分：一是封建国家资本的投资，一是地主、官僚、商人积累起来的私人资本的投资。由于资本构成的不同，因而就出现了代表不同资本利益的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前者代表国家资本的利益，后者成为私人资本的代言人，前者产生于60年代，后者出现于70年代。二者虽都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海外贸易、以求国家富强的愿望，但由于其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分离和最后的分歧。洋务派关心的是封建政权的理财、开源、筹饷等，并对私人资本的代表－－“商民”有所压制；而早期改良派虽是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的，但他们作为私人资本的代表，考虑更多的是“商民”的利益，对封建国家的依赖性较少。正因如此，他们展开了对传统经济范畴的批判，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批评，在此基础上把“商”放到了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这既反映了他们认识的局限性，也体现了他们不同于洋务派思想的进步性。
注释：
①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24页。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七。
③⑤⑥(14)(17)(18)(19)(20)(25)(30)夏东元：《郑观应集》，第591-593页、第614页，第596页、第593页、第615页、第121页、第586页、第596页、第595页、第74页。
④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稿》卷三。
⑦⑧⑨(10)(21)(22)(27)(31)王韬：《园文录外编》卷二，第45页；卷十，第299页；第六，第159页。
(11)(12)(13)陈炽：《续富国策》卷三，第7页。
(15)(16)(23)(26)马建忠：《适可斋纪言》。
(24)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刻自叙》。
(28)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第58-59页。
(29)薛福成：《筹洋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