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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8)06-0005-12
在解读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各种文本时，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这些文本无一例外地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做了大量的论述，但对其所包含的两个基本概念——“科学”和“发展”的含义却缺乏任何认真的解析，仿佛它们都是一些自明性的概念，无需再做任何阐释。这种有趣的现象正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台风中心没有风。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遗憾，而这恰好是我们最期待得到阐释的地方。本文的叙事方式与上述文本截然不同：先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概念做出详尽的考察，其后，才对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做出论述。
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分析
如前所述，在“科学发展观”这一表达式中，包含着“科学”和“发展”这两个基本概念。尽管这两个概念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其含义却决不是自明的。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其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这样的知识，既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而无论怎样说来说去，都不能离开原地而前进一步。”①人们通常以为，自己对“科学”和“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他们在探索科学发展观时，会轻易地把这两个基本概念忽略过去。其实，熟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相反，正是这种熟知造成的自我幻觉会导致理论思维上的非批判的、麻木的状态。②诚如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真正的哲学思维应该从想当然的东西开始。所谓“想当然的东西”也就是熟知的东西。这就启示我们，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全面考察之前，有必要先对“科学”和“发展”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实质性含义加以澄清。
先来看“科学”这个概念。众所周知，英语中的science和法语中的science（拼写与英文一致，但读音不同）通常用来指称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了自然科学，而且也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比如，德国的一些大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等，都喜欢把自己的哲学称作Wissenschaft。无庸讳言，当代中国人使用的“科学”概念主要是从上面列举的三个西文名词中翻译过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当代中国人使用“科学”概念时，尤其是当他们把“科学”作为“发展观”的修饰词时，他们究竟是按照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习惯，把它理解为一个单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还是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把它理解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换言之，他们心目中的“科学”究竟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谈论的science，还是德国人谈论的Wissenschaft？
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的显现方法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当代中国人思维的自然倾向是从science，即单纯自然科学的含义上，而不是从Wissenschaft，即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统一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概念的内涵的。当当代中国人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他们言说的“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事实上，当今中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以及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只在理工科专业中设定院士的做法，都隐含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资质”的否认。换言之，人们通常是在单纯自然科学的含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科学”这个概念、理解和使用包含“科学”概念的各种表达式的。
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当人们解读科学发展观时，是不是也把其中的“科学”概念的含义理解为单纯的自然科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人们之所以用“科学”这个名词来修饰“发展观”，目的正是为了把自然科学所蕴含的合理性和确定性导入到发展理论中。显而易见，把“科学”这个名词作为形容词或修饰词来使用，乃是当今世界的时尚。普通人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是通过“科学”这个修饰词，把自然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合理性带入到自己的言说中，以确保自己言说的正确性。因为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知识会比自然科学的知识更具有合理性和确定性呢？
乍看起来，究竟是从science，还是从Wissenschaft的含义上去理解“科学”概念，似乎是无聊的语言游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实际上，这里触及到的正是科学发展观能否得到正确理解的关键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否在科学发展观中安顿下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以人为本”是一种价值观念，而自然科学是只问事实，不问价值的。假如人们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的，那么，“以人为本”这样的价值观念也就很难在这种发展观中安顿下来。所以，主张从Wissenschaft，即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统一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概念，决不是无聊的语言游戏，而是正确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前提。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驳斥那种把自然科学与人的生活（包括人的科学）分离开来的错误观点时，曾经这样写道：“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③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的科学，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都统一于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工业就是这种统一的根本性标志。这就启示我们，在阐释“科学”概念时，必须把它理解为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体，而决不应该把它看作单纯的自然科学。也正是在同一部手稿中，马克思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④
假如说，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并试图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合理地改造自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现实，并试图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批判并改造传统社会，以追求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从而实现自己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可能去认识自然并对它进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所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gesellschaftliches Wesen)。”⑤显然，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称为“社会的存在物”，因为正是社会性构成了人存在的本质特征。虽然自然科学家研究的是自然现象，但他们始终是作为社会的存在物而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的，不但他们的研究资料、研究手段和表达方式（语言）都是社会性的，而且他们的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及对研究成果的解释也都会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
说得直白一些，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想回避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告诉我们：“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⑥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不仅以背景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澄明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的。脱离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陷入迷途。当代自然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课题，如人体克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转基因食品、电脑网络、航天技术、核能的运用等等，无不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和伦理学为它们澄清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
何况，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技术和科学本身的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之追问》(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中区分出两种技术：一种是“手工技术”(hand work technology)，另一种是“现代技术”(modern technology)。前者如荷兰的风车、中国农村里的水车，它们主要通过人的体力来驱动，从而引导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不可能对自然进行灾难性的破坏；后者如化学（改变事物的分子结构）、核物理学（改变事物的原子结构）和生命科学（改变基因的结构），不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如对冰箱和空调、火力发电机和水力发电机、化肥和农药的普遍运用；围海造田和围湖造田；工业和交通工具排放的大量废气和污水等等），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奴役（如核武器和先进的常规武器、窃听器、定位仪、远程跟踪和摄影、电脑黑客、测谎仪等等）。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已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a neutral concept)，而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a negative concept)，因为现代技术蕴含着“座架”(enframing)。所谓“座架”就是把一个框架套到对象的身上，就像人们给一块镜子玻璃上边框一样，人们也用“座架”去测量、控制自然万物或其他的人。海德格尔甚至认为，现代技术正在把整个人类及其文明带向深渊。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强调，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不但已经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⑦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正在不断地排除像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这样的实践科学，而用“合理性”、“确定性”和“效率性”取代了诸如“民主”、“自由”、“正义”、“美德”这样基本的人文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蕴含着“科学主义”(scientism)浊流的兴起和泛滥。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搬运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比如，用数学上量化的方法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著的质量；用工科（力学）中的“工程”概念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如“希望工程”、“形象工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等等，甚至用“螺丝钉”、“工程师”这样的提法来比喻普通人和教师。其实，每个有生命的人都不是一颗被动的、被拧在某个地方的“螺丝钉”；教师也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是“人类灵魂的导师”，因为工程师面对的是同样的零件，而导师面对的却是具有不同个性的学生。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强调的“因材施教”就是要区别学生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何况，科学主义还蕴含着一种更有害的思想倾向——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即物被主体化了，而人则被物化了。上面提到的把有生命的个人比喻为无生命的“螺丝钉”的做法，就是人被物化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总之，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中，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不得屈服于物的重压下。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尤涅斯科的《新房客》(1957)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某先生搬家，携带着无数家具。这些家具挤满了巴黎所有的街道，甚至漂浮在塞纳河上，占满了新公寓的整个楼道，以至于某先生不得不打开房间的天花板，把家具从屋顶上吊进去。最后，某先生自己也被掩埋在家具中。尽管《新房客》采用了夸张的文学表现手法，但它寓意深刻地启示我们，由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的人的物化和异化正在不断加剧，而要有效地遏制科学主义的蔓延，就必须全面地弘扬蕴含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人文精神。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唯有从Wissenschaft的含义出发去理解“科学”概念，从而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所蕴含的独立人格、基本人权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真正地扎根于科学发展观中。
再来看“发展”这个概念。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语言中，“发展”这个用语是出现得最频繁的用语之一。人所共知，作为动词，它译自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或德文中的entwickeln。细心的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西文中的这三个动词都具有双重含义，即既可以被解释为“改变”，又可以被解释为“显现”（这层含义也体现在胶卷冲洗中的“显影”的含义上，因而这三个西文字也都可以被解释为“显影”）。其实，正是这一双重含义勾勒出“发展”概念的深刻的哲学意蕴。
一方面，任何发展都蕴含着人们试图“改变”某个地区的主观上的愿望和努力。比如，人们对这个地区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对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等。显然，“改变”这层含义更多地是从主观方面去设想并预期的，而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等，体现出来的正是主观方面的臆想，因为人们通常是根据一般化的、平均化的、完全顺利的进程来制定和构想这些东西的。所以，如果人们只是从“改变”这层含义上去理解“发展”这个概念，就会停留在单纯的主观愿望上，就有可能重蹈那个卖牛奶的女孩的覆辙。这个女孩头上顶着一罐牛奶向市场走去，她心里盘算着：把牛奶卖掉，可以买进许多鸡蛋，从鸡蛋可以孵出小鸡，小鸡长大了又可以卖掉。于是，她用赚来的钱买进了漂亮的衣服。而当她穿着新衣服出现在农村的舞会上时，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竟然走过来邀请她跳舞。于是，她松开了扶着牛奶罐的手，以便接受那位小伙子的邀请，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牛奶罐翻倒在地上，她脑袋里盘算的一切都落空了。其实，这个卖牛奶的女孩所设想的种种将来的“变化”，就像人们现在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电脑效果图一样，都不过是主观臆想，而这些主观臆想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另一方面，在某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客观上“显现”出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同于人们原初的主观臆想的，即不同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电脑效果图的。因为在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原来未曾预想到的种种偶然因素，如气候的突变、材料的匮乏、干部使用上的失误、资金投入的受阻、技术上的困难、突发的灾祸、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等等。这些原来未曾考虑到的因素可能会导致整个发展规划的滞后、停顿，甚至完全“下马”。比如，有的开发区的建设贸然启动，随后又被搁置起来了；有的建设项目破土动工后，随即又“下马”了；也有的房地产工程起步时轰轰烈烈，后来竟成了无人顾问的“烂尾楼”。我们上面提到的卖牛奶的女孩因为不小心松开了扶着牛奶罐的手，她心中盘算的一切便都落了空。即使她没有松开自己的手，而是顺利地在市场上卖掉了牛奶，也不能保证她以后的买进卖出活动都不会亏本。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了偶然性，任何人的主观臆想都无法把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种种偶然性预先考虑进去。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发展过程能否顺利地得以展开，并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取决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是否符合这个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显而易见，如果人们在制定某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和电脑效果图时没有遵循该地区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整个发展过程就可能不断地走弯路，从而在客观上“显现”出与原来的主观臆想完全不同的结果。
无庸讳言，从哲学上看，“发展”概念中的“显现”含义比“改变”的含义来得更为深刻。如果说，“改变”具有更多的主观臆想方面的含义的话，那么，“显现”则具有更多的客观效果方面的含义。因为“显现”不仅包含着对种种风险和偶然因素作用的认可，也包含着对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认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就是以直接地向我们的意识呈现出来的现象作为合法的研究对象的，而现象学家提出的口号——面向实事本身(zurük zur Sachen Selbst)正是要引导人们去面对向他们显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现象。这里的“实事”也就是指最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学的思考方式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需要事先制订发展规划，但决不应该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改变”外部世界的主观臆想、主观意志和主观规划，而应该更深入地把它理解为客观上的“显现”过程。不用说，在这一显现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它必定遵循的客观规律都会顽强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诚然，对于任何地区的发展来说，发展规划的制定都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将其奠基于单纯的主观臆想或主观意志之上，而应该将其奠基于这个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客观规律和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偶然因素的估计上，并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和防范措施，以确保整个发展过程顺利地进行。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动词，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和德文中的entwickeln也都具有“开发”的含义，而“开发”、“开发区”这样的概念也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中出现得最频繁的概念之一。其实，“开发”和“发展”都译自上面这三个西文动词。我们知道，“开发”这个用语一定会涉及到作为开发主体的人们与作为开发对象的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而在日常的现象世界中向我们显现出来的通常有以下两种不同的“开发”模式：一种是“破坏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为代价的开发模式，某些地区的某些人或某些公司常常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这种“杀鸡取蛋”的开发模式必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另一种是“保护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开发。这种开发模式正确地理解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这一代人与以后世代的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发展就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无庸讳言，我们提倡的是后一种开发形式。事实上，也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确保人类、环境和资源的共存与和谐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解析科学发展观这一表达式时，我们应该把“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而在这个统一中，人文社会科学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它必须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先行地澄明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多地从“显现”的含义上、从保护性“开发”的含义上来理解“发展”这个概念。在我们看来，只有把对科学发展观的阐释奠基在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正确的理解上，这种阐释才会走上健康的轨道。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在弄清楚科学发展观基本概念含义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地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⑧显然，这段重要的论述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领会。下面，我们将对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主要内容逐一加以阐释。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所谓“第一要义”也就是指观念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含义，而在实践上则表现为“第一要务”。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⑨无论是“第一要义”这样的用语，还是“第一要务”这样的说法，这些重量级的表述方式都传达了同一个信息，即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积极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所包含的基础性内容则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这个概念的基础性含义被规定为“经济建设”。乍看起来，以这样的方式来规定“发展”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其实，新时期“发展”概念的新意首先表现在对这一基础性含义的澄清上。人们在谈论科学发展观时，常常把“发展”解释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综合性的发展。从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看，这并没有错，我们在后面讨论到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的特征时，也会涉及到其综合性，但在这种综合性的、结构性的发展模式中，必须先行地领悟到，经济建设乃是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事实上，也只有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才算把握了新时期“发展”概念的历史性。否则，人们就只是在空洞的学理层面上言说“发展”概念，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并解释科学发展观，必定会导致这一发展观的特定的历史内涵的流失。要言之，在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的特征都是奠基于经济建设优先性的基础之上。
历史和实践一再告诫我们，即便是同一个概念，比如“发展”，在不同的语境中也会获得完全不同的含义。众所周知，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尤其是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总的语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这样的语境中，虽然人们也把“发展”理解并解释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综合性的发展，但“发展”概念的首要含义是政治性的，具体说来，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并试图通过这样的路径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事与愿违，结果却是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的语境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语境。正是在这一新语境中，“发展”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成了“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⑩如前所述，正是新时期的新语境和“发展”概念的新含义的确定，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
于是，我们发现，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概念的基础性含义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胡锦涛总书记所使用的叙事方式，比如“牢牢扭住”、“聚精会神”和“一心一意”等等，蕴含着以下两层含义：其一，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在新时期的发展中，科学发展观将始终把发展的基础和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不允许任何其他的因素来干扰这个基础和重点；其二，即使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出现或遭遇到某些重大的、非经济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能在紧紧抓住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来加以解决，决不可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即不惜把经济建设停顿或搁置起来，以让位于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所谓“阶级斗争”。显然，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总之，其他问题也许可以搁置起来，也许可以争论清楚了再实行，但作为“第一要义”和“第一要务”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其基础性含义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却绝不允许被搁置起来，更不允许停顿下来。也就是说，任何其他问题都必须在不间断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胡锦涛总书记下面这段话的深刻寓意：“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11)在胡锦涛总书记看来，党的基本路线之所以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因为它规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这就启示我们，不要空泛地谈论新时期的“发展”概念，而应该明确地把新时期“发展”概念的基础含义理解为经济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了解“以人为本”这个表达式究竟是什么含义？就先得搞清楚“本”和“人”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含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木下为本。”意思是说，对于一棵树来说，树根部分称之为“本”，而正是这一部分构成了树的基础。把“本”作为树根的含义引申开来，也就是“根本”、“基础”的意思。那么，这里所说的“人”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人在甲骨文中，像一个侧立的人形。许慎《说文解字》云：“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也就是说，人是万物之灵，是宇宙中最珍贵的存在者。显然，“以人为本”也就是把人理解为万事万物的根本。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主要是从“人民”出发去理解并阐释“人”这个概念和“以人为本”这个观念的。他这样写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2)这段重要的论述为我们准确地理解“人”的概念和“以人为本”的观念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人民”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然而，只要是在“人民”的范围内来谈论“人”，必定会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人”(Mensch)这个抽象的概念可以用来称谓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发展时期中人这类存在者，但“个人”(Individual)这个概念却只能用来称谓某些历史发展时期中人这类存在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13)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从身体上看，人总是以个人的方式存在的，但真正的个人，即不仅在身体上，而且也在法权人格上、精神状态上完全独立的个人，直到18世纪的市民社会，才开始形成。因此，在思想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著作中，很少出现“人”这一抽象概念，即使有时候出现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指称的对象也是指从18世纪以来开始形成起来的个人，而马克思经常加以使用的倒是“个人”概念。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曾经这样写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理解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马克思首先加以重视的正是个人的自由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叙述其“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时，曾经指出：“人的依赖关系（真实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5)我们注意到，当马克思谈到第一个社会形态时，他使用的是“人”的概念；当马克思谈到第二个社会形态时，尽管他使用的仍然是“人”的概念，但他肯定了“人的独立性”，即人已经以“个人”的方式出现。不过，这种人的独立性仍然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当马克思谈到第三个社会形态时，他开始使用“个人”概念，如“个人全面发展”、“个性自由”等等。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泛泛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他实际上谈论的是“个人全面发展”。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马克思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说法只是偶尔出现的。其实，这样的反驳是缺乏学理上的基础的。就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又一次明确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16)在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当马克思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时，又一次提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17)由此可见，在“人”与“个人”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中，马克思真正重视的是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意义上的“个人”。
其次，在谈到“个人”时，我们又要注意到蕴含在这一概念中的两重关系：一方面是“普通个人”和“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者们的视野中，这两种类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常常被阐释成相互分离的、甚至对立的关系。他们把“普通个人”归属到“群众”这个抽象的集合概念中，从而把“普通个人”理解为“群众”中的一个碎片，而这个碎片是缺乏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的。与此同时，他们又把“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从“群众”中剔除出去，使其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中，从而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唯有“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才是真正具有独立性的。在这种错误的阐释框架中，“普通个人”和“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对立起来了。如果说，“普通个人”最后消失在“群众”概念的硫酸池中的话，那么，只有“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才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从而受到真正的重视。实际上，这些阐释者们完全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乃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主体正是“普通个人”，因此，马克思重视的正是作“普通个人”，而不是“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尽管马克思也肯定了“作为伟大人物的个人”在历史上的某些作用，但马克思认定，在人类历史上发挥根本性作用的乃是“普通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公民的个人”和“作为未成年人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在法律上得到了明确的规定，而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通常是父母）监护的对象，他们应有的权利常常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得不到尊重，而成年人，尤其是父母经常把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到他们的身上。其实，在谈到“普通个人”时，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并维护“作为未成年人的个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
再次，在谈到“个人的全面发展”时，我们也应该具体地分析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里的“个人”是指“人民”范围中的所有的“个人”。对于所有的“个人”来说，能力上的全面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其实，马克思说的正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这里的“个人”是指“人民”范围内的任何一个“个人”。我们认为，对于单个人来说，能力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可能是全能的，至多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具有自己的特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于任何单个人来说，片面发展，即发展自己具有天赋和特长的方面，才是明智的，而“全面发展”对于他来说，只是指素质上的发展。当单个人能够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和谐地统一在自己身上时，他在素质上就是全面发展的。
综上所述，当我们谈到“人”这个概念时，必须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从“人民”这个概念出发，并沿着“普通个人”的角度去领会“以人为本”的深刻的理论含义。他关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的提法，正是为了确保“人民”范围内所有“普通个人”的人格和权利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对“以人为本”的观念进行阐释时，常常把它与“以物为本”抽象地对立起来。诚然，“以物为本”这个提法，从全局上看，是不宜提倡的，但在局部范围内，它仍然可能是有效的。比如，一个人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们之所以把这个人称为英雄人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所保护的国家财产比他的生命更重要，而“国家财产”也就是“物”。所以，“以物为本”在某些局部的情况下是说得通的。但从全局上看，一切物的存在都是服务于人的，因此，在全局范围内强调“以物为本”又显然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全局上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无疑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进步，充分体现出科学发展观对人的尊重和关注。然而，在谈论“以人为本”的观念时，把“人”与“物”尖锐地对立起来，甚至完全忽略“物”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意的，也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冲突的。其实，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我们前面引证的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中，第一个社会形态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依赖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第二个社会形态则被马克思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作为财富（商品）的物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实际上，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从第一个社会形态向第二个社会形态的过渡中。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我们谈论“以人为本”，谈论“个人的全面发展”，也都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事实上，马克思在谈到第三社会形态中“全面发展的个人”和“自由个性”时说：“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8)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高度发展，没有物（作为财富的商品）的充分涌流，无论是全面发展的个人，还是自由个性，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在全局上抛弃“以物为本”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在倡导“以人为本”的观念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现阶段，这种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积极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目的正是为了使“以人为本”、“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这样的理念获得现实的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里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胡锦涛总书记做了如下的解释：“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9)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表达式的含义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在进入这些具体的阐述之前，我们将结合对一般发展过程的反思，对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先行地加以澄清。其实，在任何一个自觉的，即由人们自己积极地加以发动和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遭遇到以下三组基本的关系：
第一组关系是：内在动力和全面协调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内在动力”？内在动力就是一个社会（包括不同的地区）得以持续地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没有这样的持久驱动力，整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无庸讳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其实，改革开放只是间接的驱动力，直接的驱动力则是人们的利益和欲望，而改革开放不过是为人们追求合法的利益和欲望提供了激励性的机制和条件。然而，一个社会一旦在其发展中获得了经久不息的驱动力，一个相关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即发展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几乎可以说，在任何发展过程中，不均衡都是绝对的，而均衡则是相对的。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如何解决不均衡的问题？比如，从经济上看，在发展进程中必定会出现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假如人们对这些差异不加重视，就有可能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因此，必须做好全面协调的工作。什么是“全面协调”？按照我们的理解，全面协调就是根据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对整体结构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稳定地、持续地向前发展。总之，没有内在动力，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无法加以实现，但一旦获得了这种动力，就不光要通过全面协调，保持动力的持久性，还要对事物的结构做出及时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第二组关系是：外观发展与内涵发展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外观发展”？所谓外观发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片面地注重外在形式的变化。比如，有的地区在发展中上了不少政绩工程、建了不少高楼大厦，上级领导检查起来很好看，该地区的主管干部也容易得到晋升，但该地区老百姓关切的实际问题却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什么是“内涵发展”？所谓内涵发展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实质性的变化，即该地区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该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们的文化素质是否提高了？总之，外观发展涉及形式，内涵发展涉及实质。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尽管外观发展也不可偏废，但从根本上看，应当注重内涵上的发展。
第三组关系是：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这组关系涉及到不同世代的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目前利益是对当前的世代来说的，而长远利益是对未来的世代来说的。所谓“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就是要合理地解决发展进程中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在通常的发展进程中，我们既要确保长远利益，也要确保目前利益，而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又要坚定不移地把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不得不通过牺牲目前利益的方式来确保长远利益。
在澄清上面三组基本关系和“全面协调”、“可持续”概念含义的基础上，胡锦涛总书记上面的论述就容易理解了。他告诫我们：
第一，必须协调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前面论述发展概念的时候，我们已经肯定新时期发展概念的基础性含义是经济建设。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建国以来后30年发展与前30年发展之间的根本差异。但肯定经济建设的优先性，并不等于说，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行了。事实上，经济建设是不可能以单枪匹马的方式向前发展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相应发展，持续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们既要确保经济建设的优先性，又要确保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同步性，从而确保整个发展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第二，必须协调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生产关系（如产权、产品的分配形式等）必定会与生产力发生冲突，传统的上层建筑（各种制度、思想观念等）也必定会与经济基础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自觉地通过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革来协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以确保整个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三，必须协调好生产、生活和生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随着生产的发展，周围的生态环境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在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受到破坏，从而引发生态危机。显然，如果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话，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必定会相应地下降。归根到底，发展生产也好，保护生态也好，目的都是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满。因此，协调好这三方面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总书记说：“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20)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的目的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纲挈领地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就国内大局而言，主要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就国外大局而言，主要是在对外开放中“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以确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会被恶化的国际环境所打断。显然，要处理好这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必须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树立世界眼光，确立战略思维。
第二，统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在国内社会的各种关系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只有把这一关系处理好了，其他关系，如城乡、区域、人与自然、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被处理好。这就需要从法律上对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的、合理的规定。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着10多亿人口，各地区的发展也通常是不平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三，统筹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无庸讳言，全局总是优先于局部的，但全局的存在又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各个局部表现出来的。在这里，统筹的焦点是善于发现并抓住那些关键性的、牵动全局的局部。通过对关键性的局部问题的解决，来推动全局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重点，就没有全局。但重点性的局部一旦被突破了，其他局部也不可偏废。总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带动其他的局部一起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胡锦涛总书记用“第一要义”、“基本要求”、“根本方法”这些概念，高度概括地阐明了它的主要内容。不难发现，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探索越深入，就越发现，它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理论宝库。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在了解了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科学发展观究竟具有哪些基本特征？通过深入的考察和反思，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目标明确。科学发展观陈述的既然是关于发展的观点，首先就会牵涉到如下的问题：发展究竟为了什么？换言之，发展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其实，在前面论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时，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解答。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党所从事的一切工作，当然也包括提出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其目标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也就是说，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出于这样的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1)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体现在这些方面，把这些方面凝聚起来，也就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就告诉我们，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就是经过10多年的努力，把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为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未来小康社会的理想图景：“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为这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22)而在未来10多年的奋斗中，最近5年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在这个时期为未来的发展目标打下扎实的基础。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事实上，我们前面主张从Wissenschaft这个德语名词的含义，即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统一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作为“发展观”的修饰词的“科学”，正是为了阐明它隐含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从而也隐含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长远目标。
其二，路径明确。当人们探索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在弄明白发展的根本目标的前提下，还会进一步追问：科学发展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的？我们认为，科学发展的根本路径是改革开放。历史和实践一再向我们证明，试图通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路径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但行不通，而且必定会导致国民经济的衰落甚至解体。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谋求发展的唯一路径是改革开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23)建国来30年的历史表明，正是通过改革开放的路径，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当然，改革开放这一路径也不像北京的长安大街一样是笔直的，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尤其是当改革开放进入到当今时刻，触及到某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时，它本身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比如，目前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收入分配的差距也逐步拉大了，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又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也大大地增加了，事实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下。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人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日益旺盛，在思想活动方面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也明显增强；再如，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国际竞争也明显地加剧了，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了。总之，改革开放越深入，其难度也就越大，而不同的改革开放措施之间的协调也就越重要。同时，毫无疑问，改革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努力也就越大。
不管如何，我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4)这就启示我们，尽管在今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曲折和困难，但我们必须坚持这条正确的路径，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方法明确。如前所述，胡锦涛总书记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这里，“统筹兼顾”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的创造性的概括和总结。事实上，把统筹兼顾看作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本身就意味着：首先，应该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尽管经济建设是基础性的，但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某些发展阶段也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必须把发展理解为系统的、全面的发展。其次，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突出相应的发展重点。没有重点，也就没有政策，也就会使系统的、全面的发展落不到实处。而在突出重点时，也应该意识到，机遇和挑战常常是一起降临的。(25)因而要善于通过战略性的思索，努力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被动的局面转化为主动的局面，从而开拓发展的新境域，跃上发展的新境界。最后，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一定要协调好重点与非重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意识到，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总之，既要有总揽全局的眼光，又要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
注释：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②据说，当人们谈到自己熟知的东西时，常常会说出下面这个成语“了如指掌”。我们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指掌上纹路的走向和结构真的很清楚吗？其实，在大多数状况下，“了如指掌”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页。
⑦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⑧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⑩人们在运用概念时经常出现的错误是，只注意抽象的概念本身，而不关注这些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含义。比如，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实事求是”观念，但这一观念在他们那里却具有不同的含义。在晚年毛泽东那里，总的语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他所说的“实事”是指阶级斗争，而“实事求是”也就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探求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然而，对于邓小平来说，总的语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他所说的“实事”是指经济建设，而“实事求是”也就是在经济建设中探寻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1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1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2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2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2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2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25)有趣的是，在英语中，chance（机遇）、challenge（挑战）和change（变化）都是以“cha-”这三个字母为开端的。它们给人的启示是：挑战常常隐含着机遇，而机遇则常常会带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