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先德后日”战略调整与中国抗日战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日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战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实施的“先德后日”战略（注：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大多称该战略为“德国第一”(Germany First)，我国学者的著述一般称为“先欧后亚”。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即：首先以主要力量打败轴心国家的最强者——德国，然后打败日本。），中外史学界都有较多评述，但是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首脑根据战况所作的暂时和局部的战略调整，中国战场在这一期间的战略地位问题，详细论及者不多，本文试作探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以偷袭珍珠港获得成功为契机，冲垮了美英在太平洋上原有的基本防线。反法西斯盟国面临着全方位的战略威胁。澳大利亚成为西南太平洋上的最后防线，也有被入侵的危险。盟国战略构架中连接中东的东方战略之地印度也遭到极大的威胁，使德国与日本有可能实行战略连接。另外，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失利，也使苏联受到德日两面夹击的可能增大。因此，如果不在短期内迅速扼制住日本的进攻势头，不仅对反法西斯战争会构成全局性的影响，而且美国“先德后日”大战略也无法实施。这样，美国被迫依据既有的形势对战略作了必要调整，即首先堵住日本这股祸水，稳定太平洋战场的局面，然后再将主要力量转而对付德国。
按照1941年3月美国的大战略构想，首先是集中力量打败德国。而这一战略在远东太平洋方面的基点是从事防御性的作战，即：在对日作战中，美国以太平洋舰队为主力，维持中太平洋战略防线；英国以新加坡为主要基地，维持西南太平洋战略防线（注：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Hans-Adolf Jacobsen and Arther L.Smith,Jr.,World War Ⅱ,Policy and Strategy:Selected Documents with Commentary)，加利福尼亚1979年版，第141-144页；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Maurice Matloff and 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华盛顿特区1953年版，第38、40-42、53页。）。也就是说，美国及英国不能按原计划，在维持太平洋基本防线的情况下与日本在海上对峙，从容打败德国之后再收拾日本。具体地讲，就是美国暂时不能按"ABC-1"和“彩虹－5”计划沿中太平洋推进（注：莫里斯·马特马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24-25页。）。而西南太平洋英国防线问题就更加严重。到1942年中期，澳大利亚、印度已经成为没有大洋防线遮蔽的地域。如果日本侵略进一步扩大，轴心国就会首先从远东对反法西斯盟国战略构架作战略突破。为此，美英军政首脑于1941年12月底至1942年1月中旬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会议一方面重申“德国仍是轴心国家中头号成员和首要之敌”，“打败德国依然是胜利的关键”的观点；另一方面，美国军政首脑也认识到，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想要贯彻“先打败德国”的原则，需要先稳定太平洋战场的局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鉴于形势，除苏联战场外，1942年不能对德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首先必须保卫东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安全，支持中国的战争努力，防护这些能最终发展为对日反攻的战略要地（注：备忘录中规定东方战场近期维护的目标是：1.夏威夷和阿拉斯加；2.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要塞、菲律宾；3.缅甸仰光和通往中国的交通线路；4.西伯利亚沿海省份。要求在这些地域维持基本兵力。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第195页。）。这样，美国军政首脑在肯定“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同时，强调首先稳定东西方的各个战略“链”。而其中最现实的就是首先稳定远东太平洋防线，挽救危局。由此，美国将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第一步的“北非进攻作战”推延到1942年5月晚期（注：为对付日本对澳大利亚北部可能的空袭，美国将增援的空军补充到16,000人，并削减冰岛、爱尔兰的兵员到西南太平洋，将美国在北大西洋的行动推迟一个月。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116-117页。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第212页。），以“应付先前预料到的局面”（注：罗斯福称这一时期为“间歇期”。1942年1月14日，阿卡迪亚会议的最后一天，罗斯福重申了坚持“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立场：“如果德国人在间歇期间入侵‘体育家’地区，我们将利用全部可用军队进行北非作战。……如需要，进行游击作战。”“体育家”为美英准备进行北非作战的军事代号。“间歇期”是指美国暂时增援太平洋以稳定局面时期。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119页。）。此外，美国还从大西洋抽调美军至太平洋，使美国驻澳大利亚部队达到59,000人。船舶方面，在3到4个月时间内，减少对苏联运送租借物资船舶的30%以供太平洋方面之用（注：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第212页。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118-119页。）。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10月美国海外兵力部署情况看，太平洋方面与欧洲方面处于平衡状态（注：理查德·M.莱顿与罗伯特·W.科克利：《全球后勤与战略，1940-1943》(Richard M.Leighton and Robert W.Coakley,Global Logistics and Strategy 1940-1943)，华盛顿特区1955年版，第732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支持太平洋防线做了具体安排：“1.派送全部能调遣的空军到澳大利亚；2.如有可能，确保太平洋交通线；3.尽可能经常性地打击日本交通线。”（注：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211-217页。）罗斯福在1942年5月6日给马歇尔的电文中，还专门重申了先稳住太平洋防线的重要性（注：“波列罗”指美英商议的从英国进攻欧陆的最初计划。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217-222页。）。
由于太平洋形势危急，日本会不会乘胜策应德国夹击苏联就成为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苏联战场的军事前景是未来欧洲形势的关键，可能也是世界形势的关键。一旦苏联垮掉，美英的处境不仅会回复到苏德开战之前的局面，而且会更糟，更不用说实施战略步骤。但是，美国计划人员也知道：“要从苏德战场转移德国兵力，需要动员60万地面部队和6500架飞机。即使如此，预计也只能在1942年秋展开进攻行动。”（注：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178页。1942年3月11日，罗斯福对摩根索谈到：“没有什么事情比让俄国人被打跨更糟的了。”见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6页。）而1942年秋以前，在美英全力从事稳定太平洋局势之时，不可能发动减轻苏联负担的战役，苏联只能单独顶住德国的攻击。而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苏联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因为日本的成功使轴心国的形势极为有利，德意日实施联合战略和利用相互资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作为轴心国的世界战略，希特勒对日本第一位的要求就是同意进攻苏联（注：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第67、68、69页。）。对付轴心国可能的战略配合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太平洋战线的稳定。
为了首先稳定太平洋防线，美国于1942年4月6日两次召开太平洋会议，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荷兰和菲律宾的代表讨论，草拟掌握对日主动权的重要方案。罗斯福阐明：“现在远东地区已是由战争支配的场所，最快和最集中的努力应该由盟国的统一行动而作出。远东的行动是世界性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就是在更持久的基础上建立起国际军事合作。”（注：一个会议在重庆（1941年12月17日－23日苏联代表被邀请），另一个会议在新加坡（1941年12月18日－20日）商议西南太平洋的作战。这两个会议的目的是考虑在所有战线上阻止日本集中军队打击完一个目标后进击另一个目标，即分散日本的兵力。会议表明了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作战中的积极姿态和比以往更积极的立场。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86页。）这应该说是美国基于战争实际结果和趋势所作的正确战略选择，表明美国从事太平洋积极防御作战的决心。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对以前战略中缺憾的修补，为正确实施“先德后日”战略奠定了基础。如美国军事史家韦格利所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整整六个月内，美国人不顾一切地牺牲包括给予欧战优先考虑的计划在内的一切长远战略，匆匆拼凑资源以支撑太平洋防线，以对付日本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发动的最强大的攻势。……战前计划低估了日本的威胁，因而即使不在理论上也是在事实上打乱了欧战优先的计划。”（注：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384-385页。）
总之，我们看到，尽管美国坚持不偏离“先德后日”战略原则的立场，日本的大力推进和美英盟军太平洋原有基本防线的崩溃则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美国军政首脑清楚，为顺利推行“德国第一”战略，稳定太平洋战场是“更特殊的任务”（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Grace Person Hayes,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War Ⅱ)，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也就是说，日本侵略的继续扩大，将产生事关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连锁反应，影响到盟国在其他主要战场的战事和战略地位。因此，美国暂缓对德国战略行动，先止住日本进攻势头，不仅是对不利战局的反应，也是对美国参战前远东太平洋防御战略计划不足的修补。其中，除美国加强自身太平洋防御作战之外，由于中国战场在地缘和限制日本兵源上的关键作用，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提升。
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调整中的地位
美国所作的战略调整，从战略全局上看，就是要在短期内首先缓解远东出现的紧迫形势，这就不可忽视已经与日本侵略军奋战5年之久、拖住大部日军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抗日战场。美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重大失利，更使中国战场既有的战略地位凸现出来，并成为美国挽救远东危机战略步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的战略调整是暂时的，不是战略向远东方面转移，美国并未放弃先打败德国的原则。同时，由于战略物资有限并需首先满足美国及英国自身作战的需要，特别是太平洋战场和欧亚连接“链”中的各战略点如中东、印度等的需要，这就出现这一阶段美国既重视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又不能全力给中国以战略投入的矛盾状况。
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有较客观的判定。在阿卡迪亚会议文件中的“保卫东方战场的关键利益”条款载明：“必须维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安全，支持中国的战争。”（注：当时三个战略点是英方提出的：1.夏威夷和阿拉斯加；2.新加坡，荷属东印度防线，菲律宾；3.仰光与援华路。美方后加入“俄国的沿海省份”。在美、英、荷、澳指挥部建立之时，美国参谋计划人员还试图将东北缅包括在中国战区之中。即，蒋介石指挥区域包括中国，“东北缅，泰国和印度支那一部分。作为盟军易进入的地域”。由于英方反对，在计划送给罗斯福与丘吉尔批准之前缅甸部分被删除。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75页。）根据太平洋日军进攻之后形成的战略格局，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首脑确定了太平洋与远东地区新的防御底线：“澳大利亚主要部分，新西兰全部，中国的巨大团块。”2月15日新加坡陷落后，罗斯福提出“两翼”之说：“右翼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基础，左翼则在缅甸、印度和中国”（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89页。1942年2月18日罗斯福致丘吉尔信中谈到这一战略安排，并表示要加强对华飞机援助，因为中国是有效进攻作战的地域。沃伦·F.金博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Complete Correspondence)第1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363页。）。对于中国，美国的战略很清楚，就是要中国发挥战略牵制作用。简言之，就是让中国能独自对日本陆军进行战略牵制，支持和配合美英维持太平洋远东的防御体系，限制日本对美英和对苏战略。正如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明确表示的：“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军力。”（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中国台北1981年版，第43页。）
尽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地位是重视的，在对华政策实际运作中却没有将中国作为战略投入的重点，对华援助仍然不足而且极不稳定。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国的战略物资首先要满足太平洋战场美军的需要；第二，美国战略调整不是战略转移，美国主要是想在短期内稳住在太平洋方面的阵脚，并在此之后及时地将进攻方向转到德国方面。因此，美国军方首脑这一时期战略投入的思考主要放在太平洋、印度和中东这样一条战略“链”之上。一方面有利于太平洋方面的防御作战，另一方面为未来实施北非作战作准备。这明显反映在美国这一期间既要利用中国战场渡过战略危机，又不能给中国足够支持的问题上。比如，1942年1月1日，美国陆军部的德拉姆将军曾提出派遣美国陆军官员带领足够的部队和资金到中国，使中国足以从事防御性进攻。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表示支持。但是，遭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马歇尔等人认为，“美国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无须投入美国地面部队（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76页。）。这就是说，在确定史迪威赴华之前，美国军事代表的任务就已明确，促使中国为美国的太平洋迅疾防御和其后实施“先德后日”战略步骤服务（注：史迪威接受赴华使命之前就清楚美国不可能采取两洋并重战略，他在1941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动真格地做点事情，只能是二者取一。”约瑟夫·W.史迪威：《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史迪威1942年2月25日到达新德里，鉴于缅甸可能不保，曾要求派遣美国陆军到印度，遭到陆军部的拒绝，理由是美国部队投入的重点在太平洋岛屿防御和准备欧洲反攻方面。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202页。美国学者达莱克就史迪威赴华问题作了评述：罗斯福“决心推行欧洲第一的战略，近期内不给中国以大规模援助。……他希望一方面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一方面通过给予它的地位来使它的幻想得到满足，但又强调长远的利益来防止它要求更多的援助”。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475页。）。这样，比较其他战场和地区，中国在盟国中担负的战略任务不轻，但处境却因为外援不足而更加艰难。
由于从中东到印度一线在美国战略中占有特殊的战略攻防地位，因此，当这一地域出现危机时，美国就往往削减对中国的投入，特别是中国最需要的空军。1942年4月，日本舰队进入孟加拉湾，而将美国在华志愿航空队的一流战机调到印度去补足第10航空队，以保卫印度（注：1942年6月12日，罗斯福在给丘吉尔信中阐述了美国空军部队的调配设想问题。美国航空队总数近19个重型轰炸机组，12个中型轰炸机组，6个轻型轰炸机组，18个歼击机组将被派驻美洲大陆、中东和印度。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139-140页。）。6月下旬，德国隆美尔兵团占领利比亚的托布鲁克。美国从中缅印战场抽调了3个空军机队到中东。第1机队正作为美国特别行动机队以中国为基地对日本目标实行轰炸作战，6月初被派往了埃及，接受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任务。第2机队则是在印度的第10航空队的一部，其首要任务是保卫德国和日本军队可能汇合地区的末端印度，确保盟国至印度的航线，其次是支持中国。这样，当德国在汇合部的另一端中东造成威胁之时，对第10航空队的调动也就是实行它承担的首要任务的一部分。美国还把1942年1月分配给中国的33架A－29型战斗机调到埃及担任守卫任务，理由是这批援华飞机离开美国时受阻，要到6月底才能发运。由于美国第10航空队的一些运输机也被调走，这就直接影响了此间援华的唯一手段——空运（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217-218、222页。）。
随着太平洋局势日趋稳定，美国军政首脑准备北非作战，这样，中国战场须为美国大战略实施作全过程让位的基本方针就进一步确定下来，中国受援的重要性也随太平洋战场的稳定而进一步减弱。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的就是重占缅甸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受援状况。1942年5月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全力准备北非登陆作战，没有一份有关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美国陆军部告诫史迪威，“不要过早地提出中国希望重开缅甸路的问题”。罗斯福批准了陆军部的意见。这就肯定地证明，援华问题将从属于美国政策和战略的演进（注：1942年5月26日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回信：“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229页。史迪威对得不到陆军部有效支持也极为失望，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也认为中国军队肯定有能力，美国应鼓励和支持。西奥多·H.怀特：《史迪威文件》(Theodore H.White,The Stilwell Papers)，纽约1948年版，第115页。）。1942年6月24日，美国联合计划署下的特别委员会提交一份涵括日本战场、德国战场的报告，中国属于第2项基本考虑。报告的"h"项中有条件地提到援华问题：即在不损害欧洲方面对德国进攻的情况下，“准备重占缅甸，目的为开通与中国的陆路交通”（注：这一材料说明美国方面在收复缅甸、打通援华路作战问题上随时准备为“先德”战略让路从一开始就有准备。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58页。）。1942年9月，美英联合参谋首脑会议对各战场的船运援助计划做了新的排序：1.“火炬”，中东，太平洋，俄国（通过南部路线）；2.美国在英国和中国的航空队；3.冰岛；4.波列罗；5.印度和中国。就美国陆军来说，因为不准备在中缅印作战，所需处理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国拖住日本，不使其西进印度（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83、198、200页。）。在这种大的框架内，重占缅甸作战一再被拖延的命运从这一时期就决定了。当然，美国也决不情愿中国战场垮掉。如罗斯福的参谋长李海所说：“中国抵抗的失败可能导致美国在太平洋战败，必须采取特别措施重开缅甸路，其他援华措施也应采取。”（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229、230页。）所以，其后美国一方面与英国妥协，推延全缅作战，另一方面也采取措施促使北缅作战的展开，并坚持对华空运物资。这些都是战略投入重心不能放在中国，同时又要求中国战场支持大战略实施和太平洋战场之所致。美国对不能全力支持中国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清楚的。5月，中美之间为战略物资的投入发生矛盾时，史迪威驻重庆的代表比塞尔将军主张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军队从中国东南部逐出日本军队。马歇尔不同意这一建议，指出：“美国在几乎没有为支持中国做些什么的情况下，是没有资格敦促中国行动的。”（注：1942年5月7日，美国政府拟定下一步战略投入计划，“将在1942年7月到1943年6月期间给苏联700万吨军火和其它物资，英国也提供100万吨，以使苏联能继续吸引德国主力于苏德战场”。而中国则在为每月能得到5000吨的物资援助作最大努力。莫里斯·马特罗夫与埃德温·M.斯内尔：《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第228、229页。另按美国陆军部统计（不算援苏物资），1941年12月到1943年6月，美国投入欧洲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的物资为13,852,312吨，投到太平洋方面为9,375,046吨，投入中缅印战场为600,977吨。罗伯特·W.科克利与理查德·M.莱顿：《全球后勤与战略，1943-1945》，第835页。）由于美国不准备在中国或中缅印战区作战略投入，同时又希望中国承担种种战略责任，美国也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承诺，在精神上给中国抗战以鼓励，作为中国所付出的战略代价和牺牲的补偿。这对于“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战略意图和稳定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情绪无疑是有利的（注：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712页；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中国台北1978年版，第38页。关于美国废除中美不平等条约的具体评述，详见吴孟雪：《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应该说，在美国的战略调整期，鉴于对中国战场战略价值的认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但是，由于战略原则和战略资源的限制，美国军政首脑对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的认识与援华具体行动仍存在较大反差。中国仍然是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坚持抗战，支持美英等盟国在短期内渡过战略危机。美国战略计划中将“保持中国于战争之中”的条款列在重要位置，说明了美国是将中国战场作为战略调整中的重要部分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中国在美国战略投入中的排位最后，表明了美国是希求中国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完成对日本的重大战略牵制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场能在强敌面前巍然不动实属不易。同时，正是在盟国出现事关全局的战略危机之时，中国战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有着杰出的表现。
中国战场的战略贡献
由于美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败，太平洋战争初期反法西斯盟国的战略危险来自三个相互衔结之地。第一是西南太平洋区域，日本可能进攻澳大利亚，控制西南太平洋、印度洋，攻击印度；第二是苏联可能受到德日的夹击，如果苏联垮掉，美英西线就处于极为不利的战略态势；第三是与前二点密切相联的中东，如果前两点任何一点出现问题，英国在中东将无法立足，反法西斯阵线整个战略构架都会动摇，“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就无法实施。而这几个方面，或者说问题都没有发生，与中国战场限制了日本的“兵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如前所述，中国在这一阶段仍面临着受援不足的问题，中国是在战略资源极为不足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以牺牲精神和智慧保持战场的完整，做出战略贡献的。
澳大利亚是美英在太平洋的防御底线和未来对日进攻的基地，印度则是通向中东的战略枢纽之地，这两地都是美国战略调整时期需绝对确保的战略地域。而限制日本向这两地进兵的主要因素就是日本无法继续增兵。1942年3月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对是否进一步攻占澳大利亚作了分析：“大体上海军方面需要联合舰队的主力，陆军方面需要12个师团的兵力……根据情况还有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陆军兵力。要拨出这么巨大的兵力，需要大幅度削减满洲方面的对苏战备和中国方面的战场，这就将使整个战略态势陷于极大的不利。”（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1页。）日本的分析中突出反映了制约其继续进攻的根本问题——兵源。而削减在中国战场的兵力会给日本带来战略性的不利后果。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兵力不足，日本在摧毁了美英三大据点新加坡、马尼拉和香港之后，就无余力再进击澳大利亚。而美军得以迅速在澳大利亚建设基地和屯兵，为稳定太平洋战场局势和未来的反攻奠定基础。可以说，中国战场的战略牵制是美国能在短期内完成战略调整的主要因素之一。
日本攻占缅甸之后，从战略态势上看对印度构成了严重威胁。对于这种威胁的战略意义，就是会出现德日中东会师局面，盟国各战时首脑都有严重关注。这是美英太平洋原有防线崩溃之后造成的另一战略性问题。但是，日本在此间并没有具体筹划对印度的战略攻击，其原因，仍然是中国战场拖住了后腿。1942年4月，日本大本营计划大规模进攻中国重庆，并将此作战称为“5号作战”，准备“在攻占重庆、成都的同时，占领四川省要地。倘若形势需要，再以部分兵力扫荡敌人的抗战基地”。这一计划虽未实施，但日本“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从而专心致力于对美英战争”的意图是明显的。因为“陆军常有60万以上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575、647页。）。可以说，限制日本攻击印度的仍然是中国问题。在压服中国之前，中国战场的存在，始终是日本的一大心病，制约着日本向其他战略地域随心所欲地调动兵力。如日本想攻击印度，没有足够的陆军是完全不可能的。
美英军事首脑的战略分析中，日本“兵源”问题也占重要地位。美国战略计划人员认为：“虽然日本控制了整个马来西亚，并希望能攻击从印度洋到澳大利亚、印度、中东的交通线。但是，日本不可能同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都拥有优势作战力量。”（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37页。）4月，日本海空军对锡兰进行攻击，但无陆军跟进，因此并未造成战略威胁。由于兵源不足，日本也只有决定以摧毁美舰队主力来代替进军澳大利亚和锡兰（注：沃伦·F.金博尔：《丘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第1卷，第442页。）。5月，罗斯福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他谈“自己的猜测”：日本是否将继续对印度和锡兰作战，是否会全面进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麦克阿瑟回答，“菲律宾陷落和缅甸陷落之后，日本只能腾出两个师”用于作战（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26-127页。）。“日本在现在不会对印度大举进攻。这一地区无疑是在日本军事野心的范围之内。但是从战略上讲……现在进军印度不是时候……要在印度战役之中致胜，从军事上讲要求投入兵力是很大的。而在目前情况下（日本）不能从事这场战争。”（注：汉斯－阿道夫·雅格布森与小阿瑟·L.史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政策与战略：文件选编与评论》，第209页。）因此，日本不仅因为兵力不足没有在太平洋继续攻占澳大利亚，形成西进印度稳定的侧翼，也无法建构西进印度稳定的后方。没有陆军部队的跟进，日本不会在盟国的这一枢纽之地进行关键性的作战。日本在6月占领了缅甸全境之后，其陆军就再也没有余力西进印度了。美国在太平洋初期受挫后没有丧失稳住远东太平洋防线的信心，重要一条，如美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说，就是“将中国战场计算在内”（注：史汀生与邦迪：《尽职于和平与战争年代》(Stimson and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纽约1948年版，第396-397页。）。因此，是中国战场从根本上挽救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盟国出现的战略危机。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这一期间在日本进攻面前都稳稳地保持了战场防线，使日本不可能抽调更多兵力扩大战果。正因为如此，美国及英国不仅避免了战略危机，同时获得了实施“先德后日”战略的基础，在短期内稳住了战略防御构架，并及时将重心放到德国方面。
日本是否会趁太平洋战争的初期胜利进兵苏联，是美国首脑极为关注的事关战略全局的问题。1942年3月，罗斯福也曾建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美英在俄国卷入对日作战的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缓解苏联局势（注：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31页。）。应该说，仍然是中国战场排除了盟国所面临的这一险境。日本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联席会议3月7日上奏给日本天皇的奏文中第四条载明：（一）“极力防止战争对手的庞大”。（二）“在南方作战期间，帝国极力防止引起对苏战争”。（三）“努力保持日苏间的平静状态，同时阻止苏联同美英联系的加强，如有可能则尽量离间之”（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526-527页。）。日本此时没有将攻击苏联列入战略计划，在1942年5月12日还拒绝了德国要求日本促进对苏作战。日本不能攻击苏联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巩固我（日本）在中国的地位”（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第702页。）。苏联能全力对付德国，除自己在远东地区保持了一定兵力对付日本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战场没有给予日本抽调足够兵力的机会。
应指出的是，美国在战略调整期间加大了援华力度，这对中国坚持抗战是有利的。但是如前所述，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受援仍然不足。作为贫弱之国，中国战场能在反法西斯战争大局不利的形势下作出重大战略贡献，应该说仍然主要在于中国自身的努力。
中国敌后战场不仅是中国战场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抗战能长期坚持、中国两大抗日战场完整保持的重要因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为了稳固自己的战略后方，将主要的进攻方向放在中国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与日寇展开艰苦作战，紧紧地束缚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中共及其领导的军民在艰苦条件下奋战，来源于对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和对世界战争大势所作的客观而准确的判断，也来源于以牺牲精神对“先德后日”战略的容纳和认可。1941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就谈到：“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673页。周恩来也在1941年12月14日《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一文中分析：“在世界战局上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如果能速战解决日本，则移西于东，未尝不可使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部署一时改变……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必然会中纳粹诡计，使主战场上遭受难于挽救的损失。”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6-387页。）在这种分析和判断之下，中共对随之而来的抗战的艰苦性和长期性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的说是长期战争……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页。）“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新四军支持现有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等强兵、巩固根据地的指示，以利于艰苦条件下的对日作战，并“增长力量，准备反攻”（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77-687页。）。在敌强我弱、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中国敌后战场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抗日根据地和区域相继粉碎了日本重兵进攻，继续紧紧拖住近半数的在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减轻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也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制约了日本借太平洋战争初期胜利之势进攻苏联的可能。
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贡献，关键在于中国内部的团结和中国抗日战场的完整保持，这一中国抗战中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自己解决的。鉴于中国抗战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处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将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内部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1941年12月18日、2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专门给华中局、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负责同志发出指示，强调“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70、272-273页。）。1942年中期，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再一次主动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表明中共对战后中国发展方向的见解和团结建国的方针（注：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因此，在反法西斯战争面临战略危机时，中国战场内部保持了无军事摩擦的团结局面。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贫弱大国在敌我力量悬殊、外援严重不足、反法西斯战争战略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创造出支撑盟国战略构架、破坏轴心国战略配合奇迹的真谛之所在。
中国国民政府在与敌后战场的相互战略支持下，坚持了正面战场的基本防线，此外，还主动配合美英太平洋防御作战，出兵北缅。中国入缅作战除了为保持援华路之外，从战略上讲，也有支持和配合美英的太平洋防御作战的意义。1942年2月15日，蒋介石在新德里谈到新加坡失陷后如何防止德、日会师等问题时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使德、日军队没有会合起来的可能。”（注：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399-401页。）2月26日，蒋介石又电令宋子文请罗斯福促使英国改变对印政策，并提出警告：“如敌机轰炸印度或敌军进攻印境，必至人心崩溃一发不可收拾……印度问题能否合理与应时之解决，乃为太平洋与地中海战争胜负惟一之关键也。”（注：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439-440页。1942年3月，美英参谋首脑会议也认为，“缅甸是通向中国和印度的大门，中国正牵制着大量日本的陆军和空军，中国是—个未来进攻日本的重要基地；印度是防卫可能的德国—日本在中东会合的关键之地，对于保持经波斯湾通往俄国和通过红海到埃及航路也是必需的。”格雷斯·珀森·海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史》，第109页。）蒋介石政府的上述这些努力，有着“先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注：蒋介石1942年6月12日致电宋子文，较完整地阐述了“先打败日本”的战略思想。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三），第159-160页。），但是，在美英溃败的形势下，这些努力有利于遏阻日本在缅甸失陷后对印度继续进行战略攻击。另外，日本在太平洋上进攻之时，中国正面战场赢得了第三次长沙保卫战的胜利，这是对各反法西斯盟国的巨大鼓舞（注：1942年1月，英国掌玺大臣艾德礼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斯发表演说，美国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电贺；美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赞扬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克里斯托费·索恩：《徒有其名的联盟，美国、英国与1941-1945年的对日战争》(Christopher Thorne,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中国台北1974年版，第797页。）。正是中国抗日战场的不凡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太平洋战争初期因美英失利而造成的重大战略危机，使日本攻占缅甸后的进攻势头成为强驽之末。美国首脑看准了日本陆军不可能从中国战场脱身，因此在日本太平洋进攻大致尘埃落定之后，结束战略调整阶段，开始攻占北非，实施“德国第一”的战略计划。
总之，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迫暂时推延“先德后日”战略实施，实行战略调整以应付太平洋战场的危机局面。中国战场是美国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援仍然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战略做出了全方位的战略贡献。中国战场是美英盟国在重大失利后短时间内稳定东方战线的关键因素，也是美国大战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向实施方面转移的重要保证。中国与其他盟国相互支撑与支持的战略关系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