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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1-0038-06
魏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史学获得了很大发展。在史部典籍的增长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杂传的大量出现，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载有史部典籍一百一十九种，其中杂传类占了五十二种，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载有史部典籍一百八十四种，其中杂传类占了五十四种，均居第一位。
而杂传的出现与当时世风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钱穆先生曾以“个人之觉醒”一语来总括魏晋时代的思想特征，① 所谓“人的觉醒”即体现为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重视，为自己或他人树碑立传无疑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肯定与颂扬，而杂传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志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汉士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士人的自我意识也逐渐觉醒，② 东汉末年太学生的清议与党锢之祸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士大夫阶层的以“道统”对抗“政统”的自觉，和士大夫阶层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
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之名士，为之称号。③
这种以“品评人物”、“共相标榜”为特征的世风，与杂传长于志人的特点相契合，促进了杂传的大量出现。从一些杂传从名字上看就可以知道是以人物品评作为中心内容的，如《魏文帝海内名士品录》、《魏明帝甄表状》，由此可见当时品评人物的风气之盛，甚至连一向高居于众人之上的皇帝也浸濡其中。
魏晋时期的杂传究其种类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郡书、家传、别传、类传等。本文主要针对郡书、家传、别传三类进行讨论，以探究杂传与当时社会文化风气之间的关联。首先述及郡书与家传之间的互相影响。
所谓郡书，刘知几在《史通·杂述》将其中定义为：
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谓郡书者也。④
而家传则是记载某一家族事迹的传记，魏晋时期是我国士族政治逐渐形成、凝结的历史时期，士族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群体，在政治上是以累世高门、仕宦不绝为特征，而在文化上也有一种独特的互相认同。而家传的出现，对于士族而言具有“纪其先烈、贻厥后人”的文化功用，可以说家传的出现体现了士族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意识。
对于郡书与家传的关系，胡宝国先生曾经作过研究，他指出：像《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以郡为单位的记录本地先贤的书籍，更多地出自落后地区。而汉晋时期产生了著名家族的地区却大多无此类书。这说明在士族政治逐渐抬头的年代，政治上失势或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只能以众多的先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并与产生了著名士族的地区相抗争。因此就出现了上述先贤传与家传分布的不平衡，即落后地区多有先贤传，而产生著名大族的地区往往只有家传。⑤ 胡宝国先生的研究颇多新见，给人很多启发、思考的余地，但似乎还不够缜密，核之于史料也并非完全契合。那些出现郡书的地区，并非没有士族，如汝南周氏，陈留蔡氏、陈留阮氏尽管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算不上一流的盛门，但依然是得到广泛承认的士族高门，而会稽虞氏、会稽贺氏也是吴姓的高门。并且家传与郡书在地域上也有所重合，如在陈留，既出现了《陈留耆旧传》、《陈留先贤传》，也有陈留江祚所著的《江氏家传》；而出自于会稽名门的虞预既撰写了郡书《会稽典录》，也撰写了带有家传性质的《诸虞传》。⑥ 其实郡书与家传都反映了当时士族的一些文化特征，而胡宝国先生之所以认为郡书与士族无关，在于其研究中所罗列的琅琊王氏、河东裴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皆为侨姓望族，⑦ 永嘉南渡之后，这些侨姓士族流寓江南，寄人国土，尽管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与其家族所出自的乡里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淡漠，主要通过婚、宦两途来保持其地位，所以在此类士族中没有郡书的出现本不足为奇。但是对于南方的一些大族而言，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凭着其在乡里的势力，所以需要通过郡书的撰写来体现其对乡里的重视和关注。所以笔者以为胡宝国先生的结论可修正为情况是侨姓高门多重家传，地方士族则是郡书与家传并重。
对于郡书与家传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唐人刘知几早有所注意：
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覆，何以能详其是非？⑧
在此刘知几将郡书与家传并列，认为其有相似的功能与作用。“矜其州里”与“夸其氏族”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士族在文化上的自我标榜。胡宝国先生指出：在士族政治下，士族关心的不是地区，而是家族。他们标榜郡望，并非出自对故土的眷恋，而是为了说明血统。⑨ 胡先生的观点固然不错，但是对于士族而言，乡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士族本身渊源于地方上的大姓，在地方上保有强大的宗族势力，这就是许多士族形成所谓“城乡双家形态”的原因。地方宗族势力的支撑对于士族保持在中央政治运作中的地位具有相当的意义，并且出自于共同或相邻郡望的士族，往往保持联姻通婚的关系，在政治上互相支持。所以说士族存在着“矜其州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考察几位郡书的作者，以揭示郡书与地方大族的关联。
周斐《汝南先贤传》。周斐正史中无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宋晁载之《续谈助》钞殷芸《小说》载汝南中正周裴表，认为即是周斐。⑩ 九品中正制的设立对于士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郡中正历来由地方大族把持，周斐当属地方大姓无疑，并且周斐之子周浚，周浚之子周顗、周嵩、周谟都是两晋名臣，(11) 汝南周氏在此期间上升成为士族高门。可见周斐的郡中正地位对汝南周氏向士族高门的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林《陈留耆旧传》。苏林，曹魏散骑侍郎，三国志有传，陈留人，擅长文赋，儒学名家。(12) 陈留苏氏尽管此后声名不显，但苏林当时无疑是陈留地区的名士。
陈寿《益部耆旧传》，陈寿，巴西安汉人，《晋书》、《华阳国志》有传。《华阳国志》卷1《巴志》载：
安汉县：号出人士。大姓陈、范、阎、赵。(13)
可知陈姓乃是安汉地方的大姓。《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载陈寿起家卫将军主簿，后又任郡中正，其兄子陈莅起家梁州别驾，莅从弟陈階起家州主簿，(14) 魏晋时期，郡府属吏通常是地方大族的起家途径，陈寿家族多从郡府属吏起家，更印证了其地方大姓的身份。
谢承《会稽先贤传》。关于谢承的生平，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三国志》卷50《吴主权谢夫人传》：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弟承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后汉书百余卷。(15) 尽管山阴谢氏在东晋南朝并不显赫，却是会稽旧门。《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会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16)
可知山阴谢氏为会稽四族之一，魏晋时代在江南颇具影响。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钟离岫生平无考，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其是会稽山阴人，东晋时人，汉鲁相钟离意、吴将军钟离牧的后人。(17) 根据学者的考证：自汉以降，山阴钟离氏即为会稽望族，孙吴时，钟离氏多人仕于吴，与山阴谢氏、吴郡顾氏等并列齐名。其族在东晋南朝仕宦不显，然迄唐初复跃为会稽大姓。(18) 可知钟离氏也是会稽旧族之一。
虞预《会稽典录》。虞预字叔宁，《晋书》有传，会稽余姚人，曾任县功曹、郡主簿。(19) 前引《世说新语》已知余姚虞氏乃是会稽四族之一。而魏晋时期，州郡属吏例由地方大族把持，可知虞预为地方大姓。余姚虞氏在东晋南朝期间颇有人物，是会稽望族之一。
习凿齿《襄阳耆旧传》。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20) 可知习氏乃是地方大族。而《三国志》卷61，《潘睿传》引襄阳记曰：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21) 大公平即是中正。而此处的习温当与习凿齿属于同一宗族，可见襄阳习氏尽管谈不上是士族高门，但却是襄阳地方豪族的代表，对乡里选举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习氏至少从三国开始，就是在襄阳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族。
尽管有许多郡书的作者无法考证，但仅就以上考证的一部分郡书作者而论，郡书的作者中有不少都是地方上的士族大姓，在地方上具有强大的家族势力，可见郡书的写作与地方大族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魏晋时期，出自于同一或相邻地区的大族，往往会在政治上采取较为相似的立场，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地域集团。而郡书不但能够使地方大姓通过“矜其州里”的方式来夸耀自己的门第，而且可以凝结同一地域集团中各大族之间的关系。通过郡书可以进一步明确同一地区各大族之间地位的高低，使士族对乡里社会的控制进一步趋向稳固。
由于绝大多数郡书早已亡佚，其内容已不可详考，但从散见于各种文献的一鳞半爪来看，其内容尽管是以表彰乡里的先贤名士为主，但其中亦夹杂着对于士族家世行迹的叙述。如虞预所撰的《会稽典录》，不仅对虞翻及其子孙事迹胪列详尽，(22) 并且对其他会稽大族，谢氏、贺氏、钟离氏等家族人士的事迹也多有记载。(23) 而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也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习氏先人习融、习询、习承业、习蔼、习珍、习温等人的活动，(24) 可见郡书与士族文化之间确实关系很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大族对于地方政治、文化的一种控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郡书的地域分布，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特点，一个是分布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南方的益州、荆湘、江东、交广等地，基本上属于原来吴、蜀两国的境内。另一个特点是在某些地域形成了郡书写作的传统，如在会稽一地就出现了《会稽先贤传》、《会稽后贤传记》，《会稽典录》、《会稽先贤像赞》4种郡书。如果我们将郡书分布的地域与当时很兴盛的州郡地志分布的地域相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两者的分布地域具有很大的重合性，都集中在南方地区。李宗侗先生将郡书、州郡地志两类书并举，视之为地方史的兴起，这不失为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25) 尽管南方早已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但无论是中原士人开始真正关注、了解南方，还是南方真正进入中国的文化版图，不再被中原士人目为“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蛮荒之地，恐怕都要从东汉末年开始算起，而恰恰从这个时间开始，南方的郡书、地志开始兴起。而永嘉南渡之后，中原正朔移到了南方，南方在文化版图上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郡书、地志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加强对南方了解的需求推动了郡书、地志的兴起。从另一方面来看，在魏晋时代，无论是三国鼎立还是南北对峙，南方都已不再是中原政治、文化的边缘与附庸，开始具有了与中原分庭抗礼的力量，南方这种独立的文化意识与自觉，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郡书、地志的发展。以蜀地为例，中原士人对蜀地的关注可能要比江南要略早一些，两汉之际，公孙述据蜀，蜀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载：
益部自建武以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陈)寿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篇。(26)
可见从公孙述据蜀之后，蜀地已经开始有了撰写地方史志的传统，陈寿只不过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已，而在陈寿之后，蜀地的这一文化传统在东晋南朝依然得以延续，如《续益部耆旧传》、常璩《华阳国志》，这都表明蜀地地方的文化自觉。这种政治、文化上的自觉在《华阳国志》的目录中体现得最为显著，《华阳国志》目录将蜀地的历史划分为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指西晋统一时期)、李特雄期寿势志，将公孙述的割据视为蜀地历史的开端，将分裂与统一的时代相提并论，完全是以一种地方本位的政治、文化意识来书写蜀地的历史，而不是将蜀地视为中原政治、文化的附庸。
关于家传与郡书的兴衰轨迹，胡宝国先生以为：郡书与家传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是起自于东汉，盛于两晋而渐衰于南朝，(27) 从大的趋势上把握了家传与郡书的演进过程。但从更细致的考察而言，家传的兴起要略晚于郡书，大体上郡书在三国时代就已大量出现，而家传的兴起则要等到两晋时期，在东晋尤其繁盛。根据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所载，确定出现于三国时期的家传只有一种，而郡书则有十种左右，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家传，而在此时期出现的唯一一种家传——《王朗王肃家传》，则带有强烈的别传色彩，以记载王朗、王肃父子的事迹为主，说明这一题材在三国时期尚未发展成熟。而在两晋时期，随着士族政治的逐渐形成，家传的数量迅速增加，在数量上开始超过郡书。对此我们大体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郡书的特点更侧重于人物的品评与乡里清议，这是士族兴起的基础，而家传是士族标榜门第、建立高贵系谱的重要工具，是士族政治日益成熟之后的产物，郡书与家传在兴起过程中出现的时间差，正体现了这两类杂传的不同特点，以及在士族政治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别传是魏晋杂传之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仅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辑录的别传就有184种。别传是单个人物的传记，以描述人物的风貌、事迹为主，体现了魏晋时期对重视人物的时代特征，但是在此期间，别传的特点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三国时期的别传所记录的人物丰富多彩，既有表彰名士、隐逸的《管宁列传》、《邴原别传》、《何晏别传》，也有记录政治人物事迹的《荀彧别传》、《诸葛亮别传》、《陆绩别传》。一些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不受重视的人物上也可以成为传主，如出现了记录武将事迹的《赵云别传》，记录方士医者事迹的《华佗别传》，甚至还出现了钟会为自己的母亲所作的《钟会母传》，可见当时为人物作传已蔚然成风，其表彰的人物已远远超出了汉末名士的范围，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些在过去不受重视的人物，如武将、妇女都可以成为传主。而此类别传的出现与当时的世风颇有一脉相承之处，兹以对妇女的表彰而论，魏晋时就颇为士人所重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而不作父诔？”退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于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28)
尽管此事例年代稍晚，但其所反映的心态应具有时代的普遍性，此种风气、观念之流布，实与为妇女立传风气之兴盛颇有关联。
此外别传的地域也早已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是遍布于三国境内。这一方面源于这个时代思想的活跃和对人物的重视，另一方面在三国这一大变动的时代，人们对于建立功业的重视与渴望，可以使更多的人物跃入历史的视野，可以说多姿多彩的别传，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无比生动而多样的三国时代。
别传的风行及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甚至使它偏离原来表彰人物的原有目的，成为政治攻讦的一种工具。如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考证《曹瞒传》为吴人所著，其特点为：
书出敌人之口，故于曹操奸恶备载无遗。世所传操为夏侯氏之子及破壁收后等事，皆出此书。(29)
到了两晋时期，别传的数量依然非常多，但所涉及人物的范围已大为缩小。西晋初期，由于受到清谈玄风的影响，一些正始名士与中朝名士尚是别传的主要关注对象，如《嵇康别传》、《孙登别传》、《乐广别传》。之后由于神州陆沉对中原士人在心理上带来的巨大冲击，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也成为了别传所关注的对象，如《石勒别传》。但两晋的别传记载最多的是士族人物的事迹，这一点在东晋尤为明显。逯耀东先生通过对魏晋别传的研究指出：在210种人物别传中，作者可考的只有27种，22人，而且都属于两晋时代。分析作者与传主的关系，多是由于血缘或姻亲关系而互相立传，说明魏晋时代特有的社会结构的门阀制度，对当时史学转变与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与影响。(30) 可见此时的别传受到了士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为士族文人群体所掌握，也成为士族品评人物、标榜门第的一种手段，与家传的作用相似。当然随着东晋佛教的兴盛，一些佛教人物也成为了别传描写的对象，如《浮图澄传》、《支遁别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佛教人物大多具有名士风范，与士族交往密切，从广义上来说也可以纳入士族文化的一部分。
魏晋时代是一个对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时代，世风的不断变异，史学的繁荣发展，其背后都受着这个时代独有的政治、文化特征的影响，而魏晋时代政治、文化上的核心问题是士族，这是一个士族政治从酝酿走向全盛的时代，而士族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属性，对于世风变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一个时代的史学总是孕育在一个时代的文化之中，杂传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体裁，敏锐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文化的变迁。当历史从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过渡到士族政治的时代，社会从流动走向了凝固，文化从多元迈入了单一，同样魏晋杂传也从绚烂多姿、气象万千的人物诗篇异化为士族自我标榜的文化工具。此时魏晋杂传已逐步丧失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到了南朝时期，无论郡书、家传还是别传的数量都日益减少，最终魏晋杂传这一曾经辉煌一时的史学体裁不得不面对落寞于中国史学长河之中的命运。
注释：
①参见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162页。
②参见许倬云：《秦汉知识分子》，王元化编《释中国》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③《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
④浦起龙：《史通通释》卷10《杂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4页。
⑤参见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145页。
⑥《晋书》卷82，《虞预传》。
⑦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144页。
⑧浦起龙：《史通通释》卷5，《採撰》，第117页。
⑨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⑩(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5343页。
(11)参见《晋书》卷61，《周浚传》，《晋书》卷69，《周顗传》。
(12)参见《三国志》卷21，《苏林传》注引《魏略》。
(1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14)同上，第634页。
(15)参见《三国志》卷50，《吴主权谢夫人传》。
(1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17)(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第5345页。
(18)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260页。
(19)参见《晋书》卷82，《虞预传》。
(20)参见《晋书》卷82，《习凿齿传》。
(21)参见《三国志》卷61，《潘睿传》。
(22)参见《三国志》卷57《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23)参见《三国志》卷58，《陆逊传》注引《会稽典录》，《三国志》卷60，《贺齐传》注引《会稽典录》，《三国志》卷60，《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
(24)参见舒焚、张林川：《襄阳耆旧记校注》，荆楚书社1986年版，第27页、第99—110页。
(25)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页。
(2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634页。
(27)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140页。
(2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60页。
(29)(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第3180页。
(30)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