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关系之一；在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当中，最棘手、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恐怕也就是有关中日关系的政策研究。为了处理好带上这些“最”字的对日关系、搞好对日政策研究，根本办法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冷静地、实事求是地观察日本的发展变化，尽量准确地了解其国情，了解日本对华政策特点，在一些战略性领域推进中日合作。本文主要讨论有关中日关系和对日政策的几个问题。
对日政策的出发点
一般来说，国家利益应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然而，在对日关系上，由于日本右翼分子美化侵略、否定历史的行径一再激起人们的义愤，导致两国关系中感情化色彩很浓，要真正做到冷静坚持以国家利益作为对日政策出发点，往往并非易事。
今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讲话中， 明确地指明了我国处理对日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这就是要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出发。（注：《人民日报》，2000年5月21日。 ）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中日之间开展各方面交流、特别是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先进生产力跨越国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的一种体现，是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要求，完全符合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
同以上“基本出发点”紧密关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毫无疑义，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对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国家这个单位太小，某些产业的生产力发展至少需以地区作舞台，某些产业的生产力发展则需以世界作舞台。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根本实质。奴隶社会之所以被封建社会所取代，封建社会之所以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皆起因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皆仰仗于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性力量。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更迭的根本力量，也是当今推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根本力量。
中日经济科技关系的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潮流在中日之间的体现。因此，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理所当然地也是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
可以相信，当今束缚中日关系发展的各种政治矛盾，终将被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性力量所冲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铁的法则。至于究竟是早一些冲破，还是晚一些冲破，则有赖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主观努力。
现在有人主张，既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表现不好，我们就不应该再要它们的技术，更不能要它们的援助。我们应立足于自己的技术开发，对自己实在开发不出来的东西，就从欧美获取。（注：《世界知识》，2000年，第14期，第25页。）这显然是一种“以感情代替政策”、“以感情否定利益”的主张。
有人或许觉得这种想法不过是一些年轻人的过于情绪化的过激言论。其实，近几年这种想法对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并正在继续产生影响。例如在有关某些重大项目建设的决策、招标当中，政治的或感情的因素或多或少地取代了科学合理的技术经济分析与决断。
然而，因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同西方国家有摩擦而拒绝它们的技术，这无疑是要我们再次回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其结果只能是“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也许，有人认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技术水平已获得很大提高，很多东西已可以依靠自己力量进行开发了，有求于西方国家的地方不多了。然而，殊不知当今世界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正处在以信息和基因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潮流中，“闭关自守”只会使我们又一次失去重大历史机遇。至于对我们自身技术实力的估价也须实事求是。1998年我国科研经费约为60亿美元，仅与国外一家大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相当，而日本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约1500亿美元，是我们的大约20倍；我国研究开发经费占GDP 之比只有0.7%，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而日本研究开发经费占GDP之比为3.25%，在发达国家当中也是最高的。至于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占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的比例，第一是美国，为19.2%；第二是日本，为11.9%；英国、德国、法国分别为7.2%、6.9%和4.9%，中国仅为1.8%。（注：《日本科技白皮书》，1999年版；《中国科技政策指南》，1999年版。）还需指出，1997年我国设备进口支出达136.8亿美元， 相当于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2.27倍，这说明我国至今仍未摆脱技术发展需依赖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的局面。
那么，我们应否拒绝日本的资金和技术转而依靠引进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呢？这也要看事实。首先，日本多年来是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和最大债权国，国内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300万亿日元，相当于11～12万亿美元；美国则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并且是最大债务国，国内储蓄率很低甚至为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作为资金供给国的潜力超过欧美。如果考虑到 90 年代以来日元贷款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例如1994年为27.25%，1995年25.67%，1996年24.97%，1997年24.02%，1998年14.16%），（注：张季风：《从数字看中日经贸合作》， 中华日本学会2000年8 月举办的“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则说明我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确实存在着巨大资金需求，同时也存在着从日本引进更多资金的可能。
日本在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仍名列世界前茅，这正是日本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日本出口的约70%是机械设备和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正在成为世界性生产资料的供应基地，特别是日本存在着很多拥有独特技术专长的中小企业，在某些关键零部件（比如液晶显示装置、携带电话的重要零部件等）技术方面独占世界大部分市场，甚至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企业还要依赖从日本的中小制造企业进口关键零部件。同时，随着日本向信息化社会过渡，日本经过追赶欧美、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创造出的、在很多方面已超过欧美的工业化技术成果正在向东亚各国转移。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阶段，同时又卷入到世界信息革命潮流中。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巧妙地采取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发展战略，将可大大加快我国现代化和追赶欧美的进程。日本是工业化的最大成功者，也是追赶欧美的成功者；美国是信息化的先锋，也是创新技术源源不断地涌流之地。如果我们在外交上创造一种条件，有利于我们把日本作为引进工业化技术的主要来源，把日本超越欧美的工业化成就接过来；把美国作为引进信息化技术的主要来源，紧紧追赶信息与基因革命的潮流，那将会十分有助于加快中国现代化步伐。
对日政策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
我国的外交战略应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战略、总方针，简言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不出现以武力解决统一台湾问题的情况下，我国总战略、总方针只有“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而没有任何其他中心可与之并列。
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与我们对整个时代特征的判断分不开的，即我们处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也必须注意如何使我们的政策符合“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
“和平与发展”有充分理由成为当今时代主题，例如：（1 ）人类在经历了可称之为“战争世纪”（两次大战、冷战等）的20世纪后，普遍希望21世纪能成为一个“和平世纪”； （2）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利益日益互相渗透和交错，“把导弹对准对方无疑是对准自己的投资和市场”；（3）信息、 基因等高科技发展正在展现极其精彩的篇章，人们不愿看到大规模战争把这个进程打断；（4 ）兼为世界军事大国或强国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普遍害怕卷入战争引起伤亡；（5 ）工业化的扩大已经使地球环境不堪重负，如果再发生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必将彻底破坏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已经写入21世纪中日关系的总框架中，这就是江主席1998年访日时两国达成的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而使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真正得到落实，也是我们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追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代领导集体对日外交思想的精髓
作为个人的学习体会和理解，毛主席、周总理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日外交思想的精髓在于：把日本少数军国主义者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方针（以下简称“区分开来”方针）。比如，早在抗战时期毛主席就已确定了“区分开来”方针，尔后又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制定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中，继而又体现在1955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中。上述总方针、总政策等的中心思想就是争取广大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人民的友谊，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后者、孤立前者。
不久前，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北京作了有关“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日本人”的报告，谈到抗战结束时曾有2.6 万名日本人留在中国，参加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比如参加海南岛解放战役的有五六百名原日本军人，鹤冈煤矿有1700～1800名日本青年，其中有五六十人为中国采煤事业牺牲了生命，50年代闻名全国的劳模马恒昌小组中，就有一名日本技工。这些人全都在1953～1958年回日本了。
这么多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积极参加中国革命与建设，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的把少数军国主义者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方针，使他们得到平等的待遇，使他们经过教育和感化而同中国人民建立了真挚的国际友谊，正如周总理所说：使他们感到“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结果，从中国回去的日本俘虏大都成了促进日中友好的力量，而从苏联回去的日本俘虏大都对苏联抱有憎恨的感情。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严格执行了毛主席的“区分开来”政策，而不是执行“不加区分”的政策。
然而，近来在国内一些媒体和因特网上，出现了不少反对把日本少数军国主义者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方针的言论，比如今年5 月在新浪网贴出的一篇文章认为“把日本军国主义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是只有中国才有的奇谈怪论”，另一文章列举了日本100 多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等事实后，愤慨地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教育下一代的、所谓一衣带水、世世代代友好的‘日本人民’！”并严厉批评国内有些人至今“还憧憬着‘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右翼分子’的分别”。事实表明这种观点在网上和媒体上的影响正呈现扩大之势。然而不能不指出，正是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对日外交指导思想的根本问题。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区分开来”方针也可说是一、二、三代领导人共同的对日外交指导思想。而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代表的邓小平同志的对日外交思想的特色是：（1 ）坚持中日世世代代友好；（2）继承第一代领导人重视民间外交的传统， 把对日外交着眼点放在争取日本国民；（3）倡导对日经济外交；（4）以谦虚态度表明要学习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为我所用；（5）强调中日“和则两利”，推进和平外交。（注：请参照冯昭奎：《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对日外交思想特色主要体现在江主席有关中日关系的历次重要讲话中，其最重要之点是：（1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2 ）以“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利益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友好合作；（3）“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 （注：《人民日报》，2000年5月21日。 ）江主席的以上论述是当今指导我国对日外交的重要指针。
最近，江主席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时又指出，“展望21世纪，没有理由不发展（中日）关系，这是大局”。同样，人们也记得邓小平说过，发展中日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两代领导人以相似的语言告诫我们要顾全发展中日关系这个大局，归根结底是为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我们总的国家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当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应注意维护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对日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和协调性。
如何处理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主要是过去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各国人民同歪曲、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之间的矛盾。至于日本人民如何对待历史，“归根到底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认识来解决”。然而，此话却被有些人批评为“纯属奇谈怪论”。其实，根据“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应该承认“历史问题归根到底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认识来解决”这个观点并没有错，正如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却不能强按马头叫它饮水。
需要指出，与七八十年代相比，历史问题的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一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或已成故人或已衰老，能够以亲身经历来对过去那场战争进行反省的人们的声音越来越弱，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多数人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更缺乏责任感，认为父辈做了什么与己无关；其二是在历史问题上能坚持正义的、作为自民党主要对立面的革新政党——社会党趋于衰亡，媒体方面也发生一些变化，对美化或否定侵略历史的右翼进行批评的声音小了；其三是在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亚洲各国中，对日本右翼否定历史进行批评的声音也在减弱，特别是韩国金大中总统在1998年秋访日时，表示要在历史问题上“打句号”。上述条件变化预示着解决历史问题的长期性、艰难性。
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不外乎三种：其一是如同有人在媒体或网上所主张的“中日再战论”，以拳头教训日本的右翼，以“东京大屠杀”来报复“南京大屠杀”；其二是听任中日关系由于历史认识分歧而不断趋于冷淡、疏远甚至恶化，或者说“等历史问题解决好了之后再来发展中日关系”；其三是坚持发展中日关系，通过扩大两国人员来往和交流，来逐步增加两国人民对历史问题的共识。
第一种办法是不足取的。第二种办法显然也是下策。而要实行第三种办法，需要做好以下三件事：
（1）扩大两国间的交流，推动官、产、学、军、地（地方）、 民等“多元对日外交”，特别是继承过去在周总理领导下重视对日本广大国民做工作的好传统，加强在宗教界、妇女界、工会等方面的对日工作。回顾在五六十年代，以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界人士推动两国佛教界交流、开展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等活动，竟发展成了遍及日本全国的民间友好活动，这些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此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日本妇女当中和平主义的力量特别强”，（注：引自笔者与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森田实的谈话记录。）我们应该大力加强两国妇女间的交流。总之，中日两国只有大力开展民间交流，才能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感；只有增加在历史问题上的共识，这样才能使歪曲或否定铁的历史事实的少数右翼分子日趋孤立。
（2）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对日外交思想， 加强对外政策与宣传报道之间的协调。我们的国际宣传报道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要大力倡导爱国主义思想，也要积极倡导国际统战思想；要坚持“两个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一个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避免宣传报道与外交政策出现“不整合”的局面，甚至导致一些读者对政府对外政策的不理解。我们的国际宣传应该坚持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对日外交思想和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日方针，而不要做可能“引火烧身”的事情。同时需要认真研究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各种言行如何作出反应，防止出现整个中日关系被日本少数右翼分子牵着鼻子走的状况。
我们当然要继续利用抗日战争史这个教材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然而，在揭露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的同时，还需教育人们要将日本军国主义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在批判战前日本走军国主义侵略道路的同时，也应宣传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所取得的进步；在抨击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日本右翼分子的同时，也应宣传为两国友好作出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中日双方人士。有的学者提议，“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应陈列一下反映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展品，对比日本战前战后的发展，同时介绍战后为推进日中友好作出贡献的人物的事迹。这也是尊重历史，有利于争取日本国民，日本人来看了也会更加心悦诚服”。（注：本文引用的一些日本学者的意见，由于是口头上的东西，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不便列出他们的姓名，请读者见谅。）这个建议值得考虑。
（3）加强历史研究，寻求“和解”途径。在新的形势下， 需要研究如何克服历史问题这个障碍来实现中日之间的真正“和解”。最近日本学者船桥洋一等人指出，欧洲实现战后和解的经验是：正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实现了和解，而不是推给后代；“和解”的失败是对后代的欠账；和解的本质是政治、政策问题；从国家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根本要求出发推进和解；应该在发展欧洲共同的事业的过程中推进和解，通过共同努力，加深信赖关系。
对于日方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应予以重视。
如何看待日本的对华政策
进入21世纪，日本对华政策有三个主要特征，即不确定性（或摇摆性）、互动性和“美国因素”的影响。
（1）日本对华战略存在不确定性或摇摆性的原因在于， 当前日本国内存在着不同的对华战略主张或派别，同时日本国内政局仍处在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党派并非是以明确的政治主张来划线的，尽管总的倾向是趋于保守，但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远未形成。
在对华战略（尽管日本人很少用“战略”这个词，但实际的战略派别则是客观存在）上主要有三派：其一是亲美派或主流派，就是在对华政策上完全追随美国，服从于对美政策的需要，这一派目前占据主导地位；其二是重视亚洲派或理性派，这一派尽管也主张把对美外交摆在第一位，但相对来说比较重视发展同亚洲的关系，特别是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其三是右翼民族主义派，其主张可概括为“三反分子”，既反美、反华，也反对现政府的对外政策。由于当前日本政坛仍处于不断重新分化组合的“混沌”之中，从而导致日本对华战略的不确定性或摇摆性。
上述三大战略主张的共通之处在于增强日本的独立性，争当“政治大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不过，主流派重视借重美国力量来提升日本，通过“拥护”美国的“单极世界”来达到自身成为多极世界“一极”的目的，它不会同中国直接对抗，而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单极世界”这个现状的“挑战者”，怀有依靠美国来抑制中国的倾向，希望看到中国在同美国的对抗中削弱力量，或者刺激中国同美日展开军事竞赛，在自己继续走低成本的高科技军备路线（这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可能）的同时，迫使中国走高成本数量型的军备路线，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甚至幻想中国会重蹈原苏联的覆辙。亚洲派（理性派）则主张通过运用日本的经济实力扩大其影响，进而成为多极化世界的“一极”，对推动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合作的态度比较积极。右翼民族主义派则强调依靠日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通过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来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成为世界一极。
今后日本的政策展开主要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亲美派与右翼民族主义派实行某种程度的联合；其二是重视亚洲派上升到主流地位；右翼民族主义派单独上台的可能性不大。
（2）日本对华战略的“互动性”是指， 在一定程度上中日双方针对对方的战略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在战略上如何对待日本会影响日本的倾向，反之亦然。比如，日本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就对中国如何对待、评价这种援助十分敏感，并据此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日本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某些支持中国的行动（例如支持中国加入WTO）， 就希望从中国方面获得回报；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如何对待日本”之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鉴于中国的对日政策是影响今后日本对华战略和国内政治展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的对日政策倾向应是有利于日本国内理性的、和平主义力量的抬头。
（3）日本对华战略中的美国因素。美国显然支持亲美派， 而对日本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存有戒心。至于右翼民族主义之所以不会成“大气候”，也与美国不愿看到日本民族主义倾向过于发展，导致产生同美国“离心”的倾向。我们在考虑对日关系时，对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应有充分估计，同时也应注意到日美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
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日合作的重要领域
应该为中日经济合作找到新的增长点、新的思路。这里提出三个战略性的合作领域：
（一）地区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开始注重推进“双轨”贸易自由化政策。这是因为鉴于WTO 等全球性多边贸易组织交错着众多国家的利害关系，为达成重大协议往往十分费力费时，又鉴于在东亚建立地区性经济合作机制难有进展，致使日本在继续参加全球多边贸易对话和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同时，力图推进“第二轨道”（即签署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扩大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目前日本同韩国、新加坡等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有所加快，从而将中国推到了必须就如何应对地区性合作（例如中日韩合作）作出果断回答的境地。
现在全世界已有地区贸易协定194个（已生效的有107个），在世界GDP前30位的经济体中，惟有中（包括香港特区和台湾省）、日、 韩没有参加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同盟，中、日、韩也是亚太经合组织20多个成员中惟有的、未与他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听任中、日、韩乃至东北亚在席卷全球的区域经济合作潮流中成为“孤岛”，对于我们来说决非上策。然而，如果不在中日关系上取得突破，东亚合作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在中国西部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如果说中日经济存在着互补性的话，那么中国西部经济与日本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更要大得多。中国西部开发的最大课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东部地区也存在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有些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是跨国的（比如中、俄、日、韩等国共同建设运输西伯利亚天然气的管道）。因此，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两个极具潜力的领域，极具魅力的题目。
（三）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开展合作
对中日两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开展合作的潜力不能低估。在信息电子技术领域中应该说是美日各有所长，前者的强项是网络、软件、芯片设计等方面，后者的强项则在信息电子技术的制造和应用方面（比如液晶显示、数字相机等）。对于中国来说，同在信息电子技术领域各有所长的美日两国的交流都很重要，也可以说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性”，同时应看到中日两国在IT领域仍存在着很大差距，（注：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对世界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发展能力（包括信息技术及设备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信息化人才与人口素质、国家对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持状况等的综合指标）进行的测算，世界主要国家的信息能力总指数分别为：美国71.76、日本69.97、澳大利亚65.59、加拿大59.40、新加坡57.07、荷兰54.06、英国53.45、德国53.25、新西兰52.32、法国49.26，中国仅为6.17。 这说明我国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存在着很多可能和需要开展的合作领域和项目，比如：（1）在光纤通信、 移动电话等“有线互联网”和“无线互联网”方面加强合作；（2）在流通领域、 特别是为电子商务服务的物流领域加强合作；（3）在IT硬件技术（如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的合作；（4）在软件技术领域的合作；（5）在建设21 世纪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系统）方面开展合作；（6）加强文化交流；（7）加强网上远程教育方面的合作；（8）探索在统一汉字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注：正如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时所说：“我们三国本来不是处在同一个汉字文化圈么。尽管现在各国汉字的书写方法各不相同，但以此为基础统一到原来的汉字上去，相互的意思就容易沟通。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珍视汉字文化这个贵重的财产呢？”如果汉字能够统一，中国的十几亿人口、朝鲜半岛的将近一亿人口、日本的一亿多人口就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圈内进行交流。这不仅对使用汉字的亚洲各国迎接IT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十分有利，而且也将对汉字文化圈的复兴作出贡献。）（9）在IT革命形势下加强有关制度和政策的对话。 （注：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太郎最近建议设立“中日共同问题解决论坛”。）总之，加强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对中日双方完全可能带来“双赢”的效果。
总之，中日关系的发展，要求两国在共同追求时代主题、推动亚洲复兴、共同从事各种大型建设项目的“共事”过程中谋求关系的改善；（注：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太郎最近建议设立“中日共同问题解决论坛”。）要求双方把政治摩擦控制在不影响两国经济合作的范围内；要求以包括中日在内的多边合作来促进中日双边关系，又以中日关系的发展来促进多边（特别是亚洲地区）合作。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