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老年人消费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水平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老年人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1)06－0023－08
1 引言
21世纪初，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型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迅速增加。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的专题预测研究，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规模将在2025年增长到2.8亿人，占总人口的20％，2051年达到峰值4.37亿，在2100年前稳定在3－4亿。数量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对未来老龄市场的消费潜力进行了分析。但是，作为现实性的消费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依然是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自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收入假说理论到弗里德曼在1957年提出持久收入假说理论，以及之后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国外学者在消费方面的研究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应世昌(1991)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口的消费结构，重点分析美国老人在饮食、医疗、住宅等方面的消费特点；应斌和刘新燕(1999)利用在武汉市的调查分析了影响老年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老年消费者行为类型、老年消费者购买方式和老年消费者购物时陪伴人员；孙明艳和刘纯艳(2005)分析了天津市城市社区老年人日常医疗消费行为；还有学者分析了银发旅游消费市场的消费需求(时应峰，2007)和老年人体育消费行为(孟梅、王佳、殷志栋，2008)。周环和瞿佳颖(2005)从理论的视角分析了西方消费理论在中国老龄市场的适用性，她们认为凯恩斯的理论对我国老年市场的现状似乎并不适用，因为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总量并不小，而消费支出却非常有限，收入对消费不存在明显的制约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老年人的消费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一直被忽视；第二，老年人的收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消费？目前还停留在臆测阶段，需要从实证的角度进行验证；第三，不同层次消费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对于这一问题也需要从实证的角度来回答。本文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弥补上述三点不足。
上海早在1979年就率先于全国进入了老龄社会，30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位列全国之最。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老龄人口总量大、程度高。截至2009年年末，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高达316万，占户籍人口22.5％，老龄人口的比重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张建松，2009)。上海市卫生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年末，上海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81.73岁，其中男性户籍老人79.42岁，女性户籍老人84.06岁(李祎，2010)。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推进、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老年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改变，老年人口的消费将在整个消费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一种尝试，本文试图利用上海的数据，从定量的角度对城市老年人口消费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我国老年人口消费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前瞻性。
2 概念界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概念界定
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消费水平就是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用于生活消费和服务的规模和水平；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消费水平就是单个消费者一定时期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所达到的规模与水平。本文的消费水平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老年人口的消费费用主要由以下几种费用构成：饮食支出费用、保健品支出费用、房屋水电费用、电话和上网费用、衣着费用、日用品费用、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娱乐学习(折算成个人部分的看电影、戏剧、有线电视、旅游、购买书籍、订阅报刊等)费用和其他费用。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于2003年12月组织的“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原始数据。本次调查范围涵盖了全市12个区县，调查采取分层三阶段定额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对象是2002年末年满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人，共获得有效样本3865份，其中城市2604份，农村1261份。本文把城市老人作为研究对象，剔除7名月支出为0元的老人，获得2597份有效样本。
2.3 研究方法
为了解城市老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文章利用“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原始数据，对城市老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对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进行整体分析时，本文把老年人在2003年上半年平均每月消费的金额作为因变量，按照惯例，对每月消费金额取对数。在消费层次视角下消费水平的回归分析时，生存型消费金额为饮食、衣着、日用品消费三者之和，对三者之和取对数；发展型消费包括医疗消费，对其进行取对数；享受型消费包括保健品消费、电话和上网消费和娱乐学习消费，对上述消费合计值取对数。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住院天数、医疗费待遇和收入等7个变量。其中，男性作为对照组，女性＝1；把年龄分为三组，以60－69岁组作为对照组，70－79岁组和80岁及以上组分别设置虚拟变量；把婚姻状况分为两组，未婚、丧偶和离婚作为不在婚组，并作为对照组，有配偶＝1；把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五个组，以文盲半文盲为参照组，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设置成四个虚拟变量；把城镇老人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分为四组，完全自费为参照组，享受干部保健待遇、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和其他三组分别设置虚拟变量；把住院天数分为三组，没有住过院的作为对照组，1－30天和30天及以上的分别设置虚拟变量；对老年人的收入取对数，对数值作为连续变量直接进入回归方程。
3 城市老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中，分性别来看，女性老人比重稍高。从老年人的年龄来看，低龄老人和中龄老人成为主体，高龄老人的比重不足两成。从老年人的婚姻状况看，大部分老人都有配偶，不在婚的老人刚刚超过三成。从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看，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高中及以上的老年人只有三成。从老年人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来看，接近九成的老人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从老年人的住院天数看，住院的老人不足一成，超过九成的老人没有住过院。从老年人的收入看，六成多的老人收入在1000元以下，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老人不足一成(见表1)。
3.2 回归分析结果
3.2.1 消费水平整体回归分析结果
对城市老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院天数、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和收入均对消费水平有显著性影响。
从性别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市女性老人的消费水平高于城市男性老人，这一点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一般情况下，女性老人是购物的执行者，在接受调查时会高报个人的消费水平，而且，由于有些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剥离相关的数据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误差。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呈上升的趋势，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必然带来其职业和收入的差异。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高的老人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更容易接受新的消费观念，消费水平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与不在婚的老人相比，在婚的老人消费水平更高。住院天数越多，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越高，住院天数的增加必然会使得老年人的医疗支出相应的增加，消费水平也就会相应的提高。与那些医疗保险为完全自费的老人相比，享受干部保健待遇、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和其他医疗保险待遇的老人消费水平更高，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越好的老人本身就意味着他们退休前有稳定的工作，甚至有着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他们的消费水平势必会比那些完全自费的老人消费水平高。收入越高的老人，消费水平越高，收入每提高1元，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就提高0.08元。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看，在对城市老人消费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各因素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接着依次是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和收入(见表2)。
3.2.2 消费层次视角下消费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是一个具有内在价值与潜能的需求体系，存在着由低级到高级的需要层次，即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消费是满足上述需要的基本保证。伴随着人们需要层次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消费也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并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由此，本文将老年人口的消费由低到高依次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其中生存型消费包括饮食与衣着消费；发展型消费包括教育和医疗消费；享受型消费包括娱乐用品、精神文化用品的消费。生存型消费是低层次的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是高层次的消费。只有低层次的消费得到满足，高层次的消费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一般来说，人在满足了生存消费以后，会逐步满足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生存消费是所有老人都要面对的、不可或缺的，而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则是可有可无的，只有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那么，不同消费层次的影响因素会不会存在差异呢？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中的生存型消费包括饮食、衣着、日用品消费，发展型消费仅仅包括医疗消费，享受型消费包括保健品消费、电话和上网消费和娱乐学习消费。
从回归结果看，生存型消费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保险报销待遇和收入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升高，城市老人的生存型消费在逐渐下降，但是只在80岁及以上组有显著差异。与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半文盲的城市老人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城市老人在生存型消费的花费更高。享受干部保健待遇和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城市老人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花费高于完全自费的老人。收入每增加1元，城市老人在生存型消费的花费就会增加0.07元。不管是男性老人还是女性老人，他们都需要生存型消费，所以生存型消费不存在性别差异。同样，对于住院天数不同的老人，生存型消费都是必需的，所以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标准化系数看，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分别为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和收入(见表3)。
根据回归结果，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住院天数、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和收入对发展型消费有显著影响。女性城市老人在发展型消费方面比男性城市老人高。随着年龄的升高，发展型消费就会相应的增加，但是只有80岁及以上组与60－69岁组有显著差异，这一点可能是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升高，身体机能不断退化，年龄升高以后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所以，会在医疗费用上有更多的支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城市老人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文盲半文盲的城市老人。随着住院天数的增加，发展型消费也在逐渐增加。与完全自费的老人相比，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老人发展型消费更高，但是享受干部保健待遇的老人，发展型消费更低。“看病难”、“看病贵”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昂贵的医疗费对于收入微薄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笔较大的开支。本次调查的上海市城市老人大部分享受的是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在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只能保基本，老年人的医疗费只能报销一部分，个人还是要承担部分医疗费的。住院天数越多，医疗费越高，老年人承担的越多，个人在医疗上消费的越多；享受的医疗保险报销待遇越好，个人在医疗上的消费就越少。收入越高的老人，发展型消费也越高，收入每提高1元，发展型消费就提高0.16元。从标准化系数看，对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住院天数(1－30天)、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和收入(见表4)。
从回归结果看，享受型消费受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院天数、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和收入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的享受型消费水平越高，但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老人和文盲半文盲的老人在享受型消费上没有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老人，有着更好的收入，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消费观念，更愿意在发展型消费上消费。与不在婚的老人相比，在婚的老人享受型消费水平更高。享受的医疗保险报销待遇越好，老年人的享受型消费水平越高。收入越高的老人，享受型消费水平越高，收入每提高1元，享受型消费就会提高0.14元。从标准化系数看，享受干部保健待遇、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和受教育为大专及以上是享受型消费的三大影响因素(见表5)。收入对城市老人享受型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排在第五位既在“情理之中”又令人“稍感意外”。一般来说，消费以收入为基础，收入高的人势必会在享受型消费上投入更高。但是，收入对于老年人享受型消费的影响力又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历来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即使在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对于大部分中国老人来说，他们还是会一直固守传统的消费观念。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了，他们也不敢“大手大脚”，也不愿意当“负翁负婆”。从这个角度来看，收入对老年人享受型消费影响程度的“弱势”又在“情理之中”。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的原始数据，对城市老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还从消费层次视角下分析不同层次的消费，分析其影响因素存在的差异。从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层次消费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分性别看，女性老人的消费水平要高与男性老人。从消费层次的角度看，女性老人仅仅在发展型消费上显著高于男性老人，而在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上并没有显著差异。由于发展型消费仅仅包括医疗消费，而医疗消费也仅仅包括个人自付部分，这一点可能与女性老人较差的医疗费报销待遇和身体健康状况有关。因此，女性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应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2)分年龄看，随着年龄的升高，消费水平在逐渐提高，但是并不显著。从消费层次的角度看，随着年龄的升高，生存型消费在逐渐下降，发展型消费在逐渐上升，享受型消费在逐渐下降，但是并不显著。随着年龄的升高，老年人在吃穿上的消费在减少，这与老年人的生理、生活习惯和消费偏好有很大关系。由于年龄的升高，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精神自控能力下降和医疗费报销待遇不佳，老年人在医疗费上的花销呈增加的趋势，提升了发展型消费水平，而以精神、娱乐、学习满足为主的享受型消费则逐渐下降。
(3)从受教育程度看，受教育水平越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也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水平越高。但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老人与文盲半文盲老人之间在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方面的差别并不显著。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高的老人有着较高的收入水平，为提高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质量提供了可能，因此，他们更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在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会有较高的投入。
(4)在婚姻状况方面，在婚的老人比不在婚的老人消费水平高。在婚的老人在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方面显著高于不在婚的老人，在发展型消费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老人并没有显著差异。总体上说，婚姻家庭的类型对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有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有配偶的在婚老年家庭为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提供了适宜宽松的环境。
(5)随着住院天数的增加，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在提高。从消费层次的角度看，发展型消费会随着住院天数的增加而增加，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不会随着住院天数的增加而有显著差异。说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发展型消费的重要因素。
(6)有着较好医疗费报销待遇的老人，其消费水平更高。但是，享受干部保健待遇的老人与完全自费的老人在消费上的差异并不显著。具体来说，享受干部保健待遇和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老人在生存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上均比完全自费的老人高，而在发展型消费方面，完全自费的老人比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老人低而比享受干部保健待遇的老人高，但是差异并不显著。享受干部保健待遇的老人在医疗费方面几乎是不花钱的，享受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老人由于只自付一部分医疗费，他们会更舍得花钱，完全自费的老人可能会由于没有保障而舍不得花钱。
(7)收入水平越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越高。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均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表明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正方向的变动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随着收入的减少而下降。
从标准化系数来看，相同的因素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以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为例来看，受教育程度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对发展型消费影响最小；收入对生存型消费影响最大，对享受型消费影响最小。这里体现了相同的因素对不同类型消费影响的梯次性，即老年人收入提高以后，会首先提高生存型消费，其次是发展型消费，最后才是享受型消费。也就是说，相同的因素对不同层次的消费的影响程度存在梯次性。
从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享受的医疗保险待遇和收入是影响老年人消费水平以及各层次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提高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我们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来努力。对于老年人来说，受教育程度已经很难做出改变，即使有所改变，对于提高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也于事无补。但是，由于我国最近几十年在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进入老年的人口，其受教育程度将会不断提高。所以，未来的老年人的消费水平将会不断提高。对于现在的老年人来说，可以做出稍许改变的是个人及家庭收入状况和个人享受的医疗费报销待遇。医疗费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医疗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退休金已经成为城市老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对于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可以享受的主要是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促进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能够改变的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能够促进居民消费这一论断已经得到许多研究(孙立平，2003；陈圻、黄玲，2004；张继海，2005；朱雨可，2006；刘畅，2008；张志诚，2008)的证实，孙立平(2003)认为要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制度条件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对今后的生活有比较明确的预期，使得他们敢于将现在的钱花掉。从本文的分析结果看，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无疑与老年人口的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回归模型中，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只排在第三位，这一点令人稍感意外。一般来说，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应该是消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西方经典理论也认同收入与消费之间“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我们把西方理论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消费有其自身的特点，当前的老年人大都成长于计划经济年代，“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长期的低工资、低福利的待遇，以及为子女攒钱的意识，使他们习惯于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加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现在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有勤俭节约的倾向。而且，老年人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比较愿意为子女留下一些财产。已有的研究也发现，老人倾向于给子女及其他亲属以经济上的帮助。老年人的这种行为既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出于对子女的爱护。很多老年人即使有较高的收入，但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老人们不敢放手消费，而是选择把钱存在银行。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达到刺激老年市场的目的，改变老年人节俭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观念尤为重要。当然，为了刺激老年人的消费，还需要从各个方面来提高老年人的收入，只有收入提高了，才能为提高老年人各个方面的消费水平提供经济上的保证，实现健康老龄化与积极老龄化，使老年人有自尊地安享晚年。
收稿日期：2010－10－19；修订日期：201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