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郑元者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美学论文,起源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最近，在4月3日《文汇报》的学林版上读到施宣圆先生采写的一篇重头文章，题为《当代中国美学“复旦学派”展望——访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和他的弟子朱立元、郑元者》，读后备感鼓舞。在访谈中，您曾提及当代人类学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问题，这预示着美学在21世纪的重要发展方向。此前，您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本刊和其他学术刊物连续刊出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在，是否可以就“艺术起源学研究与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这一话题，结合您的学术道路，进一步谈一些看法？
郑元者（以下简称郑）：在西方美学史上，艺术起源问题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历史，从亚里士多德到M.海德格尔，几乎每个学术时代都有哲人和学者对艺术起源问题冥求苦搜，但艺术起源问题依然是难解之谜。我对我一问题发生兴趣，是从大学本科期间开始的，当时，一个总的感觉和认识就是：在中外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人们对艺术和美的本质问题之所以产生诸多疑惑和争议，其症结之一就在于对人类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最初起源不甚了了。因此，我深信艺术起源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美学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学和文艺学的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廖：可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学术见识或学术信念，但把它落实到对艺术起源问题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去，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
郑：是这样。我虽然曾于1987年5月写就《悲剧局面感发生初探》一文，对审美发生问题作过初步的思考，但对文艺起源问题的探索那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1988年7月初大学本科毕业，也正是在这个月的下旬，为参加浙江省首届青年民间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我撰写了《图腾艺术与生命感受的表达》一文。这时，从图腾问题切入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思路，大致上就确立起来了。
廖：这篇论文后来荣获《民间文艺季刊》（现改名为《中国民间文化》）首届“飞鹰奖”，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对您来说似乎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使您在艺术起源学研究上与图腾文化和图腾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
郑：《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完稿于1990年底，出版于1992年春，硕士论文只是其中的一章。该书主要是立足于“史前美学”这样一种学术取向，首次在分支学科的格局上探讨了“图腾美学”的诸多问题，初步提出了一些关于艺术起源和审美起源的见解，同时把远古的图腾文化与现代人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揭示了图腾文化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场景、一种永恒的记忆和精神原型而存在着的，因此，在图腾文化与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之间，必然在精神本质上有着历史的依存性。这种历史的依存性，也将随着现代人类的生活世界的变迁而获得新的色泽。富于意味的是，该书完稿之际，正是不少学术同行开始意识到我国的美学研究到了一种走不上去的“高原时期”的时候，而我深信，凭借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探索再探索、思考再思考，是走出这种“高原时期”的最具有效性的途径之一。
廖：过去对图腾问题的研究，一般都限于从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学科视野内展开的，而您把图腾和图腾艺术的研究上升到“图腾美学”的高度，而且把“图腾崇拜”上升到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以此来探索艺术起源等诸多美学问题，这是具有开拓性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我所知，《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这部著作出版后，《读书》、《文艺研究》、《文论报》等报刊，都刊发了专门的书评，《中国文学年鉴(1994)》在“新书评介”中予以介绍，还被收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可见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重视。
郑：从“图腾美学”这一视角来思考艺术起源问题，实际上是梳理我自己关于“美学”的各种观念（显在的或潜在的）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尝试，尽管这次尝试还只是初步性的、基础性的，但它对更大范围或更高层次的理论探索是一种必要的学理准备。当然，图腾美学问题不止于艺术起源问题，艺术起源问题也不止于图腾美学问题，但是，通过对“图腾美学”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期望目标是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奠定初步的基础。
廖：从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以及去年11月在“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来看，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学科体系，已成了一种非常自觉的学术追求。您是如何达到这种自觉性的？
郑：《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脱稿后，在我的心目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大课题，那就是如何在当代人类学美学这一新学科的视野内，对图腾美学与艺术起源问题之间的相互生发关系作更深入、更系统的“读解”，而“艺术起源学”自然是“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把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来探索。所以，从1991年9月开始攻读西方美学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我就大致上把“艺术起源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并于1994年4月下旬完成了《艺术与根：关于艺术的起源》的初稿。1996年12月初修改完毕、今年2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一书，其原型就是当初的博士学位论文。
廖：写这样一部著作，如果没有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思想积累，恐怕是很困难的。
郑：在学理准备方面，“图腾美学”的探索使我充分地认识到艺术起源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巨大的穿透力。在史前时代，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还处在融合的状态之中，这样一种认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所以，无论是“艺术起源”本身，还是“艺术起源”问题，其“综合”的程度可想而知。鉴于此，思维材料就成了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性条件，历代哲人和学者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思考材料，艺术考古的实证性材料，民族学方面的参证性材料，多学科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材料等，无不需要尽心竭虑地去掌握。另一方面，尽管“艺术起源”是一个带有很大的科学性的问题，科学性的实证材料和科学化的思考都为研究艺术起源问题所必需，理论的扬高凿空的确不能给太多的人带来好感，但艺术起源问题毕竟不只是科学性的问题，任何意义上的科学化努力总是有限度的，亦如美学的科学化并不能读解所有的美学问题一样。因此，作为一种系统的艺术起源学研究，除了大力讲求科学的实证考据的同时，哲学性的思悟或理论性的阐发也决不能在这块独特的学术领地里失落，在这两者之间，做到有机的结合虽然是理想性的目标，显得异常困难，但在实证性与哲学性、考据与理论之间做到最大程度的亲和而不是一味地宽容，则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这正是写作那部博士论文的主要学术目标之一。
廖：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您的研究不但涉及到美学原理中的一大难题，而且还会涉及到一般的史前学研究所不可避免的困难。
郑：的确是这样。由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在原初是融合的，“艺术起源”在这种融合机制中处于一条非常特殊的历史底线上，因此，对艺术起源问题作出历史性的探究，实际上就是要重新批判历史：通过对“艺术之根”的不断寻视和不断回溯来不断地审检和思考人类艺术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问题，分析有着不同的生存情境、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的人类艺术活动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问题，在本源上对艺术和美的本质问题作出反思等。同时，在“重新批判历史”的背后，还潜藏着研究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怀疑的问题，从而使“批判”呈现出多层位的对话品格，既有与业已消逝的人类历史的对话，又有与现在和未来的对话，还有与批判者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对话等。唯其如此，对“艺术之根”的寻视和回溯，在各个方面都将引发寻根振叶的学术场景，对“艺术起源”的探究，也将是追本溯源的举止，这样，艺术起源学的研究将有希望给处于困境中的美学研究带某某种新的基点。这样，如何在方法论意义上给艺术起源学研究建立某种较为可靠的立足点，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一书之所以用了两章的篇幅探讨了艺术起源与因果问题和情境问题之间的关系，道理就在这里。
廖：对这部著作，您自认为最主要的突破是什么？
郑：在关涉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探索上，有过E.B.泰勒的《原始文化》和J.G.弗雷泽的《金枝》等鸿篇巨制，一百多年来，它们在世界学术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期间虽有诸多学者提出过批评和挑战，如R.R.马雷特就认为泰勒的万物有灵论是“关于宗教起源的一种过于矫揉造作的思想观念”，但泰勒和弗雷泽的理论至今还在众多学科中显示出某种不可摇撼的重要性。拙著的核心内容之一，则是结合马克思把史前时代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等经典论述，认为那种以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为前提的、十分“固定的”以血缘关系为社会组织原则的“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就体现为图腾这一社会公共意志的建立，图腾的发生就标志着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真正诞生，随着这种最初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原初公社的人们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观念，即原初性图腾观念这一史前社会意识的主干。由此，通过对艺术起源学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力图在寻觅史前意识形态的历史序列（原初性图腾观念→巫术观念→灵魂观念→精灵观念→万物有灵观念→自我神化观念）的同时，找出艺术起源的动力系统或规律性脉络，在艺术起源与史前意识形态之间作伸缩性的运思和读解，乃至于在艺术起源问题上提出了“图腾特化说”和“图腾观念特化树”的理论原理。由于书已面世，具体内容这里就不细说了。
廖：有了对艺术起源学这一分支学科的系统探索，当代人类学美学也就有了扎实的基础，由此展开，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就具备了相当的现实性。
郑：从1995年春开始，我率先给复旦中文系90级和93级本科生开设了“当代人类学美学”的选修课，本学期又给中文系97级文学专业硕士生讲授同名课程的基础课，前者偏重于“史”方面的内容，后者偏重于“论”方面的内容。
廖：通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您能否对当代人类学美学这一新学科作一个常规性的界定？
郑：从学科的性质来看，它既属于人类学（美学人类学），又属于美学，是人类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称文化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因此，当代人类学美学自然也具有统摄学科群的能力。确切地说，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当代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对人类的艺术和审美活动展开微观的研究和量化的分析，讨论各种文化区域和历史时期的信仰、仪式和艺术作品，对艺术和审美的起源学问题做深层次的探究；在微观研究和量化分析的同时，把人类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立场，对人类、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提出问题，并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人的审美存在问题加以追问。
廖：您在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对“文学人类学”表述过一种看法，认为文学人类学是把文学作为一种人类存在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这种看法似乎与您对当代人类学美学的这一界定密不可分。
郑：和许多学科一样，当代人类学美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最本质的意义来说，凡是立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研究来探讨人类艺术和审美本质的美学，可以称之为广义的人类学美学。康德的美学思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狭义的人类学美学，则是专指那种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艺术和审美的学科。但我认为，在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中，人类学不只是一种方法，还应该是一种根本性的立场。当代人类学美学（包括文学人类学）如果只是在狭义上把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来对待，那是很不够的，它既是一种浪费，也是走不远的（八十年代的方法论热已经印证这一点），也就是说，还应该驻守人类学这一根本性的立场，作广义上的研究和思考，这样才不致于失去学术研究的真正方向。我之所以对文学人类学作如上的理解和界定，原因就在这里。
廖：可以预见，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门富于生机的学科，它的日益健全和完善，将是美学研究走出“高原期”的重要契机。记得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美学的思考》（刊《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这篇对话中，您曾提出，在以往的美学研究上，定义式的研究较多，释义性的研究较少。对此，您能否再谈一点意见？
郑：如，在当代人类学美学看来，人类的习俗也好，文化也好，艺术也好，它们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时期和不同的文化区域，都有着自身的存活机制。换句话说，它们存在于“情境”(situation)之中，我们只有较为优先地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它，然后才能解释它。这种研究方法，在文化人类学上类似于“主位(emic)研究法”，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他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构架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艺术。而传统美学却总是乐于在“美的艺术”(fineart)这一意义上给“美”和“艺术”下各种定义，很少顾及到“美”和“艺术”在不同的民族和历史时空中的具体情境——这是传统美学的失误之一。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说，就是过于偏向一种“客位(etic)研究法”，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用一般性的观点和方法或者说用某种统一的标准来统贯异常复杂的艺术现象。这样一来，“艺术”和“美”往往就会成为某种可以供人随意驱使的概念性工具。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当代人类学美学的学科建设，是一个巨大而又艰难的学术工程，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很多。
总的来说，要改变传统美学的诸多重大失误，当代人类学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学”的前导，它预示着21世纪的美学研究和美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乃至于为人的问题的重建寻觅新的发展契机和学术方向。这是我近十年来的学习和研究所得到的一种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