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企业生产系统优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企业论文,系统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适应性和制造成本两方面讨论生产系统的优化问题，着重提出在对系统适应性优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柔性技术的运用；在对制造成本优化时，首先应加强成本管理的严肃性。
关键词 工业企业 生产系统 优化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ystem
Zou Zhibo
(Business School,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issue of the optimization ofindustrial enterprises system is approached in two aspects:adaptability and manufacturing cost,with first considerationgiven to the application of flexible technology in the courseof optimizing the system adaptability and to the seriousnessof management through costs in the comse of optinizing themanufacturing cost.
Key wordsindustrial enterpriseproduction systemoptimization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我国工业企业的本质和运行方式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市场导向替代计划指标成为生产管理的前提，因此，当前在强调经营意识重要性的同时，强调生产管理的作用，重视生产系统的优化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 工业企业生产系统的评价指标
工业企业生产系统即是在企业大系统之中实现将原材料及相关输入信息转换成制成品及相应输出信息这一功能的子系统，生产系统的运行即表现为生产工人与生产设施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完成对原材料及相应信息的加工转换过程。在对生产系统的优化中，我们首先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是对这一系统优劣的判断，只有确立了相应的判断标准，对系统的优化才有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同和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差异等诸多因素都将对企业自身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在评价企业生产系统优劣时选取不同的标准。以我国工业企业为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企业生产系统优劣的主要判断标准即是其生产能力的大小是否足以完成国家计划部门下达的各项计划任务指标。这一标准应该说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从当前来看，这一指标无疑已失去了它作为判断标准的应有价值。那么，与当前企业外部环境相适应，我国工业企业生产系统的优劣应从哪些方面加以判断呢？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不再来自计划部门，而是来自市场，这就意味着市场需求本身即是企业生产系统的对象。但是，市场需求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本身还应是以相应的支付能力为基础的现实需求。人类在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之后，其个性的充分发展便有了相应的现实基础，他们的追求也逐渐从较为共同一致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而展现其多姿多彩的一面。这一变化体现在市场需求方面将最终导致需求的多样化。当前我国已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水平已得到持续高速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趋势仍将伴随着我们进入21世纪。加之伴随改革开放进程所发生的各种观念的变革，国人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追求自身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所有这些因素体现到人的需求方面，其多样性和不拘一格是无法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来相比的。需求多变的特征同时又必然导致在整个社会中的某一特定方面的需求总量趋于缩小这一直接后果，也即阿尔温·托夫勒所说的“大量生产阶段的超越”〔1〕。 对这一趋势埃克森石油公司董事长R·E·李有一个颇具夸张色彩的描述：“有些产品的量非常小，以至于我们称之为‘只够老鼠喝的一口牛奶’”〔2〕。 虽然从我国当前现实来看，大量生产阶段的超越尚未能成为现实，但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考虑，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则企业无法摒弃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且实际上国内市场中这种需求的“多品种，小批量”特征也在越来越强地凸现出来。针对这一需求的变化趋势，工业企业生产系统首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即是对这种变化趋势的适应能力，也即柔性，使生产系统能适应加工对象的不断变换。这一能力的强弱对生产系统能否支持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有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此，适应性的强弱应作为评价生产系统优劣的首要指标。
生产系统的适应性解决了工业企业能否满足市场需求这一问题。但是，为当前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地位所限，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考虑另一重要问题：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所发生的耗费。这一问题反映到生产系统上即是系统的制造成本问题。制造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面对市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生产系统在实现其转换功能的过程中，如果制造成本过高则系统本身可能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诚然，制造成本指标极具综合性，它与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设备状况、加工工艺方法、职工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在评价生产系统优劣时，这一指标更有着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虽然，评价一个工业企业的生产系统的优劣程度还可从其它方面入手，但笔者认为，就当前而言，系统适应性的强弱以及在实现转化功能过程中的制造成本乃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二 生产系统适应性优化
生产系统适应性的强弱首先与生产系统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与传统生产管理模式相对应，在我国工业企业中对生产系统的组织方式长期以来都实行工艺专业化原则和对象专业化原则。就工艺专业化原则而言，按这一原则组织的生产系统对品种的变换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但是，这种较强的适应能力却是以制成品运量大、系统内部联系复杂、先进加工设备难以运用、产品加工周期长等诸多方面的牺牲为代价来获取的，而所有这些牺牲最终在制造成本之中都将得到集中体现，从而使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对象专业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即是对品种变换的适应能力差。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生产系统组织原则不管是对象专业化还是工艺专业化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有其致命缺陷，尤其是随着需求的多品种、小批量特征的逐渐增强，以上两种组织原则都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因此，当前要优化生产系统的适应性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即是在生产系统的组织原则上有所突破。
在提高生产系统的适应性方面，国内外不少先进企业都已有了成功的经验。虽然它们成功的具体方法各有差异，但究其根本点却是一致的，即柔性技术的应用：从相对较为简单的成组技术（GT）、计算机数控（CNC）直至高度复杂的柔性制造系统（FMS）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3〕。从这些柔性技术本身来看， 有些似乎本身仅仅是设备性能提高的问题，并不涉及到生产系统组织原则的变革，如柔性制造系统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但究其实质，这些生产设施本身即可看成是集工艺专业化、对象专业化原则之长的生产系统组织原则的一种软件固化，在它们之上我们仍可从本质上看出在这一系统组织原则上所产生的突破。
当前，我国各种类型的柔性技术都已获得了或多或少的运用，并且对柔性技术的运用和推广均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全面实施相对复杂的柔性制造系统与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技术并非易事；另外，实施柔性制造系统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所需的巨额资金投入和对基础管理及工人素质的高要求也不是一般企业所能实现的。因此，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提高企业生产系统的适应性不能仅着眼于“高、精、尖”，而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相应的柔性技术。基于这一考虑，成组技术及计算机数控尤其是前者在当前优化生产系统适应性时应是首选方法。一方面，应用成组技术不需要“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一般工业企业中都有其运用基础；另一方面，运用成组技术所需的资金投入也较少。通过对零部件的分类成组、建立相应零件族和组织建立成组生产单元的方式，可使企业化产品的多品种小批量为相似零件族的中、大批量，从而较为经济地实现系统适应性的提高。
生产系统组织方式的变革同时也伴随着对生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生产工人的要求的变化。当前，生产过程的组织是以分工原则为前提的。但冷静看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似乎有走得过远的嫌疑，而没有把握在分工问题上的适度。如亨利·福特运用细密分工、高度专业化在T 型车的生产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1931年在接受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项目时却由于产品要求的特殊和工人本身技能上的狭隘而使整个项目以失败告终〔4〕。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分工过细的弊端。即， 一方面由于生产工人技能的狭隘导致对产品品种变换的不适应；另一方面，过细的分工导致生产工人本身的过度异化从而使他们对工作内容产生厌倦，最终影响到自身积极性的发挥。在大量生产阶段将逐步成为过去的今天，分工细密度的适当弱化应相应成为必然，而这种必然性的基础则正是当前在逐渐增强的需求的“多品种、小批量”特征。在这一方面，日本理光公司厚木工厂的实践应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思考。厚木工厂作为理光公司专门生产小批量产品的工厂，为适应需求的变化，他们拆除了4条现代化流水生产线而采用小组或个人单独生产的方式， 使用活动零部件架和组装工作台来进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并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5〕。 从厚木工厂的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弱化分工的行动。我们当然不可能照搬厚木工厂的模式，但他们的思路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适当弱化分工的基础是社会需求的多品种小批量特征，而这也正是柔性技术引入生产系统的原因。可见，为提高生产系统的适应性而引入柔性技术和适度弱化技术分工乃是十分契合的。
适度弱化技术分工要求生产工人的技能结构从一专向一专多能转化。这种转化除了对相应企业及社会培训部门提出了全新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将引发企业管理思想的深层次变革，使企业管理的重心发生从当前的以物为主向以人本管理为主的战略转移。
在我国大多数工业企业中，不管我们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多么强调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管理思想仍然在极大程度上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企业管理的对象也大多强调物流的畅顺而没有全面考虑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有效整合。这一现实的存在对柔性技术的有效运用和分工细密度适当弱化的有效实现都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柔性技术的应用以分工细密度的适当弱化为基础。一方面，分工细密度的弱化使生产工人的工作内容得到丰富从而可增强职工的工作兴趣、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这本身即可说是人本管理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分工适度弱化之后，生产工人不再是以物为主的管理模式下的机器附庸，而成为相应制造中心或加工单元的主人。在这种局面下，生产效率的提高不能再主要依靠机器设备的调整，而主要要依靠生产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自我发挥。因而推行人本管理可说是势所当然。在前述的厚木工厂中，其内部实行着一种独特的“一人一品”生产方式，即一台机器的组装生产始终由一名技术全面的熟练工人来完成，并且组装生产者的姓名和机器序号将一同被刻在机器上〔6〕。 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与分工弱化相适应而采取人本管理的思路。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工业企业生产系统的适应性的增强首先有赖于系统组织方式的变革引入柔性技术，与生产工人技术分工细密度的适当弱化相配合，以企业管理思想的深层次变革为依托来逐步推进。
三 生产系统制造成本优化
生产系统适应性的提高为企业面向市场需求创造了必要条件，使企业能获得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但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如何，除了企业在市场营销方面的努力之外，最终则是由生产系统制造成本的高低来决定的。生产系统的制造成本是一个极具综合性的指标，可以说生产系统中各方面的活动都将在制造成本中得到体现。因此，要实现生产系统指标的优化，其涉及面相当广泛。不过，从我国工业企业实际情况看，笔者认为优化制造成本首先要做的并不是对影响制造成本的某一局部因素的努力改进，而是对成本管理工作严肃性的加强。综观当前在全国推广的邯钢经验，其核心也就是成本管理，具体体现在强调成本的市场导向和强调成本管理工作的严肃性上。
加强生产系统成本管理工作的严肃性可以使企业制造成本为市场所接受。这还只是优化制造成本的第一步，是制造成本优化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企业要进一步降低成本则应采取各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如价值分析（VA）与价值工程（VE）等。在使产品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通过对功能实现的各种途径和方式加以比较和评价来选择其中的最佳方案。虽然价值分析与价值工程的最终目标不是降低成本而是产品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但在价值最大化过程中，即使制造成本有所攀升，在价值最大化前提的保证下，这一成本必将为市场所接受，也必将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其优势地位。
实际上，仅强调成本管理的严肃性与相应的现代化管理方法以降低产品成本仍无法在近期的制造成本优化中适应需求的多品种、小批量特征而取得最佳优化效果。当前，我国工业企业生产系统制造成本的优化最终将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成本核算方法的落后。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式下，全部制造费用按人工工时或机器工时等分配标准平均分配。它的直接影响往往是成本不实，使成本计划、成本控制、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失去科学的依据〔7〕。另外， 随着需求的多品种小批量特征的增强导致生产系统制造的产品品种的多样性也日益增强，从而使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和手段更显得落后，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系统制造成本优化的要求。因此，应在优化制造成本的过程中适时引入“作业成本控制”这一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相结合的全面成本管理制度，通过把制造过程划分为一系列的相关作业，把其中主要作业作为作业中心，形成成本库以汇集各项费用，并将各作业中心成本分配至最终产品，以计算产品制造成本。唯其如此，成本核算所提供的成本信息才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真实性，也才能为制造成本的最终优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企业生产系统制造成本的优化也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强调成本管理的严肃性辅以相关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并在这一基础上于适当时机变革成本计算方法，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成本数据为进一步的成本计划、控制、分析、考核提供科学依据以支持制造成本的最终优化。
注释：
〔1〕〔2〕《第三次浪潮》，阿尔温·托夫勒著，第198—201页。
〔3〕张兴明《柔性管理的功能和实施》， 《工业技术经济》1996年第4期，第23页。
〔4〕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
〔5〕〔6〕《日本生产方式又一波》，《国际商报》1996年11月12日。
〔7〕焦跃华、袁天荣《作业成本制研究》，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