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进程测度：比较与研究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方向论文,进程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经济转型进程研究最初并不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主要内容，随着转型经济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变，（注：很长时间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直是国外转型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它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认为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共同构成转型的三大重要支柱，因而它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互补性，拒绝任何局部改革，所有的重大改革都应该同时引进，不能有先后顺序，在“华盛顿共识”看来，转型是没有阶段性的，不需要对转型进程加以特殊的关注。然而东欧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转型并不是像“华盛顿共识”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照搬更好的模式的问题，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撑，转型不仅是“华盛顿共识”所侧重的价格与市场的转轨，还必须关注更加微小的方面，如合同的制定和履行、法制、社会与政治环境。近年来，通过反思“华盛顿共识”，演进——制度学派开始关注对转型进程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开始强调改革的总和不确定性，认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初始条件应该有不同的制度的演进道路和方式，因而改革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和道路。）对转型进程的研究才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但是总体说来研究体系和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尽管一些国外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转型经济进程研究，但只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转型报告》所设计的改革进展指数(IRP)系统地提供对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进程的跟踪研究。从1994年起，《转型报告》每年一期，提供包括中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和独联体在内的转型国家在产出、消费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宏观经济绩效以及制度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受“华盛顿共识”以及“后华盛顿共识”的影响，《转型报告》主要通过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企业改革、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制和社会改革等几个方面的指标来分析转型国家在制度变迁、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各主要领域的经济转型进程。在实际运用过程中，IRP指标体系是对大范围结构改革进行衡量的合成指标，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法律改革4个领域共10项指标。
其他一些经济组织和科研机构对转型进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行专题评估上，世界银行在1996年和2002年两次以转型国家为专题发布了研究报告，对各国转型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在《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世界银行对转型经济的评估主要集中在自由化、产权与企业改革、机构和社会政策三个领域。其中自由化程度代表着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国内物价和市场、外贸和货币可兑换性、对新企业准入的开放程度；产权与企业改革主要包括私营部门产出占GDP的比重、大企业私有化、小企业私有化、农田私有化和住房私有化等方面；机构和社会政策主要包括法律和立法机构、金融部门、政府作用和管理、社会政策等方面。相隔六年以后，世界银行在2002年又出版了一个报告《转型前十年：来自东欧和前苏联的分析和经验》作为后续，这份报告延续了1996年报告的主体框架，用更翔实的数据充分肯定了1996年报告的研究成果，并着重对自由化、私有化进程中的企业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定期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都有专门的章节对转型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整体经济运行加以论述，并在2000年的《世界经济展望：聚焦转型经济》中，发布了对转型经济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设计自己的评价体系，但是它通过综合其他机构的指标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强调转型经济的开放程度，强调全球经济体系对转型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在转型进程的评价方面，该报告不但注重结构改革的进度，而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作为衡量经济转型绩效的重要指标，不但注重转型国家的体制转型，更加关注其经济发展状况。
此外，还有一些组织和机构针对转型经济的不同侧面，就某一专门领域对转型经济进程进行了研究，其中由帕德玛·德赛博士主持完成的联合国大学及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UNU/WIDER)研究项目《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独树一帜，该研究项目从前苏联、中东欧和亚洲的主要转型国家的个案经济史考察出发，通过独到而精致的计量分析技术，用货币可兑换性、外贸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等五项指标进行转型经济的国际比较，系统检验了各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进程和与世界经济的整合程度，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1995年转型报告——投资与企业发展：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以及世界银行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之后，成为大型国际性转型经济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早期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如何退出国民经济领域，因而其指标设计上还有较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征。卢中原、胡鞍钢(1993)选择了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而江晓薇、宋红旭(1995)的研究选择的主要测算指标是：企业自主度、市场国内开发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和宏观调控度。随着中国转型的进一步深化，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因而在指标设计上更加倾向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开始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中各不同组成部分的运行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国家计委课题组(1996)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的。顾海兵(1997)则综合对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资金的市场化程度、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价格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分析进行研究。
陈宗胜(1999)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他从构成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经济体制出发，着眼于经济体制的最主要构成部分企业、政府、市场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企业是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可以从企业的各项自主权是否落实、经营体制、企业家的选择机制是否改变、所有权形式的选择度及各种所有制的比重等方面衡量企业的市场化程度。2.政府是市场经济的调控者，政府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从直接生产领域退出而转移到宏观领域，多大程度上采用间接的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时机和艺术的掌握以及政府机构的官员的精简程度，都可以来衡量政府行为的市场化。3.市场是企业运行环境及宏观引导信息的载体，所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价格、价格形成机制、管理体制的改革程度，都反映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还有一些研究更加注重地区差异，开始研究各地区、省份的市场化进展，徐明华(1999)在对9个省份市场化排序的研究中，从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投资的市场化、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对外开放、经济活动频度等8大类共31项指标进行测算。另外，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2003)则更多地参考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在借鉴国际研究机构的指标的基础上，从政府行为规范化、经济主体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贸易环境公平化、金融参数合理化5个方面的因素（含11个字因素和31项指标）进行测算。
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各种测度指数
研究者
1992
1995
1996
1997
1999
2001
卢中原、胡鞍钢 62%
江晓薇、宋红旭
37%
国家计委课题组
65%
顾海兵
40%
50%
陈宗胜
60%
北师大课题组
69%
徐明华
8大类共31项指标，对9个省份市场化进行排序
樊纲、王小鲁
5个方面共15个指标对各省市市场化排序
转引自吴林军：《中国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综述》，《经济纵横》2003年第9期。
二、评价与启示：转型进程和市场化
综上所述，对转型进程的测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同的研究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设置的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的差异导致的对转型进程的测度结果也各不相同，个别研究结论间还存在着矛盾，彼此相互冲突。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反思，我们认为国内外在转型经济阶段性的研究上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1.不但要研究转型进程的“量”，更要研究转型进程的“质”。
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的复杂的制度演化过程，不但包括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市场机制建设等体制转型问题，还包括法制建设、宪政转型、社会转型等经济发展问题。综合以上国内外对转型进程的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对转型进程的研究各具特色，但国内外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的是，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它必然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这已经被转型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在体制转型的初始阶段，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比重减少、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强等等体制转型问题会比较突出，而到了转型的后期，法制化进程、政府职能的转换、金融市场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等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方面因素将会成为经济转型的更主要内容和更重要的标志。这就是说，由于各个转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构成其市场运行基础的制度安排也并不相同，他们的市场事实上并不是同质的，因而不能用简单的市场的开放程度来比较各不同国家的转型进程，必须深入研究转型进程背后的制度安排。这样看来，如果缺乏针对性，单纯对转型进程阶段性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对转型进程的研究，不仅要研究转型国家的现实状况，而且更主要的是研究这些国家进一步推进转型进程的因素和发展条件。只有对转型进程的总体目标和方向把握准确，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到现阶段转型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路上所处的位置，进而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转型进程的研究，应该通过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把握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从而为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准确的发展方向，通过研究计划经济的规律把握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从而为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一条现实的路径。既研究转型经济的起点——计划经济的运行特征，又研究转型经济的终点——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同时还要兼顾实现从起点到终点的转换过程，将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重点突出，我们的研究才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较高的使用价值。这样看来，市场化进程只是转型进程中方方面面的因素累积、变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更多地反映了转型进程“量”的变化，而对转型期各种市场机制的构建以及转型后期市场体系的深化等“质”的变化关注不够，因此必须市场化进程研究与转型经济的阶段性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经济转型阶段性研究来把握转型经济的“质”，通过转型经济市场化进程研究来把握转型经济的“量”，我们才能够深入了解转型进程的脉搏和前进的脚步。
2.市场化并不等于自由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必然提高。
20世纪90年以来，一些国外研究机构对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进行了实证性评估，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美国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拉瑟研究所。美国遗产基金会将经济自由化定义为解除政府在生产、消费等方面管束，并选取了贸易政策、税收、政府的经济干预、资本流动和外币政策、工资及价格管制、产权、规制、黑市等10个方面的指标，设置50个变量，采取“打分”的方法进行测度和评估。1995年，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杂志年首次出版了该年度的《经济自由指数》，并逐年不断改进，1998年度的《经济自由指数》涵盖了156个国家和地区。弗拉瑟研究所则认为经济自由化的核心内容是个人选择、私有财产保护以及交换的自由、法律结构与四有保护、对外贸易的自由、资本市场上交换的自由，他们设置了23个指标，采用相应的公式计算个指标的分值（设定为0～10）。现已出版了1975～1995、1997年的研究报告，最近又发表了《世界经济自由：2000年度报告》，涵盖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然而，经济自由化强调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与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说，市场化进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事实上，经济自由化程度的绝对提高只是意味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能力的削弱，而从转型国家的实践来看，国家干预能力的不断削弱未必是一件好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及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加之“改革派”追随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取消市场限制和国家行政干预，因而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经济的介入，迅速地退出了许多其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政府在经济转轨中的职能日渐衰落。其直接后果，一是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和经济转轨步履为艰，二是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尤其是当本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侵蚀，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往往表现的软弱无力。因此对转型国家而言，他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的问题了，而是应该研究该如何进行国家干预了。可见，正是因为转型经济本身具有过渡性，通过国家干预，制度构建在转型经济中的作用要比其他经济形态下更大一些，因而转型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具有更多的人为设计因素，更具有可操作性。这样来看转型经济中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在判断市场化进程时，不能将市场化等同于自由化，国家干预的减弱也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在明确了以上两点以后，我们可以对转型进程中的市场化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从历史上看，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史上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市场化运动，一种开始于16世纪，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从自然经济逐步演化成市场经济；另一种开始于二次战后，是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全面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市场化运动；第三次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几次市场化运动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需要用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分，首先，第二次市场化运动更加靠近经济自由化，可以把它看作是经济自由化的产物。其次为了将第一次和第三次市场化运动加以区分，我们可以将市场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市场化泛指一国经济中市场产生、发育、成长和成熟的自然的动态和演化过程。几乎所有的国家或迟或早、或先或后都要经历市场化的过程。狭义的市场化则专指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即市场体制对计划体制不断渗透和替代的过程，它表现为市场机制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制度转型，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不断地增大，进而使市场经济从产生、逐步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
三、把握转型经济的发展方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
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也会各不相同，因此试图建立一套大一统的指标体系来研究经济转型进程的各个阶段是不可取的，准确把握转型经济的发展方向是我们进行经济转型进程测度，理解经济转型进程前提条件。
在当今世界，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的态势，拥有雄厚资金、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全球金融日益融合，国际投资空前活跃，生产要素实现了跨国配置，信息技术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在这种强劲的时代潮流推动下，世界经济往来在不断增多，国际经济关系在日益密切，封闭的经济实体由于不能分享产业分工和信息交流的好处而几乎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毫无疑问的是，转型国家所处的环境越封闭，其受到的限制就越少，转型国家谋求经济发展可供选择的道路就越多，而环境越开放，转型国家面临的限制就越多，因而其发展可供选择的道路就越少。时至今日，对所有的转型国家而言，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转型经济是不可逆转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体制转型问题已经不是转型国家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而经济发展问题正日益突出的摆在所有转型国家的面前。转型国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除了体制转型外，更主要的是如何融入到全球经济中来，找到其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链上的位置，寻求经济发展，因而转型国家的体制转型面临着更多的约束条件，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来完成体制转型，这就要求对转型经济的研究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视角，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景维民、孙景宇(2004)从全球视角出发，将转型经济置于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来探究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为转型经济的研究构筑一个新的平台。他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虚拟化的倾向，虚拟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摆脱实体经济的束缚而相对独立化，虚拟资本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这说明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核心并不是以投入产出为特征的物质技术关系，而是一套以观念支撑的价值系统。而所有的转型国家在转型前所实行的无一例外的是一种建立在经济计划基础上的产品经济，这个经济系统由于以生产和消费的技术关系为基础，因而它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是一套实体经济体系，因而转型经济的本质就是要在原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再构建出一套价值系统来真正反映在实体经济下被歪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而构建这套价值系统就必然要求转型国家建立商品经济，重构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是实现产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
以上对转型经济的考察主要是横向的，将转型经济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寻找转型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进而研究转型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受到的现实约束。下面我们将在纵向上，通过研究市场经济的演变历程，历史地考察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趋势，从而为转型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
（一）市场化与现代化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家都在不断探索的重大课题。对现代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受到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首倡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影响，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各项特征逐渐减弱、消失，现代化工业社会的特征相应地增强，直至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业文明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于是对现代化的理解开始出现分歧：后现代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已经从现代化阶段进入后现代化阶段。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美国密执根大学教授殷格哈特把1970年以来先进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称为后现代化。他认为，后现代化的核心社会目标，不是加快经济增长，而是增加人类幸福，提高生活质量；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胡伯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是生态现代化。“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不是终点。同一时期德国学者提出的再现代化理论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普通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是再现代化。“现代化”包括两个阶段（或两种现代化），“普通现代化”是对农业社会解构生成工业社会，“再现代化”是对工业社会解构生成风险社会，是现代化的现代化。再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是第一现代性，风险社会的现代性是第二现代性；1999年，中国科学院何传启研究员在《第二次现代化——人类文明进程的启示》一书中全面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Second Modernization Theory)。他认为，从人类诞生到2100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分为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等4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包括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过渡期等四个阶段，人类文明进程包括4个时代16个阶段：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文明发展具有周期性和加速性，知识时代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结，而是驿站，将来还会有新的现代化。这样看来，如果把市场化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演化过程的话，那么伴随着第一次现代化，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而伴随着第二次现代化，市场化则表现为信息化，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势只是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表现。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经济
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在短期表现为总量增长，在长期则表现为结构演化过程。经济现代化就是指从物质层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所考察的现代化进程，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在当今社会，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基础上，已经向信息社会迈进，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已经出现端倪，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为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转型经济并不是孤立的个别国家和地区的事件，而是国际性的、全方位的，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转型国家必须在制定体制转型战略，完成经济转型的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发挥后发优势，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换句话说，在当前对转型国家而言，必须将市场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使体制转型战略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在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用经济发展来促进经济转型。因而单纯研究转型国家传统国有体制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应该注意研究新生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形成。在这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转型国家更加多了一些特殊性：中国由于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因而其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工业需要实现信息化、而农业则需要实现工业化，二者同步进行；而俄罗斯、东欧中亚等转型国家本身的经济体制中也存在着过度工业化的问题，他们也急需要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不断实现产业现代化。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研究经济转型进程的目的，就是要从总体上来把握转型国家的发展趋势，看他们在哪些方面走向分化，又在哪些方面走向融合，进而探究其发展中所共同具有的规律性，从而为转型国家寻找进一步的发展路径、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在经济转型进程的研究中，无论是指标设计还是制定发展战略，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1.关注转型经济中的产业架构和金融架构，促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所有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表现为，他们要在完成工业化、调整完善自身的产业结构的同时向信息化跨越。毫无疑问，工业化和信息化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所需要制度支撑是不一样的，其本身的运行规律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只有对现代经济的本质有一个准确地把握，才能协调二者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实现二者的统一。在这方面，前文的研究已经得出了结论，现代经济的本质和核心表现为一套价值系统，转型经济的本质就是从产品经济过渡到货币经济，在原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再构建出一套价值系统，来真正反映在实体经济下被歪曲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正是转轨国家实行改革，调整自己的经济体系的核心任务。伯格洛夫等人发现，如今的转轨国家在GDP增长、投资、政府融资、贫富差距扩大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大分化：以捷克、匈牙利、波兰为代表的转轨国家成功地跨越了鸿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另一些国家如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则陷入了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走在前列的国家基本的金融架构都极为相似：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主要向政府放款，外资在银行的持股比率越来越大，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大多数外部长期融资来自外国直接投资；而落后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则严重滞后。这表明，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因为金融体系是虚拟经济得以滋生发展的主要领域，金融体系发育良好，就会促进代表人与人之间物质利益关系的价值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而这套价值系统得以最终形成之时，转轨国家的转轨目标才真正得以实现。可见相对于产业架构而言，金融架构已经日益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它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上层建筑，其发展严重制约着与之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因而我们必须注意研究转型经济中银行体系的演变和金融转型，促使上层建筑——金融架构与经济基础——产业架构二者相互协调，最终实现经济发展。
2.关注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职能，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经济转型的体制目标是建立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运行的混合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的剧烈动荡都要求加强国与国之间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实行国家干预。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自二战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80年代也是如此，现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是“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与“看得见的手”（政府调节）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辅助的“混合经济”。因而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讨论的并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而是应该探讨如何进行国家干预，提高干预的质量，这也就是萨缪尔森所说的市场与政府的转移边界问题。（注：Pau.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Economics》，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的转型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政府职能模式：中国强调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权利和制度安排方面的职能，对经济转型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实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主动干预，达到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俄罗斯及多数东欧国家则选择了于中国不同的政府职能模式，由于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加之“改革派”追随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主张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取消市场限制和国家行政干预，因而政府减少了对市场经济的介入，迅速地退出了许多其原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职能日渐衰落。正如我们前边所看到的那样，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趋势，它要求世界各国打破国界，走向开放经济。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转型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普遍处于劣势，因此注意发挥政府职能，积极进行国家干预，从而处理好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对矛盾就现实地表现为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问题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国家的转型绩效差并不是实行激进式转型方式直接带来的，而在于他们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经济体系，在本国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匆匆打开国门融入全球化，这就使得本来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劣势的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中国则与此相反，它是在先实行改革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体系，有步骤地融入到全球化之中，这样就较大限度地避免了国外经济环境的冲击，保持了转型的稳定性。当今理论界公认的比较成熟的政府角色模式主要有三种，即计划经济的“政府万能论”、新古典主义的“最小政府论”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积极干预论”。对转型国家而言，究竟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是不是应当加强，以及如何加强国家干预，进一步地，究竟政府应该在转型进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转型战略来培育市场经济，政府应该如何对经济和市场运作实行适度干预并提供制度保证，是转型经济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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