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经济与地区经济一体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地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城市经济与地区经济发展有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并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同时二者之间在客观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历史上，“城市”二字中，作为“城”，指军事防御：城市的产生是由于防御上的需要，是为了保护居民的财富不受“掠夺”；作为“市”，在我国被称为“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即商品集散交易地，以后发展引伸为城市经济。建国之前，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以农为主的国家，城市经济极不发达，城市的消费功能、享乐功能和政治功能较强，而生产功能较弱。我国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较弱的原因，主要是受当时中国特有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决定。我国虽然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被称为“礼仪之邦”，“老大帝国”，但又囿于以农为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生产力不发达，对外闭关锁国，对内长达三千年的封建统治，再加上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严重受阻，生产方式落后，人民贫穷，地区经济及城市经济极其凋惫。当时的城市，是统治阶级强化政治统治、压榨与盘剥地区经济的中心。只有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城市经济经过恢复、改造、建设、发展，与地区经济一体发展，才走上相辅相成，共同步入良性轨道的新时期。
为了反映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经济与地区经济一体发展关系，体现城市经济与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各阶段相互依托、协作、联合、促进作用；为了反映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取得的成就与辉煌，经历的艰难与曲折，尤其是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显著成就的发展历程，本文以城市经济管理理论、比较经济学为指导，以我国经济发展史实为依据，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宏观分析与典型分析结合、理论研究与指标对比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等原则，开展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城市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分析研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城市及其对地区经济影响予以简析，充分对不同类型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特殊功能、辐射作用加以研究，以便较好地概括总结中国城市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成绩、特色、困难和问题，探索我国今后发展经济的途径、趋向、模式和道路，提出中心城市对辐射网络区、城市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经济与地区发展回顾
根据我国国情，从建国以来至今的经济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二个时期，即改革开放前时期和改革开放后时期。
一、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实行国家工业化时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开始了城市领导农村、工业领导农业；在五、六十年代城市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于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县域经济中的“五小”工业和结合工业，形成举国城乡一体发展工业化局面。
（一）从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前期（1949—1966），是实施城市领导乡村、初步开始城乡一体发展，奋斗目标是由城市稳步实现工业化，达到建设“工业国”时期，是国家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建国前，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没有充分发展，即由于“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等原因，我国虽有现代工业萌芽，但尚未开始工业化进程。因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论联合政府》中对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前景作了预言：“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到建国初的1949年，我国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仍十分薄弱，全国仅有132个城市，城市人口274万人，城市化水平为5.1%。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1949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上，刘少奇同志发表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讲话，第一次提出：“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战略决策指导下，建国初期，特别是从1953年“一五”建设初期，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即实施在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为奋斗目标的经济建设。大批工业项目在新老城市建立起来。全国安排了156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新建了一批工矿城市，扩建了武汉、太原、成都、西安、兰州等工业占优势的省会城市和洛阳、鞍山等大中城市。到1957年末，全国城市发展到176个，比建国初期的1949年增加了44个；在“一五”时期，直接吸收了2000多万个农村劳动力进城，成为工业劳动大军和城市职工，市镇人口从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纯增加4184万人。城市的增加、扩大，城市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文教单位以及工矿企业的增多，很快地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1953年到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3%，发展速度是很高的。在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显著成绩的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平衡工业布局的观点，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在平衡工业布局方针指导下，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和调整，中国沿海和内地两个地区城市空间布局及区域工业空间布局均逐步发生“平衡”变化。见表1、表2：
表1：中国城市的空间布局（1949—1978）
表2：中国区域工业空间布局（1949—1975）
从上表可以看出，随着三十年中国城市空间布局趋向于平衡，中国区域中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差距也在缩小，初步改变了我国旧中国城市偏集于东部沿海一隅，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7∶3的不平衡格局，内地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基础。
但是，我国通过城市工业化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经验和教训，有曲折和坎坷。1958年搞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就是错误和教训。当时，由于过份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强调重中之重、优先之优先的发展炼铁工业，使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禾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敛禾童与姑，明年衣食将何如？”的险恶局面。工业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削弱了轻工业发展，再加上农业自然灾害所造成减产，苏联背信充义撤走全国重点工程的专家，逼要债款，农轻重比例失调，内忧外患，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很快转入困难时期。在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许多重要工程建设项目被迫下马。1961年，我国城市曾由1957年的176个增加到208个，增长18.2%，城市人口由5413万人增加到6906万人，增长27.6%，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4%提高到10.5%。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调整，压缩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停建缓建大批建设项目，下放城市职工，精简压缩城市人口，被迫撤销了一大批城市，城市工业化呈现停滞倒退局面。到1965年底全国只留下168个城市，比1961年底的城市数，减少了20%，城市人口由1961年的6906万人下降到6679万人，下降3.3%，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61年的10.5%降为9.2%。接着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国城市工业化进程在激烈的动乱中难以为继，使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徘徊不前。
（二）我国文化革命中后期（1970—1976）是城市工业化向城镇工业化、乡村工业化发展的转折时期，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1970—1974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组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定了《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简称“四五”计划），并采用了一系列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的措施，根据“四五”计划，突出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后方建设和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矿、小水泥）上马，同年中共中央又将各部委所属企业大多数下放给地方。这样，地方小工业在全国各地得到蓬勃发展。如山西省，据《山西日报》1971年12月19日报道：截止1971年底，全省县、社、队三级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电力、小化肥、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已发展到1.8万余个，推动了全省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一叶落而知秋”，从山西的“五小”工业发展足以反映全国五小工业发展趋势。在此期间，全国乡镇工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1975年以后，党中央强调要加快社队企业的发展，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在全国各省、市、区又纷纷设立了三级社队企业管理局，使乡镇企业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仍以山西为例，1976年底，山西一个省社队工业企业数达到3.26万个，工业总产值为76650万元，占同期工业总产值的10.5%。据统计，1978年全国乡办工业企业发展到16.41万个，比1970年的4.47万个增长2.7倍。
由于城市工业化和地区工业化先后出现，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强有力地带动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从而使我国工业化开始发生新的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1979—1995）：在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方针指引下，城市经济发展目标及其影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农村改革加快了乡村工业化、城镇城市化步伐，出现了新的“城市雏型”；尔后的“县改市”、“市管县”进一步推进了城市的发展，全国以中心城市为辐射源的经济网络区逐步形成；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确立，使城市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发展第三产业、建立各级各类专业市场和高新技术区，使城市经济更有效地带动地区经济一体发展，成为区域间经济联合和协作的中心。
（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市管县体制的设置、特区的设立增加了城市经济对于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的领导功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经济新体制，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为农村致富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以浙江、江苏两省农村工业化为例，浙江省1980年全省乡镇工业产值达到39.8亿元，占当年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9.7%；江苏省1981年全省乡镇工业总产值达到122.7亿元，占当年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4.3%。在农村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农村农业经济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要求城市体制改革迅速进行，以适应新目标、新情况。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初办开放城市；同年又明确提出城市建设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在城市开放、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着手创建城市与地区间的新经济体制和新经济关系。1982年批准通过的我国“六五”计划（1981—1985年）中把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方针和“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待。明确提出“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为了具体实施新战略、新决策，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地市州党政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将城市管理和地区管理融为一体。要求“积极试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的体制。”实行“市领导县”（也称“市管县”）的体制后，城市党政领导机关对各项工作都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既要管好城市，又要管好农村；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中心，以广大农村为基础，使城市和农村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方面的优势，互相依存，互相支援，促进城乡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了增加城市领导实力，中央又提出城市发展新政策：1、通过扩大大中城市郊区，把新兴工矿区或城镇改为市；2、县、市（镇）合并在一起，扩大城市的规模和管理范围。在“市管县”、“县改市”决策指引下，城市总量和结构发生明显变化：1980年至1993年期间，全国城市增加347个，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增加23个，占全国城市增加数的6.6%；大、中、小城市的比例由1980年的1∶1.6∶2.3变为1∶2.4∶5。到1994年底，全国已有206个地级市，管辖着1025个县（市、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江苏、辽宁三省已全部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实践证明，市管县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使发达的中心城市和欠发达的县域经济熔为一炉，铸为一体，走梯度推进，实行共同富裕道路，从组织上、机构上、区划上给予保证，这是我国各省（区）行政区划和区域机构改革的方向。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更有力地促进了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了城市经济对于地区经济的中心地位和带动作用。九十年代初，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新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新途径。从而改革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改变了行政命令干预经济作法，遵循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原则，按市场机制调节了资源在各部门合理配置，使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城乡得以积极、稳定、协调、较快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实现建立市场经济的新途径主要有以下二方面：
⒈以城市和城镇为依托建立各级各类专业市场和市场体系，建立与市场体系配套的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使城市经济与周围地区经济维系更加紧密，达到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经济、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对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极为重视，早在1993年上半年前，全省已建立各类专业市场10576个，其中最多的是技术贸易机构，占市场总数的45%，依次是集贸市场、劳动职业介绍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与期货市场，分别占市场总数的43%、9%、2%和1%。市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全省经济的发展。1992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71.6亿元，居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第三位（次于广东省2293.54亿元和山东省1982.02亿元）；1993年，在市场体系初建当年，江苏省全省国内生产总值2754.49亿元，超过山东（2702.49亿元），次于广东（3225.30亿元），跃居全国第二位。迄今为止，全国各省市区统一初建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门类完备的商品市场（含生产资料市场及金融、技术、房地产、劳务、信息及各类生产要素交换市场，初步形成全国性跨省、市，跨地区大交流、大流通、大贸易的互相沟通的市场网络。市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发展又进入新阶段，对加大中心城市凝聚、辐射作用和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催化”功能。
⒉城市第三产业和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城乡产业的调整。城市第三产业“异军崛起”，与第二产业一起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村乡镇工业发展壮大，改变着农村单纯农业的产业结构。九十年代以来，城市中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通信业、科教文卫事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市政公用业、信息咨询业及其它为农村服务的各种行业发展速度在加快。全国城市（地区）经济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991年为28%，1994年增加到34%，平均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而全国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991年为27.2%，1994年增加到32.7%，平均每年增加1.9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城市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长速度略快于全国的增长速度。九十年代，农村中第二产业逐步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产业，乡镇工业在中心城市的辐射下迅速增长。1994年，全国乡办、村办工业总产值为23423.4亿元，比1990年的4835.4亿元增长3.8倍。而1994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15750.47亿元，比1990年的7662.09亿元增长1.05倍。全国农村工、农业总产值比值也由1990年的1∶1.58，变为1994年的1∶0.67，就是说工农产业在全国农村发生了倒置变化。城市和农村产业结构变化，从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刷新着城乡经济一体发展。
我国城市改革与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城市体制改革，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使城市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一、城市改革发展对全国区域经济产生着力度不同的间接影响
由于我国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经济差距由来已久，尤其是三大：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因此，城市经济对不同区域的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有大有小。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开放早、力度大；工业基础雄厚、科技先进、综合产出水平和产出效率高；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执行效率优先、强调先富、兼顾公平，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投资和给予优惠特殊政策等，因此，我国东部地区城市新增多、发展快，城市经济发达，对周围地区经济影响力大，而中西部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影响力较小，因此出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逐年拉大局面。据统计，在城市发展方面，1994年末我国东部城市发展到278个，比1978年改革开放前增加了209个，占全国同期新增城市数的48.7%，而中、西部，1994年末分别有城市231个、113个，分别占一国新增城市数的34.3%、17.0%。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布局，分别由1978年的1∶2.2∶0.6，变为1994年的1∶0.8∶0.4。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三个地区发展也有瞩目的变化和不同：⒈经济发展速度不同。1992年，我国东、中、西部社会总产值分别为34372.1亿元、14261.5亿元、7418.4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7.2倍、5.1倍、5.2倍；⒉产业结构变化不同。1993年，我国东、中、西部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9810.5亿元、9316.9亿元、5100.2亿元，比1980年分别增长了7.7倍、5.2倍、6.1倍。其中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增长最快的是东部，13年中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其次是西部，13年中提高了11.5个百分点；最慢的是中部，13年内提高了9.0个百分点。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不同。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4年16年期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提高，东、中、西部分别为12.0倍、8.8倍、9.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东、中、西部分别为11.1倍、8.8倍、6.7倍。
二、城市改革发展对城市管理的地区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城市改革中影响最大的是市管县新体制条件下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对周围欠发达的县域经济产生的影响。在那些实行市管县合格体制的地方，城市党政领导机关既负责管好城市，又负责管好农村，对涉及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利害关系，党政领导要统筹考虑，全面安排，使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紧密结合，优势互补，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区域一体化后，区域间的外部交易变成内部交易，或交易变为联营，简单易行；外部竞争变为内部协调，竞争变为扶持。这样，区域一体化形成的合力不是两者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产生难以计算的倍加的社会生产力。如山西省大同市的“市领导县”发展经济的经验较为典型。现在的大同市是由原大同市和革命老区雁北地区于1992年实行地市合并而成的。新大同市组建后，实行“市领导县”新体制，面对最大的难题是发达的中心城市如何同欠发达的老区经济一体发展。困难既来自城市方面：市区狭小，相当一部分企业受场地、资源、水源等因素困扰，迫切需要拓展新空间，改善生产环境和生产要素；更来自地区方面：一市9个农业县有6个属贫困县和财政补贴县，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方式落后，缺乏资金、技术、管理、市场等难于自我发展。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实行“城乡对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全市大中型企业与县乡企业成亲结对，积极培植经济增长点。采取的措施有：一、产品扩散式：即大中企业委托县乡工业企业加工粗产品、零部件；二、联营办厂式；三、资源开发式：即大中型企业到贫困县投资开矿；四、培训人才式：城市企业派技术力量到县乡办班，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五、城市企业到县乡建立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六、经济合作伙伴：城市企业与县乡企业攀亲结对，共同发展。
由于大同市中心城市与县乡经济一体发展决策好，因此近年来经济发展取得较好成绩。据统计，1992年大同市和雁北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比上年增长15%，合并后的新大同市1994年比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8.3%，发展速度快了3.3个百分点。
对今后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一体发展的思考
为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对经济网络区辐射作用，促进城市经济与地区经济的一体发展，使经济发达的城市迅速带动欠发达县乡经济脱贫致富；为加强东、中、西部和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区域合作、横向联合，特提出以下对策：
一、加快城市改革力度，尽快实现全国“市领导县”体制
实行地市合并，市领导县的体制，是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各级经济网络区的具体措施。实践证明，凡是实行市管县的地方，由于消除了人为造成的城乡分割、条块分割弊病，改革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了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城市经济和周围县乡经济都发展得比较快。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江苏、辽宁三省经济发达的原因，与选择“市管县”体制有关，大同市城乡一体发展经济经验同样具有强有力的可借鉴性。因此，加快我国“市管县”改革步伐是一种大势所趋，在那些市管县成熟的地方要尽快实行市管县体制。
二、抓紧大好时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市场体系
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在城市中必须采取措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的需要；对顺利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有着重大作用；也是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的重要条件。
在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要建立各级各类专业市场体系，要有统一的规范的批发专业市场，也要搞好分级管理和分类指导。尤其对中心城市要作为市场体系依托地，重点预以关注专业市场发展。在城市建设规划时，把发展第三产业、建立市场体系和城市市政建设融为一体，统筹考虑。
三、加快“城市”化步伐，同时要及时提高新城市的人口素质（文化、科技素质）。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增大城市非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仅是当前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一项我国长远发展目标。目前，我国提高城市化水平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扩大现有城市非农业人口绝对数，将城市中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二是促进郊区城市化。即郊区改为市区。其中郊区中部分农业人口经“农转非”变为城市非农业人口；三是增加新兴城市，多数为县改市。撤县改市，是我国近年来提高全国城市化水平的主要途径。对新兴的城市，要注重城市设施的建设和城市人口科技文化素质的建设。否则，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但城市的功能未必发挥得好。
四、大力发展交通通讯事业，发展四通八达的运输和通信传输网络
中心城市经济对地区经济的辐射，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贸易往来，商品交换，主要靠交通运输；信息的传递、经济技术情报交流，则主要依靠通信传输网络。如果将城乡经济比作人体，交通为大动脉，通信则是神经系统。因此，发展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必须消除被称为“瓶颈制约”的交通、通信“梗阻”不畅现象。九十年代初，山东省率先修路，摆出样板，很快富了齐鲁大地；山西省为修“太旧”公路，发动全省人民支持，发起了一场党政机关干部捐款义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家有关部门和海内外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很快解决了经费不足问题。总之，交通事业在各省市区都受到青睐，开通公路、铁路、内河航路、航海、航空的事业普遍受到重视，并付诸实施。同时，各地电话、电报等通信实施也走向现代化。当前，解决欠发达地区的交通、通信不畅的问题，仍是现今乃至今后发展城乡经济的重要课题。要让“要想富，先修路”，即修道路和增设通信线路，成为全国经济起飞的前奏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运动。
五、发展乡镇企业，加强城镇化建设
县域经济是地区经济的基本单元，中心城市对地区经济的辐射，主要是对县域经济的辐射。从东部地区发达的县域经济看，主要依靠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而发达起来的。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农村剩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近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壮大，农村许多乡村向城镇化发展，既促进了县改市的进程，更加强了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形成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城镇——乡村，一条条辐射链。农村出现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新趋向后，同时也带动富裕起来的农民采用农业集约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向农业现代化发展。东部地区的作法，应成为我国中、西部学习的榜样。
六、重视城市群对地区经济的辐射作用
现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五个“城市群”地区，这就是辽宁省中南部地区和京津唐、沪宁杭、胶东半岛、珠江三角地区，被称为城市群，或“城市圈”；在内地，沿主干铁路、长江沿线，出现京广铁路、津浦铁路、大连——哈尔滨铁路、重庆——上海沿长江出现四条“城市带”。这些城市群（带），被作为“金三角”、“黄金带”，不仅影响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对跨省、区，甚至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如以京津唐为核心的环渤海区经济协作区，把山西、内蒙、河南等省（区）也联合在一起，对这些内地省、区经济发展产生着较强的辐射力量。今后，随着京九铁路的建成，铁路沿线将会出现新的“城市带”；闽江三角洲也可能很快成为新的“城市群”。因此，要充分注意发挥作为经济发达的“城市群（带）”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作用；同时要力争多发展“城市群”、“城市带”、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需要有自己的城市群、城市带。
七、把“控制发展大城市”和造就国际大都市有机地结合起来
如开发上海市的意义就十分重大。邓小平同志在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讲道：“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又说：“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讲话之后，上海成为国际金融结算中心地位在加强，今年上半年，设在香港的英国惠丰银行又移回上海，就是有力的证据。今后，回归祖国的香港，是一座对亚太地区经济有影响的城市，对内地经济的发展也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控制发展大城市、特大城市，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上海、香港乃至于广州、天津、武汉等特大中心城市的超国界经济辐射作用，为全中国经济发展、发达起到国际经济大都市的功能，作出超一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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