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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管理的初吻，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社会管理，如中国圣贤孔子提出的“德政”。而借助或利用道德的力量来实现社会管理特别是企业管理的最高效率，却是近几十年里的事情，如日本经济在“企业文化”这个神奇魔方的作用下所实现的腾飞。但第一次明确地把道德与管理整合为“道德管理”，并进行理论上的描述和论证，却是笔者6年前所作的尝试〔1〕。时至今日， 道德管理的概念及其理论分析已经被认同，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理论的新发展给予补充论证。
一、“道德管理”概念的延伸和深化
6年前，笔者提出“道德管理”一词， 其含义是指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实现对人的道德心理活动的合理调控和利用，强调道德管理的意义是使人们在社会管理的参与过程中始终保持正常积极的精神状态，完全净化于道德境界之中。这一理论的最初论证对象是劳动者在社会劳动过程中的精神力的利用程序，提出了人类精神动力系统的合理调控问题。笔者认为，在现代条件下的劳动，已不再是纯粹为了获得个人福利，劳动的出发点已不再可能仅仅是为了个人所得。任何一种形式的劳动，都必须考虑其社会所得。就是说，诱发人们从事劳动活动的动机不只是受个人利益、获得物质报酬的关心所驱动，即“物质动机的作用”，而是更受到对社会利益、他人所得的关心所推动，即“道德动机的作用”。因为当一个劳动者实际进入劳动生产过程中时，他首先可以暂时不为自己的劳动结果能否获得应取的报酬而担扰（事实上，社会现存的分配原则已经保证着每一个劳动者的应得利益），他首先应该产生的动机则是怎样保质保量地完成劳动份额，以最虔诚的责任感和良心感来生产每一件产品，从而保证以后的价值互换。也就是说，一旦他进入劳动生产过程，就事实上客观地进入了劳动道德的境界：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操作，并始终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即诚实态度、耐劳精神、质量意识等），以求客观有效的劳动〔2〕。
笔者对此有两个基本思路：一是道德管理是关于人类精神动力系统合理调控的理论，主要论证人类精神为生成、离散、聚合及其演化的过程，分析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生障碍的原因，揭示其内在的精神关系，强调对人的动机的质量管理；二是道德管理是关于人力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主要论证人力资源的勘察、开发、利用及管理的经济效应，寻求降低人力投资成本、减少人力资源浪费以及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的最佳途径和方略。
现代管理学认为，社会管理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在“硬性管理”和“软性管理”两大系统中体现的。前者的涵盖面包括“物力”和“财力”，通过制订必要而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确保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这种管理带有契约化、法律化和理性化的特征，其重心在“物”，以“物”以“事”为核心来实施管理的程序化、科学化。后者则是运用以激励为主的管理手段，如改进工作条件，满足被管理者的经济、社会和精神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富有进取地完成社会任务。这种管理的优化效应是注意和发挥人的潜能，尊重和维护人的个性。不仅管理的手段合乎人性要求，而且管理的目的也本着“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的原则。从缘份的角度来看，道德管理似乎更投情于后者，因为道德管理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精神性的调控和利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道德管理除了包含强化人性管理的要求外，其根本目的，就是利用道德的力量，调整精神关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使离散的精神力量整合为积极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人的精神性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神秘的社会现象。作为人性的特殊因素，它对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显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亦或说，没有人的精神性，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人作为精神性的主体，正是凭借精神性的作用，行使支配、指挥和控制自身行为走向的职能。正是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意识的存在物，从而决定了人可以在生产劳动之前便把劳动的结果作为想象的东西寓存于自己的意识之中，并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驱使自己按照预先知道的既定目标去行动。人的这种“自觉性”也决定了任何现实的人都有自由支配自己的力量，自主地实现“动机——行为”周期，而不愿意完全按照别人的意愿盲目地活动。这既是人性的正当要素，同时又是导致人的精神力耗散的自在因素。
道德作为人的精神性的重要功能，它不只是表现为对人类精神关系的协调与控制，而且还表现为对人类精神的强大凝聚力、整合力。不论是个人主义的道德还是集体主义的道德，这种功能都只能以调整精神关系的形式而表现。当人们把道德单方面地理解成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时，这是由于忽视了“社会关系是精神关系的显化”这一本质联系所致。笔者提出“道德管理”的概念也正是基于道德功能的这种潜隐性表现。
因此，道德管理不能被简单地当成一种道德的管理方式或管理的道德化。这如同“儿子与父母的关系”。不能认为儿子的某些特征像父母就下定义“儿子等于父母”。儿子事实上代表着独立的“这一个”，即人类的“新种”。道德管理并不对管理活动中的行为作出道德上的原则规定，甚至也不划定行为判断或评价的道德标准，它只是把道德的主体性、精神性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价值转换中予以弘扬，即通过构建“物质动机——道德动机”的机制，揭示各种精神关系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发现人类思维的质量关系间的隐秘，探求修筑人的精神支柱的最佳方法。
二、道德管理与伦理学
“道德”概念传统上被界定在伦理学的“族词”里。论及道德问题，不可能不产生“伦理学意义的联想”。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一下道德管理与伦理学的关系。
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概念，是指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道德既是一种善恶标准，又是一种行为标准；既表现为道德心理和意识现象，又表现为道德行为和道德活动现象，同时又表现为一定道德原则和规范现象〔3〕。很显然， 伦理学对“道德”的界定偏重于人的行为的善恶描述和规定。尽管伦理学也注意到道德所表现出的“心理”或“意识”的因素，但并没有把这个本应该研究下去的任务完成。关于道德的许多奥秘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道德管理理论中的“道德”虽不得不继续保留着伦理学意义上的内容，具有“准则”或“规范”的价值内蕴，但又区别于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至少道德管理理论不是把“道德”仅仅当作“行为准则和规范”的。
道德是人类相互关系互动的产物。它事实上既是一种关系化的凝结（反映着关系的方式和性质），又是一种制衡力量（协调或调整道德赖于存在的关系）。如果我们承认一切价值都存在于一切关系之中，那么，道德记一种价值方针，一种能促使或保证价值转换的动力机制，又是一种实现价值转换的技术手段。
道德管理理论在探测道德内蕴时还发现，不管道德以何种形式或态势存在，它总是游弋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寓存于人类的精神关系之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仅同其他社会意识一起构成社会的调控系统，而且从未停止地发生着社会的和个人的调控作用。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是，道德是与人类社会“同生同长”的，从人类社会诞生的那天起，道德就以其原始的方式（如习俗、禁忌等）作用于人类社会，并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力量”或“精神驱动”。道德的这种功用一直沿袭至今。
伦理学由于是从总体上和联系上考察各类道德现象，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说明道德的本质、功能和各方面规律的理论，它通常是把道德放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的参照系里探测道德的善恶真蕴的，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标准，实现规范和调控人的行为的功用。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回答这方面问题而展开的。伦理学的一切问题都是围绕着“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引伸而来。
道德管理理论并不明确、直接地回答“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尽管从根本上来说它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而是解决如何把人的智慧潜能（如主动精神、负责精神、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充分而合理地开发出来，实现其最大值或最有效的价值转换等问题。一切问题都是围绕着“管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在道德管理理论看来，社会管理的对象除了“物”的因素，还包括人的因素。而且重心应该放在人的因素上。这样，人性问题、人格问题和人权问题则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道德的真蕴又正是潜隐在这些基本问题的背后的。尽管道德理论将不得不把研究的“探头”伸向“管理的误区”，但其许多论证方式甚至表述方法都需要借助道德作为“广告”。
尤其在现代条件下，管理已不再是“权力程序”上的互动，也不单纯表现为某一组织对另一组织的控制活动，更不表现为权力者对服从者的任意支配和不负责地统领。管理已逐渐演变成权力者和服从者之间在智慧上的较量。管理者的智慧水平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管理上的成败，而且也是现代管理的一种客观要求。更进一步说，现代意义的管理已处在一种智慧互动的关系中。因此，对人的态度如何，是尊重、信任，还是亵渎、粗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程度。
值得指出的是，智慧互动首先表现为一种思维活动和心理现象，是“心力”的较量。但与一般的心理活动不同，智慧互动反映着人权的、人道的和人格的要求，它是“道德愿望”的特殊表现。这种互动关系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高质量的精神状态之中，亦或说，一切粗浅的、卑俗的和阴暗的精神需求都不可能出现在这种互动活动中。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其一，道德管理理论不是伦理学的分支，也不是它的原理引伸。道德管理既不硬性规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不提出原则性的道德标准。它与伦理学的真实联系在于借助道德的功用。它自己的任务主要在于实现社会管理活动的道德严肃性和神圣性，并在完成其道德意义的描述任务的前提下，提出更适合于现代管理的新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关于管理的道德思维技巧和技术的理论。
其二，道德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式，自始至终都把其管理举措置于尊重人格、弘扬人道的基础上，并以对“人格尊严”的假设为基本依据，实现人与社会机制的协调和人与人的默契，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换句话说，道德管理就是强调人格管理，它既重视管理动机形成的道德严肃性，又特别强调管理行为选择的道德信任度。
其三，道德管理理论要求人们从道德的视角认识人的潜能和智慧，并把它们看成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力资源。讲人性、讲人道，归根结底是如何把人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把对人类智慧的非道德性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道德管理与智慧学
如果我们把研究的思维触觉扩延到纵深处，就不难发现，实施人格管理，其意义不仅在于实现对人的正确而公正的态度，而且在于如何把人的智慧潜能全面而合理地开发出来。讲求人道、尊重人格，其根本目的除了实现管理活动的道德严肃性和神圣性之外，重要的是实现人的智慧潜能的能量转换（也就是所谓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
由于上述缘故，道德管理理论同智慧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智慧学在现代意义上的任务，主要体现在描述人类知识再生和探寻人的精神能量转换的最佳方式方法。它以人类思维质量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侧重于解释经验、知识和精神能量之间的转换关系，揭示人的社会判断能力的机理和创造发明的认知结构及其一般规律。智慧学尽管是关于知识质量、思维质量及其能量转换的科学，并没有直接而明确地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问题规定为自己的基本问题，但智慧学强调由经验到知识、由知识到知识质量、由知识质量到精神能量的多次转换原理，却给予道德管理所强调的基本问题（如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等）以有力的回答。
智慧学在阐释人的积极性时，将其定义为“人的智慧潜能的自律性释放”，表示了人对精神能量转换的自主或主动态度。简言之，它是一种进取向上、探求知识的自觉精神。智慧学认为，人的精神能量的转换从来就是一个自主、自觉和自由的过程。尽管人们经验的形成和知识的获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律机制的约束和影响，但经验的升华和知识的再生却是受到自律机制的约束和影响的。正如哲学中的辩证法所宣称：外因（他律）是条件，内因（自律）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转化。亦或说，人的主体性是人的价值（智慧潜能）外化的根本要因〔5〕。
再从精神能量转换的依次递进的三大过程来看，无论是由经验到知识，还是由知识到知识质量，或是由知识质量到精神能量，都无可否认地凭依人的主动精神和自觉精神才可能最终实现的。他律机制仅仅只能在确定的智慧互动的关系中才显示出它的职能。因为一方面知识的质量只可能以单独的方式寓存在单个人的大脑里，并在封闭的状态下自行聚合；另一方面能量的转换也只是在独立的大脑里实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并在知识再生过后才进入社会化的智慧互动活动，从而打上社会的烙印，即所谓“知识的社会性”〔6〕。
道德管理理论在阐释人的积极性时，既注意到了人的积极性的智慧意义，又从一个新的层面强化了伦理的色彩。即是说，道德管理理论是对人的智慧潜能的伦理方式的描述或解析。其价值涵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的积极性是指社会主体——人对待社会管理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哲学意义上讲是一种社会认知水平。对管理的社会意义认识愈深刻，即对管理与个人物质文化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愈富有理性，人的积极性就愈高。具体地说，一个人是否具有主动参与社会的意识，意识的水准，有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民族自尊心、事业成就感、荣誉感和责任感，这些都直接地影响着人的积极性的高低。
（二）人的积极性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力量，它直接制约着人现有能力和智慧潜能的发挥程度。人类的精神能量是守恒的，即人的各种能力和智慧潜能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相对确定的量。这个量的发挥程度或曰价值转换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积极性的高低。人的积极性本身并不构成具体的技能，但它却是激励或诱发人的技能、能力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动因。
（三）人的积极性制约着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其价值转换，归根结底决定于人的因素。没有人力的发挥，就没有物力的发挥。一个社会积极性不高的人（如懒于工作的人），不仅不能实现其精神能量的价值转换，而且会空耗他自己的能力，空耗归他支配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相反，一个勤于进取、努力工作的人，却会在道德责任感的激励或诱引下去努力改变劳动对象及其利用方式，从而挖掘物的新效力和自己的新的智慧潜能。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是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的结果。
（四）人的积极性就其根本属性而言，它是一种高质量的道德理性，反映着人的道德——心理素质。笔者一直认为，社会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道德关系的管理。道德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调节功能愈突出或愈成为必需，社会的成熟性则愈明显〔7〕。 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调动人的积极性，事实上就是为了造成一种道德——心理的情绪，既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又有严格要求以及对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工作秩序的不可容忍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有道德依据的管理作用和关系扩大了，而且社会管理体制的人道化和民主化的要求成为普遍法则。社会管理活动中的高度组织性、思想性、自觉性、责任感以及道德自由的进一步增长，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道德已经实际上制约着管理的效果。
四、道德管理与心理学
如前所述，笔者最初产生道德管理这一构想时，起因于对心理学问题的深思，而且当“道德管理”这一思想胚胎形成之后，依然同心理学保持着“血缘关系”。甚至在今后的论证中还需要继续采取心理学的方式和使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道德管理理论与心理学之间存在着割不断的纽带。但是笔者仍不得不强调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心理学是关于一般心理现象，特别是关于个性心理的产生、发展和表现的规律性的科学。它通过心理过程及个性心理活动两方面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即研究人的感觉、知觉、思维、情感、意志、能力、性格等规律。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从纯粹理论性描述走向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测量和具体指导。心理学理论进入管理领域虽只有很短的历史，但因此而产生的巨大辐射作用将是深远的。
道德管理理论从不否认心理学在其发生过程中的姻缘及论证作用，以为了解人们的心理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人们在认识、情感、意志以及个性等方面的特点，有助于了解人们的道德心理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有助于帮助人们完整地认识管理活动中的道德严肃性和心理现象的道德意义。道德管理在其心理学意义上的描述决不是基于普遍原理上的某种重复，而是基于对特殊现象的某种归纳。它是关于特殊心理关系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一般心理现象的理论。换句话说，道德管理侧重于对各种表现在管理活动领域中的特殊道德心理关系的描述和论证，强调对管理活动的精神调控和利用，特别重视道德责任感与正确管理决策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条件下，不仅对管理的要求大大增长了，而且管理的重心也从“物”向“人”倾斜，对经济过程的领导在一定意义上也日益明显地表现为对道德关系的管理。尊重人的特性和个性，不只是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管理的最重要的伦理需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精神能量的价值转换。这个原则要求管理机关每个工作人员尊重人、尊重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并相信个人的智慧潜能。不相信人，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就不能正确而充分地发挥职能。许多管理实践表明：在管理活动中的任何情况下，哪怕是极其轻微的草率或急躁、冷酷无情或麻木不仁，不仅使那些直接有关的人，而且使那些不相信所采取的决策的正确性的人遭受不可挽救的精神创伤。
尊重人、关心人和相信人，在社会管理活动中能够造成一种良好的心理氛围，使人不仅产生积极、愉悦的轻松感和自由感，而且使人精力充沛，工作干劲倍增。反之，则使人感到压抑，产生不公正的感觉。这既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需求，又是一种体现在智慧互动关系中的伦理希冀。
本来，这个原则在社会管理的关系体系中是互动的，社会管理的执行者和接受者有着同等的拥有权利。但由于管理机关中的道德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他们的政治、业务、心理和道德素质，这种伦理希冀自然就成为对领导者的一种特殊要求。不管原因如何，社会管理活动的运作都是表面上为领导者们所操纵，因而被领导者们总是情愿或不情愿地领受领导们的“感情投资”，并希望受惠于这种投资。于是，现实的情形总是不断重复地表现着这样一种伦理规则：领导者哪怕是在某些场合故意或不经意地表现出不公正地待人，不公正地评价人们的劳动和能力，就不可能成为周围人们的表率，也就不可能充分地调动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积极性。
综上所述，道德管理理论把从道德的角度构建轻松愉悦的心理环境视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并把这种良好心理环境的形成看成是探索人的智慧潜能释放或能力发展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尤其是，由于人的能力发展和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本身，取决于诸如意志、责任感、坚定性、目的性以及克服困难的本领等品质的特征，因而道德管理理论必不可免地要把培养善于广泛而深刻地领会周围事物、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的创造性的个性规定为自己最起码的任务。
五、道德管理理论研究的新走向
由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道德管理理论决不是各种流行理论的大杂烩，也不是基于这些流行理论的随意拼凑。既不可将其理解成某一理论的概念扩充，也不可将其轻率地陈述为某一理论的变种。正如前述，它是具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对此，笔者将有另文论及。在这里，笔者以为指出道德管理理论研究的新走向较之于费舌自辩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道德管理理论发展和变化的新走向已经或即将呈现出两大趋势：
趋势之一：着意描述社会管理活动领域中的道德心理关系。
无论人们对历史上曾一度倡导和实行的“德政”怎样评价（更多的是贬抑），在现代条件下，道德进入社会管理活动领域，提高道德在社会管理活动领域中的调节职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成熟性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对管理的要求的日益增长，管理体制的日常实践亦愈来愈为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完善社会关系的任务所充实。现代管理应该最有效地对国家、社会和道德的生活产生影响。任何管理问题，诸如计划工作、组织生产、交换和消费、监督和计算等，都包括道德方面。因为它们同集体内部关系、责任、纪律以及心理气氛等密切相关。不断提高同管理活动有关的人们的道德素质，在管理活动中充分体现道德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培养人们健康的道德心理——这些问题日益被提到在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首位。
就现实的管理活动而言，人际关系的互动除了经济利益的驱使之外，伦理希冀的诱发更为经常。在管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对人权的漠视等不道德现象，把人们的善良情感引向愤怒、急躁甚至自甘沉沦的不良心境，尽管人们从未掩饰或放弃对崇高道德理想的向往和渴求。更具体地说，现代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已经经常地以道德心理关系的方式存在、变化和重组。纯粹的不带任何道德因素的人际关系在现代管理活动中是不会有的。
应该承认，健康的集体心理气氛，诸如集体意志、心理相容、团结、友好、互助等，已经成为现代条件下的生产或劳动的潜能，这些因素的作用正日益发展成为构建人的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善于在社会过程管理中利用这些因素，就可以利用同样的工作或生产条件，在人数相同甚至减少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使工作或劳动效率显著增加。
道德管理理论已经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而是更经常地从智慧互动的意义上强调人际间道德心理关系的积极作用。不仅把造成健康的、促进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劳动集体的社会心理氛围作为其基本任务，而且把构塑高尚的、充分体现个性自由的道德心理品质作为其最高目的。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的条件下，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精神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社会管理目标愈来愈带有浓重的伦理价值色彩。一句话，现代管理的目的不认真考虑其道德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人的智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的增长以及个性的多方面发展，既要求人们在心理上去适应这种变化，又要求人们在道德上去造成健康的劳动集体的社会心理氛围，以利于人的智力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使得人们在劳动集体中的道德心理上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趋势之二：侧重揭示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的基本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管理也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因为道德管理理论的基本任务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相互一致的。但不同的是，道德管理理论除了把道德的神圣性和严肃性纳入其论证原则之外，还把质量管理的意识和作风归入其论证原则，侧重于揭示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的基本规律。
所谓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就是在遵循人的精神能量守恒规律的前提下，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实现其新的价值转换。或者说，就是把人力资源当作一种特殊的质量因素来看待，在充分尊重人、相信人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人的能力和智慧，做到人尽其才、智尽其能〔8〕。
质量问题并不是什么时髦字眼，它是人类思维中的永恒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认识质量、追求质量和提高质量的历史。质量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关联着民族生亡和社会发展。人类从“自在”到“自为”的进化过程，就是质量转换的过程。
笔者在这里提出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旨在昭示一种管理的新思路：人力本身就是一种质量，作为人力要素的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无尽的质量资源。只有建立一种适应这种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的“经济秩序”或“经济法规”以及“道德秩序”或“伦理法则”，人力资源的质量才能在一种有序状态下实现其价值转换，释放出巨大的精神能量。简言之，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在坚固的社会“经济——伦理秩序”下得以发挥的。
* 收稿日期：1995-05-22
注释：
〔1〕〔2〕秦在东：《企业劳动道德培养技巧》，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6〕秦在东Management Psychology in China:A Future Perspective，第23届国际应用心理学大会论文。
〔7〕C·VI·波波夫、B·M·休休卡洛夫：《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8〕秦在东：《加强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 《希望之路》199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