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心灵论文,曹植论文,杂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杂诗”之名，最初见于《文选》所选的汉魏人诗。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诗原先大概都有题目，但后来题目失传了，选诗的人便概称为“杂诗”。〔1〕也有些学者提出它是魏晋时的一种同题诗， 如同当时文人共用的“情诗”、“怨诗”、“别诗”、“咏史”、“七哀”等。〔2 〕但不管是佚题诗抑或是同题诗，有一点是人们共同注意到的，那就是“杂诗”是多含有兴寄比托的游子、怨人、思妇的诗，正如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所说的：“魏晋人多作《杂诗》，盖即“咏怀”或“无题”之流，而这些又常常是诗人内心的流露。”也就是说，“杂诗”这类作品更多地是表现作者的思想愿望和感情经历，反映作者自己难以解决的人生矛盾的。在魏晋时代众多的诗人中，较早创作“杂诗”，而且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则是诗人曹植。他的“杂诗”六首尽管未必是一时之作，内容也较复杂，但它却真实地抒写了自己遭受压迫的内心痛苦，壮志难酬的郁郁悲愤，在个性被压抑的重负下吟唱出最为动人的乐曲，表现了当时士人从汉魏时期对理想人格的热烈追求逐步转向了展示较为深刻的内心世界和沉重的人生悲哀，表现了他们由群体价值的失落转向了个性价值的孤独，从而开辟了建安诗歌向正始诗歌的发展道路，也对后代的古风、感遇一类的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曹植这组杂诗的写作年代，从他于黄初二年（221 年）由平原侯贬爵安乡侯，同年又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又进封为鄄城王，黄初四年又徒封雍丘王这些史料来看，多数作品大约写于黄初二年至黄初四年前后，应属曹植的后期作品。这些诗与《赠白马王彪》、《吁嗟篇》、《虾
篇》一样，表现了作者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以及壮志难酬的愤激不平。
我们知道，在曹丕称帝以后，曹植成为权力斗争中最被猜忌和最受迫害的对象，不仅他“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愿望就此破灭，而且还饱尝煮豆燃箕之痛，受尽忧谗畏讥之苦，诗歌几乎已无“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欢愉之音，而更多的是哀愁之叹，恐惧之感，这，也就决定了他诗歌中哀惋、悲怆的基调。
在“杂诗”六首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表现怀人、表现念乡、表现思妇及美人迟暮、表现烈士壮怀的同时，往往杂糅着备受压抑的苦闷和深婉曲折的悲伤，以及难以泯灭的慷慨情怀，展示了一个觉醒了的个性之丰富的内心世界。“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这里，“悲风”暗示着环境的凄残险恶和诗人难言的苦楚，使全诗笼罩着浓郁的悲怆气氛。前首诗开始两句“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借用《诗经·晨风》的“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的诗意，引入怀念亲人，说出自己的“忧心钦钦”。起句自然，用典无迹，忧患真挚，含意丰厚。“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指出诗人所念之人远在万里之外，并且为长江大湖所阻，即使有方舟也不能到达，纵然是倍加思念也无法相见！这份悲苦多么沉重，多么哀伤，叫人如何承受？后面四句作者梦想飞渡淮、泗二水，去完成父亲未竟之统一大业：长江两岸，悲风激越，淮水、泗水，湍险流急。诗人多么希望能披坚执锐，乘风破浪，直捣东吴！可惜的是却没有方舟相助！这里的方舟似乎并非真的指两只并连的船，而是用来比喻权柄。此时的诗人难道不深深地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么？在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下，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时有生命之忧，这种现实多么痛苦，多么无奈，怎不令人愤激？！
众所周知，曹植早期的诗歌大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激昂地抒发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唱出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高亢之歌。这与建安时期其它诗人的总体风格是相一致的。因为汉末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受到猛烈冲击，似乎给每一个有识之士都提供了角逐天下的机会，而各种政治集团军事力量之间的兴衰变幻，使这种角逐成为可能；当时社会动荡、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也使有识之士“为天下除暴乱”〔3〕成为历史和社会的需要。于是， 建安诗人发出的多是踌躇满志的慷慨之音。那么，对于“生乎乱，长乎军”，身受其父大业影响的曹植来说就更不乏远大的抱负了，他一心想着“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可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他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先是失去父亲的宠爱，继而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中败于善弄权术的曹丕。随着曹丕的即位，他的处境每况愈下，开始是其“羽翼”丁仪兄弟的被诛，接着是其行动受到监国谒者的监视，还被治罪贬爵。自此以后，在曹丕父子的相继压迫下，不幸一再降临，“自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在“杂诗”中他写道：“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作者以转蓬比喻飘泊的游子，可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诗人的自伤，叹自己东迁西徙，似蓬草飘飞不定。然而，最使曹植愤怒和难以忍受的，还是抱利器而无所施的闲置，他“每遇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4〕可以这么说， 建安时期的其它诗人都没有过像他这样胸怀大志而弃置不用，身为藩王而陋同匹夫的生活经历。因此，唯有切肤之痛的曹植才能如此真切地抒写自己内心的苦闷与失望，充分展示了一个失意个性之内心世界，使得建安诗歌在刻划人物内心世界上大大深入了一步，“何意回飙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一阵旋风把蓬草吹入云天，茫茫苍天，浩渺无垠，何以走得到尽头？这里，曹植表现了自离京都，如草离根，辗转迁徙的悲哀。虽然在这其间他也曾经几次进入京师，犹如蓬草高飞入云，但最终仍不见用。因此无奈地发出了天路遥遥，不可企求的叹息。这种类似的情绪在他的《吁嗟篇》中也可看到：“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作者开宗明义，叹息飞蓬孑然一身，那飞蓬在广漠空间独自飘流。……突然一阵大风，把它吹入云端，原以为可以穷极天路，没想到忽然又被吹下深渊。这些描写，不正是暗喻了作者孤寂的生活和飘零的身世，慨叹了自己受人牵制、身不由己的处境吗？又如《朔风诗》中也有类似的话：“风飘蓬飞”。可见，这应该是诗人哀伤飘泊及悲悯自己而发的。在“杂诗”中，曹植还借佳人的悲叹，道出了自己的感慨和怨艾：“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持。”佳人既不为世人所重，才艺又向谁去施展呢？百花开得再繁茂灿烂，也会随着一朝春尽而纷纷凋谢。这里，作者嗟叹岁月不居，盛年难再，即使是具有桃李之姿的佳人，也同样青春易逝，才艺湮没，隐含着贤人才士不获用于世并郁郁以终老的悲痛，真个是“真音宛，其情危，其言愤而有余悲，殆处危难之际者乎？”〔5〕
曹植后期的生活倍受磨难，屡遭打击，使他在群体中实现价值失去着落，而且个体心灵的成长也受到强烈的刺激，这就迫使诗人作为一个个体不得不离开他所熟悉的群体，进而转向展示其个性价值，也就必然会使个体心灵产生出许多孤独与无奈。曹植前期的创作活动大多是在邺下文人的群体创作氛围中展开的，当然也就充分接受了同期作家的影响，慷慨激昂，外向乐观。所以当他后期被迫过着孤独的生活时，就感到极大的痛苦，在“杂诗”中他这样写道：“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飞鸟绕树翔，嗷嗷鸣索群。”漫漫长夜中思妇叹息不止，这悲声直上万里云天。丈夫外出从军，思妇独守空房。原以为他最多三年就能回还，可如今却一去九年没有音讯。但只见枝头鸟儿绕树飞鸣，寻求、呼唤着自己的伴侣。在这里，诗人向人们描写了一个织妇怀念从军已久的丈夫，渴望与亲人相见的情感，但同时也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苦痛与悲切：他引织女星为喻，似乎有怜悯思妇与良人睽违九春，但更有叹自己命运之悲苦、孤独更甚于织女的意思。曹植自从离开京师，封居藩国，即使有时觐朝，但曹丕还不免时发帝王之威而拒不接见。所以在《九咏》中他写道：“嗟痛吾兮来不时，来无见兮进无闻。”终朝“於悒而窃自痛”的曹植，当然也就会觉得河汉遥隔的星星还比他幸运！他多么思念远方的亲人，但又如何得以相见？于是，便发出了“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的悲伤，这里的“孤”字，寄寓了作者深沉的身世之感，是他当时离群索居的象征：木立高台，临风翘首，望着远去的孤鸿，听着阵阵的哀鸣，说不完的孤苦绝望，道不尽的寥落、悲怆……
在曹植身上，因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多么愿意为朝廷服务，渴望报国立功，但同时又对那种泯灭个性、否定独立人格存在价值的专制制度极为不满，因为倾慕于老庄，他又希冀借此超然物外，获取精神上的解脱，可他又不愿逃避现实，清心寡欲，洁身自好，不食人间烟火。这样，他就必然生活在两难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既承认、臣服于君主，又极力想保持个体精神和独立意识，那么，他就只能与痛苦为伍，与哀愁作伴。这，是个性有了一定程度觉醒时代的产物。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较为集中而又丰满地展示了一个觉醒的个性心灵的诗人就是曹植！
曹植的“杂诗”融入了作者的人格，是作者痛苦、忧思、愤慨织成的，不管是悲凉慷慨的怀人、游子之思，还是哀怨凄恻的思妇、美人迟暮之感，抑或是豪逸刚健的壮怀之歌，都以其细腻的艺术手法，曲折腾挪的篇制，以及华美的藻采，收到了沉痛而悱恻，凄伤而缠绵，委婉之中充溢着不满，悲愤之中又不绝企望的艺术效果。这是与他作为一个屡遭打击的“拘囚”而不敢放言，且又每每自加贬抑的屈辱心情分不开的。因此，尽管子建的诗不像屈赋那样具有感人的力量，但也形成了一种怨而不怒的深婉委曲的独特风格。
曹植的后半生都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抑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识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从而使他的创作不仅超越了其它建安诗人，而且也超越了他自己前期的创作。这也是对东汉以来部分士人追求自然、追求自由的自我的觉醒，重视感情抒发的风气的继承。而子建怀利器而无所用，终其身而无所闻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似乎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心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代进步诗人左思、刘琨、鲍照等所反映的共同主题。而他多用比兴，深婉委曲的表现手法，也深深地影响了紧随其后的正始诗人阮籍。由于与曹植后期的处境相似，在阮籍身上，同样充满了追求真理与理想人格时的矛盾与迷惘的心态，同样存在着表现精神世界与内心情绪时心灵深处的孤独与艰难地跋涉和思索。这就引导着阮籍接近了曹植的诗，也就形成了他那种隐晦曲折的诗歌风格。
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是向内发展的，即是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心灵。这时的他由于客观条件而决定了他的“孤独”。因此，在他的创作与生活中就表现出一种“孤独”的特征，也就带有更为浓厚的悲剧色彩。然而，也正是这种客观条件使得曹植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心灵深处，追求其内在的发展，从而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一个动力。曹植在文学上从前期的外向性转向后期的内向性发展，由群体走向孤独的历程，在文学史上是有着某种典型意义的，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注释：
〔1〕余冠英《三曹诗选》。
〔2〕钱志熙《魏晋杂诗》。
〔3〕《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4〕《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
〔5〕明李梦阳《曹子建集·（十卷本）序》。
〔6〕曹植《求自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