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论黄遵宪与梁启超的交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忘年交论文,肝胆相照论文,同乡论文,梁启超论文,论黄遵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间的相互交往，本应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多年来我国文学史界对此项研究重视不够。即如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著名散文家梁启超文友兼战友的情谊，便鲜见涉论者。近年似乎只有香港蒋英豪先生的专论《〈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问世。本文拟扩而论之，全面探讨两人的交往。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市）人；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县人。两人虽年龄相差25岁，但在维新变法活动中结下深厚情谊，堪称千古佳话，足可与李白、杜甫这一对文学双子星座相比。戊戌政变发生后，维新派受到严重迫害，黄遵宪被解除职务押解还乡，穷处僻壤；梁启超则被迫流亡日本，侨居海外。虽遥隔沧海，两人的情谊却日益加深。论及二人的交往和成就，实不妨从他们彼此的思念谈起。
一、相互的深切思念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家属也避居澳门，处境似乎更困顿些；但因旋即创办并主持《清议报》，有事务在身，心境应当稍充实些。就寂寥落魄的感受来说，实比黄遵宪为甚。因而，黄遵宪首先作诗，怀念维新派同志。他刚回到家，便作组诗《感事》（8首），追忆政变的经过和传闻，内云：“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对友人的受株连颇觉痛心。《雁》诗更咏及对海外故人的怀想，实际主要是写给梁启超的。诗作深情绵邈，颇可一读：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
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
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
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归乡后的第二年(1899)年底，黄遵宪写下含89首七绝诗的大型自传体组诗《己亥杂诗》，其中第38首，梁启超曾刊于《饮冰室诗话》中，署题为《己亥岁暮怀梁任甫》，可见本是怀想梁启超的诗作：
风雨鸡鸣守一庐，两年未得故人书。
鸿离鱼网惊相避，无信凭谁寄与渠？
诗写得极有感情，但仅从诗的末句也可看出，诗作写好之际并无法传递给梁氏，于是才引起诗人的愁烦和“两年未得故人书”的怨叹。事实上，直待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之后，因汕头洋务局代售此刊，黄遵宪才得以与梁启超恢复了直接联系。诗作当是此后寄达日本，方得收入《饮冰室诗话》之中。
黄遵宪与梁启超的文字交，并非始于戊戌之后。1896年4月二人初识不久，黄遵宪即写下《赠梁任父同年》组诗计6首，对梁启超寄与不同寻常的厚望。其中，第4首表示愿与梁启超共同担负起救国的重任：
寸寸山河寸寸金，
离分烈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离，分离、割裂；精卫，相传为天帝之女，淹死在海里，遂化身为鸟，不停地口衔木石欲将大海填平，此处以其信念之坚贞同救国志士的情怀作比。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局面前，黄遵宪勉慰梁启超与自己共赴国难，显然是认为梁启超确与自己有此共同志向。而第6首诗，更认为梁启超比自己还堪当重任：
青者皇穹黑劫灰，上忧天坠下山隤。
三千六百钓鳌客，先看任公出手来。
此诗最后一句巧用《庄子》的典故：“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十五犗以为饵。”将梁启超的号（任父，又作任甫）与古代钓鳌的名士相提并论，对梁氏的不凡身手极力嘉赏。当时黄遵宪已是游历海外多国的达官名人，梁官超则只是二十余岁的赴试举子，仅以康有为弟子的身份知名于世。难怪有人惊叹：“六首诗的内容，尤与二人当时的身份地位不相称。”（注：蒋英豪：《〈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见复旦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教研室，《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而且，黄遵宪与梁启超并非真正的“同年”，二人中举时间相差23年；诗题中谦称“同年”，只是表明诗人自己与梁启超同为举人身份而已。身居长辈而与后辈套交情，的确“是有意显示亲热”（注：蒋英豪：《〈饮冰室诗话〉与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因缘》，见复旦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教研室，《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黄遵宪存世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写给梁启超的，题为《病中记梦述寄梁任父》。诗作认为自己年老体病，恐难实现立宪的理想，勉慰梁启超继续为立宪而努力：“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超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日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在诗的结尾，还向梁启超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遗嘱”：
睡狮果惊起，牙爪将何为？
将下布宪诏，太阿知在谁？
我惭嘉富洱，子慕玛志尼。
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
何时睡君侧，同话梦境迷。
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
诗作于甲辰(1904)年冬，翌年春二月，黄遵宪即病逝。而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一方面报告自身已“无治疗之方”的病情，表示“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另一方面则对梁启超着力推崇：“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其所期望，在于政治，意即认为梁启超一定能成为政坛要员。
能如此交心的同道知己，古今少有。黄遵宪对梁启超情有独钟，显非出于偶然，也绝非单厢倾心。在两人未恢复联系前，梁启超对黄遵宪亦深深地怀念。于是，在《新民丛报》之“饮冰室诗话”专栏中，急不可待地大量评介黄遵宪的诗作。他那种急切的相思之情，丝毫不逊于黄氏。请看《诗话》中的数则表白：
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恨未能写其全集。顷南洋某报录其旧作一章，乃煌煌二千余言（按：即《锡兰岛卧佛》），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因亟录之，以饷诗界革命军之青年。
黄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别离》四章，度曾读黄集者，无不首记诵之；陈伯严推为千年绝作，殆公论矣。余向者每章能举其数联，顾迄不能全体成诵，愤恨无任。季帘不知从何处觅得其副本，以见寄，开缄不知其距跃三百也；亟欲流之于人间世。吾以是因缘，以是功德，冀生诗界天国。
由此可见，尚未取得联系，梁启超已在热情地评介黄遵宪的诗作。二人刚恢复联系，梁启超便在《新民丛报》第12号刊出黄遵宪的《东海公来简（壬寅四月）》。从此不仅“诗话”专栏继续以大量篇幅鼓吹宣扬黄诗，“潮音集”专栏也开始连续刊载黄遵宪的诗作。据统计，“诗话”全文引录黄诗90首之多，“潮音集”也发表黄诗近40首，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对同时其他诗人作品的引录绍介，可见梁启超对黄诗特别注重。
对于黄遵宪的去世，梁启超哀恸欲绝，认为是“天祸中国”，可见对其评价之高。《饮冰室诗话》云：“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归道山。呜呼痛载！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祸中国，蹉跌之数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遽夺斯人。呜呼！何一酷至此极耶！”梁启超虽未作诗回赠黄遵宪，但在《诗话》中引录了多人多首题赠或哀挽黄氏的诗作，也足以见其真情。与黄遵宪比，梁启超不能算是专业诗人，无诗回报，当属正常。至于怀思之切，二人不遑多让，都将对方当作最贴近的知己。其交谊之深，的确堪称人间佳话。
二、共同的政治理想
黄遵宪与梁启超的交往，实缘于共同的政治理想、宣统元年(1908)，梁启超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郑重地提及这一点：
某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惟义，以诲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嗅振厉，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卒前之一岁，诒书启超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
“惟道惟义”指的便是救国的志向和方略。
1896年，黄遵宪参与《时务报》之筹办事务。有人举荐章太炎为主笔，黄遵宪认为章氏之文乃文集之文，不是报章之文，婉言拒绝。根据平素对海内人才的了解，黄遵宪写信召梁启超来上海，一见面便谈得很投机，于是决定聘梁氏为主笔。梁启超自传《三十自述》云：“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撰述才华十分欣赏，晚年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回忆说：“既而游历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而伯严苦劝之作官。既而幸识公，则驰告伯严曰：‘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壬寅十一月朔日笺》）其期望之殷、推许之重，显然是认为梁启超的宣传能力在自己之上。前引赠诗称“先看任公出手来”，实在是出自肺腑的衷言。正是找到理想战友的喜悦，使得黄遵宪对祖国的前途萌生信心，于《赠梁任父同年》组诗的第1首中热情洋溢地写道：
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
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日照大千。
此后，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往来日益密切。相识后的当年(1896)和第二年(1897)，黄遵宪先后将自己所著《日本国志》和《人境庐诗草》的稿本拿给梁启超过目。梁启超在拜读之后都作有跋语，对黄氏的经历和思想有深切的理解，而且都偏重于政治上的评定。《日本国志跋》云：“先生之为学，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见。上自道术，中及国政，下逮文辞，冥冥乎入于渊微。”《人境庐诗草跋》云：“人境庐主人者，其诗人耶？彼其劬心营目憔形，以斟酌损益于古今中外之治法，以忧天下。其言用不用，而国之存亡，种之主奴，教之绝续，视此焉，吾未见古之诗人能如是也。其非诗人耶？彼其胎冥冥而息渊渊，而神味沉醲，而音节入微，友视骚、汉而奴畜唐、宋，吾未见古之非诗人能如是也。”这两个跋语，在本著刊刻行世之际，都已附印于后。两人心心相印的知己之感，也藉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出于对梁启超的赏识和器重，黄遵宪在参与湖南新政期间，奏请开办时务学堂，并与巡抚陈宝箴商议，延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培养出一大批维新人才，蔡锷、唐才常等即为学员中之佼佼者。
戊戌年间，梁启超由上海回京，随其师康有为参与新政，政变后逃往日本。黄遵宪则被朝廷任命为驻日大使，抱病由湖南赴京接任，途经上海时恰逢政变，被解职放归。待1902年二人重新恢复联系后，因睽别久蓄的感情一发而不可收，常有信函往来。梁启超要主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余暇不多，写给黄的信件较少；黄遵宪则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连篇累牍，恣意谈吐。《饮冰室诗话》即此回顾道：“先生著述百余万言，其数年来与鄙人通信，则亦十数，壬寅本报中所载师友论学笺，题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梁启超年谱长编》云：“黄公度在维新运动里也是一位很重要的领袖……戊戌以后的六七年内，他和先生（按：指梁启超）有十万言以上的通信，所以先生受他的思想影响很大。”
黄遵宪对梁启超最大的影响有两点：一在于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批驳，一在于对君主立宪制的认同。正是在黄遵宪等人的影响下，梁启超早在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便对康有为的保护孔教思想产生了怀疑，后来在《新民丛报》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张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黄遵宪对此大为赏识，来信称赞说：
报中近作，时于孔教有微词。其精要之语，谓上天下泽之言，扶阳抑阴之义，乃为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者借口，以行其压制之术。此实协于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儒教不过九流之一，可议者尚多，公见之所及，昌言排击之，无害也。
为此共同见解，梁启超不惜与其本师康有为相左。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自述云：“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对于实行立宪的主张，黄遵宪更是反复申说，在信中多次同梁启超谈及这点：
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对一人言。惟丁酉(1897)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谋也。
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已不能插翼奋飞，趋待左右，一往复上下其议论，甚愿公考究而指正之也。
公之所唱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公言中国政体，征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也。风会所趋，时势所激，其鼓荡推移之力，再历十数年、百余年，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
黄遵宪不但坦诚地表白自己的见解，而且每每与梁启超引为同调，确有“同气相应，同声相求”之概。
尽管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并非表明二人事事看法一致。黄遵宪还衷心地自白，他恰因梁启超“往往过信吾言”，有时不敢直陈己见，怕梁氏完全接受，“虑或阻公之锐气，损公之高论也”。这才是真正的知己，才是真正的通达明识。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黄遵宪由于年龄较长，阅历较丰，在思想上更成熟一些，在行事上更稳重一些；在黄、梁二人的交往中，黄遵宪的影响力自然也较大一些。
三、共同的文学主张
黄遵宪与梁启超的交往，可谓以办报始，以办报终。从一开始，黄遵宪便赏识梁启超杰出的才华，认为他足以承担起“以言救世之责”。也正因为黄遵宪将梁启超引入办报作宣传的人生之路，梁启超才能成为近代中国舆论界之骄子，以他犀利的笔锋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民众。
对于办报，黄遵宪一直持积极态度。他早年出使日本时，读到报纸便十分感兴趣。《日本杂事诗》曾生动地纪录了日本报纸风行的情况：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
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诗后自注更具体介绍了报纸的内容和形式：“新闻纸以讲述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
报纸这种大众传播形式，于上一世纪末已为中国人所习见，但国人所办报纸，远在香港，国内基本是外国人在办报。黄遵宪等在上海倡办《时务报》，实为得风气之先的开创性举措。黄遵宪对于办报的作用认识较为明晰，自云：“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也就是要开启民智，动员民众，以达救国目的。而梁启超的认识尚无此高度，虽积极襄助，实不存多大奢望，并未将希望全押在办报上。不过，办报的成功，使梁启超热情高涨，乃至甫逃至日本，便拟议办报。其自传《三十自述》云：“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在本世纪初的数年间堪称中国报业的头号骄子。
办报除了解决梁启超的生计问题之外，最主要的是使他认识到宣传鼓动的巨大力量。在《清议报》上，梁启超曾回顾了《时务报》的兴盛情状：“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又忆及创办《新民丛报》时期的情状：“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这样的实践体验，深深地影响了梁启超的文学观，他对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的关注，都强调其影响社会的作用，都强调其对于政局和民众的鼓动性。这虽不免有所偏颇，却成为维新派文学主张的鲜明特色。黄遵宪虽未处于舆论中心，但其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梁启超大体相同，二人往往一唱一合，颇多两相应合的主张。
例如，梁启超曾分析自己文章的特色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述》）
黄遵宪对于梁启超散文的特点和影响，看得十分透辟，也十分倾倒，在致梁启超的信中，情不自禁地称誉道：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壬寅四月笺》）
罄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尽取而发挥之，公试代仆设身处地，其惊喜为何如也。……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嗟乎，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壬寅十一月笺》）
又如，梁启超于《新小说》创刊时，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明确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其理由，就在于小说易入于人心，有较大的影响力量：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遍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黄遵宪接到《新小说》后，立即给梁启超写信，同意梁氏的见解，评说梁氏的小说，并深入一层，论及加强小说艺术感染力的问题：
《新小说报》初八日已见之，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细评之，与公往复。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耳。俟陆续见书，乃能言之，刻未能妄测也。……公谓何如？《东欧女豪杰》笔墨极为优胜，于体裁最合。总之，努力为之，空前绝构之评，必受之无愧色。（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黄公度《与饮冰室主人书》）
就诗歌创作来说，则因黄遵宪早已以诗名世，创作成就确实也远远高于梁启超，对于梁启超的影响更大一些。他关于创作杂歌谣的建议推重配乐之歌的见解，尤为梁启超所首肯。
《新小说》筹办期间，黄遵宪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提出：
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词，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
梁启超马上接受这一建议，在《新小说》创刊时，特辟“杂歌谣”专栏，大力提倡通俗体诗作。黄遵宪晚年创作了多首配乐歌词，实为一种新体诗，颇为梁启超推崇。《饮冰室诗话》云：
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诗未有不歌者也。……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其尤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见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
黄遵宪的诗作风格，也颇为梁氏推崇，被梁氏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理想”的代表，明确提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正是黄遵宪的诗风启发了梁启超，才使他据以提出“诗界革命”的创作标准：
欲为诗界之歌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玮则瑰玮矣，其如不类何？（《夏威夷游记》）
另外，黄遵宪十分推重诗歌对民众的影响力：“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而在此之前，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中早已披露了同样的看法：“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
黄、梁二人不仅政治理想一致，文学见解也基本相同，其关系之密切，实有深缘。后人稍事温习他们的文学主张，常会为其相符若契的彼此呼应而感慨不已。友人能交到这个份上，怎能不令人击节叹赏呢？“文人相轻”的俗见，在这样默契一心的战友兼文友面前，当然无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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