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国家能力观的变化及其治理能力启示
刘鑫鑫，张镭宝，陈 蒙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其一系列的论著中都提到了国家能力的范畴与建设方法，具体包括协同整合能力、法治建设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福山的国家能力理论为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启示，有助于我国积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实现伟大复兴、和平崛起。
关键词： 国家治理；福山；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1]当前，世界格局多极化，世界形势整体向好，局部动荡仍存，并且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多发的趋势，比如世界范围内频发的恐怖袭击和颜色革命。这与一些国家政治衰败、政治失效有关。如何提升国家能力便成了世界各国政要、学者以及社会组织共同的话题。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也对国家能力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其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后，福山连续出版了多本著作，其侧重点从关注“未来”变为关注“当下”，从预测历史走向逐渐转向分析国家能力建设，其中涉及中国政治的篇幅也越来越多。历史不但没有终结，反而“风景中国独好”。因此，本文将通过对福山著作的梳理，总结福山的国家能力观，并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经验，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福山国家能力观及其变化
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能力一般包括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蒂利认为“国家能力是指国家机关对现有的非国家资源、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干预，改变那些资源的现行分配状态，改变那些活动、人际关系以及在分配中的关系的程度”。[2]从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以下简称《历史终结》)到其2015年的最新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以下简称《政治衰败》)，福山对世界秩序及其未来走向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其研究方法也由原来的对历史长卷的勾画转向对各国情况的单独梳理，特别是对国家能力的个案研究。在其新作《政治衰败》中，福山不再一味地强调民主的地位，而是肯定法治建设、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并通过对各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结出强大国家在国家能力上的共性和特点。
(一)协同整合能力
柏拉图曾在其《法律篇》中提出一种将君主政体和民主政体相混合的政体，其本质是把民主制和贵族制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通过各种力量的平衡来达到社会的和谐。可见，“平衡”是国家建设中的一种完美状态。而要达到这种平衡就需要国家有强大的协同整合能力。
近年来，中国农业在快速发展，随着土地流转、家庭农场、新型农业合作社、种田大户的出现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天脊集团紧紧抓住终端客户需求，冷静应对，逐步实施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转型升级、产品价格向产品价值转型延伸、卖天脊产品向卖天脊服务转型下沉、狭窄渠道向集约化渠道转型拓宽、传统思维向关注农民增效转型发力，积极主动融入农民生活、感受农民切实需求，使信仰天脊化肥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丰收喜悦的感动故事越来越多。
政治学上关于“强国家弱社会”还是“强社会弱国家”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无论双方孰强孰弱，其结果均呈现出一种失衡状态。强国家弱社会会抑制社会活力，损害社会资本，长时间下去会使得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并高度集中，严重阻碍社会发展。同时，权力也将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追逐的目标，甚至促使一些人为获取权力不择手段。一旦获得权力，他人对权力的追逐又为国家公职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寻租空间。长此下去，国家将陷入恶性循环，同时国家权力将逐渐被精英所攫取，出现精英家族制复辟的危险，也将受到严重的腐败现象的侵蚀。相反，如果社会太过强大，国家则极易被各种利益集团所裹挟，变成利益集团的傀儡。比如当今的美国，政府想做出任何决定都极为困难，其原因就在于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太过强势，正如金钱资源高度集中的华尔街，大型财团可以从根本上阻止政府作出损害其集团利益的决定。如此情况下，国家不但无法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言人，还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角力场。因此，国家需要使用强大的整合能力来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福山在其多部著作中强调，政治秩序的形成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国家的构建，而这一过程也是国家不断克服家族制形成或复辟的过程，另一条则是多元负责制的形成。这两条主线不断生长，交织，最终编织成国家能力的覆盖网的过程就是国家和社会不断建设、不断平衡的过程。将越来越多的主体整合在一起，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既能及时了解和理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源上避免矛盾的发生，也能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专业的参考，共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二)法治建设能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流动到城市中，搬进了楼房居住。此前中国那种具有农业文明典型特征的、具有明显“乡土中国”特点的、充满温情的生活环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人们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隔离，个人与社会公共领域也日渐疏远。这种疏离感进一步表现为社会与个人之间失去交流渠道，社会纽带变得更加松弛，社会也因此松散，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与人们长期关注的经济领域内的市场失灵相类似，社会失灵是在现代社会剧烈变迁的条件下人际关系逐渐薄弱，社会资本存量严重下降，社会矛盾无法通过自身机制调节。社会原子化所能引发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像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果国家与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两者的关系也越来越流于表面，越来越时断时续，国家无法切入到个人的意识深处，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4]因此，社会原子化的问题为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提升了治理成本，更是对国家的整合能力带来了挑战。
(三)社会动员能力
中国梦作为新的时代主题，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期盼，在每个人的奋斗中都发挥了引领和支撑的作用，也在各个阶层的劳动者之间达成了共识性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8]在这全体中华儿女共襄盛举的时刻，每个人的利益、幸福都与其他人乃至整个国家密不可分。中国梦将共同的奋斗目标内化于心，在全体民族成员中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跨越职业、阶层、身份的界限，形成了全社会以中国梦为目标的价值认同的心理基础。在这一心理基础上，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将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融合，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不忘国家和集体，实现从主观到客观的现实转换，通过将中国梦的精神物化把软实力转变为硬实力。
其中，Xi,t表示第i城市在t期的地价、房价和物价；σt表示为n个样本城市在t期的地价、房价和物价的标准差。若σt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则表明地价、房价和物价存在σ收敛。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二、当前我国国家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国家能力与政治体制、政府职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具体表现为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国家权力边界，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等。经过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国家自身的权力结构得到了一定的改革，权力控制范围得以控制，相应地，我国的国家能力也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需要进行了调整。总体来说，我国的能力建设既有成就，也有不足。
(一)社会原子化对国家整合能力提出挑战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单位制解体，众多职位由单位分流至社会承载。我国社会原子化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显现。大量原属于单位的人重新走上社会，但并未马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个人呈现游离状态。此后随着社会的迅速转型，新的社会联系尚未形成，个人主义在这一时期迅速膨胀，人们对待周边的一切都抱有工具理性，这样的社会现实在使得社会原子化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迅速发展，当前已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截止调查前，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总人数约为万．为了保证问卷的可靠性，取问卷调查置信水平为95%（相应的），误差值，概率值，此时样本方差最大．计算得到．考虑到信息覆盖度不足，假设问卷有效回收率为，因此，此时的样本量为．最终发放600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样本509份，回收率，其中，订购过外卖的样本有480份．
法治的力量受到政治思想史上多为思想家的重视。因为它在日常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既是一条高压线，又是一条底线。卢梭认为，政治体有两种动力：意志和力量。在国家中，立法权代表意志，行政权代表力量。意志和力量的结合便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合力建设国家的良好局面。福山在《政治衰败》指出尼日利亚政治衰败的原因就是既缺乏强大有效的现代国家，又缺乏提供产权、公民安全和交易透明度的法治。福山在书中特别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突破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僚的自主性，即自由裁量权，它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主性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合适程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没有量化的标准。一方面，完全没有自主性会使政治制度缺乏活力，人们的灵感、创意的火花、以及可能带来的创造性发展成果都将被窒息在僵化的制度和繁文缛节中。另一方面，自由裁量权在向社会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特权”，成为官员寻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因此它需要法律的规制。换言之，如果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制度的笼子”则是由强大而完善的法律打造和管理的。
(二)信仰体系重塑对国家汲取能力提出挑战
国家的汲取能力不仅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还包括国家吸纳社会力量的能力。当前，我国信仰体系重塑的迹象十分明显。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各类本土文化被冲淡，全球文化趋同。加之西方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强势推行其价值观，导致我国原有信仰体系遭到强烈冲击并开始消解，且尚未找到新的精神归宿。很多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迷失在多元的文化中，出现价值真空。
在外来思想、价值观对我国原有意识形态进行冲击的同时，国内各种亚文化的冲击造成了我国国民政治信仰上的分化。这些冲突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纷乱的态势。因缺乏信仰、道德缺失、追求享乐导致的不健康行为更是侵蚀着我国国民精神的根基。红极一时的各种“网红”“明星”充斥着大众的视野，其中一些人甚至以枉顾国家尊严与国家形象，不断挑战民众的道德底线。这更是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和诱导。因此，缺乏共同的信仰，公众自然无法形成社会认同的心理基础，而心理基础的削弱则会对政治的稳定形成潜在的威胁，从政治参与的冷漠到借社会热点事件攻击政府，国家形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人民对国家丧失信任和信心，汲取能力面临的挑战十分巨大，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政治根基。
(三)法律制度不健全对国家强制能力提出挑战
近期多起舆论热案引发了群众的关注。如“医院网络竞价排名”“明星偷税漏税”等等。这些热案引起广泛关注及舆论热议的原因除了它们拷问了人性和道德之外就是其法律归属问题。换言之，我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无法根据新时代涌现出的新问题及时作出调整。
数字新媒体对视觉传达设计的技术性要求更高，要求学生掌握数字环境下的多种实用技术。然而传统以讲授法为主的视觉传达设计课堂教学缺乏形式创新与必要的情境教学，课堂教学往往以教师讲授的单一形式进行，学生很难在枯燥的讲述过程中对视觉传达技术与理念形成直观而深刻的印象。并且，教学方法不能体现现代数字媒体技术的应用性特征，理论教学与实践严重脱节，学生缺乏必要的动手操作机会，理论教学时学生没有实践机会，实践教学时又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久而久之会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中国梦作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是在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上达成的最大共识。与有些国家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梦”既关注个人的成功，也追求民族的繁荣。它能够通过每位社会成员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将其纳入全民族共同发展、全体同胞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来。因此，在实现中国梦的共同征程中，中国梦作为凝聚各阶层人员的力量，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引领，秉承着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为增强国家凝聚力求大同、存小异，为实现社会整合，实现稳定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柱。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和全民族的共同繁荣，以夯实中国梦的物质基础。其次还要建设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认同的形成需要外在机制的驱动。因此中国梦的价值认同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十二个词从国家、社会、个人的层面提出的基本价值观念得到了社会成员的广泛接受和自觉践行，奠定了中国梦价值认同的思想基础。建立在物质和思想基础上的，全社会对中国梦的价值认同才会带来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福山的国家能力观的启示
要培养这种主体意识，首先要从宏观层面做好公民意识的普及工作。充分宣传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培养公民主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另外则是要通过在微观上大力开展具有赋能性质的专业化工作，为公民提供培养治理能力的机会与平台，强化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意识，以此培养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帮助公民将参与的外化机制内化为参与的主动性，从而塑造与培育社会自治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的增强是公民角色的重大转变，是驱使国家治理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动力。这一转变也必然会增强公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同，这也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的期待。
社会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获取支持的能力，也是检验公民对国家政策、政府管理是否满意的标准。国家和政府的工作令公众满意，则可进一步争取公众的支持，因此可以说公民参与为国家能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在这一点上，福山继承了亨廷顿的看法。此前，福山将强政府、法治、民主问责制看作良性国家治理的三要素，并一度将民主放在了国家建设的首要地位。但在其新作《政治衰败》中却强调有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一论述并不是其对民主的否定，而是转向了一种更为良性的民主参与，一种互动式的参与。要形成这种良性参与，就需要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历史上，国家限制公民参与，造成政局一片死寂，最终爆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的事件并不少见，现代国家中受到民主裹挟而无法做出理性决定，造成政局一片混乱的也比比皆是，美国长达380万字的税法就是例证。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公民参与及其反馈机制。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参与意识逐渐觉醒催生社会动员，反过来，社会动员又催生对法治和更多民主的需求。作为这种循环的结果，民主问责制就是民众通过不同渠道向政治体制进行输入，那么负责制就是通过政府对各种社会参与诉求进行回应，是政治输出。这样的输入和输出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将这种良性循环制度化则是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形成的重要条件，其结果更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简言之，社会动员应构成一种双向机制，形成一个流畅的圆，而非一条单向的线。
(一)培育主体意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主体支撑
治理主体意识根本上来讲是一种自觉，是指治理主体承担责任的自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一种人人平等、积极参与的治理形式。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治理主体意识就如同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促使人们以正确的态度参与到治理活动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主体责任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一种建设与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实践自觉。国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整合。此外，主体意识还有助于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公民的主体意识提高了，把参与治理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积极参与到治理中来。政府在社会动员、社会监督等方面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人力成本都相应地减少。
世界银行的报告曾就国家能力建设的复杂性作了一个简练的总结: “国家能力概念涵盖又超越了政府的行政与技术能力。它还包涵了在政治家和普通公民之间建立起灵活性、规则及约束，从而使之能依循公共利益而行动的深层制度机制。”[6]
(二)共圆中国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时提出：“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7]这个最大公约数就是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目标，是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力量之源，即新时代的中国梦。
Step1：依据公式（5）或（6）计算目标用户与k 个聚类中心之间的相似性，得到相似度向量V={ v1,v 2,v3,…,vk}。
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中表示，和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现代化各层面可以广义地概括为两类：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动员涉及个人、组织和社会渴求的变化。[3]26并指出“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3]29可见社会动员能力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从中共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对依法治国进行专题讨论，再到2014年12月4日的第一个宪法日，我国法治建设的脚步从来没有停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蓝图随着党的勾勒逐步清晰，但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法律制度不健全就是其中之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权力机关和司法部门对一些违法行为因无法可依而束手无策。法律未能对有些危害行为作出明文规定，新的危害现象无法得到处理直接危害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影响的是国家形象。法律一旦出现空白，就无法很好地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5]此外，人们因无法可依而无法提起诉讼时，法律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人们不再寻求法律的保护，也不再愿意守法，更有甚者会采取极端手段提出自己的诉求。这种情况在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同时，也减弱了国家的强制能力。
(三)加强法制建设——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1997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指出，要实现发展，除了要有经济繁荣以外还要有良好的制度，并且举例说明了实施促进交易的法律规则的能力对于政府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我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仍存在许多空白需要填补，特别是很多较为微观的新兴领域，之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发生问题时才意识到法律的缺失。因此，我国在进一步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应遵循“抓得紧，放得开”原则。
成语中有很多形容词意动用法的现象，比如“厚今薄古”中的“厚”和“薄”、“自高自大”中的“高”和“大”、“自轻自贱”中的“轻”和“贱”等都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可以按照“认为宾语谓语”的格式进行解释。
所谓“抓得紧”是指在有些关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道德底线的重要问题上，法律的建设应规制严密，特别是在面对出现问题的新领域时，比如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这种严格的规则更是稳定的权威的体现。而“放得开”则是指给予管理者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法律无法为各个部门提供事无巨细地规则，这种自由裁量权就成为了对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有力补充，也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
此外，法制建设还需要建设一种制度化的体系，而这种体系建设与制度建设不同，重点在于不断关注并适应形势的变化，并及时通过法律将应对机制固定下来。许多现代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非人格化，即以强大的制度为根本，不受领导人更迭等因素的影响。这种体系建设直接提升了国家对新形势的反应及内化能力。
综上所述，国家能力对外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世界地位，对内影响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效能。通过对福山的社会资本观的梳理可知，一个强大、成功的国家需要拥有社会整合能力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拥有法治建设能力为国家建设提供保障，拥有社会动员能力以赢得广泛的支持。福山对于国家能力的看法可以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提供一个参考标准，也为我国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下一步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作为个人，提升了个人能力才会更有“底气”。作为国家，只有提升了国家能力才能在国际范围内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才能使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工作中，实现伟大复兴、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王绍光, 胡鞍钢.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6.
[2]查尔斯·蒂利. 民主[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5.
[3]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0.
[5]侯继虎. 法律空白产生与弥补略探——法治形式要件之完善[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6): 141-144.
[6]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7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4:3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14:460.
Fukuyama 's View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Its Enlightment for the Modernizing our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Liu Xinxin，Zhang Leibao，Chen Meng
Abstract : The American Japanese scholar Fukuyama mentioned the scope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in his series of books, including the ability of collaborative integration, the ability of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apacity of social mobilization. Fukuyama's theory of state capacities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helps China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ereby gaining more voice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achieving a great rejuvenation and peaceful rise.
Key words : state governance;Francis Fukuyama;governance capabilities
收稿日期： 2018-10-15
基金项目： 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13ZDC13)、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16XNLG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鑫鑫(1987-)，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张镭宝(1996-)，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治理理论。
继续盘问制度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赋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处置的权力，针对现场无法判明真实情况的情形，人民警察可以适用该制度，为了正确适用该制度本文对其进行如下分析。
陈 蒙(1995-)，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政治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81(2019)03-0052-06
责任编辑：李祖杰 邓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