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怡婷[1]2013年在《西周时期曾国青铜器研究》文中指出曾国是周代南土方国之一,位于今天的南阳盆地、淮河上中游地区。这是-个很特别的国家,西周时期的曾国在文献资料中无明确记载,在考古资料中却出现了大量带有“曾”字铭文的铜器。由于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之间未能对应起来,因此曾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2011年上半年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达325件,特别是铸有“曾侯”及“曾侯谏”铭文的铜器的发现,使曾国青铜器的上限年代上溯至西周早期,为解决“曾国之谜”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此同时,叶家山曾国西周墓地的发现,给学术界带来了许多争议和待解之谜,比如叶家山西周墓地的族属问题、叶家山西周墓地中墓葬年代的判断、西周早期曾国的文化性质问题等等。因此本文有必要运用考古学的各种理论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曾国青铜器进行搜集、整理,并进行综合、系统地研究,试图全面了解西周时期曾国青铜文化面貌。本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择要如下。第一部分综述前辈学者对西周时期曾国铜器的研究现状,并进行评析；简要说明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及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类型学研究及分期断代。将所搜集到西周曾国青铜器选取部分演变序列相对明显的器类进行类型学分析。在类型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期断代研究,将西周曾国青铜器划分为叁大期,并对各期器物特点进行总结。第叁部分墓葬年代考订与墓主人身份探讨。在前几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周曾国部分墓葬进行年代判断,并对其墓主人身份作一番简单的探讨。第四部分器物组合分析。根据器物随葬规格和墓葬面积大小,对各类墓葬器物组合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文化因素分析。这是本文的重点之一。从墓葬形制、葬俗和青铜器两个方面进行文化因素分析,其中将铜器的文化因素分为商文化、周文化、地方性、混合式四大类。通过对文化因素的量化分析,突显西周曾国文化特征。第六部分与其它地区青铜文化的对比。这是本文的重点之一。从墓葬、铜器、铜器组合方面与王畿地区、相邻地区及其它地区进行对比,其中王畿地区以丰镐地区青铜文化为例,相邻地区以鄂国、应国为例,其它地区以晋国、洛阳北窑西周墓地、宝鸡(?)国为例。通过对比的方法进一步揭示曾国青铜文化特征及其地位。第七部分青铜器所反映的相关问题。这是本文的重点之一。根据前几部分的研究资料和结果,进一步探讨西周曾国的族属性质、西周曾国与东周曾国的关系及曾、随关系。
梁彦民[2]2002年在《丰镐地区出土西周青铜容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丰镐是丰邑与镐京的合称，西周王朝二百多年的都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20余公里的沣河两岸。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丰镐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本文是丰镐青铜器分期断代的专论，收集了已见发表的出自墓葬、窖藏及流散征集的青铜容器叁百四十二件，以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青铜器进行了分期与断代的研究。 文中将丰镐青铜器分为六期，时间上涵盖自文王建邑于丰的殷代末年至西周末年的各个时期。铜器分期主要是吸取历年丰镐西周墓葬分期的成果，从分析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器入手，对每一期青铜器流行的种类及型式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确定了各期各类青铜器的标准型式。在此基础上对窖藏与流散征集的青铜器亦进行了年代上的推断。
卢闻弦[3]2013年在《西周晋国青铜器研究》文中认为天马—曲村遗址位于翼城县之西和曲沃县之东两县的交界处,这两处墓地包括晋侯墓地与中小型墓葬群。目前已发掘西周墓葬660多座,出土了280余件青铜礼器。对研究晋国青铜器有重要的价值。利用考古类型学、统计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本文综合研究两处遗址出土青铜器。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绪论。确定研究对象,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研究晋国青铜器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第二章、西周晋国青铜器的器物类型研究。主要以晋侯墓地与天马—曲村两处遗址出土青铜器为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原理对其进行型式分析,结合纹饰,对器物分期断代。第叁章、西周晋国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对发现的西周晋国青铜器上的纹饰进行类型学研究。同时注意到晋国青铜器立体造型上的装饰成果,归纳特点进行讨论。第四章、西周晋国青铜器铭文。总结西周晋国有铭青铜器,从字形书体、内容情况两方面分类研究,认为这些铭文有助于晋侯墓地墓主的推测、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各国之间的交流、为族属的判断提供线索。第五章、西周晋国青铜文化因素分析。通过与多个国族与地区出土青铜器的分类对比,认为构成晋国青铜器有叁大主要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其它文化因素,并详细分析每种文化因素。第六章、西周晋国中小型墓葬中器物的摆放位置与组合形式。从青铜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与器物组合关系两方面入手,对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青铜器进行分类研究,分析西周时期晋国青铜器的用器制度。第七章、西周晋国青铜器制造工艺。着重以天马—曲村中小型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研究对象,总结报告中青铜器制作工艺。对晋国制作青铜器的方法与质量进行统计学评估。
张礼艳[4]2009年在《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丰镐地区的西周墓葬,文章对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结合地层关系和陶器在墓葬中的共存关系,将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划分为六期,总结出各期陶器的主要特征。并以分期为线索对该地区西周墓葬出土的陶器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考察了墓葬形制结构、葬式、各类随葬品、殉祭遗存等方面特征的历时性变化,总结出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在主要特征方面存在两个变革期。同时,本文根据历年来丰镐地区发掘的西周墓葬在空间上的集结情况,以及墓葬在主要特征方面的差异,将该地区西周墓葬分为十个墓区,并对墓葬数量较多的沣西A区和沣西C区进一步进行分组,指出沣西A区主要是周人墓葬,沣西C区主要是殷遗民墓葬。本文还对墓葬进行了等级划分,从等级的角度考察了周人和殷遗民社会地位的差别,指出周人社会地位整体上较殷遗民高;从性别角度考察了随葬品差异,指出男女两性在随葬品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女性墓中与战争有关的物品极少。最后,本文根据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及其它各类遗迹在空间集结上存在叁个分布中心区,提出丰镐地区至少可以分为叁片邦墓,金文中经常出现的“(?)”京,即文献中的“方”,有可能位于沣西地区。
黄薇[5]2018年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指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叁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叁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叁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叁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岳连建[6]2014年在《商末周初青铜容器的整理与断代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末周初时期是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商王朝走向灭亡,西周王朝刚刚建立的时期,商、周两种文化在此交汇、更替和传承,表现在青铜器方面就是商式铜器的继续流传和周式铜器的萌芽。同时,商末周初时期又是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此时的青铜器不仅铸造技术精湛、造型美观、器体厚重、装饰华丽,而且出现了许多史料价值很大的较长铭文的铜器,为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论文所界定的“商末周初”是一个相对的时空概念,其中“商末”是指商王朝的最后两位王——帝乙和帝辛在位时期(涵盖周邦的文王时期),亦即学界所划分的殷墟青铜器的第四期；“周初”是指西周的武王、成王、康王时期,亦即学界所分的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青铜容器,是青铜器分类中的一个概念,泛指能盛纳物品的青铜器,其中包括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四大类。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商末周初的青铜容器,所以对青铜容器之外的器类暂不涉及,有的纯动物形的铜容器也未录入。文中资料来源包括传世品中的商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容器、考古发掘出土的商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容器、偶然发现的窖藏或墓葬出土的商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容器、流散在国外的商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容器。本文采用考古类型学、地层学、古文字学以及与装饰花纹相结合的办法,对搜集到的商末周初青铜容器进行类型学研究,以总结出各类青铜器的型式变化规律和器形早晚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引入郭沫若先生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对出土的有明确地层关系、有伴出陶器的铜器资料,以及铭文中表明了自身年代的铜器资料和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商末周初时期诸王世的标准器进行研究,确定出商末周初各个期段的标准器。然后依此为标准对其他出土和流散的青铜器资料进行分期断代研究,排出各自的时代或王世。论文第叁、第四章对商末周初青铜容器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划分出了青铜器的类别和型式,排出了每种器类的型式演变及分期对照表。第五章是分期与年代研究。对商末周初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历史现状做了简单回顾；对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讨论；其后分别对商末周初青铜器进行了分期与年代推断,并对每期、段青铜器的特征做了分析和阐述。笔者将商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容器分为两大期,每期又各分为前、后两段。其中第一期相当于殷墟四期,其前段相当于帝乙时期,后段相当于帝辛时期,个别器物可能进入周纪年；第二期相当于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其前段相当于武王、成王时期,后段相当于康王时期,少数器物可上跨到成王、康王之际,或下延到康王、昭王之交。第六章是对商末周初青铜容器分期断代研究的总结。通过对商末和周初两个时期青铜器的器类、形制、纹饰、铭文、组合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总结出了商末青铜文化以及周初青铜文化各自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性。总之,本文在比较全面地占有青铜器资料的基础上,对商末周初青铜容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划分出各类器物的型式,排出了器物形制发展的早晚关系,揭示出器物形态的演变规律,将商末与周初铜器区分开来,并尽可能地归到某个王世,细化了部分着录、发掘报告(简报)中青铜器的分期并更正了一些错误等。
胡子尧[7]2017年在《泾河流域西周墓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泾河流域主要位于甘肃省东部及陕西省北部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泾河流域范围内不断有西周时期墓葬被发现。到目前为止,这一区域内西周墓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地点或某部分区域,缺乏对整个流域范围内西周墓葬的系统性研究。本文首先对泾河流域范围内西周时期的墓葬材料进行了搜集,对部分年代存在争议的墓葬进行重新断代,在此基础上将这一区域内西周时期墓葬分为叁期。同时,从墓葬形制、结构、葬具、葬式、墓向、殉祭等方面对墓葬遗存进行分析,对泾河流域西周墓葬的特征有一个总体认识。在此基础上,以墓室规模、棺椁形制、随葬品等因素作为判断标准,将泾河流域内西周各期墓葬划分为四个等级,并对西周各期内不同等级墓葬的主要特征进行梳理。随后,通过对墓葬随葬陶器、青铜器的文化因素分析,理清各期随葬品的文化因素构成。最后,对泾河流域墓葬材料所反映的西周各期的人群构成进行了推测,探讨了西周政权在不同时期对泾河流域的掌控力度,分析了泾河流域在西周政权兴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张应桥[8]2006年在《河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文中提出西周时期的河南地区是姬周文化和殷商文化碰撞、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地区，也是中华民族首次大融合和形成的大舞台。这里发现和发掘的大量西周墓葬资料无疑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社会状况和社会物质文化面貌。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结合文献和金文材料对河南境内发现、发掘的西周墓葬进行综合研究的尝试。通过对河南考古发掘的近2000座西周墓葬资料的系统梳理，对墓葬的类型和分期进行了基础性研究，分析了墓葬类型与西周的阶级关系，建立了河南西周墓葬的年代序列；在此次基础上考察了河南西周墓葬的区域特征，对不同地域西周墓葬的国别或族属进行了甄别；并通过河南和陕西两地西周墓葬的比较研究，揭示姬周文化吸纳、融合和发展殷商文化以及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基石的历程；探讨了西周时期的墓葬制度等相关问题。 全文共分绪论、墓葬形制研究、墓葬分期研究、墓葬区域特征及国族考、河南与陕西西周墓葬比较、西周墓葬制度等相关问题讨论、结论七个部分。 绪论部分，阐述了西周时期河南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及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概述河南地区考古发现发掘的西周墓葬材料；介绍河南西周墓葬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本文研究的方法和目的。 第一章 墓葬类型研究。根据墓葬规模大小、深度以及随葬品多寡等情况，按照统一标准将河南境内已发掘的近2000座西周墓葬划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和A、B、C叁型。创新点在于对墓葬形制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不是仅停留在墓葬类型简单的划分：墓葬规模的不同揭示出西周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等级制度；墓葬形制的差异则可能是不同族氏人们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由此得出：甲、乙类墓主为西周高级贵族，身份多为封国之君和王公大臣，丙类墓主为较低级贵族，身份多为士大夫，丁类墓墓主为自由民或破落的低级贵族，戊类墓主是无人身自由的奴隶或战俘，他们分别代表西周社会的各个阶层；A型墓主要为周人墓葬，B型墓主要为殷遗民墓葬，C型墓可能是西来东都的羌人墓葬。 第二章墓葬分期与断代。通过对墓葬出土主要陶器鬲、簋、豆、罐和青铜容器的类型学研究，分别建立起河南西周陶器和青铜器演变序列，并根据它们发展变化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将所属墓葬分为叁期6段，结合陶器和青铜器共存状况，借鉴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这叁期6段的绝对年代作了大致推断。该分期是首次对河南西周墓葬的综合性分期，采用了墓葬出土陶器与铜器
王宏[9]2010年在《商周青铜罍研究》文中提出青铜罍出现于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流行于商周,在战国晚期趋于消亡,传世及发掘所见数量较多,共有280多件,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涉及青铜罍的研究自北宋就已开始,但是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以往学者往往只侧重于青铜罍一个方面的探究,而很少有人进行过系统性的论述,本文拟在充分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考古类型学、统计学、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及二重证据法等研究方法,对青铜罍的定名与功用、型式分类、年代推断、墓葬器物组合、地域特征、使用者族属、与广肩大口尊、瓿、缶的关系以及起源与消亡等方面的问题作以探讨。全文共分九个部分,每一部分探讨一个问题：绪论,提出了青铜罍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且对以往的研究史做了回顾。第一章,关于青铜罍的定名与功用问题,根据有专名的青铜罍的形制推导出了青铜罍的标准形制,且依据文献记载与出土材料,证明了青铜罍在商周时期既可以作为酒器也可以作为水器。另外还从商周时期青铜罍自名称谓的变化讨论了其在青铜礼器中地位的变化情况。第二章,关于青铜罍的类型学分析与年代推断,主要以科学发掘出土的青铜罍为分析对象,运用类型学原理对其进行了型式分析,并且在形式划分的基础之上,将青铜罍的发展总共分为九期,对于每期的特点、演变规律、流行地域等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大致厘清了青铜罍的发展脉络。第叁章,关于青铜罍的墓葬组合研究,以科学发掘且未经盗扰或虽经轻微扰动但是器物组合仍然完整的墓葬为选取对象,依据面积大小将其划分为大中小叁个层次,通过考察各类墓葬中随葬青铜罍的数量、体量、与其它器类的组合关系以及和墓主人的位置关系等,从而了解使用者的地位等级以及当时的葬制葬俗等问题。第四章,区域特征分析,按照青铜罍的地域分布范围,将全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区,将边远文化区的青铜罍的文化特色和中原文化区进行比较,认为商周青铜罍可以分为叁种文化类型,即：中原式、中原——地方式和地方特色,并且认为在商周时期,中原和地方的文化交流是互动的,而不是单方面的传承与接受。第五章,探讨了青铜罍的使用者族属问题,主要是在张懋镕先生“日名、族徽说”的指导下,结合能够判明商周族属的考古材料进行推理,认为B型罍和方罍的使用者绝大多数是殷遗民或者是殷遗民的后裔,而青铜(?)则是周人所用之器。第六章,对折肩无耳罍和广肩大口尊、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区分的标准与方法,另外还对东周时期的青铜罍((?))和缶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第七章,探讨了青铜罍的起源与消亡问题,认为青铜圆罍起源于陶罍而方罍起源于木罍,在战国晚期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结语,对于全文探讨的问题作了总结,并且提出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以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倪玉湛[10]2011年在《夏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源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为研究对象,详细论述了青铜器艺术的渊源、起源和发展的完整过程。青铜器艺术的渊源是指青铜器萌生之前的史前艺术、技术与礼仪传统,这些因素对夏商周青铜器的产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青铜器艺术的起源是指青铜容器产生之前的早期铜器艺术,具体则指以纯铜或各种铜合金制作的非容器类的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包含叁个方面的内容: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铸造技术的发展演进以及青铜器所反映的夏商周制度与观念的嬗变。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是最为直观可感的动态过程,其中亦折射出人们追求实用和美观的心路历程。但是,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化又会受到特定铸造技术以及所处时代礼制与观念的制约,故而有关铸造技术的发展演进及青铜器所反映的制度与观念的嬗变均需加以研究,这样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青铜器形制与纹饰演变的动因。全文由导论、五个章节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角度、意义和方法,还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夏商周与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又详细阐述了青铜器研究的学术史,从而为后续的研究作了铺垫。第一章主要论述青铜器艺术的渊源问题:首先以夏商周艺术对史前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为佐证,进而从形制与纹饰、采冶铸技术和礼仪制度叁个方面论述了夏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史前渊源。第二章是对青铜器艺术起源问题的讨论:首先论述了人们最初对自然铜和铜矿石的认知,然后分期分区探讨了中国早期铜器的发展及其艺术特点,进而引发对中国青铜器和冶金术起源的思考。第叁章是对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发展演变的讨论:将夏商周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发展分作四个阶段,每一阶段中依器物类别具体阐述形制与纹饰的发展并对其艺术特点进行总结。第四章是对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演进的研究:首先介绍了铸造技术的若干工艺细节,进而归纳出夏商周的青铜器铸造技术经历了发展期、成熟期和转变期叁个阶段,最后又结合形制与纹饰的分期论述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五章是对夏商周礼制与观念的嬗变分析,从而阐明了不同的制度与观念对青铜器艺术的影响。结语部分归纳总结了前述五个章节的主要观点,指出夏商周青铜器艺术渊源于史前时代的深厚积奠,起源于早期铜器艺术,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全程除受到实用与审美的限定外,铸造技术和礼制观念的影响似乎更为关键,因为铸造技术是青铜器成形的必要保障,而礼制与观念的新需求又是其发展演化的内在驱动力。
参考文献：
[1]. 西周时期曾国青铜器研究[D]. 欧阳怡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2]. 丰镐地区出土西周青铜容器的分期断代研究[D]. 梁彦民. 西北大学. 2002
[3]. 西周晋国青铜器研究[D]. 卢闻弦.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4].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D]. 张礼艳. 吉林大学. 2009
[5]. 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6]. 商末周初青铜容器的整理与断代研究[D]. 岳连建.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7]. 泾河流域西周墓葬研究[D]. 胡子尧. 吉林大学. 2017
[8]. 河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D]. 张应桥. 郑州大学. 2006
[9]. 商周青铜罍研究[D]. 王宏.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10]. 夏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源流[D]. 倪玉湛. 苏州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