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世纪论文,史学史论文,叶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以降，西史东渐，在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中，史学史成长为历史学新兴的分支方向。关于初创时期的学科发展，学界已有检讨与反思，然对于学科建设重要环节的中国史学史教育尚乏系统梳理①。本文欲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建置与教育实践层面加以讨论，以期丰富对于该学科早期发展历程的认识。
在清末民初的学制改革中，引入西方学术分科观念，大学堂设立了史学科，在科目安排上，注重史学方法的训练。1904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中国史学门与万国史学门主课首列史学研究法，内容涉及“史学家之盛衰”②。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历史学门的中国史及东洋史学、西洋史学两类亦以史学研究法居各科之首。上述史学家之盛衰主题已指向了现代学术观念的史学史范畴。1909年曹佐熙在湖南中路师范学堂讲授史学研究法，将历代史学盛衰分为权舆、全盛、中衰、复古、会通五个时代，上溯太古传闻，下迄海通以后，简述史学源流变迁③。
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步入了专业化进程，1919年废门改系，朱希祖主政北大史学系，致力于史学社会科学化，“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④，将史学系课程分为基本科学、辅助科学、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外国语六大系统，史学史及史学原理者，如历史学、中国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欧美史学史之类，多定为必修课⑤。史学系课程说明也强调：“既学史学，则于本国外国史学之变迁利病及治史方法，尤宜深知灼见。如本国史学概论、本国史学名著讲演、历史学、欧美史学史等即为此而设。此为本系最重要之学科也。”⑥北大史学系首次将史学史纳入历史教育科目，本国史学概论、本国史学名著讲演作为最重要科目，注重史学史学科建立。
作为国内最早建立的史学系，朱希祖在北大主持的课程规划对于其他各校具有示范意义，“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行，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⑦。卢绍稷回顾当时史学系状况有云：“从前北京高师、武昌高师、南京高师等之国文史地部，东南大学等之史地学系，与今日中央大学之史地学系、北平大学之史学系、大夏大学之历史系等，皆设有史学科目，如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西洋历史研究法、历史哲学、新史学建设论等，聘请国内名师大儒教授。”⑧根据卫聚贤的统计，1928年，史学原论及研究法、史学方法论、史料之搜集与整理等在成都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都有开设⑨。由此可见，史学理论与方法成为各校史学系常设科目。
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初期，多由学校依照既有师资安排课程。1924年《国立大学条例》要求各科系及大学院设立教授会规划学程。从实施效果来看，因人制宜地自主设置课程，在促进学校自由发展的同时，致使课程名目繁杂。以北大史学系为例，朱希祖注重史学史及史学原理训练，1930年设有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历史哲学、史学名籍评论、中国历史专书选读、西洋历史专书选读、史学方法论等课程⑩，而次年公布的史学科目明显趋于专门化，相关课程仅可见明清史料择题研究、中国史料目录学、清代史学书录、历史研究法(11)，其缘由显然与朱氏离职后，傅斯年对史学系的课程改造有关。教育理念的分歧，尤其是标准的缺失，引发历史教育的诸多问题，颇为识者所忧。时议有言：“大学课程向由各校自行规定，得因人材之宜自由发展。惟各校所定标准，颇不相同。遂至科目相异，程度不齐，失去大学教育一贯之精神。”(12)又谓：“各校为实际便利计，难免有因人设课，避重就轻之事，或因徒骛虚名，重专门而忽基本。”(13)郑师许对此亦持批评意见：“现时各大学历史系的课程的分歧，从好的一方面说，是自由发展，各有专长；从坏的一方面说，是漫无目的，不合实际。”(14)
为了加强对于各校的管理，统一课程，教育部于1929年成立大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整理修订大学课程。蒋廷黻、朱希祖、张其昀、雷海宗、徐则陵负责历史系课程标准的拟定、审查与修订工作，朱希祖兼任历史学系科目表草案起草人。1938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拟定《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试行一年后，《大学科目表》正式颁行，规定必修科目全国一律，选修科目可参照实际需要，酌量损益。检视文学院、师范学院科目表，与史学史相关者如下：
1944年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检讨修订各系科目，修订后的历史学系、史地学系除调整个别科目及授课时间外，基本架构变化不大(15)。由此而论，从制度层面来看，《奏定学堂章程》、《大学规程》与《大学科目表》在现代教育体制中最具代表性。黄龙先比较了三者的差异后指出：“三种科目表之着重于史学方法及地理之研究，其意义完全相同。民二及《奏定学堂章程》且规定史学研究法为主要科目，现行科目表则将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西洋史学史或史学方法，同列为必修，其用可以概见。”(16)上述法令反映出史学史的学术地位以及学界所抱持的重视程度。
部定科目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大学自主权，在高等教育界引发争议。朱希祖提出：“大学各系课程，教育部只宜规定原则，例如须注重精要科目，不许为人而设范围狭小、不甚重要科目，使大学遵守，而课程仍使各大学各顾学校实情自定，惟不许违背原则。”(17)西南联合大学则致函教育部：“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18)关于史学系科目中的中国史学史，教育界也多有讨论。朱希祖检讨史学系科目时提出：“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其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不必重设。史学史、史籍举要，其内容亦有相通者，用其一种，不必重设。”(19)蔡尚思提出：“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两课，在审查者多主张完全删去。鄙意以为此系本学系之专门学问，实不当完全删去，但亦不必列入必修，故以移入选修课目中为是。”(20)朱光潜亦主张“必修课程中之中西史学史应改为选修”(21)。针对1944年公布之《修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部分高校在发表意见时亦有与中国史学史相关者，如西南联合大学提出史学方法、史学通论两科性质相近，可改为任选一种。厦门大学建议将中国史学史由三学分改为四学分。桂林师范学院主张加入史学史一科，四学分。山西大学、中正大学提议将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由选修改为必修(22)。综合各家意见，可知在部定科目表的颁布之后，大学对于课程安排仍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从“操作层面”的实际效果来看，部颁科目表对于规范史学系的学科结构所起的作用基本上还是正面性的。对于高校与主管部门的关系而言，如何“管而不死”以至“管而愈活”，仍然是横亘在高等教育面前的一道难题，亦非本文所能给出答案者。毋庸置疑的是，部定标准将中国史学史纳入历史学基础课程，对于该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意义深远。
绍特韦尔有云：“史神(Clio)虽系文艺女神(Muses)中之先进，然只知勤于记他人之过去，而忘却自身之过去。”(23)中西史学渊源悠久，极为发达，然反思自身历程的史学史学科出现较晚。日本现代史学之建立先于中国，1914年内藤湖南即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24)。国内“中国史学史”一词，以胡适1924年提出为早，但不包含学科旨趣(25)。中国史学史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以梁启超的建功尤伟。1921年梁氏在南开大学演讲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从史官、史家、史籍、史体以及清代史学方面缕述“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初具史学史雏形。1926年在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将史学史视为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分支，主张围绕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以及最近史学的趋势撰写中国史学史(26)。其后，学界对史学史的学科定位多有议论。李则纲将现代历史学划分为时代、地域、主题、内涵的多样性四类，史学史与哲学史、政治史、文学史等归入以主题区分类。雷海宗把史学史归入史学系专题史类课程(27)。王云五将中国文化分为八十个科目，中国史学史作为第七十六种(28)，顾颉刚也将史学史列入文化史及专门史范畴(29)。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专史，已然成为学界共识。
1920年代是史学史学科的初创期，大学中国史学史教育也开端于此。朱希祖自1919年起在北大史学系主讲本国史学概论，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讲述中国史学之起源、中国史学之派别以及历史哲学(30)。1928年清华大学的“史学史”分中国、西洋两部分“述中西史学之起源及历代各派史学发展之概况，注意各时代文化思想之背景，而以近代史学视点评论重要著作之价值”，朱希祖主讲中国史学史部分(31)，朱氏还在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讲授同类科目(32)。与此同时，陈功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史学史，编写讲义《中国史学史》，依时代为序，以史籍与史体为纲，分十章概述唐虞三代至清之史学(33)。1925年陈氏在广东大学讲授史学概论(34)，概述上古至清代史学，编有《中国史学述略》。1927年陈氏在中山大学继续讲授中国史学史(35)。郑鹤声在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主讲中国史学史，分胚胎、昌盛、衰落、蜕分、作新五个时期叙述上古至现代史学之发展(36)。同一时期，中央大学、光华大学、东北大学也将中国史学史列为基本科目(37)。
1930年代，各大学渐次成立史学系，普遍设立中国史学史科目。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学科目表》颁布之前有十多所公私大学开设这一课程。为便于省览，列表明之如下：
除上表所列，南开、厦门、河南、光华等校在1930年代也有中国史学史课程(39)。自《大学科目表》在制度层面将中国史学史纳入史学系必修或选修科目，山西大学、台湾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湖北师范学院等校均有开设，扩展了教学空间。从地域分布上看，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四川等地，尤以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最具持续性和影响力。
在科目安排上，史学史作为史学系的进阶科目，大多安排在本科高年级或作为选修课程。如中央大学要求学生选修中国史学史之前预修中国通史或史学通论(40)，安徽大学规定，若非任课教师特别允许，学生须预修史学通论(41)，复旦大学也提出学生在修读中国近百年史之后，才可以选修中国史学史(42)。光华大学、辅仁大学还将中国史学史列入中国文学系指定选修科目(43)。中国史学史除了在课堂讲授，还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得到普及。如梁启超为南开大学演讲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何炳松在中国公学作中国史学演化之陈迹报告，陈垣、柯昌泗在辅仁大学讲授近年中国史学之新趋势、近代之元史学(44)，董亦湘在上海大学演讲唯物史观等(45)，多样化的授课形式促进了史学史知识的传播。
在现代史学专业化进程中，研究生教育开始兴起，史学史也成为研究生招生与培养的关注方向。1933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招收研究生，笔试考题有“《史记》评论”、“《汉书》评论”、“论现代史学方法”、“清代经学中之皖派吴派”等，朱希祖主持口试，择要问答考生现代史学之趋势及方法以判其史识(46)。朱杰勤以《中国史学研究》文稿获得投考资格，又以《史汉优劣论》一文获得好评而得以录取(47)。历史学部还将史学史列入招生考试的专门课目，要求研究生入学后必须修读萧鸣籁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题(48)。同一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史籍要略列为研究生招生的必考科目，中国史籍要略试题为《新唐书》、《元史》、《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以及四库史部之论述(49)。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学科选定办法规定，学生须选择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及国别史、亚洲史、专门史、方法论及史学史中的三类作为研究生初试范围及论文选题方向(50)。研究生教育机制引入史学史知识，培养了专业研究人才，拓宽了学科建设的空间。
随着中国史学史教育的普及，史学史的相关议题成为学生论文选题对象。以燕京大学为例，学士论文有余协中的《刘知幾之史评》、陈懋恒的《史记引左传国语考》、杨实的《李卓吾之史学》、郑桢的《清高宗之史观》以及王钟翰的《清三通之研究》，硕士论文则有冯家异的《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51)。东南大学郑鹤声、中山大学谭国谟则以《汉隋间之史学》、《刘知幾年谱》为本科毕业论文(52)，西南联大余培忠在姚从吾、郑天挺的合作指导下，以“通鉴纪事本末与通鉴校读”作为研究生学年论文选题(53)。
民国时期，朱希祖、陈功甫、郑鹤声、朱谦之、萧鸣籁、陈庆麒(54)、杨鸿烈、张仲铭、蒙文通、彭云生、李源澄、金毓黻、陆懋德、姚名达、卫聚贤、赵万里、傅振伦、方壮猷、姚从吾(55)、张遂青(56)、郑天挺(57)、白寿彝(58)、张政烺(59)、张鸿翔(60)、蔡尚思(61)、王钟翰(62)、谭其骧(63)、陈述(64)等先后主持各校中国史学史讲席。虽因资料的分散缺失难以准确统计，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教员群体已初具规模。
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述，柳诒徵(65)、姚名达、何炳松、郑鹤声均有意为之，表现出史家群体撰述的自觉意识。1930年代为适应教学需要，史学史教员自编讲稿的情况较为常见，其荦荦要者，如朱希祖《中国史学概论》(北平大学、辅仁大学)、萧鸣籁《中国史学史》(中山大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彭云生《史学史讲义》(四川大学)(66)、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持志书院、暨南大学)、傅振伦《本国史学概要讲义》(北平大学)、方壮猷《中国史学史讲录》(武汉大学)、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稿》(中央大学)、郑鹤声《中国史学史》(云南高等师范学校)、姚名达《中国史学史讲义》(复旦大学)(67)、蔡尚思《中国史学史讲义》、吴昭《中国史学史》(68)以及张圣奘《中国史学史》(69)。由于这些讲义作为内部资料供学生参阅，多未公开出版，流传未广，以至于萧鸣籁在1937年感慨“至今仍无一有统系较完备之史学史”(70)。
教科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在史学史教材方面，以商务印书馆贡献为多。1930年代商务在编印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时，将何炳松《中国史学史》列入计划，惜未成书付梓(71)。1940年代商务刊印了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同名专著。金著原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中国史学丛书乙辑第一种，后列入部定大学用书，成为官方指定的首部中国史学史教材，这一时期涌现的同类著作还有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董允辉《中国史学史初编》、赵超玄《中国史学史》、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论》、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等，多为授课讲义之简编或修订，代表了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新水平。此外，史学史还成为通史教育关注的主题。罗香林应顾颉刚之约编辑大学教本《中国通史》，将前人解述史事的过程及演进视为《中国史学史》的绝好材料，应录其大要编入通史，计划书分设专章叙述先秦至近世史家对历史的喻解及臆说(72)。蔡尚思拟编《中国通史》四编，《历史研究法》亦名《中国通史绪论》作为分编之一，附录有“史学批评史料”。蔡氏还计划编写《文集中的中国各种专门史料详目》，按时代、人名、书名、篇名、要点、备考分格列表，一一填写，《中国史学批评史料》(亦可名为中国史学史)居其一(73)。以此，将史学史内容融入通史教育，反映出时人对其学术价值与学科地位的认同。
考察中国史学史教育，在同名课程之外，最值得注意者为三类相近科目。第一类是史学概论与史学通论。柳诒徽1926年商务印书馆函授国文科讲义《史学概论》论古今史籍史体流变，已蕴含史学史知识。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中央大学、中国公学、安徽大学等校则设有专门课程，以讲授历史学的基础知识、理论方法以及与其他各科关系为主，兼述史学发展历程。这一点在教科书中有所呈现，如罗元鲲《史学概要》之中国史学史的鸟瞰、周容《史学通论》之史学史、徐敬修《史学常识》之历代史学之大概情形、李则纲《史学通论》之中国史学演进之大概等。作为史学系的初阶科目，史学概论在普及史学史知识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教材卢绍稷的《史学概要》述及中国史学界之回顾，苏州中学的史学通论也专门讲授本国史学之概略(74)。
第二类为史籍选读与史部目录。学堂时期已有此类课程，如金陵大学堂文科选习前四史、《廿二史札记》以及《读通鉴论》(75)。学堂改大学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民国大学、北平中法大学、中央大学、东南大学、成都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均有开设，虽名目繁多，诸如中国史学名著研究、中国历史名著研究、史部目录学、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史料目录学、中国史学目录、历史目录学、清代史学书录、中国史专籍研究、史籍考、史籍提要、史部要籍之研究、史学专书研究、诸史概略之类，但所述主题基本一致。《大学科目表》颁布之后，史部目录学、史学专书选读成为史学系常设科目。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北京大学伦明的明清史籍研究、辅仁大学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专题史籍课程(76)。检视各校所授史学名著，有中国史学理论双璧之誉的《史通》与《文史通义》亦被列为专门课程。无锡国专、金陵大学、大夏大学将两书作为研究学程，解读其内容得失。中山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辅仁大学均设有《史通》课程。吕思勉、张尔田则在光华大学、燕京大学讲授《文史通义》。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史通校读“先就刘氏之书通体校读，藉明诸史之体制、史学之流别、史书之利病、史家之短长，并注重中国史学之研究法”(77)。西南联合大学的史通选读“先就《史通·内篇》述刘知幾对于史之观念，及其商确前史之体裁书法为后史所不能易者，次就《史通·外篇》如疑古、惑经、五行志错误、杂驳诸篇，述刘氏论古具有卓识，读书亦复细心皆足为后人取法”(78)。
第三类是史学史专题科目。如北京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史学思想史、历史宗派、新史学建设、历史观之派别、唯物史观(79)。大夏大学的中国史学之怀疑学派，“对于中国史学上怀疑学派如王充、刘知幾、郑樵、崔述、章学诚等加以详密之研究，并选读其重要著述”(80)。又如中山大学朱谦之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北京大学向达的近四十年中国史学上之新发现以及南开大学的中国史学与史家(81)。上述专题课程，拓展并深化了史学史的学科结构和教学内容。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史学史也因之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时评有云：“讨论中国史学，或欲窥见中国史学涯略，亦大都从史书与史学史入手。讲求中国史学理论，亦不能舍弃中国史学之史而不谈。”(82)对于史学史与相关学门关联度的肯定，无碍于我们对史学史独立学术特质的认识。李则纲认为，史学概要作为初阶科目，略窥中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其他细目当俟诸《中国史学史》的讲授”(83)。金毓黻提出，中国史学史在于系统纪述历代史家史籍所示法式义例及其原理，以明史学变迁之因果，至于史籍之部次，则应别撰史籍考或史部目录，概史家之生平，则应别撰史家考或史家别传(84)。史学思想是史学史的重要内容，两者差异正如黄庆华所述：“将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做对象，便成了‘史学史’的课题，而用以说明对历史的构成与进化的思想底发展过程为对象，便是‘史学思想史’的学问。”(85)上述意见对于我们理解史学史的学科特质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①参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胡逢祥：《历史学的自省：从经验到理性的转折——略评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史学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以及张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②《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59—361页。
③曹佐熙：《史学通论》，长沙：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9年，第1—5页。
④朱希祖：《北大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第70页。
⑤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11、12期，第51页。
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996号，1926年12月3日。
⑦傅振伦：《先师朱逖先先生行谊》，第51页。
⑧卢绍稷：《史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10页。
⑨(14)郑师许：《大学历史系课程分配之商榷》，《学术世界》1935年第10期，第9页；第17页。
⑩《北平各大学的状况》，北京：北京新晨报丛书处，1942年，第26页。
(11)《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0年至21年度)，转引尚小明：《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第84页。
(12)黄龙先：《我国大学课程之演进》，《高等教育季刊》1941年第1卷第3期，第114页。
(13)《大学科目表》，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第2页。
(15)在1944年修订科目表中，历史学系将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西洋史学史、史学通论列为第四学年必修课程，选习两种，中国史部目录学与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为第三、四学年选修课程。史地学系将史学通论列为第一学年下必修课程，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为第二、三、四学年选修课程。参《现行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现行修订历史学系选修科目表》、《现行史地学系必修科目表》、《现行史地学系选修科目表》，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16)黄龙先：《我国大学课程之演进》，第118页。
(17)(19)朱希祖：《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审查意见》，周文玖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6页；第337页。
(18)《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1940年6月10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20)蔡尚思：《对于中国通史与历史学系科目表草案之意见》(上教育部书)，《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第153页。
(21)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5页。
(22)《各院校对于历史学系课程意见》，参《修订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1944年修订)。
(23)[美]绍特韦尔：《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页。
(24)[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8页。
(25)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曹聚仁编：《古史讨论集》，上海：上海梁溪图书馆，1925年，第197页。
(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37页，第325—328页。
(27)雷海宗：《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独立评论》1936年第224号。
(28)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50页。
(2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30)按：朱希祖所授课程名称不一，有中国史学概论、本国史学概论、史学史(中国)、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导论等。参《国立北京大学概略》(1923年)，第17页；《1923-1924国内五大学历史系学程一览》，《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7号；1926-1927年度《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997号，1926年12月4日)；1929-1930年度《史学系课程》(《北京大学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1930-1931年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北京大学日刊》第2470号，1930年10月16日)；朱希祖：《郦行粤行日记》，《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第234页。
(31)《国立清华大学学程一览》(1929年)，第4页。《国立清华大学学程一览》(1929年度至1930年度)，第32—33页。
(32)《北平各大学的状况》(1930年)，第66页，第102页。
(33)《中国史学史》，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大马站博文印刷场承印，未署作者。陈功甫有《中国史学述略》，广州市西湖街留香斋印务局承印，国立广东大学文科讲义，内容与广东高师之《中国史学史》基本一致。两书均未署刊印时间。广东高师为1912年2月由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而成，1924年1月又与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7月更名国立中山大学。由此，《中国史学史》约刊印于1912年至1923年，《中国史学述略》则在1924年至1926年刊印。
(34)《文学院周年报告》，《国立广东大学周刊》第31号，1925年11月16日。
(35)《文史科各系及高师毕业考试办法》，《国立中山大学校报》1927年第16期，第16页；《文科教员任课表》，《国立中山大学学报》1927年第21期，第3页。
(36)《郑鹤声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37)缪凤林：《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1期，第2—3页；《东北大学概览》(1928年)，第30页。
(38)王文俊等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厦门大学一览》(1931年至1932年度)；张振江主编：《薪火集：河南大学学人传》(上册)，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7页；《光华大学十周纪念册》(1935年)，第142页；《私立光华大学章程》(1936年)，第59页。
(39)参考资料：《北平各大学的状况》(1930年)，第26页；《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学之课程并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第720号，1920年10月19日)；《国立清华大学学程一览》(1929年至1930年度)，第36页；《国立中央大学一览》(1930年)，第11页、67页；《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1930年度)，第56页；《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一览》(1931年)；《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1930年)，第42页、第94页；《私立大夏大学一览》(1931年)，第22页；《国立中山大学二十一年度概览》，第103页；《国立中山大学现状》(1934年)，第64页；《国立中山大学现状》(1935年)，第103页；《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9月2日、1936年9月16日、1937年2月16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选课指导书》(1933年度)；《中国史学史资料》1961年12月第四号、《持志书院中国史学史讲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1934)；《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34年至1935年度)，第107—115页；《辅仁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组织及说明》(1935年度)；《安徽省立安徽大学课程说明书文学院》(1935年度)；《东北大学校志》(第一卷)，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3页；《国立复旦大学一览》(1935年度)，第103页、王咨臣《我所知道的文史系》(《江西文史资料》(第50辑)，南昌：南昌红星印刷厂，1993年，第92页)；《国立四川大学一览》(1936年)；《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8年度)，第38页、第76页；金毓黼：《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4115页。
(40)《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规则说明书》，《史学》1930年第1期，第317页。
(41)《安徽省立安徽大学课程说明书文学院》(1935年度)，第25—26页。
(42)《国立复旦大学一览》(1936年度)，第105—107页。
(43)《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1935年度)，第134页；《私立光华大学章程》(1936年)，第48页；《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1935年度)，第11页。
(44)《北平辅仁大学辅仁社十九年夏令讲习会讲题》，1930年，第1页，第8页。
(45)董亦湘：《唯物史观》，《上海大学史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13页。
(46)《本所招考研究生纪略》，《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第135—142页。
(47)朱杰勤：《朱杰勤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第389—390页。
(48)《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1936年6月，第3页、第70页；《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1937年6月，第5页。
(49)《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5年度)，第65—67页。
(50)《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47年度)，第26—27页。
(51)《本系历届毕业论文题目表》，《史学年报》1939第3卷第1期，第199—202页。
(52)《郑鹤声自述》，第237页；朱希祖：《郦行粤行日记》，第234页、第526页。
(53)《国立北京大学研究生论文题目一览(1942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469页。
(54)《二十四年度聘任文学院教授副教授表》，《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7月12日。
(5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学程表(1940年至1946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208—378页。
(56)张振江主编：《薪火集：河南大学学人传》(上册)，第307页。
(57)《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3—205页。
(58)《国立云南大学一览》(1947)，第3页。
(59)《北大院系介绍》(1948年)，第28页。
(60)1941年张鸿翔在辅仁大学主讲中国史学史，叙述“中国史学的起源、历代史学的变迁，并讨论史学权威的学术修养和其著述的经过，他如各家史书的内容体裁等，亦略为说明”。《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1941年度)，第58页。
(61)(73)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自序》，第1页；第2—3页。
(62)王钟翰：《清心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63)吴应寿：《谭其骧先生传略》，参《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96页。
(64)陈述：《陈述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第182页。
(65)蔡尚思为大学生开列《中国历史用书选要》，学术史之“史学史”类列举柳诒徵《读史法》与《作史法》，又云“柳氏谓：合并此两书即等于中国史学史，决于两年内完成。”参《中国历史新研究法》，第44页。
(66)张伯龄：《彭云生事略》，《崇州历史名人录》，成都：成都川成新出内字，2000年，第84—85页。
(67)黄友梅：《精研史学名传千秋——记姚显微教授在史学上的卓越贡献》，参《穿过历史的烟云——纪念江西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68)葛定华：《史之渊源考》，《河南大学学报》1934年第1卷第3期，第20页。
(69)参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第43页。
(70)萧鸣籁：《史与史学及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之一章)》，《史学专刊》1937年第2卷第1期，第10页。
(71)《〈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书目预告》，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72)罗香林：《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第109页。
(74)《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课程纲要》，上海：上海大华印刷有限公司，1930年，第88—89页。
(75)《金陵大学堂章程汇录》，南京：南京印书局，1912年，第24—25页。
(76)《北平各大学的状况》(1930年)，第26—27页；《私立辅仁大学一览》(1942年度)，第26页。
(77)《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一览》(1934年)，第40页。
(7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程说明书》(1945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第406页。
(79)参《1923-1924国内五大学历史系学程一览》，《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7号，第6页；《北平民国大学一览》(1924年)，第15页；《大夏大学一览》(1928年度)，第15页；《暨南大学一览》(1930年度)；《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选课指导书》(1933年度)，第125—126页；《国立师范大学一览》(1934年)，第145页。
(80)《私立大夏大学一览》(1929年)，第22页；《私立大夏大学一览》(1931年)，第31页。
(81)《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5年2月11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34年至1935年度)，第107—115页；《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208页。
(82)《中国史学纲要》，《图书季刊》1944年第5卷第4期，第71页。
(83)李则纲：《史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4页。
(84)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0页。
(85)黄庆华：《〈中国史学史思想史〉引端》，《史学年报》1939年第3卷第1期，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