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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社会主义的重塑，就是说要扬弃马克思模式的社会主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进行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破除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国家垄断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历史提出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对象。
中国第二次革命同第一次革命一样，是实实在在的一场深刻革命。但在革命对象的认识上，前者清楚，后者不大清楚。具体表现为：
首先，对什么是计划经济就说不清，也没有明确的概念。现在，在书报文件上对计划经济有各种说法：有的说它是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有的说它是高度集权管理的经济体制，有的说它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行政命令经济体制，有的则说它是统制经济。十分清楚，这些说法都是从资源配置和管理角度为它定义的，没有完全揭示出它的本质和特点，没有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要消灭商品经济、排斥市场经济。说计划经济是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和平时期建立的。过去，我们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没有商品经济，一个是由国家统管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由国家说了算。这两个因素构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名义上说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实际上只取其一半——产品经济，至于“计划经济”，只用其名，未用其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从经济上说，是产品经济及其运动形式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说过，在未来社会，在消灭了商品经济和私有制以后，人们结成平等合作的关系用公共的生产资料有计划地为全社会进行生产。后来，列宁把这个思想概括为计划经济。但是，怎样实行计划经济，他们没有具体的说法，只好留待斯大林去解决。斯大林以高度集权政体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并且给它戴了个社会主义红帽子——计划经济。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计划经济”。中国照搬苏联，吃尽了苦头。从20年前开始，进行第二次革命，破除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垄断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之举。邓小平把改革命名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对计划经济和计划调节分不清楚。现在，在一些文章和专著中，对于计划经济和计划调节的关系区分不开，常常混为一谈。例如，一些不赞成取消计划经济的人们气冲冲地问：“不要计划经济，还要不要计划调节？”这就是把计划经济笼统地等同于计划调节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常讲的计划经济有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两种含义。体制是制度的存在形式。制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通过体制来体现。作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与制度有关，说它是马克思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是对的。只有作为经济手段，计划经济同计划调节才是等同的。同时，还要看到，作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实行计划经济必然要排斥市场经济。但是，作为经济手段，二者又是相容的。在所有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既有市场调节，又有计划调节。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商品经济，自然就不需要也不存在市场调节，只有计划调节了。我们现在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要排斥计划经济：作为经济手段，需要计划调节。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第三，对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分不清。例如，有的论者说，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建国初期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开始了，是为适应全国财经统一、进行三大改造和集中力量进行初步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而建立的。这显然是把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混为一谈了。
按照我国的历史进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即建国后前七年，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其中前三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从1953年开始的后四年，为过渡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存在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国民经济欣欣向荣，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社会风气良好。这就是人们至今还怀念的50年代前半叶的光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毕，私有制和商品经济都被消灭了。从那以后，我国才在全国范围内全体规模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因此，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时间，是从1957年开始的，到1978年，共经历20多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正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尚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呢？这是一。其二，经济计划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体的安排，有短期、中期、长期之分。这种安排，不光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以后，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实行五至七年计划，如果以实行五年计划作为实行计划经济的标准，这些国家不是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了。再说，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从1992年十四大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废弃计划经济体制，至今20年了，我们还一直实行五年计划。这又怎么解说呢？实际上，计划经济是马克思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志，经济计划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体安排。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其固有的内涵和外延，不能混为一谈，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互相等同。
第四，对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的危害认识不足。直到现在，在一些文章中，在谈到国家垄断计划经济的弊端和危害时，总要给它说几句好话。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式。例如：有的论者在文章中说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它的某些统得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这种说法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过好作用，一个是说它的弊端是在经济规模不断发展后暴露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我国为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从1957年开始，到1978年，整整20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事实上，在照搬苏联模式一开始，毛泽东就发现了它的弊端，及时提出改革的任务，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改得成。中国经济真正地发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国人民打响第二次革命的战斗，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始的。
计划经济，从本源上讲，出自科学社会主义，最经典的说法是恩格斯这样一段话：“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列著作选读》第258 页）后人把它概括为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马克思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还没有通过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但从理论来源上说，它是正确的，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适用的。有的论者以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行不通为由，指责马克思提出这个理论是最大的“失误”。论据错了，结论必然是错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硬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东西搬到不具备实行这种社会主义条件的国度里，肯定是要受挫和失败的。这根本不是老祖宗的过错，而是后人搞了教条主义。斯大林搞的国家垄断计划经济，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对计划经济有这么多的“说不清”、“分不清”，时不时地为它唱挽歌，怎么能够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同心同德地进行第二次革命呢？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取得的最大成绩是打破产品经济体制，建立了商品经济体制；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格局，解决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使这一对矛盾能够正常运动，因而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大发展。这就从经济内容上对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要看到，在经济运行形式上，就是对国家垄断国民经济即计划经济体制问题的解决上，还十分缓慢。政企分开，差不多喊了20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政府机构改革，“三进三出”，直到十五大，方确定了中央机关机构改革方案。政府机构不改革，政企难以分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这就是说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还没有调顺，还在干扰着经济基础的发展，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处于非正常运动的状态。国有企业继续大量亏损，国有资产继续大量流失，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真正弄懂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从而自觉地、积极地投入这场革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这场关系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