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183;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稿论文,为例论文,诗集论文,现实主义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6）04—0032—007
现代作家重新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时，有修改旧稿的习惯，何其芳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但不同于叶圣陶等人主要出于文字“洁癖”、规范化表述、“只改语言而不变动原来的意思”之类的修改[1]，何其芳改稿有较多的“意思变动”。校读不同版本，梳理何其芳的改动之处，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何其芳的思想变化、创作心态及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何其芳对自己1938年以前的作品较少改动，如《汉园集·燕泥集》、《画梦录》、《还乡杂记》、《刻意集》等。1938年何其芳到延安以后结集而成的《夜歌》、《星火集》、《关于现实主义》等，后来均有较大的改动。蓝棣之先生主编的8卷本《何其芳全集》[2]，是目前收录何其芳作品最完备、 极大程度接近何其芳创作历史原貌的“全集”。因其“一本不遗漏、一篇也不删减地将何其芳的著作按原貌展示出来”的编辑原则和书籍的印制款式，朱金顺先生称“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出版界要为它而祝贺，而赞颂。”[3] 我在研究中有关何其芳作品的征引材料也主要出自这套“全集”。
但“全集”确实难“全”。朱金顺先生在《何其芳全集·佚文考略》一文里考证了“全集”漏收的一些佚文；我对全集本也有两个“不满足”。
第一，“全集”以何其芳曾经出版过的若干作品集作为编录底本，但不知什么原因，有些底本没有选择原初版本。例如，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收录何其芳1942—1947年所写的文学论文21篇以及1949年11月写的一篇长“序”，1950年3月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1953年9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依照这一纸型再加重印， 并标明此书已重印6次，累计印数17500册。但是，“全集”采用的却是1956年8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何其芳修改过的“新2版”。如果用1956 年的修改本来说明何其芳1940年代的思想艺术，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谬误。我在下文将要简略描述1950年和1956年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的两个版本中《关于现实主义·序》的修改情况。还有收录何其芳1938—1944年散文杂论的《星火集》，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但“全集”用的却是195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修改本。
我的第二个“不满足”是，“全集”没有标注原文出处，从而可能一定程度地减损理解何其芳作品的历史感。虽然“全集”标明了作品的写作时间，但要立体地研究何其芳，仅有写作时间的信息是不够的。譬如，1940年代初，何其芳表达自己“旧我／新我”“争吵”的多首“夜歌”等作品，不全是发表在延安的报刊上，而是有很多发表在萧乾主编的香港《大公报》上。何其芳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表达自己内心矛盾情感波动的《叹息三章》等诗，当时便受到了“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批评，① 而《革命——向旧世界进军》等带有政治倾向的作品，又受到了“不承认它是诗”的尖锐质疑。② 也就是说，在延安，何其芳的诗受到了左右夹攻。在这种具体情势下，作品原初的刊发情况就可能显得很重要。搜罗所有作品发表的原刊，当然困难远过于以既有作品集为底本的编辑，但更为细腻、丰富、鲜活的研究色彩，正是在关于作品的多重信息中折射出来的。
下面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修改文稿的一些情况。
一、诗集《夜歌》
《夜歌》，1945年5月重庆诗文学社初版（以下简称“1945年版”），收录了何其芳1938—1942年创作的26首诗，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时增加了《解释自己》等8首诗（以下简称“1950年版”），1952年5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时改名为《夜歌和白天的歌》（以下简称“1952年版”），抽去了《解释自己》等10首诗，增加了3首诗，删改了一些诗作。1938年， 何其芳从大后方成都到根据地延安；1942年，延安文艺界开始整风运动。何其芳这一时期的诗作结集为《夜歌》，较为明晰地留下了其思想情感、艺术形式的波动印辙。 1950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和1952年全国性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大规模铺展开来，何其芳对眼前巨大的历史变动以及个人对新社会的理解、认识、自我定位等复杂思绪，都不同程度地映射在他对自己诗稿的删、改、增里；或者说，充满自我更新热情、希望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何其芳不断地回头看自己，相当大面积地修订旧稿，其实正反射着时代风浪的变化以及诗人内心情感思想状态的起伏波折。《夜歌》不同版本的校读，应该具有其特别意义。
“1945年版”《夜歌》的26首诗篇目如下：《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夜歌》（一）、《夜歌》（二）、《夜歌》（三）、《夜歌》（四）、《夜歌》（五）、《夜歌》（六）、《夜歌》（七）、《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快乐的人们》、《叫喊》、《黎明》、《河》、《嵋鄂戏》、《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虽说我们不能飞》、《我看见了一匹小小的驴子》、《从那边走过来的人》、《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我想说种种纯洁的事》、《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什么东西能够永存》和《后记》。
“1950年版”增加了8首：《北中国在燃烧》（断片）、《解释自己》、《给T.L同志》、《给L·I同志》、《给G·L同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 《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些》、《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另有《后记二》。
“1952年版”抽去了10首：《夜歌》（一）③、《夜歌》（七）、《解释自己》、《给T·L同志》、《给L·I同志》、《给G·L同志》、《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我想说种种纯洁的事》、《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什么东西能够永存》。该版增加了1945年以后写的3首诗：《重庆街头所见》、《新中国的梦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另有《夜歌和白天的歌·重印题记》。
从《夜歌》集三个版本的篇目可以清楚地看出，相比于1945 年的初版本，“1950年版”增加的8首诗，是延安时期曾引起过争论的书写个人感情的《叹息三章》和政治倾向性的曾被认为“不是诗”的几篇作品，还有未曾发表过的《解释自己》等，这时，何其芳从容地、坦荡地、充满自我爱惜之意地归拢在一起，展现出自己延安时期的多个侧面。④ 时过两年的“1952年版”又抽去了《叹息三章》、《解释自己》等10首诗，并新增了3首诗， 显然的情形是隐去了与毛泽东《讲话》要求不完全合调的、有着微妙的个人情感和矛盾的生命思索等“个人化”身影，强化了诗集里的政治国家色彩。
在“1952年版”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重印题记》里，何其芳说：“我是想尽量去掉这个集子里面原有的那些消极的不健康的成分。”[4—p1] 那么，除了被删除的《解释自己》等“个人化”的10首诗，还有哪些内容被何其芳当作“消极的不健康成分”而“去掉”或“涂饰”了呢？以下主要通过“1945年版”和“1952年版”的《夜歌》，另外参照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文集》第1卷里的作品，⑤ 来描述何其芳的改稿。⑥
何其芳对《夜歌》的修改大致有几种。
1.一般性的文字更易、标点增删、采用新的通行的外国人名和作品名，从而使自己的诗歌表达更准确、清晰、简洁、流畅、规范化、时代化。列举从略。
2.表达个人情感的内容。
（1）《一个泥水匠的故事》：
“1952年版”用省略号代替写“我”的一长段：“谢谢你给我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日子来我很容易感动，／有时为别人，有时也为自己。／昨夜我做了一个很不快活的梦：／我梦见我过完了一个长长的冬天，／像从传说里的长长的睡眠／醒了转来，整个世界都有些改变；／我想起了我所爱的那个女孩子；／我去找她；却不知道她的住址：／我突然记起了她已爱上了旁的男子……／这样的梦我大同小异地做了五六次，／虽说在白天，我是一个积极分子，／而且从工作，从人，我能都得到快乐，／不像在梦里那样阴郁，那样软弱。／这使我很不喜欢我自己。同志，你说，／对于这些梦我应不应该负责任？／为什么爱情竟如此坚强，／似乎非我的意志所能战胜？”（“1945年版”第17—18页）
（2）《夜歌》（三）：
“1952年版”删掉：“你说你又要提起那个小故事了，／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一个燕子为着每夜从神像上／窃取一些宝石去送给贫穷的人们，／很多很多贫穷的人们，／一直到冬天来了还不飞回南方，／一直到自己冻死？”（“1945年版”第40页）
（3）《夜歌》（四）：
《何其芳文集》第1卷第97页删掉：“我给予得并不多。／我得到的更少。”（“1945年版”第53页）
（4）《叫喊》：
“1945年版”第122页：（一个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必须站在群众的行列里／与他们一同前进。”
“1952年版”第98页改为：“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正确而且坚强的人。”
（5）《夜歌》（七）：
“1945年版”第37页：“一切为了我们巨大的工作／一切为了我们的大我，／让群众的欲望变成我的欲望，／让群众的力量生长在我的身上。／撒下去的种子总要长起来呵，／不管去收获的是你还是我。”（“1952年版”未收此诗）
《何其芳文集》第1卷第147页改成：“活下去，／工作／而且快乐，／一个人就是简单。”“一切为了革命。／一切都是革命工作。”
（6）《革命——向旧世界进军》：
“1952年版”删掉：“我们活得太苦了，／我们也闷气得太长久。”“让我们穿棉花，／让我们穿羊毛，／让我们穿蚕丝织成的布匹，／让我们每天早晨喝一杯新挤出来的牛奶，／让我们有合理的工作、家庭和恋爱！”（1941年5月25 日《解放日报》。“1945年版”未收此诗）
3.描写社会阴暗面。
（1）《夜歌》（三）：
“1952年版”删掉：“你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童话里？／为什么只有书本上才容易找到／像珍珠一样射着温柔的光辉的故事？”“你说你又要提起你过去的思想了／那的确是太陈旧的思想了，／你感到我们的人／还不如植物、动物生活得快活而且合理，／草木是那样和谐地过活着它们的一生，／或长或短的一生，／而且传沿着种族，／繁茂着大地。／而野兽，／就是在最饥饿的时候吧，／也不扑杀着，撕裂着，吞食着它的同类，／更不会在互相残杀的前一秒钟／还装着笑脸，／说着悦耳的话句。”（“1945年版”第41—42页。）
（2）《多少次呵我离开我日常的生活》：
“1952年版”删掉：（我像一个新生出来的人）／“或者像一个离开了人世的人，／只是吃着野果子，吸着露水过我的日子，／完全忘记了世界是一个地狱，／而所有的人是无罪的囚徒。”（1942年4月3日《解放日报》）
（3）《给L.I.同志》：
《何其芳文集》第1卷第159页删掉：“我们还缺少快乐／缺少爱情／缺少生活里的美满。”（1942年2月17日《解放日报》。此诗“1945年版”和“1952年版”均未收入。）
4.政治内涵的具体指向。
（1）《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
“1945年版”第55—56页：“你们在学习着科学的实验，／你们在学习着革命的历史”
“1952年版”第41页改成：“你们在学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在学习联共党史”
（2）《快乐的人们》，这首长诗有多处改动：
其一：“1945年版”第71页的“我们是曾经被哲学家嘲笑的人”，“1952年版”第56页将“哲学家”改成“资产阶级”。
其二：“1945年版”第84页的“我们是科学理论的信徒”，“1952年版”第67页改成“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其三：“1952年版”删掉：“为什么旧世界溃灭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么多的牺牲者？一定要有这么多血？……／但伟大的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历史的规律，／这已是接近最后和平的战争。”／（已经死去的小兄弟）“你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很快乐？／是不是大声地笑过／或者唱过很多歌？”（“1945年版”第89—90页）
其四：“1952年版”删掉：“我们正是应该说我们是快乐的，／虽说我们的快乐里带着眼泪，／而且有时候我们分不清那样更多！”（“1945年版”第99页）
5.对“群众”的描写。
（1）《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
1942年4月3日《解放日报》第4版：“走在那拥挤的人群中， ／那有着满是皱纹而且污秽的脸的人群中，／我要去和那些汗流满面的人一起在土地上劳苦，／一起去从吝啬的土地索取可怜的食物，／和睡在低矮屋顶下的兄弟一起叹息，唱悲哀的歌，做沉重的梦：……”“呵，我是如此愿意永远和我那些不幸的，褴褛的，饥饿的，甚至于还有些野蛮的兄弟们在一起，／我愿意去负担，我愿意去忍受，我愿意去奋斗。”
“1945年版”第169页和“1952年版”第173—174页均改成：“走在那拥挤的人群中，／我要去和那些汗流满面的人一起劳苦，／一起用自己的手去获得食物，／我要去睡在那低矮的屋顶下，／和我那些兄弟们一起做着梦，／或者一起醒来，唱着各种各样的歌，／我要去走在那些带着武器的兵士们的行列里，／和他们一起去战斗，／一起去争取自由……”
（2）《叫喊》：
“1945年版”第116页的（纤夫、建筑工人、兵士）“……你们用自己的手争取着生存的，／你们受了打击而不垂头丧气的，／你们遭遇了困难而不放弃斗争的，／你们担负着沉重担子的，……”
“1952年版”第93页改成：“你们担负着沉重的担子的，／你们为了人类的未来而进行着斗争的，……”
另外，《叫喊》原诗中“我的兄弟们”均改为“我的同志们”。
6.外国的人名地名。
（1）《夜歌》（三）：《何其芳文集》第1卷第93页删掉：“现代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故事”（“1945年版”第43页）
（2）《快乐的人们》：《何其芳文集》第1卷第107页删掉：（小地主的儿子）“如同叛逆的莱谟斯”（“1945年版”第80页）
（3）《成都，让我把你摇醒》：“1945年版”第5页“马哥孛罗桥的炮声响了”，“1952年版”第4页改为：“卢沟桥边的炮声响了”
（4）《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1945年版”第61页的“美国Dr.Robinson”，“1952年版”改成“外国医师”。
大体来说，“1952年版”的《夜歌》删改了原初版本表达个人情感、批判社会黑暗、认识革命群众、引用外国人名地名的诗句，强化了政治思想的具体内涵。这些正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来文坛的热门话题。对自认为“消极的不健康成分”，何其芳进行删除修改，从而一定程度地擦去了“个体”在认识“政治”、走向“革命”的大方向中，多层次、多侧面、细细碎碎、弯弯曲曲的个人化径路，直接突显了时代主潮的思想要求和行为选择。
二、《关于现实主义·序》
何其芳“选稿”和“改稿”的变动，不仅体现在诗歌里，同时还表现在散文、论文等类别上。1950年代中期，何其芳编选自己的散文时说：“内容太坏的自然没有选；就是入选的几篇，也仍然是带着当时的思想的落后的色彩的，只是今天看来过于刺目的谬误的地方，我略为做一些删节”[5] 在这里，我以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简要说明何其芳对于“文”的修改。
《关于现实主义·序》是何其芳编辑自己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文艺论文时所写的一万字左右的“序”，1949年11月写完。何其芳说：“我写这些文章来企图宣传我所理解到的一点点无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充满着热情的。”[6—p34]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批评胡风以及胡风文艺观念的信奉者，其主要观点是：国统区的文艺界长期缺乏明确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批评活动，从而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倾向，其主要代表是胡风、王戎等人的文艺思想；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在于文艺者思想还没有经过改造；毛泽东的《讲话》到国统区后成为革命工作的指南，不但要、而且必然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和文艺理论，从此以后，对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对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抗拒了。何其芳的这篇序文初收于1950年3月北京海燕书店编辑、上海海燕书店出版、上海光艺印刷厂印刷的《关于现实主义》一书。1956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版时，何其芳对此“序”作了较大的修改。为言说方便，以下分别简称为“初版本”和“1956年版”。
两个版本上的文章相比，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基本语词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称呼。“1956年版”删去了“初版本”对胡风、王戎的“先生”称呼，将相关的“先生们”改为“人们”。1940年代的语境里，延安对于与共产党同一阵营的文化人，常通称为“同志”，对于国统区中共党内或党外文化人及其他一般人，常称“先生”；国统区则基本保留了“先生”的统称。我觉得，何其芳“初版本”中《关于现实主义·序》对胡风等人统称“先生”，既保留了国统区的言称习惯，同时也暗示了胡风等人与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政权并非是“同志”；既包含了一种礼貌的态度，语感上较为柔和，又暗暗划清了界限。1950年代中期，政治形势遽变，胡风等人也不能被称为“先生”了，那就是明确的“敌人”。
第二个变化，是“初版本”文章里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创作等，“1956年版”改为“资产阶级”或者是“错误的”思想等。这种修改，或许是为了适应毛泽东的主张：“过去毛主席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多，但是后来他提出，不要讲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7—p321]“初版本”对胡风等人观点的概括，都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词在延安文坛里，常带有与“无产阶级”对立、必须改造同时也可以改造好的双重含义。当“小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后，就只剩下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单重意思了，所以，“1956年版”将胡风思想概称为“错误的”思想。
第三个改动频率极高的词汇是“抗拒”改为“反对”。“初版本”说：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达了国民党统治区，并不久地也就成为那个区域的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南，而这种明确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就不但（“1956年版”改“不但”为“必”）要破坏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且必然也要破坏小（“1956年版”改划线部分为“各种”）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从此以后，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1956年版”删去“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抗拒（“1956年版”改“抗拒”为“反对”）了。（1950年“初版本”第7—8页，“1956年版”第6页）
“1956年版”的文章有多处将“初版本”的胡风等对毛泽东《讲话》的“抗拒”改为“反对”。粗粗地看，“抗拒”的感情色彩强烈于“反对”；不过，我想，“抗拒”的主要用意是在“抵抗、拒绝”的摆脱关联、保持距离、两者不相干，而“反对”一词不仅指一方与另一方“向左向右”的不可兼容性，还有一方针对另一方的主动进犯、干涉、欲争高低之意，因此，“1956年版”的“反对”其实可能更凸现强化了胡风思想的“反动性”。
《关于现实主义·序》在1950年和1956年两个版本中，除了上述语词的变化外，还有大量的删除。第一种删除是，“1956年版”删去了“初版本”对徐迟、冯雪峰、吕荧观点的意见，从而可能缩小批评面，集中批评点。第二种情况是，“1956年版”删去了将胡风归类为“小资产阶级”以及对其文艺观点的描述性、解释性的段落和句子，而直接贴之为“资产阶级性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的”、“不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这倒是印证了鲁迅所曾说过的话：“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8—p299] 第三种，是删除了何其芳自己阐释毛泽东《讲话》、分析“阶级论”、解释“文学作品应该描写一个社会或者一个运动的主要矛盾主要斗争”等所谓“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大段表述。这种删除，或许多少应验着何其芳所言的自己“理论基础太差”、对文艺“缺乏经常的系统的研究”、因而可能存在对毛泽东《讲话》以及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错解吧[9—p4]。
才分沛溢、写作勤奋的何其芳，诗歌写得多，文章写得快，诗集著作进行再版、多版的情况也相当频繁。何其芳对于自己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期文章的增删修改，也是相当快速频繁的。大致可以说，何其芳在越来越多地紧跟时代政治潮流、社会运动、思想趋势的同时，在越来越多地抹去自己个体的、内心的、与时代话语不相符合的棱角和缝隙的过程中，在难以遏制的自我更新愿望和“进步”、“革命”、“热情”的路途上，在希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新我”的过程中，那些修改文稿的点点片片印迹向后人所展示的，可能也是越来越谨慎、紧张、不安、恐慌、缺乏自信的情绪和心态，而这点点片片印迹中所渗透着的文化空气的时代潮流对作家个人的影响震动，以及作家个体的文学行为对于酿就文化氛围构成思想环境所可能产生的力量冲击、其中的正面意义和负面结果等，则是应该更沉潜地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6—04—18
注释：
① 吴时韵《〈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金灿然《间隔——何诗与吴评》、贾芝《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由吴时韵同志的批评说起》等文章，虽然不同程度地肯定了何其芳诗歌所表现的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真挚的生活感情，但也都认为他的诗歌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别见1942年6月19日、7月2日、7月18日《解放日报》），而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如不进行思想改造，“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因此，在1940年代的延安文坛上，对作家作品的“小资”性质的批评，不但相当普遍，同时也是非常严厉的。
② 1941年6月8日萧军在延安第8次文艺月会座谈会上发言批评何其芳的《革命——向旧世界进军》：“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即是作者的思想，也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感觉不到它的能动性和说服力，只是一片抽象语言的排列，我不承认它是诗。”（萧军《第八次文艺月会座谈拾零），1941年7月延安《文艺月报》第7期第38页）。另外，陈企霞在《旧故事的新感想》和《我射了冷箭吗——答何其芳》的文章里，也批评何其芳“简便地拿着政治的口号来‘囊括”诗的主题”。（1941年延安《文艺月报》第3期和第5期）
③ “1945年版”的《夜歌》（二）成为“1952年版”的《夜歌》（一），依此类推，至《夜歌》（五）。
④ 何其芳曾经写道：“我是一个忙碌的， ／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何其芳《叫喊》，《夜歌》第122页，重庆诗文学社出版，1945年5月。）
⑥ 1982—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何其芳文集》，主要以何其芳“生前亲自编定的文集”为蓝本来编辑。见《编后记》，《何其芳文集》第6卷第4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⑦ 事实上，“1945年版”《夜歌》里的诗歌在入集之前，已大部分在报刊上发表过。从最初的报刊文字，到入集于1945年的《夜歌》，何其芳已有少量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