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化论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学理论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4608 （2000）02—0083—05
进化论思想和心理学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各有其古老的传统。19世纪下半叶，科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和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心理学相继诞生。科学形态的生物进化论一经创立，就预示着必将对心理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达尔文自己曾指出的那样：“我看到了将来更为重要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稳固地建立在斯宾塞先生已充分奠定的基础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必由阶递途径获得。”[1](p.320)今天的心理学，几乎在每一个研究领域内都渗透着进化论的精神：“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对心理学的影响……大大促进了这门科学塑造成今天的形态。”[2](p.186)如果没有进化论，我们很难想象心理学会呈现出怎样的一幅画面来。
然而，进化论与心理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却显得十分微妙。至心理学诞生时，进化论已流行于世20年，但却没有对作为心理学诞生标志的冯特的心理学体系产生影响。而当心理学传入美国后，它又热情地接受了生物进化论，从而走向机能主义，使进化论成为心理学的“灵魂”或“精神”。但心理学在美国发展的历史的实质，则是它的机能主义精神的不断衰退过程，从而使自觉接受进化论指导的心理学在一系列基本论题上的结论，与进化论本身直接相对立。[3]这种矛盾的历史表象， 要求我们对心理学的性质及其与进化论的关系的历史作深刻的理论反省。惟其如此，才能准确而真实地把握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
一、科学心理学诞生的知识社会学背景
心理学史家一般强调冯特是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却忽视了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的学术动机和知识社会学背景，而这个动机和背景，对于我们把握作为概念辩证运动过程的西方心理学史的内在逻辑，具有重大意义。近代科学心理学在19世纪下半叶产生于德国，是对当时德国哲学状况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积极反应。当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后，随着精确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成熟，思辨的哲学形而上学体系在德国理智生活界的地位日益衰微。于是，为了适应这种历史变更并拯救哲学的命运，一大批哲学家采取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和经验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试图将哲学建构成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密的知识体系。其中，冯特创立实验心理学就是这种努力或尝试的主要形式之一，并认为由他所建立的这种实验心理学，是为所有的哲学问题（包括认识论的、逻辑学的及伦理学的等等）提供基础的“一项真正的哲学事业。”[4] (p.122)
假若冯特的尝试是成功的，那么哲学的历史将变成心理学的历史。但实验心理学在德国哲学界的日益扩张，却更进一步引起了“纯”哲学家们对哲学命运的担忧。于是，以狄尔泰、文德尔班以及后来的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纯”哲学家们坚定地掀起了一场反心理主义运动，竭力抑制或排挤实验心理学在德国哲学界的地位，并在反心理主义运动中重新确立哲学的基础，从而保持了“哲学本身”的历史的连续性。[4](pp.169-171)从这个角度说， 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而独立的历史功绩，从负面应归于“纯”哲学家们，因为冯特虽然从正面建立了实验心理学，但他将他的心理学视为哲学，因而是对哲学史的延续，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新学科的起始。
科学心理学诞生的这一特定背景决定了它在“诞生”时的独特性质：它的形式是科学的，但它的问题却是哲学的；或者说，科学心理学在冯特时代的“诞生”，只是作为一门新的知识形态诞生了，并因而使从事这门科学研究的职业角色即“心理学家”诞生了，但它的问题却没有诞生，或者说它还没有对它所要研究的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立看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促成西方实验心理学产生的人格动力，是当时的一些对哲学怀有坚定的热忱、同时又具有精深的自然科学素养的思想家们“为了要寻求哲学问题的科学答案的愿望”，[5](p.177)表现为冯特等人采用科学方法对作为哲学范畴的意识进行实验分析的“哲学企图”[5] ( p.182)。
德国意识心理学是对17世纪以来的哲学心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它对它所研究的意识的理解方式是传统哲学的，那就是自笛卡尔以来的、无论是经验论的还是唯理论的思辨哲学家，参照现实的人的精神活动现象，对作为“无人身的理性”的非物质的心灵实体的设定。这一设定不具有心理学在它的历史上一直想跻身于其中的科学的性质。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理智活动的特殊形式，科学在性质上与哲学不同，二者不能实现概念的直接通用。
这就使德国意识心理学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即它所追求的科学形式与它所研究的问题的哲学性质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决定了德国意识心理学的命运，而且在心理学传入美国后，也深刻地影响了在美国繁荣起来的心理学的历史轨迹。美国心理学家在接受德国意识心理学的科学形式的同时，也承袭了它对意识的本质的说明。他们对作为德国意识心理学理论前提的意识观的承认，与他们在实践上奉行的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思想方法之间的对立，构成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基本矛盾。美国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上的各种（次）危机与革命，都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历史的逻辑展开过程。[3]
二、进化论的心理学意义
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有两条，即：有机体（自然及其一切部分）是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历史地形成的；历史地形成的有机体的一切方面，都对维持有机体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这两条假设逻辑地密切不可分离，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对有机体的各个方面及其与有机体、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同一性的说明。
进化论的本质特征在于把有机体视为环境的一个因素，并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双向的动态关系中把握有机体：有机实在的一切事实都应该在这种动态关系中被理解。心理实在作为有机实在的一个方面，对有机体的存在具有什么功用？即心理活动如何有助于有机体的生存？这是进化论向心理学提出的最直接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以美国心理学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适应心理学体系。与此同时，进化论不仅要求心理学从现实性方面追问心理实在对有机体实在的功用关系，而且还要从历史方面追问这种功用关系的历史逻辑，从而要求心理学对统一的有机体作分析的综合把握，即考察统一的有机体在其进化过程中由于保证与环境相同一的必要性而分化出脑与神经系统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作为脑与神经系统存在方式的心理活动对有机体适应环境的功用价值。
就对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言，这后一方面的追问隐含着比前一方面的追问更大的理论价值，并拥有对前一方面的追问的逻辑先在性。它构成了进化论的心理学理论意义的核心之所在，因为它直接指向对作为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理论前提的关于心灵实体的存在这一理论信仰的否定。
在哲学认识论意义上，对心灵实体的理论信仰的逻辑必要性，在于它为人类精神活动现象确立一个主体承担者。这条认识路线同全部人类思想史同样久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想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6](p.219)近代伊始，笛卡尔通过在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怀疑方法，最终以理论体系的形式论证了心灵实体的存在，由此确立了心——身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历史表明，对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而言，二元论构成了它的发展的一个沉重的思想桎梏。
关于灵魂或心灵在身体内的住所，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的猜测。这些猜测多为哲学的臆想而非科学的经验观察结果。“19世纪以前，还没有哪一种有力的运动，将脑视为心灵的器官。”[7](p.58)但作为19 世纪时代精神的象征的颅相学的盛行，则标志着心理学思想正经历着从非物质性的“笛卡尔的灵魂概念走向较为物质的神经机能的概念”，从而为“脑的生理学和感觉的心理物理学准备了条件”。[7](p.65)19 世纪的生理学，特别是有关脑、神经系统及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的发展，以大量经验观察结果牢固确立了一个科学信念，即人的非物质的心理活动，乃是人的物质的身体（脑与神经系统）的某种机能表现，乃至于这个科学信念在今天已成为我们的一个常识。
认为心理活动是有机体的某种机能表现，这当然是全部心理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进步。但是，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若要问二者之间何以有此关系，则是心理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进化论之前或之外，人们贯于在“现在”这一历史断面上看问题，因而只能看到作为既成事实的这两种现象，而很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往往不可避免地陷入各种形式的、特别是平行论的二元论之中。进化论则提示了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二者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同一性，从而为心理学澄清由二元论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带来了希望。
由是观之，进化论对心理学的理论意义表现在：（1 ）它否定了历史上为理解人类精神活动现象而在人自身内外设定的灵魂实体和心灵实体，心理活动可以从有机体的结构（脑及神经系统）本身得到说明。（2 ）它有可能弥补心理学内部基础研究与体系研究之间巨大而惊人的裂隙，因为生理心理学的基础研究所已建立起来的理论信念，即脑或神经系统是心理活动的物质载体，或反过来说，心理活动是脑或神经系统的机能表现，在任何系统的体系建立的心理学研究中都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3）它为这一信念提供了科学的论证方式， 因为这一信念是对性质不同的心理实在和有机体实在之间的空间关系的逻辑把握，进化论则预示着通过考察有机自然物史前时代的各个发展阶段，来阐明这种空间关系的时间逻辑的本质。“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么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8](p.527)
三、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
在进化论思维方式以外，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基本上是认识论的：它关心的是普遍的人类心灵如何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与此相应的是研究心灵的构成。对于心灵的存在本身，心理学从来不进行追问。从柏拉图到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下来的。
进化论则以它关于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的功用关系的历史逻辑的追问，隐含着对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既不是关于心理内容与作为其对象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研究，也不是关于封闭的意识本身的思考（虽然这两个方面构成心理学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关于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的关系的阐明，即考察在物质的身体的基础上如何突显出非物质的意识现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历史表明，这是全部心理学的带有根本性的基本问题。
由进化论所引发的最深层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动机，是试图考察心理实在的历史演进过程，即追溯心理实在如何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心理实在对有机体实在的意义。这就是种系发生心理学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必将揭示有机体的身体结构和作为它适应环境的手段的心理活动形态，在其进化历史的每一阶段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两种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的历史同一性，为心理实在作为有机体实在的机能表现这一理论信念提供具体的科学论证，同时否定关于心灵实体的存在的哲学信念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
然而在实践上，这种研究方案却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很难恢复某一特定物种的进化历史，因而就人类而言，我们很难具体而真实地把握人类心理如何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进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而演化至目前的现实的。事实上，这种研究工作主要是以间接的方式即通过比较心理学而大量展开的。比较心理学以动物心理和人类心理的连续性假设为前提。这一假设在逻辑上成立，但运用和推论时却非常危险而易于造成失误。当我们说人类心理是由动物心理演化而来时，我们只能理解为人类心理是由当人类处于前人类的动物状态时所具有的心理（动物心理）演化而来的，这种演化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但比较心理学却试图通过对现存的、空间上不同的物种的心理的比较研究，来推测人类心理在时间上的进化过程。关于心理在空间上是否具有连续性以及这两种连续性的关系问题极为复杂，需另加阐述，但无论如何，这种推论在逻辑上是武断的，而且与进化论本身相冲突。比较心理学最终导致了否定普遍存在的心理实在的行为主义，因而未能实现其理论研究的初衷。
如前所述，如果心理学不能阐明心理实在与有机体实在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关系，那么对心灵实体的设定便在逻辑上成为必要的。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二者处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因此，如果心理学不能在理论思维的高度上把握种系发生心理学研究的实际困难的逻辑意义，那么，它就既不能揭示进化论对它所隐含的结论，也不能摆脱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束缚，从而盲目地在二元论思维框架内接受进化论的影响，由此导致它的理论思维及其产物的混乱。历史正是这样。所以，黎黑在批判西方心理学史时尖锐地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化论所暗示的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指出。如果脑是心灵的器官，那么若要问进化的压力如何形成这个器官应是合乎情理的”；而“当这样的问题最终在20世纪中叶被提出来时，它们便构成了行为主义的严重灾难”，从而使全部心理学的基础趋于崩溃。[5](p.178)
进化论内在地隐含着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完备性的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虽然主要由于上述原因，这一理论思维方式未能以完成的形式在历史上得到实现。正因为如此，进化论与心理学的结合，使心理学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因而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的历史。西方心理学百余年来的发展主线历史地表明：它所取得的每一步重大进展，都是贯彻进化论理论思维方式的结果；它的发展所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危机，则根源于它对进化论的不同形式的曲解。[3] 如果说进化论已被证明是一种关于地球上的生命形态的现实与历史的有效说明，而心理学正是关于人类生命现象的一种科学研究，那么它应该对心理学具有某种有效性。于是，进化论与心理学之间的上述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要求心理学史家和理论家对进化论及其与心理学之间的理论关系作深刻反省。只有这样，心理学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逻辑上完备、实践上可行、理论上成熟的科学体系。
收稿日期：199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