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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5)12-0048-06
近代中国处于“迅速缩小的世界之中”，中外交流成为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推陈出新成为中国进步的重要课题。清末民初，中国政府曾连续举行留学生归国考试，这一作法持续了十年。舒新城先生的《近代中国留学史》、谢青先生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对此均有考实性的论述，但是都没有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的价值评价。本文试图在补充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留学生归国考试在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中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发表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清政府考验留学生学业的构想与派遣留学生的决定同时酝酿。1871年，中国决定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当时便明确规定：对留学生“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同时规定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1](p89)。以后，清政府在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时，多次重申考验与奖励相结合的政策[1](p223)。但是，这些考验规定强调的是在国外学习过程中的考查，并没有归国考试的内容。这些奖励规定只限于官职，并不包括授以正途出身的内容。直到1899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第一次提出留学毕业生归国考试（简称归国考试）的建议，“其由同文馆派出者，归臣衙门（总署）考试，评定优劣”，“其由各省派往者，归各督抚考试”[1](p11)。不过，这个建议并没有要求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制度，而是要求实施作为权宜之计的各地分别考试。
20世纪初，伴随着晚清新政的锣鼓，归国考试制度正式出台。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建议考验留学生归国人员，按照成绩奖励正途出身[1](p12)。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9月17日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广泛派遣留学生，对于学有成效者“一体考验奖励，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2](p4720)。1903年10月6日，张之洞再次建议实施归国考试，并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1](p56)。1904年，袁世凯奏请学务大臣统一组织归国考试。1905年，学务处拟定清末第一个归国考试章程——《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并据此章程于同年7月组织了第一次考试，主要面向留日毕业生，授予金邦来等正途出身，由政府录用。1905年12月，学部建立，此项工作由其统筹安排，相继制定了《学部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1906)、《进士游学毕业各员考试章程》(1907)、《增修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1909)等规章，考生范围扩大到所有留学毕业生，并使这项制度不断完善。
清末留学生归国考试主要包括下列内容：首先，分门别类，实施考试。根据对象不同，考试分为四种。第一种为学成考试。每年农历八月，由学部组织（1905年考试由学务处组织），考试合格者分别等第奉旨授予进士、举人出身[1](p62)。第二种为入官考试。次年农历四月初在保和殿举行，又称“廷试”，学成考试合格的留学生才能参加，政府铨选部门依据“学成”与“入官”两次成绩授予官职[1](p67)。第三种为特殊人员考试。例如，为了旧科举进士更新知识，清政府曾派遣部分进士留学日本，并且为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归国考试[3](p111)。再例如，练兵处及陆军部也曾专门考验学习军事的归国留学生[1](p23)。第四种为同等学历考试。由于部分留学人员学历较低，不符合学成考试资格，清政府允许他们参加各地举行普通学校同等学历考试[11](p117)。
各类考试都遵循考验专业知识与语言水平相结合的原则，但具体形式与侧重点各不相同。学成考试侧重专业知识，分两场考验，“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1](p62)。廷试则偏重考验通识，“作经义一篇，科学论说一篇”[1](p67)。进士留学毕业生考试强调新旧知识融合，“第一场考所习法政科学二篇，第二场考经义论说各一篇”[1](p65)。
第二，分别等第，予以奖励。学成考试合格者，分为最优、优、中三等，最优者授予进士出身，其他授予举人出身，并根据专业注明学科，如文科进士、医科举人等[1](p62)。廷试成绩也分为三等，结合学成考试等第授予官职，获进士出身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及主事职务，获举人出身者分别授予主事、内阁中书或知县官职[1](p68)。进士馆考试同样分为最优、优、中三等，分别录用[1](p66)。练兵处及陆军部考试依据等第分别授予守备、千总、把总出身[1](26)。
第三，严格审查，明确资格。参加考试的留学毕业生由出使大臣或留学监督先列表报学部备案。参加考试时，必须提供留学监督处证明书、毕业文凭及笔记、译述等资料接受审查。参考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学校教育经历，学部规定，中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者，须在外国高等以上学堂学习三年以上，才能参加考试。如果在国内没有中学毕业便出国留学，须外加在外国普通学堂预备一年的学历方可报考。凡就读国外学校只有中等水平或属于速成学堂、以及未完成学业者均不得报考学成考试[4](p118)。对于私立大学毕业生则严格甄别，并根据情况加试相关科目，如光绪三十四年，日本私立法政大学毕业生便加试普通学[5](p419)。
第四，严密关防，分别职掌。清政府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学部建立后，考试规则日趋缜密，增补了许多操作性规章，如《考验游学毕业生计算分数简章》、《考验游学毕业生考场规则》等等，对预试、正试、计分、主考、评卷都作出了详细严格的规定，例如考生预试筛选，考官集中命题阅卷，考场严密巡视，考卷密封姓名等等。
民国初年的归国考试基本沿袭清末的作法，但规模较小，实施过程相对粗糙。最明显的变化，一是将进士等出身改成“上士”、“中士”、“少士”等名号，二是将学成考试与入官考试合二为一，直接授予官职[6]。
1905年至1911年，清政府举行留学毕业生学成考试7次，共有1388人考试合格，其中170人获得进士出身，1218人获得举人出身，举行选官考试5次，共有989人被录用授官。1915年，民国政府举行留学毕业生入官考试1次，共151人合格，其中8人获上士称号，44人获中士称号，99人获少士称号（见表一）。
表一 清末民初留学毕业生考试合格人数统计①
年份
学成考试
入官考试进士馆考试
1905 14 14
1906 32
1907 37 不详
1908 107 40
64
1909 255 102
1910 450 238
1911 493 444
清末小计
1388 989
64
1915
151
合计1388 1140
64
二
归国考试是一种文化现象。亲身参加1906年归国考试的颜惠庆深有感触地说：“此次考试所受待遇，可谓优渥。比1880年代所派游美回国之幼生的遭遇，简直不可同日而语。”[7](p37)颜惠庆的感慨反映了归国考试在中国留学活动中的深刻影响。
清末民初，政府举办归国考试的动机是复杂的，正如颜惠庆所说：“政府一方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为革命分子，推翻满清，心理至为矛盾。”[7](p38)归国考试折射出社会对于优秀人才的期待。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教育发展都需要大量拥有现代知识的人才，留学生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群体之一。为了发挥他们的才干，政府必须采取某种形式表示“劝学求才之实意”[8](p53)，并且给予留学生“进身之路”[8](p225)。归国考试又体现着统治阶级约束留学生的愿望。当时的留学生中，有的人“浮游废学”，有的人倾向革命，政府必须设法使留学人员“感激驰驱”，“不染嚣张习气”[8](p226)。当然，督促留学人员认真学习，学有所成也是考试的应有之意。于是，归国考试应运而生。然而，这项政策的客观作用却大大超出了制定者的预想，成为中国留学活动重大变革的关键环节。
首先，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人员社会地位的提高。考试的隆重形式体现了社会对留学人员的尊重。1881年，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被迫回国，迎接他们的是“官方视同罪犯的侮辱”[9](p87)，下船伊始便被关入阴暗潮湿的牢房；等待他们的是社会舆论的歧视，认为留学生“有害于社会”，“无益于国家”[10](p90)。以后，尽管社会对于留学活动的态度逐步变化，但始终没有一个鲜明具体的表现形式，归国考试成为社会心理变化的标志。考试中，迎接留学人员的是展示才华的机遇，是金碧辉煌的宫殿，是最高统治者的接见。归国考试公开宣示了社会主流对于留学人员从歧视到尊重的转变。
归国考试相当于崇高奖励，体现了社会对留学人员的推崇。在中国，进士举人等称号历来被视为知识与地位的象征，是各界人士梦寐以求的荣誉。然而，这一殊荣却与留学者无缘，许多留学人员虽经纶满腹，却由于没有正途出身而饱受倾轧。例如：严复深感“出身不由科举，所言多不见重”。[11](p731)并从1885年开始致力科举，以求功名。留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授予正途出身的举措，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严复、詹天佑等留学归来人员也于1909年被赐予正途出身，圆了进士梦。这种“奖励”向社会宣布，留学是正途而非歧路。
其次，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人才的脱颖而出。尽管清代早期留学人员中人才济济，但是多数人长期怀才不遇，前途暗淡。1895年，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指出：“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国后，皆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2](p3824)闽局留学生的命运，正是多数留学人员的写照。由于报国无门，有人浪迹于大洋彼岸，如留美幼童李桂攀、郑廷襄、李恩富被迫定居美国。由于进身无路，有人挣扎于困窘之中，例如周长麟等为生活所迫到上海谋事被扣押[12]，黄仲良因搬家向郑观应举债[13](p672)。对此，张之洞批评道：“大抵向来各省所设学堂及出洋学习之学生视之皆不甚重……迨学成返国更未尝予出身，收其实用，听其去就，实为可惜。”[14](p29)归国考试面向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拓了一条选拔人才的新路，考试合格者可能进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也可能进入各级行政机关。这样，一批不见经传的留学生迅速崭露头角，被推上了社会大舞台，成为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清末民初，十余位政府总长从这里产生（见表二），几十位封疆大吏从这里涌现，仅1909年陆军部归国考试合格人员中便包括阎锡山（山西都督）、唐继尧（贵州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孙传芳（浙江督军）、刘存厚（四川督军）、李根源（陕西省长）、赵恒惕（湖南省长）、程潜（湖南省长）等一批功名显赫的将帅。
表二 部分留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的任职情况②
姓名
学成考试
年龄
授予出身
选官考试
授予官职
担任主要职务
金邦平
1905 24 进士 1905 主事
资政院秘书长、农商次
长，代理总长
曹汝霖
1905 28 进士 1905 主事
外务副大臣、财政总长、
交通总长
陆宗舆
1905 29 举人 1905 中书
资政院议员、驻日公使、
币制局总裁
章宗祥
1905 26 举人 1905 中书
法制局长、司法总长、农
商总长
陈锦涛
1906 36 进士 1908 翰林
度支部副大臣、财政总长
颜惠庆
1906 30 进士 1908 翰林
外交次长、外交总长、国
务总理
施肇基
1906 31 进士 1908 翰林
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外
交总长
章宗元
1907 29 进士 1908 主事
资政院议员、财政次长
项骧 1909 29 进士 1910 翰林
代理财政总长
江庸 1908 33 进士 1909 翰林
高等审判厅长、司法总长
第三，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规模的扩大。清政府学部的调查显示，首次留日学生归国考试之后，留日人数以空前的速度增长，从1905年的6000人增加到1906年的12000人[15]，达到清代留学潮的顶点。梅贻琦等的调查也显示，1906年面向全体留学生的归国考试开始后，留美人数同样出现了激剧增长。清末民初归国考试时期，留学人数的总体水平明显超过了归国考试之前，归国考试制度推动了更多的人跨出国门求学异域（见表三）。
同时，留学人员的范围也迅速由中下层向上层扩展。1906年4月袁世凯建议翰林游学；同年8月，学部派遣进士游学[3](p27)；9月，学部呼吁官绅游学[1](p29)；次年12月，外务部奏请贵胄游学[1](p31)……如果没有留学毕业生考试对留学人员正途出身的确认，对归国人员才干的验证，中国留学范围不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第四，归国考试促进了留学方向的转变。归国考试之前，中国以日本为留学的主要方向，然而，归国考试鲜明地反映了留日学生与留学欧美学生之间的素质差异。除1905年考试对象为留日学生外，其他各次考试留学欧美人士成绩均优于留日学生，六次学成考试获最优等者161名，其中欧美学生68名，占44%；优等315人，其中欧美学生46名，占14.6%。尤其是1906年学成考试，最优等9名全部是留美学生，优等的5名中，留日学生也仅列最末两席[16](p79)。考虑到留日人数的众多，这种成绩的反差可谓触目惊心，当时，中日舆论大哗，中国《东方杂志》宣称：“时议颇不信日本留学生。”[17](p242)日本《太阳杂志》为此发表专论，反思日本教育质量。巨大反差迫使中国政府改弦易辙，一方面积极鼓励留学欧美，另一方面，严格限制留学日本。规定日本速成、语言、私立学校毕业生不得参加归国考试，实际上否认了这些学校文凭的合法性。1906年归国考试以后，留日学生人数逐渐下降，致使日本弘文学校关闭，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部撤消，而留学欧美，尤其是留学美国的人数不断增加，归国考试成为中国留学方向由东向西的转折点（见表三）。
表三 晚清留学日本美国人数历年比较③
年度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留日人数
614
1629
3746
6000 12909
6797
5216
4000
3979
留美人数
8
5
21
25
60
71
77
69
107
三
归国考试是一种制度沿革。1906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同俄国社会党领袖鲁学尼的谈话中指出：“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最严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使优秀人士掌管国务。”[18](p319)孙中山的期望代表了中国社会批判旧的人才选拔制度，建立新的铨选制度的需要。归国考试开始于废除科举的1905年，结束于近代文官考试即将开始的1915年，在此期间，尽管举行过若干次高等学堂毕业生复试和旧科举人员会试，但其规模及连续性均不能与归国考试同日而语。这样，归国考试就成为旧科举考试与新文官考试之间惟一连续不断的考试，客观上构成了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其中包含着对科举制的总结，也蕴藏着近代文官考试的萌芽。
留学毕业生归国考试与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归国考试继承了科举笼络士人的动机。张之洞把《奖励留学章程》与《约束留学章程》紧密相连，袁世凯让“感激”与“驰驱”息息相关，这些同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同出一辙。归国考试继承了科举的种种形式。考试模仿“会试”“殿试”，奖励沿袭正途出身……尤其是1905年归国考试科举制的印记更深。
归国考试在继承中发挥了科举制的精华。中国科举制“自由报考”、“平等竞争”的原则享誉世界，长期以来，科举成为政权开放的大门，吸纳了无数精英。归国考试招考对象只有道德与学历的规定，没有门第的限制，考试合格者依据成绩划分，淡化等级的区别。凡此种种，不仅发扬光大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且拓宽了政权开放的门径。
继承是归国考试与科举关系的一面，变革则是两者关系更重要的一面。首先，变崇尚圣人为崇尚科学。针对明清科举独尊儒经，排斥科学的弊端，清末多次改革科举，但都是隔靴搔痒。归国考试明文规定：“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1](p62)第一次将考试科目与近代学科相一致，新兴的科学知识取代了传统的“圣人之言”。为此，考官已不是名宿大儒，而是各科专家。例如，1906年学成考试的考官就包括唐绍仪、严复和詹天佑，1909年陆军部考试主考官是铁良。为此，合格者的名号被冠以近代学科，成为反映专业水平的新称号。例如，1906年考试便有13人获政法进士、举人称号，5人获工程学进士、举人称号，4人获农学举人称号，3人获商学举人称号，1人获文学进士称号[16](p79)。这些称号构成了向专业学位称号过渡的桥梁。
其次，变限制个性为尊重个性。明清僵化的科举制使广大知识分子的人格与才能趋于单一化，个性遭到严重制约。归国考试分科命题，供参考者选择，不仅工、农、商、政、法、医各科齐备[7](p37)，而且规定参考者可以根据自己所长选择考试卷中的若干试题回答，如1906年学成考试第二场便有“义务教育”、“农业改良”与“中美修约”三个不同题目供参考者选择。考试甚至规定答题的语言也可以在中文、日文、英文等语言中选择。对此，颜惠庆颇有感触地说：“试题与答案，均系英文，亦异事也。”[7](p37)归国考试已经同科举考试的千篇一律、万人一面截然不同，有利于个性的培养与发展。
再次，变忽视学校教育为重视学校教育。科举制诞生以后，学校为科举提供考生，科举激励士子入学苦读，两者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然而，随着科举内容与形式的日趋单一，士子无须在学校认真学习，只须记诵八股范文便可应付考试，于是明清之际各级学校形同虚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明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矣……考其学业，科举之法外无他业，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19]变质的科举与近代新式学校更是势同水火。为此，维新派呐喊“兴学校，改科举”，主持晚清新政官吏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学堂决无大兴之望。”[20](p442)归国考试对此作出重大调整，规定考试科目与学校学科一致，考试内容以学校教育的知识为主，考生以接受良好学校教育为资格。为了重视学校教育，归国考试还将学校教育水平计入考试成绩，规定考生的毕业文凭由学部依照学校的教学水平分为五等，一等学校计100分，二等学校计90分，依次类推[21](p777)。将文凭分数与考验分数的平均分数作为考试最后成绩。这样，归国考试与学校教育重新走上了相辅相成的道路。
留学生归国考试与近代文官考试同样联系密切。归国考试是文官考试的嚆矢。清政府在实施归国考试时，已经表现了学习外国文官制度，建立新式铨选制度的愿望。1906年，学部认为1905年归国考试援引科举制度是“权宜之计”，“现在科举既已停罢，又值朝廷综核名实振兴百度之时，自应妥议章程。”公开宣称要“详考外国制度”，建立“其就学初未尝有得官之心，及其入官亦未闻有不学之士”[1](p62)的新式铨选制度。
归国考试启发了朝野有识之士的深刻思考。第二届归国考试结果公布后半个月，孙中山第一次公开阐述自己建立文官考试制度的构想，他说：“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但考选制度被恶劣政府所滥用……这是极为可惜的。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体中复活这优良制度。”[18](p319)同年12月2日，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再次提到考选制度。孙中山连续阐述文官考试，显然受到了归国考试的启发。民国之初，孙中山便着手实现自己的构想。1912年1月至3月，他两次批令法制局，仿照中外考试制度拟定章程，两次咨文参议院咨请审查相关法规。尽管这些法规没有来得及实施，却是民国最早的文官考试法案。
归国考试揭开文官考试的序幕。民初，北京政府曾公布了《文官考试法草案》等相关法规，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正式的文官考试难以实施。铨选制度的停顿，造成了政府缺乏人才，人才进身无路的局面，尤其是陆续回国的留学生怀才不遇，对政府强烈不满。为缓解矛盾，北京政府决定在举行全国文官考试条件中尚未成熟之际，先举行留学毕业生甄拔考试以解燃眉之急。1914年，袁世凯发布总统申令，表达“求贤若渴”、“扶持士气”、“激励人心”的愿望[22](p61)。1915年2月，举行民国第一次留学生归国考试，及第的151名留学生均由铨叙局分派录用。除考生范围为留学生以外，本次考试的目的、方法，录取者的去向都与文官考试相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民初文官考试的试点。
归国考试是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重要仿效对象。首先，归国考试是“公平竞争”原则的接力棒。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科举制曾给予欧美文官制度以深刻影响，美国学者丁韪良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公平竞争）令人钦佩……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23](p424)无论是英国提出文官考试构想的“诺思科特——特里威廉报告”（1854年），还是美国决定公开考选官吏的“彭德尔顿法案”（1883年），都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然而，由于僵化，科举制在中国却遭废除，“公平竞争”原有的载体不复存在，幸好归国考试及时填补了真空，使科举制“公平竞争”的精华得以沿续。民国文官考试的各种法规，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文官考试法草案》、还是北京政府的《文官考试令》，都以归国考试为榜样，明确规定具有一定文化的成年公民均可参加考试，并由此获得官职。
其次，归国考试是文官分科考试的样板。分科考试是民国初年文官考试的重要特点。1916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文官考试便将科目分为文、法、理、工、医、农等23科[24]，其分科之细，对各类专业技术之重视，为世界所独有。旧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不是分科考试的榜样。当时，欧美文官考试同样相对单一，英国文官笔试仅考数学、古文、历史、科学等一般知识，突出所谓“通才优势”[25](p49)，这样的文官制度同样不可能成为民初文官分科考试的榜样。只有归国考试始终贯彻重视实学，重视专业技术的原则，采取依据所长，细致分科的方法，民初文官分科考试的作法正是与此一脉相承。
再次，归国考试是文官考试重视文凭的先声。重视学校教育资格是民初文官考试的又一特点。根据《文官高等考试令》规定，只有在国家承认的高等学校修习三年，并持有毕业文凭者方可参加考试[24]。这种资格要求与旧科举忽视学校教育的作法大相径庭，也比欧美文官考试的要求更为严格，例如英国文官考试，部分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和复员军人也可参加[36](p49)。十分明显，这种学历资格要求与归国考试的作法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独树一帜的归国考试既是对以往留学活动的检验，又是对未来留学潮的鼓励；既是对旧科举制的总结，又是对新文官制的呼唤。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5-07-25
注释：
①资料来源：据《教育部档案——考试游学毕业生案》见（台湾）《近代史研究集刊》第2期；刘真《留学教育》第二册；《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资料整理。
②资料来源：刘英《留学教育》第二册；《教育部档案——考试游学毕业生案》见（台湾）《近代史研究集刊》；《东方杂志》第3年至第6年；周棉《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资料来源：留日学生人数依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学部官报》、（日）《国立教育所纪要》等整理；留美学生人数依据梅贻琦《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