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人论文,正统论文,浪子论文,君臣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柳永被时人和后人视为浪子词人，是因为其人其词涉及了许多风流浪荡之事。其实，他在少年时代并非浪子，而是很勤勉的书生。他的故乡建州（今福建崇安一带）在当时是人才辈出的“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1]柳永生长于此地一个传统读书奉儒之家，祖父、父亲、叔父都读书为官，[2]长兄柳三复也在真宗朝进士及第并为官。受此影响，柳永自幼也喜欢勤学苦读，他曾在其《劝学文》中写道：“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3]他少年时写的诗已颇见功夫。[4]从青年时代起，他到汴京开始了漫长的举子生涯。他成为浪子词人，也就是在此时期。叶梦得（南宋）《避暑录话》卷下云：“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一方面是缘于性情和爱好，另一方面也是他以才取财，获得“润笔”以维持生计的途径之一。据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懂音乐，长作词，使他不仅可以尽情地到“烟花巷陌”去“浅斟低唱”、“偎红倚翠”，而且还能得到一些稿酬，这又助长了他的风流浪荡性情。他甚至结交了一些“狂朋怪侣”，在京都的酒楼、妓馆里欢饮狂歌，纵情享乐。他的词风靡一时，从市井百姓到文人学士，甚至皇帝都喜欢他的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然而，当柳永科考求官时，他在词中对浪漫情事的铺陈渲染和对自由意志的公开表达，却恰恰成了他入仕的障碍，此时，浪子词人与正统君臣的人格美和艺术美意识的差异变成了社会化的、历史性的冲突。
柳永与帝王人格美意识的冲突
以下三条史料是人们谈论柳永与帝王关系时常引用的。北宋末严有翼撰《艺苑雌黄》：
“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稍后，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云：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5]：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以上三则史料所述皇帝对柳永的三次打击，参以其它史料，大致可信，但仍有疑点。首先是《鹤冲天》的写作原因、时间及柳永的科考经历。先看其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明言“青春”、“偶失”，当是初应科考落榜后所作。若非初次，当言“再失”、“又失”或“屡失”等。那么，柳永初试科举于何时呢？由于史料不足，柳永的确切年龄尚难断定，但学界考订柳永的生年不晚于雍熙四年。[6]以此年算起，则柳永在仁宗即位前已36岁。今存柳词中有《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等，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作于汴京，其时柳永23岁。[7]从这一年到真宗朝结束，共开科考四次；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五年（1012年）、八年（1015年）、天禧三年（1019年）。[8]就是说，柳永23岁、27岁、30岁、34岁均有可能应考。宋人多喜自言“老”，而自言“青春”当不过30岁。以柳永的勤奋读书经历，以其家庭父、兄辈的影响，他应考绝不会很晚。他进京就是为了应考，20多岁的举子在当时是常见的。据此推测，柳永在23岁、至迟27岁时已参加过科考，《鹤冲天》词则作于他初考落第之后。
第二个疑点是：《艺苑雌黄》所载“上曰”，是真宗还是仁宗？《鹤冲天》作于“上曰”之前还是其后？
细审前引三则史料，于本事多含糊其词，而宋人其它诗话、词话、笔记转述者，亦不考原委，皆言仁宗而不明确“上曰”之“上”为何人，以致后人有“耆卿蹉跎于仁宗朝。”[9]之误会。其实，柳永蹉跎于科场20多年，主要不是在仁宗亲政之后，而是在真宗朝和仁宗年少、章献太后听政期间。严有翼明言“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因而“上曰：‘且去填词。’”可知他的词名从他初试科场就已成为障碍，而命他“且去填词”之人，当是真宗。严有翼又说“由是不得志”等等，已说明柳永“无复检约”、“奉旨填词”实与“上曰”有关。而《鹤冲天》词中之抱怨、赌气之意，正由此而发。这样看来，严氏《艺苑雌黄》所记之事，正是柳永在真宗朝初次应考不中之事。而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言，并非“据严语而更演之”，[10]而是另一件发生在章献太后听政的仁宗朝前期的事。
仁宗即位只有13岁，章献太后听政11年。直到太后去世，24岁的仁宗才执政。柳永在仁宗亲政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年）终于进士及第。他被仁宗以《鹤冲天》为由黜落之事只能发生在太后听政期间。此间开科考三次：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天圣八年（1030年）。柳永从22岁（大中祥符元年）应考到48岁（景祐元年）中举这26年间的七度科举中到底参加了几次，现有史料尚难说明，但吴曾所言至少表明：他在天圣年间的三次科举中有一次已经入选进士，但在皇帝最后审批时因《鹤冲天》之故而被黜落了。这时的仁宗虽未独立执政，但已开始处理政务，当非15岁少年。
然此事令人费解之处亦多。史载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11]有一次他听到有考进士者因殿试落第而赴水自尽，不禁为之“恻然”，于是立了一项制度：凡经初试进入殿试阶段的举子，一律不再黜落。即便不令人十分满意，也收在榜末。[12]他亲政不久，即于景祐初年下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悯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六举；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柳永“景祐元年方及第”，或许与此诏之意不无关系）。对读书人这样宽宏仁爱的仁宗皇帝，为什么对柳永就一次次地不客气呢？让我们来看看柳永这首颂扬升平的《醉蓬莱》：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动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渑水燕谈录》所言三条令仁宗不悦的原因，前两条都是皇帝身旁的人察颜观色，猜测揣摩的，未必用了一个“渐”字，用了仁宗作真宗挽词用过的“宸游凤辇”几个词语，就能引起龙颜不悦，绝了人家的仕途。“太液波翻”的“翻”字的确不如用“澄”显得柔和、宁静。但如果仅是艺术趣味不同，似也不至于使龙颜变色。那么到底为什么仁宗对柳永这么严厉苛刻呢？仔细想起来，浪子词人和正统帝王之间从真宗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审美意识的冲突，不是词应该怎么作，而是人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首先是放浪形骸与正统、谨慎的品行差异。仁宗是个生性谨慎、“务本向道”的正统帝王。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记载，仁宗有一次夜间观看众僧做道场，遂“各赐紫罗一疋”。众僧致谢时，他嘱咐说，“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还有一次，他在很受宠的张贵妃那里见到一个定州红磁器，就追问“安得此物”？贵妃说是大臣王拱辰进献的。仁宗训斥贵妃不该与臣僚通馈赠，并用柱斧打碎了磁器。后来他又发现贵妃身着灯笼锦，问清是潞国公文彦博送的，很不高兴。后来文彦博任宰相，台官唐介弹劾他，涉及送灯笼锦的事。仁宗以对上失礼的罪名把唐介贬谪到边远地方，同时也降了文彦博的职，命他出判许州。还有一次仁宗举办赏花钓鱼宴，内侍们用金碟盛钓饵放在桌上。王安石当时是知制诰，他生性不拘小节，把钓饵吃光了。仁宗第二天对宰相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仁宗就是这样一个生性谨慎，规范意识很强，很注重生活小节的人。
柳永和仁宗恰恰是两路人。他是个容易放任性情、只图一时痛快的风流才子。其实风流才子在当时也是照样可以做官的。做官的人也有风流韵事，只是大家不说出来。柳永却不但写出来，让人到处唱，而且写得不无夸张渲染。这就犯了忌讳。而那首《鹤冲天》又分明是对皇权的轻慢。那种揶揄圣主、戏谑卿相、玩世不恭的浪子情调，写出来便是挑战。仁宗不可能给他好果子吃。其实，柳永做不成官也没什么冤枉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并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明确的审美追求，其最深层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反叛规范、放纵天性的生命自由意识。
柳永和仁宗人格美意识的第二点差异是追求风流与追求儒雅的审美情趣差异。古代文人常常既风流又儒雅，柳永是风流有余，儒雅不足，仁宗则是“留意儒雅，务本向道”。他绝不会象日后的宋徽宗那样去京城名妓李师师的闺房里走走。他重用的臣僚都是正统儒雅之士，宰辅如晏殊、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之臣如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等。他当然不喜欢让那个放任自由的浪子词人领他太多的皇粮。
第三，柳永与仁宗的人格美意识有率真和修饰的差异。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仁宗所欣赏的人格美是经过儒家理性精神加工、修饰过的规范美，它代表华夏文明发展到那个时代的规范人格意识。按封建时代的规范，皇帝占有多少女人都合乎规范，臣子就有限度了。妻妾成群还可以，总和妓女们混在一起就不好了。宋代允许妓女存在，也允许官僚们听听她们的歌，看看她们的舞，甚至自家也可以养几个歌儿舞女。但像柳永这样总是在烟花巷陌中寻访意中人，眠花宿柳，而且还把这种生活体验不无夸张渲染地写出来，到底有些过分，做官总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柳永是过于率真任性了。
浪子词人与宰相词人艺术美意识的差异
宋张舜民《画墁录》载：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相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柳永比晏殊至少大四岁，但晏殊此时是堂堂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这次会晤大约在晏殊53岁左右。此时柳永中进士差不多10年了，但还是沉于下僚，于是他想和宰相谈谈词，寻找点共同语言，希望这位宰相词人能理解自己的词。这真是当局者迷。晏殊可是旁观者清。他知道皇帝不喜欢的是什么。两个人一开始就心照不宣地谈到了词。晏殊开口就点题：“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当然不能让步，马上指出：我虽作曲子，却不像你那么放肆。
这次短暂的会晤中隐含着长期以来两种审美意识的冲突。这表面是词美意识的冲突，其实是如何做人的观念冲突。柳永是浪子词人，“恣游狂荡”是他的自我评价。晏殊是正统文人。他14岁就以“神童”身份被宋真宗接见，15岁受赐同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42岁任参知政事。以后虽有浮沉迁徙，但基本是身居高官要职。他生性谨慎，行为规范，很合仁宗的脾气。他举荐、提拔过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这些人后来都受到仁宗重用，成为一代名臣。他绝不会违反皇帝的意思而举荐柳永。《珠玉词》137首中，仅有两处使用“狂”字：“无端一夜狂风雨”（采桑子），“醉来拟恣狂歌”（相思儿令），皆与柳永“争不恣游狂荡”的“狂”不同。这次谈话虽不多，但若把《乐章集》和《珠玉词》进行对比，就会看出他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都有明显分歧。
柳词今存213首，其中直接涉及男女情事的约130-140首。这些词除写离别、相思等内容外，约有一半左右写到男女艳情。晏殊批评他时所举词句出自《定风波》（自春来），而柳词中描写女性体态容貌、洞房情事、床第欢愉比较直露的远过于此。如被黄升批评为“丽以淫”[13]的《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又如《尉迟杯》（宠佳丽）、《慢卷紬》（闲窗烛暗）等。严有翼批评这些词是“闺门淫媟之语”，[14]并不过分。清人周济尝为柳永辩护，但也不能不批评其词中“恶滥可笑者多”。[15]这类词，晏殊是不会写的。晏殊今存词137首，无一首像柳永这样坦率地写男女艳情。晏词中纯以女性男女情事为题材的词只是一小部分，写得也比较含蓄、优雅。如《清平乐》写女性美：
玉碗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
即使写恋情，也很含蓄，如《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柳词中的女性主要是秦楼楚馆，烟花巷陌中的女性，写得比较艳，比较露，性感较强；晏词中的女性主要是豪门华筵上唱歌跳舞或侍奉宾主的女性，写得比较典型、含蓄、优美。柳词中的男女之情常常涉及房中床上的情事和体验，晏词则绝不写这些。晏词中的女性都是交际场上的，柳词中则多是风月场上的。晏词中的男女之情仅限于情感意念范围，而且写得委婉含蓄，柳词中则常常突破这个限度而涉及两性的云雨欢合。即使是写相思或回忆往事，或向往未来，柳词也常涉及两性间的床第之欢。柳永不想对感情遮遮掩掩，他喜欢坦露真情，喜欢铺陈渲染。即便对风尘女子，他也敢坦言真诚的爱恋和同情之心。他把男女之情写得太真切了。
晏词中大量篇章写男女情事之外的生活和生活感受。他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常常是一位雍容典雅的达官贵人，在那里或伤春、悲秋、感慨时光流逝、节令变化；或在清风明月之中，山水花草之间，宣泄一点官场上的厌倦和郁闷；或在小园香径中独自徘徊，看一看落花飞燕，叹息一番生命的衰老。他也写梦、写醉，写宾客往来，写听歌赏舞吟诗作词之事。总之他只写“高贵者”的生活，不写“卑贱者”的生活；只写正统文人清客的情趣，不写风流浪子的情趣；他追求词篇的雍容、典雅、闲适、清淡、委婉、含蓄之美，不喜欢秾艳、华丽、坦率、风流俚俗之美。
其实，柳词的文化市场远比晏词广阔。晏词的市场在文人骚客之中，柳词则无论市井民众还是正统文人、达官贵人都喜欢，皇帝也要听。晏殊也熟悉柳词，不然他怎么能开口就拈出柳词句子呢？后来的文人也都爱读柳词。秦观还有意无意地学柳词句法。苏轼也很熟悉柳词，以至一眼就能看出秦观词中像柳词的地方。
看来，当时的文人以至帝王都并不否认柳词的审美价值。执政者只是认为他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应该去专门写词，柳永也就真的成了“专业”词人了。正统文人则认为柳词可听可唱可读，但其中艳的部分切不可学，学了就有失身份。
其实，浪子词人只是柳永人生角色之一。如前所述，他青少年时代是个勤学苦读的书生，为官后是个被后人列入“名宦”之林的好官。他的词也有许多是符合正统审美观念的高雅之作。比如写都市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羁旅情怀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写离愁别绪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写悲秋念远的《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写执着追求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这些词艺术性极高，历来被认为是柳词的代表作，是极标准的文人雅士之词，是宋词中第一流的精品。柳永拓宽了词的题材，发展了慢词（长调）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把俚俗词语用到词中（这一点在当时和以后都受到人们批评）。他是北宋词坛一个新的美学流派。他的词不仅影响到词的创作，而且影响到戏曲。清况周颐《惠风词话》卷三曰：“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词所自出。”
注释：
[1]《嘉靖建宁府志》卷四。
[2]王禹
《小畜集》卷二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有载。
[3]见《建宁府志》卷三十三，又日本刊本《古文真宝》亦收录（仅80余字）。
[4]厉鹗《宋诗纪事》卷十三录柳永诗三首，其中《中峰寺》咏崇安名胜中峰寺，可知是其在家乡读书时作。
[5]王辟之乃宋英宗治平年间进士，去柳永不远，且其《渑水燕谈录》“所记质实可信，多与史传相出入”（《四库提要》）。
[6]参见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三期），蔡厚示、李国庭所作《柳永》评传，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等。
[7]《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卷一一二《礼志》可参证。
[8]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二《选举五》。
[9]清·宋翔凤《乐府余论》。
[10]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前言》。
[11]《宋史》卷九《仁宗纪一》。
[12]《邵氏闻见录》卷二。
[13]《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
[14]《艺苑雌黄》。
[15]《介存斋论词杂著》柳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