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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1)01-004-(8)
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是一个尚未解决温饱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80年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或称国民收入GNI）的排名，在196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以人均192美元列189位。而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排名，在21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以人均3620美元列124位①。从GDP增长速度看2009年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是1978年的18倍以上，年均增长9.79%，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占当年全球GDP比重近7%。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看，按三年平均汇率方法计算，2009年世界人均水平为8751美元，我国为人均为362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比1980年（按可比价格）提高了近19倍，年均增长10.66%，已经超过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线（3400美元）。如果按购买力评估法（PPP方法），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人均国民收入为6710国际元（美元为主要参照标准），在世界上列第120位，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6340国际元）。
按照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GDP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198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总量已达到1980年的2.04倍②，提前3年完成了第一个番的目标；1995年我国GDP总量达到1980年的4.33倍，提前5年完成了翻两番目标。到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1980年的6.55倍，比原定翻两番目标多出2.55倍。进入新世纪，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前10年翻一番，后10年再翻一番。但在实际进展上，到2007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目标，2009年已经达到2000年的2.3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0.1%。在未来的11年里，我国只要实现年均4.82%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在2020年完成较2000年翻两番的总量增长目标。从人均GDP增长目标来看，党的十七大指出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进入新世纪，我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不到6‰，到2001-2009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9.55%，2009年人均GDP水平为2000年的2.27倍，也就是说，在今后11年里，我国只要实现年均人均GDP 5.27%的增长率，就可以完成这一目标。从经济约束条件上看，在2020年之前，我国无论是人均GDP增长率达到5.27%，还是GDP总量增长率达到4.82%，都是完全可能的。从我国所处的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发展阶段特征上看，这一速度并不是十分高。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便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2006年世界银行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的研究报告③，其中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在此之后，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率出现回落，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以马来西亚为例，1980年，它的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是84位，而2009年的排序为89位，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在这一期间，它的人均GNI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5.02%，高于全球3.01%的增长率。而与世界加权平均水平相比，1980年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但2009年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应该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表现好于世界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和东亚的其它经济高速成长的国家相比，它的经济增长率却是偏低的，这也是马来西亚重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如很多拉美国家是国际收支出了问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比，显然是技术创新不足。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府效率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来改进。在很多国家，最初的经济起飞往往是通过政府指导对银行贷款（间接融资），进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进而“寻租”行为普遍发生，私营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府官员中腐败行为的增加，如果制度建设又不能及时跟上，往往会出现政府效率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和一般企业的积极性受挫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出现社会动荡，也就是说当资源的配置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其效应自然难以保障，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注重制度建设，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利益集团，注重惩处和清除腐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如新加坡、香港和韩国都很注重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即最初的加速经济增长，都是依靠在短期内增加投入和产出来形成的，但是劳动力和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投入。新加坡、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和它们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研究开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出卖资源而不注重研究开发以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它的增长就只能依靠加大资源的开发量，或者寄希望于资源价格的提升，这种发展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经济发展失衡包括收入分配失衡、地区发展失衡、投资和消费失衡等。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在经济起飞初期，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优先获得发展以及积累率的迅速提高，这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经济发展就会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均衡，即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获得发展、城乡差距缩小、中低收入居民家庭明显改善等。如果在这时有科学合理的政府干预和制度安排，形成这种新均衡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否则很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少数大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其它地区的极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费拉动不足，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
第四是发展中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对对外部的资源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没有及时地对自身的资金结构、市场结构等加以调整，这样，外部世界的动荡和风险往往严重地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一些拉美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就一直处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这和它们外资结构不合理、又没有适时地进行调整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过分单一，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过大，国际市场一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受到严重冲击。
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中国也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经济长期徘徊或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各个方面（如社会、能源、环境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但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我们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矛盾，中国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
二、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优势
首先，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工业化率显示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即工业化尚未完成，但已进入由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向重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革命深化的阶段。据测算，我国京、沪、津三个城市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工业化率达100%），其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业化已进入后期（工业化率一般在70%以上），而西部部分落后地区工业化尚处于初期阶段（工业化率一般在50%以下，甚至有的地区仅为30%左右），其他地区则在工业化中期。全国加权平均所得工业化率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④。从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是高速增长期，这一高速增长期的长短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但一般说来，越是大国这一时期相对越长，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更艰巨；越是先发展的国家这一时期相对越久，因为缺少后发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相当于国际社会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一系列目标，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当于国际社会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在未来10-20年里在我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前后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的中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均具有较高的增长动力，若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红利”，这种需求动力就更为强劲。这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成我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天时”。
其次，潜在的城市化空间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2009年世界首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而我国城市化率仅为46%略强。同时，我国这46%的城市化中还包含1亿多进城民工，而进城民工虽然离开农村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并以务工收入为生进城，但其生产方式和社会福利水平与真正的市民有很大差距，这表明我国城市化率不仅规模低，而且质量水平也不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城市化率水平低的同时，城乡差距悬殊。从收入水平上看，据统计我国目前平均每个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而农村居民家庭同时又是生产者，其收入能够用于消费的部分就更少。据估算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不到市民平均水平的1/4。换句话说，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以上的人口大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长期主要依靠不到总人口50%的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拉动，而50%以上的人口作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不能不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结构严重扭曲，其可持续性受到极大的局限。因此，我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进程，已进入加速期，一般说来，城市化率达到30%-70%之间是加速发展时期。我国不仅城市化规模提升空间巨大，而且城市化质量改善的空间更大，在改善和完备现代城市的功能过程中，必然要求在体制上加快市场化，很难想象脱离较完备的市场机制能够发展起现代城市，现代城市是市场机制功能上的集合；必然要求在产业结构上不断高级化，尤其是在现代工业制造业基础上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果说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决定了城市的规模，那么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则主要决定着现代城市的质量；等等。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都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条件，因此，城市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不仅使更多的农村人口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现代生活，从而创造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而且使经济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从传统方式转入现代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这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
再次，非均衡的区域经济结构，既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低的表现，同时也是支持我国可以更持续地保持高速增长的因素。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如果说以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推动力，那么伴随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东部沿海地区进入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增长拐点（比如通常所说的当人均GDP到15000美元后），西部和中部却可能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外，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着高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着经济增长的效率。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先后批复涉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天津滨海新区、福建海西经济区、陕甘关中—天水经济区、黄河三角洲、中国图们江区域、横琴新区、安徽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海南旅游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江苏沿海城市带、辽宁沿海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等20多个国家级地方发展区域战略规划，这种区域性增长极的批次涌现不仅提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均衡性，而且推动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微观上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几乎没有多少人怀疑我国正处于一个持续高速增长期，但却有相当多的人在质疑我国将怎样实现这一高速增长，或者说以怎样的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此将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自身能否支付得起这种发展成本？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高速，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不断扩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成本低带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竞争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优势。这种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扩张带来的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将导致泡沫经济。亚洲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⑤。所以，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增长是否真正建立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效率提高的根本在于创新，提高创新的根本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的制度方式和技术方式等方面的转变。
首先，从体制改革中寻求增长的动力和效率。这既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经济正处在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双重转轨过程中，就发展模式的转轨而言，我们正从传统经济向新兴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转型。就体制模式的转轨而言，我们正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伴随市场化的深入和完善，资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行政计划体制转入市场竞争体制，其竞争性的效率是不断提高的，从要素效率来看，依我国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生产函数中，若引入市场化（非国有化）率指标为变量，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化越深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要素效率的提高作用越显著。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是增大要素投入量的结果，同时也是要素效率提高的结果⑥。从结构效率来看，市场化的深入使资源配置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日益从低效率部门转向相对高效率的部门，这种产业结构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这种体制性推动的结构演变产生的效率，甚至超过技术进步对增长效率的贡献。只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全要素效率内部，市场化进程带来的体制性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的比例关系才发生新的变化，体制性效率的提升趋于稳定，而净技术进步对增长效率的贡献上升速度逐渐加快。这一方面说明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速度的平稳，经济增长全要素效率提升越来越依靠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竞争秩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提升有着巨大空间，因为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转轨的经济体，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目标尚有很长的路⑦。在新时期深化市场化进程本身也面临一系列新的历史特点，一是改革的重点从商品市场化逐渐转为要素市场化。改革开放到目前，我国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基本实现，绝大部分的商品价格已由市场定价，但我国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可以说尚处于发育初期，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的发育尚极其不足，无论是各类要素市场的竞争主体机制（产权制度）还是要素市场的竞争交易机制（价格制度）都还处在构建中，且不同的要素市场发育在总体水平不高的基础上存在着极不均衡的状况。二是改革的难点从构建市场体系逐渐转移至构建市场秩序，或者说从扩张市场作用空间（市场化的数量方面）逐渐转向完善市场秩序（市场化的质量方面），包括市场竞争的内在秩序，即：竞争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制度——回答“谁在竞争”的问题）；竞争的交易程序（价格决定制度——回答“怎样竞争”的问题）。也包括市场竞争的外在秩序，即：市场竞争的法制秩序（从法制上以公正保护市场内在竞争秩序）；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从道德上以诚信弘扬市场内在竞争秩序）。如果说市场经济在规模和数量建设方面存在极限，毕竟不可能存在百分之百的市场经济社会，那么市场经济在质量和效率建设上将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来说，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有着关键的作用。
其次，从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改进中寻求技术创新的能力提升。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企业，而不应当是政府，尽管政府在技术创新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企业为行为主体实现创新，运用的经济机制应当主要是市场体制而不是行政计划体制，尽管政府的政策支持不可或缺。这就要努力改进产业组织状况和市场结构，以提高市场竞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效率。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处理的根本问题是规模经济和有效竞争的命题，对于技术创新来说，重要的一点便在于合理构建企业规模，同时努力提高竞争的充分性。一般来说，重大的战略性和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大企业。因为只有大企业，尤其是市场占有率和集中度较高的大企业，不仅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创新，而且能将高研发的高投入风险尽可能广泛地分散，其单位产出均摊的创新风险成本越低，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便越强，而技术创新最为关键的恰在于如何化解其中的高风险。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固然不可缺少，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多的是个别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或局部技术创新，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虽具有更灵活的学习和借鉴能力，但总的来说其创新力往往与单一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相联系，难以持续。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大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使企业具有普遍的规模经济，同时又在市场结构上支持企业创新力的提高，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培育具有创新力的大企业，关键在于如何使国有企业真正具备现代企业制度和行为特征。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在于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尤以央企为主，因此，如果说重大战略性技术创新的主体应当是大企业，那么，在我国便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所需运用的机制又首先是市场竞争机制，而不是政府行政机制，那么，在我国依靠大企业作为重要的创新主体，便遇到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如何使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真正接受市场规则的硬约束？进而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政企分离问题、公司治理问题等等，便成为约束企业技术创新力的重要内在制度因素。从外部竞争环境来讲，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结构，使国有大企业面临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压力，而不是在垄断条件下，特别是借助于市场力量和行政双重作用形成的垄断条件下进入。显然，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十分艰难，而且独具中国特殊性，但正是这种独具中国特性的问题的处理，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技术创新力提升创造条件。
四、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宏观上经济调控方式的变化
可持续增长需要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中寻求增长均衡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不断发生变化。在1998年之前，失衡的基本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曾经发生过三次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即1984年底至1985年春、1988年夏秋之际、1994年至1995年，这三次较严重的通胀每次发生的诱因不同，但总的背景是需求大于供给的失衡方向下发生的。从1998年下半年之后，我国经济总量失衡方向转变为需求相对不足，直至2002年，我国经济甚至出现了三年之久的“通缩”，物价上涨率在2%以下。宏观经济政策也由以前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性政策。自2003年起直至2007年我国进入一轮高速增长，每年增长率均在二位数以上，年均增长10.6%左右，而且通货膨胀也很温和，但其中发生的总量失衡具有新特点。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了反方向的失衡，即投资领域需求过热，而在消费领域需求不足，特别是工业消费品和产能过剩严重。相应地采取了淡化总量政策而强化“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性政策。2008年则是我国宏观失衡变化最为迅速和复杂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从年初的紧缩转为年末的扩张，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到目前我国宏观总量失衡状况更为复杂，“滞胀”可能性增大。从需求方面看，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可能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刺激需求，拉动增长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也可能冲击物价，加剧通胀，关键在于这两方面的效应哪方面更显著，如果拉动物价的效应在强度上超过拉动增长的效应，在时间上抢在了有效拉动增长之前，就有可能产生“滞胀”。从供给方面看，30多年的平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也可能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对各类要素的需求，提高包括土地、能源、资源、人工等要素的价格，提高国民经济的成本，如果提高效率的效应落后于成本提高的速度，物价上涨则在更大程度上由需求拉动转为成本推动，也可能产生“滞胀”。事实上我国经济现阶段，无论是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均存在两个车轮赛跑的状况。
我国总量失衡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一是总需求中的内需与外需结构失衡，出口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过大。据测算，现阶段我国出口需求增长10个百分点，大体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2003-2007年我国年均出口需求增长率在26%左右，大体上每年拉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经过危机冲击，由于全球2009年进入战后首次负增长，我国出口需求增长率为-17%左右，相应地拉动经济增长率为-1.7个百分点。前后比较由于出口增长率的变化，使我国经济增长发生4-3个百分点的波动，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性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程度过高，与大国的基本内向型经济要求（即投入和产出绝大部分依靠国内市场）不相符。二是在内需结构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率保持在13.5%以上，2003年以来，更是从未低于24%，有些年份甚至超过30%，尽管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促使投资需求相对其他阶段更快些，但是长期大幅度高速增长使国民经济产生深刻的结构性扭曲，不仅严重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使国民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受到严重削弱。据测算，在现阶段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30%后，消费需求便会出现相应的负增长，而且与世界一般水平比，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世界趋势是其中7个百分点左右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投资需求增长拉动只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我国恰好相反，近7个百分点由投资需求拉动。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长期以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类社会经济主体中结构失衡，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产值增长速度相比，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滞后，近10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体上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这就不能不加深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居民收入分配内部结构失衡，基尼系数自1994年以后，除个别年份（1999年）外，均超过0.40，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多年均超过0.45，2005年后基本上在0.47水平上⑧，显著超出了通常所说的警戒线。基尼系数的提高表明高收入阶层收入提高更快，收入差距扩大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消费倾向降低，导致内需不足。因此，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公平目标，同时影响效率目标。四是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率虽然已进入加速期（30%-70%间为城市化加速期），但总体水平不高，仅在47%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且其中把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工也计入城市化人口，但其真正的生活方式和福利保障水平与市民仍存在显著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在城市化率低的同时，城乡差距在拉大。据统计，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大体相当城市人口年均可支配收入的30%，或者说3个多农村人口的收入才抵得上一个城市人口的收入，考虑到农村农户的生产性质和农业生产投资性支出，就消费力而言，至少4个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消费力才抵得上一个城市人口。而我国13亿多的总人口中，有超过50%的是作为农村人口存在，导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动力主要依靠不足50%的城市居民支持，这是需求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五是产业结构失衡，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间存在严重的结构矛盾。我国的工业化率按当代国际标准，已到达工业化中后期，而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比重预计到今年年底可望达到43.3%左右（“十一五”规划目标），显著低于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降低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结构性吸纳能力。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第一产业大规模转移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伴随着内部结构朝着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方向演变，同样的增长率能够带来的就业增长弹性越来越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加速发展实现充分就业，不仅要不断加快第二产业的发展，加剧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而且单位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就业增长机会不断减少，难以形成充分就业，反而可能陷入“滞胀”。因而产业结构上的这种失衡不仅加剧着各方面的矛盾，而且严重困扰着均衡增长目标的实现。还可以寻找其他方面的结构性失衡，但上述五个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对我国现阶段的均衡和持续增长已经构成较为突出的影响。
要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必须努力改变宏观调控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与我国市场化进程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市场规模构建转为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化进程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从国有企业改革转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相应地，现阶段我国制度创新的关键集中在三大制度创新上，一是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财税结构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等。没有这三方面关键制度的创新，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方式改变和调控效率的提升，都面临严重的障碍。
就实现宏观调控具体的方法而言，依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可以也应当注重强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总需求管理无论是运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其需求效应均具有短期显著性。因而，货币、财政、汇率政策的供给效应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减税）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可以带来降低成本的供给效应；紧缩型货币政策（加息）在紧缩需求的同时，也可能促使企业和项目提高赢利能力和竞争性效率的供给效果；人民币升值，在紧缩出口需求的同时，也会带来进口价格下降进而降低相应成本的供给效应。事实上宏观政策的供给效应显然长期才能显现，但其作用往往具有根本性。对于我国来说，由于特殊的体制转轨特征和后发优势的存在，在实施供给管理上更具可能和必要。首先制定和实施较为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其次，制定和实施较为明确的区域结构政策，包括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明确区域性增长极；其三，制定和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政策，包括技术、产品、制度、市场等多方面的创新；其四，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提高人力资本的比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五，制定和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降低社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的长期发展政策，等等。⑨
当然，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方法上协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条件作保障，即必须在深化市场化进程并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地引入政府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前提，总需求管理便成为不可能。同时，总供给管理也极可能演变为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因为，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相对于总需求管理而言毕竟更直接地作用于企业和劳动者。⑩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1980年的中国人均GNP，和我们当时说的250美元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但国际比较时，需要使用统计可比的国际数据。
②根据国家统计局GDP数据核算数据计算，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
③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orld Bank,2006.
④参见刘伟、张辉、黄泽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
⑤Paul Kl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http://web.mit.edu/krugman/www/myth.html.
⑥参见刘伟、李绍荣：《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⑦参见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⑧参见近年来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⑨参见刘伟、苏健：《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⑩参见刘伟、苏健：《供给管理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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