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历史环境与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5981 （2000）03—0032—06
回顾20世纪的社会历史，其中，反思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欧美到世界的传播，无疑是重要而有意义的，尤其是对20世纪的历史环境与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作出根源性的理论概括和解释，更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馈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从总体上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开始了真正的世界历史，经历着由整体化、一体化，进而全球化的演变进程。在20世纪东西交汇、整体而不平衡的世界历史中，突显出了马克思论述的“历史环境”的重大作用。历史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新的决定性要素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三位一体，成为考察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原则。
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政治结论和理论归缩。
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不断自我丰富和完善。19世纪早期马、恩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经济学基础。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规律，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本质矛盾性，马、恩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P241）。他们强调“现代社会主义， 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2]（P719）。马克思在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再次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P83）。然而在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期盼的那样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来临，倒是由落后的俄国把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提到了马克思的面前。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做了集中研究，写下了著名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和给俄国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的复信及三篇复信草稿。马克思在坚持考察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尤其强调历史环境的重大作用。马克思详细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区别于较古公社的主要特征、内部结构及其两重性，指出：“农村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4]（P435）。进而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当时俄国农村公社正处于的有利的历史条件，强调它“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4]（P444）， 并据此提出了“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新构想。
其实，早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马、恩就已经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1]（P81）具有同样思想意蕴的是186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精彩论述。在指出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之后，马克思说：“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P892）。这两段引文说明， 对历史环境的哲学考察原本是包含在唯物史观中的，所不同的是在面向俄国社会之后，马克思明确使用了“历史环境”这个术语，而且赋予了它更多的文化涵义。
马克思关于“历史环境”的论述包含三个重要思想。第一，强调具体社会具体分析，肯定不同社会、不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同道路。第二，强调考察不同社会发展，不仅要重视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内部矛盾所起的作用，而且要重视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并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从比较分析中找到理解。第三，强调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如马克思对俄国前途的分析中，提出“较高的文化时代”，“与资本主义市场相联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成果”等，突出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作用。正是历史环境成为连接经济史观到文化史观的中介。马克思“历史环境”的思想实质在于否定有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在于强调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相互作用性，在于肯定不平衡的社会发展具有多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如果说马克思初创唯物史观时，只是对西方社会的一般概括，肯定是错误的，从马克思对中国、印度等东方社会的大量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提出，尤其是隐含的“历史环境”思想，都足以说明唯物史观原本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概括。关键在于19世纪晚期马克思以东方社会为重心考察社会发展时，突显出了历史环境的决定性作用，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它所包含的巨大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的“历史环境论”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历史环境三位一体，成为我们考察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性理论。
二
“历史环境论”是对唯物史观体系的丰富，它既是对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理论概括，也是对不平衡社会发展的理论概括[6]。 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关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关于世界历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都可以由此得到说明。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其选择的合理性、必然性更可以据此加以阐明。
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伟大成就之一。它在19世纪只是作为思潮、理论形态层面存在的，而20世纪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俄国、中国等一大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突破了国际资本战线，使人类社会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20世纪是在欧洲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激烈进行军备竞赛、殖民地争夺、战争阴云低空密布的氛围中拉开帷幕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是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最薄弱的国家。它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中刚刚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半合法条件，到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仅占世界总产值的5.3%，而美国则占35.8%，德国占15.7%， 英国占14%，法国占6.4%；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俄国是18%， 美国是45.7%，德国是64.8%，英国是75.8%，法国是44.1%[9]。 到1917年，俄国农业人口还占82%，它仍是一个“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招牌后面”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民国度。20世纪初的俄国不仅现代化受到野蛮、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巨大阻碍，而且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倍受压榨的广大农民和地主之间、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沙皇政府推行的大俄罗斯主义，使俄国成为“各民族的监狱”，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中，由于俄国经济的落后，在国际规模的战争中，如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屡屡败绩，俄帝国面临被肢解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政府重蹈覆辙，本意在向外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可是复陷于严重失利境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把俄国推进了战争的深渊，而沙皇政府则把工农抛到苦难悲惨的谷底。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深受三重压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掠夺；封建专制窒息性的统治；被迫为帝国扩张充当炮灰，这使得他们容易接受暴力方式的社会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与西欧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在俄国产生了作用。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8]（P777）。即是说不同的历史环境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会有不同的构成方式。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在工农力量被唤起面前，只能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
冲决以沙皇专制为代表的反动的上层建筑和旧生产关系，是俄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那么，为什么一定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历史环境三位一体的构成条件。从俄国具体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来看，事实上，革命前斯托雷平“绿色革命”的改良道路已被证明行不通[9]， “二月革命”中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担当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与沙皇制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俄国大资产阶级，既不愿停止战争也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与俄国实践相结合，并吸收了人类最先进思想和最优秀的科学成就，在一个农民的国度里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换言之，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列宁主义在世界整体发展中，在不平衡社会相互作用的矛盾冲突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把握中，自觉创新了俄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构成样式。“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 ”[10]（P266 ）列宁由于充分估计到俄国历史环境中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超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而当年以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西欧”派还在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无视历史环境这个变数，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使自己失败。至于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把十月革命作为“原罪”，否定十月革命，从认识论上说，同样是看不到历史环境的变化与社会主义更新的一种僵化表现。
之所以说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根据，就是列宁从俄国的历史环境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探索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写于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与列宁1921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就是没有忽略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十月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河，但它具有强烈的俄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在我们熟知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同时，是“面包、自由、和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列宁早在1917年制订了旨在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四月提纲》，而于1917年11月8日（俄历）通过的首批大法，是《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正是这些特征，充分反映了俄国革命的国情特色，同时亦给世界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带来强烈的冲击。
三
在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无疑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社会主义的选择及其合理性同样可以由“历史环境论”得到说明。
依世界历史发展的层次来看，欧洲北美为第一层次，日俄等为第二层次，中国及亚洲殖民地和拉美多数国家为第三层次。第一层次为发达社会，其发展模式属于自然生成型；第二层次为晚发展社会，其发展模式属于外源型，已更多地受到历史环境的压力和威胁，表现出跳跃性发展；至于第三层次的中国及亚洲拉美等，为后发展社会，比第二层次距离发达社会更远，更加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环境的作用更甚。
20世纪世界历史的加速发展，一方面增强了世界整体联系，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不平衡的加深。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程更加崎岖、艰难。作为第三层次的后发社会，中国是被强行纳入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潮流和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1840年英国侵略军用大炮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国门。从此，中国社会陷入悲壮、动荡的历史嬗变之中，一步一步地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古老的中国被推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其实质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1]（P519）。帝国主义的侵略制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严重畸形。
与此同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也开始了现代化发展的寻求。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失败之日起，就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国人看到了“此日中原正患贫”，看到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差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此后，不论是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激进民主主义者等，他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没有离开“师夷”强国这条主线，只是在程度上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学西方，到制度层面学西方，再到文化层面学西方依次深化的三个阶段。从政治思想主张上看，有曾国藩、张之洞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民主共和；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民主与科学。“师夷”或“西化”道路的走势，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追赶世界文明行程的急切性和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可是先生总是打学生，“西化”之举每每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后，中国“以俄为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用了短短28年时间就实现了西化之路——近百年追寻所没有达到的目标——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历程。
然而，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嫁接起来，如何可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的抑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何可能？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主义，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为什么？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有二层含义，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二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考虑到历史环境因素后，不同的历史环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构成方式就会不同，或者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的形式也就不同。那么，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是怎样的，它怎样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三位一体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选择，这就是要加以阐明的。
具体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影响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环境因素有如下一些：
一、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成功。自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以来，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变革求强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而以辛亥革命达到了高峰。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尽管形式多样，但明确的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发其端的[12]（P528）。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并没有触及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因而才留下孙先生那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成功的原因，纵然有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薄弱（工业产值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政治上的软弱以及思想武器的不经用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仅仅是一个上层革命、少数人革命，并未“唤起民众”，而在一个特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大国里，不发动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要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里曾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唤起民众”，“扶助农工”，这就是孙中山留给中国革命的一条根本经验教训。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它给苦苦追寻而又陷于失败境地的中国人带了一个新的理念：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12]（P1043 ）俄国革命不仅给中国人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树立了一个榜样，即在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度里去实现现代化的范例。“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象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2]（P1359）毫无疑问， 正是十月革命使中国社会命运、中国革命前途与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而不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
三、传统的农民革命方式。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能够被群众所掌握。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进行的革命，是为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而进行的革命，“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2]（P652）。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况且历史上有着传统的农民斗争方式。中国历代王朝更迭、政权交替、国运兴衰都与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革命的方式相系。这使得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传统、中国革命方式容易合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存在马列主义得以传播的社会土壤。
四、抗日战争的爆发。如果说抗战爆发之前，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严重畸形，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异常复杂，革命政治力量分野不甚明晰，那么抗战的爆发改变了这种情况。“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12]（P135）“救亡”使复杂的阶级矛盾简单化，民族危机更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压向下层，与工农在一起。这时中国革命的动力，不仅“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12]（P146）。这样“工农共和国”就变成了“人民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这时期，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2]（P95）。 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一个助力，这当然不是说侵略有功，日本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成就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抗日战争使中国有可能得到国际援助，“联俄”是抗战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12]（P643）因此，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与上述历史环境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大众革命、工农革命，而工农革命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革命的结果只能引向和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建立更先进的生产关系，运用新的上层建筑的力量、政权的力量来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逐步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的实行，初步解决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低福利，集中财力、物力发展生产，实行计划经济管理方式乃至计划经济体制，初步解决了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问题，使得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基本的成功。
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表明，社会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已不仅仅是一国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而且是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斗争的结果，即是说不平衡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俄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下，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并获得了成功。列宁主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把握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觉创新了社会主义。中国在资本主义无力充分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召唤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激励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对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分析和把握中，实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可见，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具有必然性、合理性。
诚然，俄国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既然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必然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的历史，必然要求与世界历史进程相统一，社会主义必须随着历史环境这个变数而加以变革，从而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历史环境三位一体的互动中得到合理的发展。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劣势大多是由于未随历史环境的变化来变革初期社会主义的模式而引起体制上的僵化所造成的，苏联的解体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一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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