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近代史主要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建国后中国近代史才聚集了一支教学科研队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至1978年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才得到复苏和发展，从而进入健康发展的时期。
一、对近代史许多问题的重新探讨与认识
由于特定环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出现过片面和简单化的偏向。近十几年来，许多学者在分析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重新探讨许多课题，对不少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认识也逐步趋向客观和全面。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不是过去的一味赞美。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高峰，同时“它也是一次失败的和几乎接近于变成向封建专制王朝转化的农民战争”，因此，它并非简单地是“农民革命政权”，而是“具有革命性和封建性的两重性政权，它不是被敌人所摧毁，就是逐渐向封建政权转化”，或者说，太平天国政权在逐步封建化，朝新封建王朝的方向走去。同样，对《天朝天亩制度》的评价中，不仅肯定它的革命性或进步性，也指出了它的封建性和空想性。对于1856年发生的“天京事变”，不再简单地归之于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表现，而是从社会经济基础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加以分析，阐明了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政权逐步封建化和思想蜕化，才导致了领导集团争权夺利的内讧。
对于洋务运动，过去的评价很低，认为它是地主阶级妄图用资本主义的皮毛来延续自己封建统治的一种努力，是一种“畸形的怪胎”。近年来对它的评价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讨论的意见还不很一致，但许多人都认为洋务运动使中国社会“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进程，渐次脱去封建外衣，而向近代社会方向运动”，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开始阶段不能不依靠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借法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从而在封建主义密闭的殿堂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一个缺口，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戊戌变法的研究中，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长期以来，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近些年的研究认为，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不恰当的，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不能等同起来，戊戌变法应是一场改革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已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对它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与评价戊戌变法的情况相反，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是从拔高转向平实。学术界在肯定义和团运动表现了反帝爱国主义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如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因而产生笼统排外的思想。他们完全靠直感和经验去观察和认识问题，不能正确区分侵略国的政府和人民，不能区分先进技术和利用先进技术的侵略者，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务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它除了有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和组织作用外，它的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和致命的弱点，集中反映了运动蒙昧落后的一面，也是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近年来的成果完全消除了过去“立足于批”的“左”的思想的影响，克服了拔高群众斗争、贬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作用的偏向，实事求是地开展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南京临时政府的评价，早先的看法认为，它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政府，因其存在时间短暂，其历史地位和意义并不突出。近年来的研究则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部分实权为革命派所掌握，它在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宣布的一些措施，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临时约法》更是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因此应该承认它是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权。关于立宪派，近年的研究克服了一概否定的简单化评价，全面、具体研究了立宪派倡导收回利权、发动国会请愿、从事教育文化各方面工作的积极意义及消极作用，客观地评价了立宪派的历史地位。
总之，近年来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进行了重新认识与探讨，在全面、客观研究近代史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二、近代史研究日益深入研究领域逐步扩大
1978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通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来构成其基本模式。近年来通过热烈地讨论，出现了众多的基本线索新说，有“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四个阶梯”说；有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兼顾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因而提出从民族运动角度概括近代史的“民族运动”说；也有主张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发展资本主义两个方面的“双线”说，虽然讨论中的意见很不一致，但问题的提出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引发了人们对许多新领域和新问题的兴趣。例如，人们开始注意研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关系，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改变了过去偏于单个事件孤立研究的状况，而从整个近代中国发展的大背景来研究事件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把研究引向深入。
传统热门课题研究不断得到深入与拓展。例如在辛亥革命研究中，重要史料的大量出版，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将辛亥革命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过去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些课题，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也取得明显进步。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不再停留在笼统的结论上，对战争及其背景的广泛社会层面和战争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有深入探讨。关于《川鼻草约》，长期来中外史籍均认定是经义律和琦善签订的，胡思庸等根据有关文献深入考订，断定琦善始终没有在这个草约上签字，系英国侵略军单方面公布的。在中日战争研究中，从1978年起，一些学术刊物就如何评价刘步蟾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所展示的确凿史料证明，刘步蟾并不是临阵胆怯退缩的“卑污的懦夫”，而是战功卓越的爱国将领。此后，许多研究者广泛搜集和辨析史料，细致地研究甲午海战的全过程乃至北洋海军本身，内容涉及对战争背景及英俄两国的远东政策，帝后两党的战和之争，战争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甲午之战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对光绪帝、李鸿章等人物的重新评价等等，《甲午战争史》、《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是研究成果的主要代表。
晚清“新政”的研究，也是近年的热点之一。原来在这方面的评价比较简单，认为“新政”是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一些措施，除“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等有某些积极作用外，多数措施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一些措施则是表面文章。近年的研究则从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探究新政的作用，认为“新政”的内容广泛，它的客观积极效果也是多方面的。有人提出，晚清“新政”与戊戌变法共同点是主要的，它们都以变法图强为目的，侧重于经济改革，注意调整政府机构，重视文教事业。“新政”明显地促进了民间工业的发展，结束了科举制度，它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参加、但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对于官制改革，有人提出它使中国的国家机构设置具有了三权分立的雏型，是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至于预备立宪，也不是一个假字所能概括的，它既有抵制革命、抚慰立宪派的想法，也有加强统治效能，取悦帝国主义的意图，它既是拙劣的欺骗，也是痛苦的让步。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围趋于广阔、研究问题趋于细致、追本探源趋于深入的可喜局面下，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开展。80年代中期以后，冯尔康连续发表文章，提出恢复、发展社会史研究是史学界刻不容缓的课题。此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在人口、灾荒、市民、社区、社团、少数民族、帮会等社会史研究方面不断涌现出研究成果，社会史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城市史的兴起则是打破了原有学术框架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属于历史学范畴，但又广泛引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城市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随着国家“七五”规化项目上海、天津、重庆、武汉等城市近代史专著的问世，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当然，象经济史、文化史、边疆史、外交史等等领域也都有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就不能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