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与元杂剧相关作品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品论文,元杂剧论文,唐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附录《中国戏剧本事取材之沿袭》一文指出：“中国戏剧的取材，多数跳不出历史故事的范围，……甚至同一故事，作而又作，不惜重翻旧案，蹈袭前人。”这种题材因袭的现象在唐代小说的嬗变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集中论述唐传奇在元杂剧中的嬗变情况。
一
根据黄文旸撰、董康辑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曲海总目提要》，庄一拂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傅惜华撰的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元代杂剧全目》，孙楷第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戏曲小说目录解题》等书的统计，唐传奇改编的元杂剧不下40篇，其中散佚不存的23篇，今存17篇[①]：
《隋唐嘉话》卷上尉迟恭三夺槊事——尚仲贤《尉迟恭三夺槊》；
《离魂记》——赵公辅《栖凤堂倩女离魂》（佚）、郑光祖《迷青琐倩女离魂》；
《柳毅传》——尚仲贤《洞庭湖柳毅传书》、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
《柳氏传》——乔吉《李太白匹配金钱记》、钟嗣成《寄情韩翃章台柳》（佚）；
《李娃传》——高文秀《郑元和风雪打瓦罐》（佚）、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莺莺传》——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长恨歌传》——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白朴《唐明皇游月宫》（佚）、关汉卿《唐明皇启
哭香囊》（佚）、庾天锡《杨太真霓裳怨》（佚）、庾天锡《杨太真浴罢华清宫》（佚）、岳伯川《罗公远梦断杨贵妃》（佚）；
吕道生增订《定命录·卖
媪》——庾天锡《中郎将常何荐马周》（佚）；
《博异志·李黄》——邾经《西湖三塔记》（佚）；
《纂异记·陈季卿》——范康《陈季卿悟道竹叶舟》；
《阴德传·刘弘敬》——佚名《施仁义刘弘嫁婢》；
《扬州梦记》——乔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
《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九韩愈从侄事——纪君祥《韩湘子三度韩退之》（佚）、赵明道《韩湘子三赴牡丹亭》（佚）；
《宣室志·陆颙》——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
《传奇·裴航》——庾天锡《裴航遇云英》（佚）；
《传奇·封陟》——庾天锡《封陟先生骂上元》（佚）；
《传奇·张云容》——庾天锡《薛昭误入兰昌宫》（佚）；
《传奇·昆仑奴》——杨讷《磨勒盗红绡》（佚）；
《传奇·孙恪》——郑廷玉《孙恪遇猿》（佚）；
《原化记·崔尉子》——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
《法书要录·购兰亭序》——白朴《萧翼智赚兰亭记》（佚）；
《云溪友议·卢渥》——白朴《韩翠苹御水流红叶》（佚）、李文蔚《金水流红怨》；
《云溪友议·韦皋》——乔吉《玉箫女两世姻缘》；
《本事诗·李白》——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
《本事诗·崔护》——尚仲贤《崔护谒浆》（佚）、白朴《十六曲崔护谒浆》（佚）；
《续神仙传·蓝采和》——佚名《汉钟离度脱蓝采和》；
《玉溪编事·侯继图》——李唐宾《李云英风送梧桐叶》；
《中朝故事》宣宗私行访贤事——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
《唐摭言·裴度》——关汉卿《晋国公裴度还带》（佚）。
二
从唐传奇到元杂剧的嬗变，可以从科举观、婚恋观、市民观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科举观。
唐代小说所描写的文士，像荥阳生、崔某这样科举及第、博得一官半职的是少数，大多数是落魄不遇的书生，他们虽然在爱情方面比较美满，但功名不遂，仕途坎坷，有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却无用武之地。因此，《枕中记》的卢生说：“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柳毅传》亦交待：“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②]又“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③]不过，唐代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所追求的功名、仕途，在元代杂剧中变成了现实。《金钱记》第四折李白云：“圣天子选用贤良，文章士尽赴科场，韩飞卿状元及第，我与他成秦晋花烛洞房。”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元杂剧中的男性主人公应有尽有。
另外，唐、宋、明、清不同朝代揭露科举积弊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如唐代《集异记·王维》、《逸史·李君》、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明代《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王衡《郁轮袍》杂剧、汤显祖《邯郸记》传奇、清代《聊斋志异》中的《饿鬼》、《司文郎》、《贾奉雉》、《考弊司》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它们或者揭露科举考试造成“死读书，读书死”的社会现象，或抨击科场作弊、请托、贿赂等不良习气。在元杂剧中却很少揭露之作，更多的是以读书做官、科举入仕为人生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如柳毅刚出场便说：“母亲，您孩儿学成满腹文章，如今春榜动，选场开，您孩儿欲要进取功名去，但得一官半职，荣耀门闾。”[④]在《倩女离魂》杂剧中，科举与婚姻的地位亦同等重要。
唐、元两代作品，科举观的嬗变并非事出无因。唐人重视科举，“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⑤]而在科举考试中，“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⑥]唐代重视科举的时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小说的兴盛，传奇小说集《玄怪录》、《续玄怪录》、《传奇》等都是文人的“温卷”之作。不过，每次录取的人数很少，“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⑦]据《唐摭言》卷二载：“圣唐有天下，垂三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其每年录取的名额之少可想而知。简言之，唐代重视科举的风尚吸引了大批文人参加科举；而录取人数的限制，又使众多的书生怀才不遇，唐代小说中众多书生落第、生活窘迫，正是唐代大多数士子的真实写照。
入元以后，仅在太宗九年（1237年——即金亡后第三年）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中间隔了78年。重开后，科举试分两场，对汉族文人倍加歧视，且“一岁仅三十余人”。[⑧]然而，科举长期被废止，为什么元杂剧中却有大量反映科举的情节呢？王国维指出：“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⑨]
元代统治阶层贬斥文士，元宪宗曾问高智耀：“儒家何如巫医？”此语出自帝王之口，可见统治集团对于文士的忽视和文人地位的低下。《元史》又云：“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⑩]而唐代帝王则是尊崇儒学的，文士虽然多是落第书生，但他们处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社会地位较高，对前途还是充满自信的。元代文士则不同，他们失去科举入仕的途径，丧失了历代文人的清高与优越感，甚至失去读书人的自尊，当时有些文人不禁喟叹：“余自追念少年血气盛强时所好诸艺皆为无益，幸而不精；虽精于诗，亦复何用？”(11)这批文士科举无门、仕途无望、生活贫困、心志挫折，于是他们便在杂剧创作中去“寻梦”，借助于状元及第、仕婚两全的士子形象的塑造寄托自己的理想，弥补自己心理上的不平衡，却很少揭露其弊端。
元末恢复科举，并且录取的人数大增。《元史·选举志》：“元统癸科，廷试进士同同、李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科举取士莫盛于斯。……下第举人，仁宗延佑间，命中书省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统治集团对文士采取抚慰政策，以科举为诱饵，笼络人心。随着科举的复兴，元代文人读书做官的道路由梦想变成了现实，很多儒生转而钻研举业，从事杂剧创作的文人逐渐减少，这是导致元剧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唐、元两代作品科举观嬗变的另一个特征是：科举考试在戏曲结构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成为剧情不可缺少的重要环扣。唐代小说描写科举的作品，如《唐摭言》的一些篇章，主要记载科举文士的奇闻逸事。元杂剧则不一样，如《西厢记》、《倩女离魂》两剧中的老夫人自称不招白衣秀士，所以张君瑞、王文举只有通过科举得了官职才能分别与莺莺、倩女正式结合。科举考试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在剧中甚至可以决定着剧情的发展。
（二）婚恋观。
唐代前期、中期婚恋比较自由，唐代王室中太宗纳弟媳杨氏为妃，高宗以父亲宫中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玄宗强占儿媳杨玉环，武则天公开招面首。据《唐会要》卷六记载，唐代公主改嫁的就达30人。唐末五代此风渐变。《新唐书·宣宗女万寿公主传》：“帝（按：指宣宗）遂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北梦琐言》卷五亦载：司徒裴璩以寡女再嫁，时人视为“乱伦再醮”，以此为耻。可见，晚唐五代时贞节观念已逐渐加强。
元朝随着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婚恋束缚有所削弱，这在元杂剧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如《柳毅传书》中龙女再嫁、《张生煮海》中张羽和琼莲私订终身、《西厢记》崔张私会等等。又元代《合汗衫》杂剧依据唐传奇《原化记·崔尉子》等小说改编而成，两篇作品的女主人公都被强盗霸占多年，而作者都没有视之为“失节”。我们由此可以窥知，元代社会与唐代前期、中期一样，对于贞节的要求都不太严格。
然而，唐、元两代作品中的女性地位则呈现出不同的状况。总的来看，唐代女性地位较低，法律中就规定有“七出”和“义绝”的条文，在这种不公平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弃妇。唐代诗人顾况曾有《弃妇词》，对弃妇作过生动的描述：“记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日君弃妻，小姑如妾长。回顾语小姑，莫嫁如儿夫。”唐代灾荒之年，妇女甚至会被当作商品一样转让、买卖，如《太平广记·周迪妻》载：“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铎乱，人相略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一般的平民女性尚且如此，妓女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她们在身体和心理上受到双重的凌辱。与她们交往的，除了官吏、商人以外，主要是一些文士，这些文士贪恋妓女的美色，很少平等相待。
唐代小说中的女性（主要指民女和妓女），其命运往往被男性所左右，她们缺乏自信，性格柔弱，一味地自怨自艾，为了命运而抗争的精神不够强烈。霍小玉与李益欢会之际，“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霍小玉依赖男性、害怕被抛弃的心理是唐代小说女主人公所共有的。《莺莺传》中的张生始乱终弃，莺莺只能赋诗言志，以表怨恨之心。《柳毅传》中的龙女、《韦皋》中的玉箫女、《杨州梦记》中的湖州少女等人，也都具有这种柔顺、善良、痴心而缺乏自信的性格特征。
不过，唐代贵族妇女的地位较高，《酉阳杂俎》前集卷八：“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妒悍”性格的形成，与其地位的高低有一定联系，如果在家庭、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就很难出现嫉妒、悍泼之妇。《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朝野佥载·任瑰妻》有所记载：“唐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
元代杂剧对唐代小说女性形象的改造很大，主要反映在平民女性地位的明显提高。试举几例：《莺莺传》中的莺莺出身寒门，在《西厢记》中为相国之女；《柳氏传》中柳氏原为李生幸姬，在《金钱记》中为长安府尹王辅独生女；《李娃传》中的妓女李娃，在《曲江池》中上厅行首李亚仙；《韦皋》中的姜荆宝婢女玉箫，在《两世姻缘》中上厅行首韩玉箫，再生后被荆襄节度使收为义女，等等。李亚仙在曲江池偶遇郑元和便说：“我看那生裹帽穿衫，撒丝系带，好个俊人物也。”并且主动让赵牛筋去喊郑元和：“妹夫，那里有个野味儿，请他来同席，怕做什么？”(12)唐代小说《柳毅传》中的龙女被钱塘君救回洞庭湖即“入于宫中”，与替她传书的柳毅连个招呼都没打；后来龙女化名卢氏嫁给柳毅，为他生了个孩子，才敢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因为当时女子毫无法律保障，即使像龙女这样出身龙王家族的女性，也害怕柳毅因为她是“异类”而抛弃她。到了《柳毅传书》中，洞庭君夫人与洞庭君同进同出；龙女回到洞庭湖后与父、叔、柳毅等同席而坐，并大胆唱出“俺满口儿要姻”（第三折）的心理独白。《柳毅传》中的那座“后宫”到了元杂剧中消失了，我们在元杂剧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家庭生活场景。“后宫”被拆除，表明元代女性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享受到人性解放的自由、新鲜的空气。
《柳毅传》中的龙女实质上是个被遗弃的女子，是唐代无数遭受遗弃的不幸女性的代表，晚唐五代即有人指出龙女的弃妇身份。元杂剧描写的女性则大不相同。《遇上皇》中的刘月仙因为丈夫赵元“好酒贪杯，不理家当，营生也不做，每日只是吃酒”（第一折），因此要找赵元讨休书，改嫁他人，“遗弃”丈夫。由唐至元，被遗弃的角色发生转换，女性地位的改变由此可见一斑。
平民女性地位在元代得到提高的另一方面，就是元曲注重女子之才。《柳毅传》对龙女的才华毫无提及，这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时代使然。其时代风尚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贤妻良母就是标准的女性。《玉溪编事》中，黄崇嘏才华出众，不让须眉，最终只能被男权社会所不容，故黄氏女“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元杂剧对女性的才华开始给予重视，如《张生煮海》第一折，龙女通过琴声理解到张生的心理，如果没有高超的艺术修养，恐怕是很难做到的。难怪侍女要称她为张羽的“知音人”了。从唐代小说到元曲，对女性的要求由一味重色到要求女性才貌俱全，反映出女性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受到社会的尊重。
（三）市民观。
宋元以来，交通发达，运输便利，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郑若曾说过：“元时海运故道南自福建梅花所起，北自太仓刘家河起，迄于直沽。”(13)又，元人马祖常指出：“近年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14)商人、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必然带来文学作品中市民观念的加强。从唐代小说到元人杂剧，这方面的差异性有三个方面。
第一，创作主体。唐代小说作家一般是进士文人，《朝野佥载》作者张鷟、《枕中记》作者沈既济、《柳氏传》作者许尧佐、《南柯太守传》作者李公佐、《李娃传》作者白行简、《唐国史补》作者李肇、《广异记》作者戴孚、《灵怪集》作者张荐、《传奇》作者裴铏、《集异记》作者薛用弱……几乎都是进士出身，很多人位居高官，《莺莺传》作者元稹、《玄怪录》作者牛僧孺更是官居相位。相比之下，元代杂剧作家地位低微，多为下层文人、商人、医生、低级官吏等。如《真珠船》云：“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每沈抑下僚，志不得伸。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15)元曲作家或为书会才人如关汉卿等，或以贾谋生，如施惠“以贾为业”；(16)文人与市民之间的差别大大缩小，很多元曲作家经商、行医、充任小吏，因此笔者将元曲作家称作市民文人。
进士文人周旋于上流社会，追求高雅、新奇的生活情趣，在唐代小说创作过程中表现为作品以文人、官吏、军将、侠士等作为描写对象，突出地反映了唐代小说作家“作意好奇”的创作特色；元代市民文人作品以商人、妓女、下级官吏、落魄文人等作为表现的重点，反映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讲究通俗易懂，口语化倾向比较明显。
第二，人物形象。元代杂剧对唐代小说改编，一个明显的特点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女性形象大胆、泼辣、善良、纯真，具有典型的市民女性的特征，如龙女、刘月仙、李亚仙等人便是其中的典型。刘月仙就责骂丈夫赵元是“辱没门户败家的村弟子孩儿，你每日贪杯恋酒，冻妻饿妇。”(17)活脱脱的市民口吻。
就男性形象来看，如荥阳生，在唐代小说中没有丝毫的抗争，父亲将他鞭之至死，扔到野外，以至浑身溃烂，乞讨为生，而终与父亲和好如初。到了元曲中，作者对他的单纯、柔弱和没有主见的性格进行了改造。经历风风雨雨之后，郑生由一个柔弱的书生逐渐坚强起来。这主要体现在元曲对《李娃传》的两处改动上：一是郑元和不告而娶；二是郑元和
门遇父，不认父亲。他恨父亲无情、狠毒，置亲生儿子于死地，与父亲“恩已断矣，义已绝矣”。(18)郑元和与唐代小说中那个柔顺的荥阳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元杂剧赋予了唐代小说的男性形象以更多的叛逆精神。
然而，元曲中的男性主人公也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虚伪、油滑、自私、贪色的市侩习气，如从《柳毅传》到《柳毅传书》，柳毅形象的演变即可证明这一点。唐代小说中柳毅替龙女传书，毫无私心，正直、坦诚而不畏强暴，元曲中的柳毅则少了一份读书人的“义行”，多了一点虚伪、重色的市侩习气，他辞婚的理由是因为“想着那龙女三娘，在泾河岸上牧羊那等模样，憔悴不堪，我要他做甚么？”可见他的重色、轻情。
第三，市民平等观念。市民阶层重视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强调个性，反对礼教约束。在他们眼中，君臣观念、等级意识相对淡薄一些。白朴《梧桐雨》比之《长恨歌传》，对唐明皇、杨贵妃的同情成分减弱了，作者把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帝王、后妃作为鞭挞、揭露的对象，甚至设计马践杨妃的情节，惩治杨妃的祸国之罪。《遇上皇》中宋太祖与军人赵元君臣同饮，宋太祖说：“赵元，我也姓赵，你也姓赵，我有心待认你做个兄弟，你意下如何？”这里君臣关系被结义兄弟的平等关系所替代了。在《本事诗·李白》中，玄宗命李白书写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李白醉酒，“（上）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贬夜郎》杂剧中则是玄宗央求李白作诗，“二内臣”变成捧砚的贵妃、脱靴的高力士。这些都可视作元代杂剧中市民平等意识的萌芽。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唐代小说，包括五代作品；下文所列唐传奇篇目，凡《太平广记》所引者皆据《广记》，《广记》未引者注明“某某事”；下文李好古《沙门岛张生煮海》杂剧根据《柳毅传》、《宣室志·陆颙》改编，所以出现两次。
②《柳氏传》。
③裴铏《传奇·孙恪》。
④《柳毅传书》第一折，《元曲选》本。
⑤ ⑦《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
⑥《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⑧《元史·彻里帖木儿传》。
⑨《宋元戏曲考》之九《元剧之时地》，见《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⑩《元史·高智耀传》。
(11)戴表元《剡源文集》卷八《张君信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18)石君宝《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第一折、第四折，《元曲选》本。
(13)《郑开阳杂著》卷九《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石田文集》卷七《建白一十五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真珠船》，转引自《剧说》卷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八。
(16)《录鬼簿》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7)《好酒赵元遇上皇》第一折，《元曲选外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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