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经济决定论的门槛上
——《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性思维中客观“优先性”结构的理论取向解读
刘 顿
(延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项追求辩证实践理性的“未竟事业”。它被看作是反对僵硬的“辩证唯物主义”声索的理论圭臬，充塞着否定性思维的广阔“可写性”空间，在适恰的不同历史流域呈现出特别的冲击力。客观决定性语言的“优先性”叙述方式只是一种策略性的程序安排，这不能抵消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社会、历史领域的整体性“后台”思维。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性思维；经济决定论；整体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下文简称《形态》)在关于人和自然、个体与类、生产与交往、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的关系等一系列二分结构的叙述中，其唯物决定论话语是以“优先性”的逻辑形式表达的，而整体论话语虽然是以“轻读”的方式发音的，但其“所指”的实质性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优先性”话语，就其内容而言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就其作用而言，则彰显对于意识哲学的彻底否定。《形态》以经济决定论话语表达着不是经济决定论唯是的整体论精神实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辅、先后之争不过是就连马克思也坚决反对的形而上学语言。
一 、“未竟的事业 ”：作为原点的文本
《形态》是一部追求辩证实践理性的“未竟事业”[1]232。直到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是“历史大陆的科学理论中的‘突然出现’”的神秘板块[2]。“卡尔·马克思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赫斯问题”“异化的物象超越论”“认识论断裂论”“恩格斯主导论”……可谓迷雾处处。重要的是，无论沿着什么样的路径行进，只要它们的目的地是“共识马克思”的理论意志与核心价值，那么，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
记者：当听到“把工作做成风景”的话题时，我有意上“百度”去搜索，竟然没有类似角度。请问忻州是怎样考虑将“风景”概念引入到工作策划上面的？
关于文本解释的信度问题，在今天，就特定的话语圈层而言，似乎已经成为虚幻的形而上学之梦。在理论交往中，做一个不自觉的历史真相的虔诚追求者，与做一个自觉于抒发己见的直率的思想者，其思想劳动的价值是一样的，也许应该更加赞赏后者。可是，尽管如此，我们的文本解释依然应当遵循某种“客观性追求”的优先性，即，理想的文本原旨这种意义实在论。对于《形态》这种“未竟事业”，无论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日本马克思主义，都应当首先创造“真诚性”“真实性”的对话前提[3]48。作者与读者之间，特别是读者与读者之间，需要这种语言环境。建构某种我们共同追求的辩证实践理性，在推究马克思对后黑格尔时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思维中，保持一种基于宽容历史精神的语义开放和史实聚敛，厘定马克思哲学叙述格式、理论核心主旨和实践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形态》解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 、广阔的 “可写性 ”空间 ：文本蕴含的解释可能性
马克思恩格斯“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这部著作，在21世纪中国，仍然颇受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最近十年里，俨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因为这是一块新大陆，因为这是一片神秘天地，也因为它充满吸引力的“可写性”[4]尤其是它所具有的这种特别广阔的“可写性”，为当代的各色自命不凡的责任意识或社会道义思考提供了肆意驰骋的自由空间。
最后，需要重点说明的是，这种逻辑的、语言的、价值观的“优先性”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它只是对于自然思维、常识思维的无知追究的回应。这种体现形式辩证法的“优先性”逻辑与体现生活本身意义的实践辩证法相比较，永远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是一种策略性的程序安排。
三 、客观 “优先性 ”程式 ：叙述的策略性安排
其次，语言天生地就把分析作为自己的起点和终点，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归宿。《形态》讲：“语言是一种时间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的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81，语言本身就包含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蕴含“自我”与“非我”的分裂与拉扯。所以说，语言和“意识”一样，“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6]81。因此，语言只能呈现在意义的客观丛林中，就像人只能呈现在对象世界中。这就是我们对于“优先性”的被动性逻辑的解读，即唯物论的“被动性”。
首先，一种新的理论如果在逻辑上想要结束某种绝对，自己就不能够是绝对，至少它不能表面或口头承认绝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于德国意识哲学的彻底否定和拒绝中，发展出一种或者说应用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思维方法。这种辩证否定思维方法是建立在一种“相对的绝对”的基础上的，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对立面形式出现的形而上学。它在破除二元对立思维中，承认人的思维的某种相对性(与物质对象、感性对象相对而言)。这种叙述方式是以能够维持某种一元论的逻辑形式表达的二元或多元论，其中具体形式是以“优先”式的语言和逻辑形式表达的。用看似二元结构的语言叙述将每对范畴都整合统一于“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声称意识绝非优先于物质，而恰是“实践的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结成的具体社会关系中产生了意识、产生了每一对范畴。因而，人的解放不再仅是思想的解放(青年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不再是“卑污的”犹太人似的自由(费尔巴哈)。这是一种能够体现实践理性的否定辩证法。
马克思是较早提出祛除形而上学障蔽的哲学家之一，除了现实生活问题，他对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不感兴趣。“德意志意识形态”主客二分中的两个可能方向，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吞噬中，最后必然建立一种工具性的奴役关系，主体或客体也只能“仅仅下降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5]364。要么像任何界碑既要结束过去又要指向将来一样，《形态》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彻底的否定中肯定“新的世界观”[6]81。
今天，学界在较大范围内达成了将《形态》看作“新的世界观”产生标志的共识。更多的人，将其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标志，“唯物史观”产生的标志[2]。它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起，标志着独立的、以“马克思”命名的“新世界观”的诞生，标志着这一世界观开始得到初步的，然而却是天才的表述。”[2]“它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因而也是在整个哲学的发展史上，实现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新唯物主义’的哲学纲领，第一次把能动的原则、创造的原则、否定的批判原则和主体的原则整合进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中。”[2]在此，诸如“交往”“交往形式”等很多范畴只是以一种远未特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都曾深入研究了《形态》，并且“特化”了包含在其中的若干方面，并且加以“发展”。它是反对僵硬的“辩证唯物主义”声索的理论圭臬，充塞着否定性思维的广阔“可写性”空间令其在适恰的不同历史流域呈现出特别的冲击力。
社会史是生活史，生活史简言之就是生产发展史，因为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史即生产史”这个命题，只有在把生产看作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基础上，才是全面的。马克思尖锐的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传统哲学家在历史观上的弊病与彻底失败，源头不在于其立场(唯心或唯物)而是在于传统哲学的理论范式或是本文中所提到的并非通过优先性话语来阐述历史的实践辩证发展过程。他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82因此，任何的个体都不是抽象的，虚幻的，而是在某种特定的人和自然、社会的关系中通过生产实践来改善和发展自身的主体性存在。马克思用其客观“优先性”话语将生产进行了定义与区分，在《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生活的生产”的新概念，他写道：“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显然这也蕴含着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的无关紧要 的。”[6]80可见，“现实的人”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作为“类”的人的生活过程，就是物质生活资料和人自身的生产过程。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中开篇就清楚表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9]695这句话强调的是生产与再生产，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作为限定成分的定语即也就是“现实生活”，经济决定论者架空了生产，丢掉了“现实生活”，将生产与现实的人脱节，变得抽象、荒诞，它片面地将“根底”当作“树”本身。因而，恩格斯又说道：“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696那么，这些“条件”“方式”“目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既包括“客观性的因素”，又包括诸如“目的”这样的一些“主观性因素”。马克思社会历史决定论强调：首先，人的物质依赖性，物质生产力的高低决定了人类社会进程，这里要说明唯物史观的“物质”绝不是抽象的类，是指通过人类实践物化的人类劳动产品。其次，人的历史依赖性，现实的人存在于社会历史的继承合作关系中，社会发展得益于前人的文明结晶和当下人的社会协作。最后，人的实践性，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实践，否则便会停滞不前。社会的发展是“物质-历史-实践”的辩证实践。
四 、“现实的人 ”：马克思实践哲学首要的基本的问题
《形态》所表达的叙述方式和思想内容，可以看作是在发展了的启蒙运动基础之上的对于康德现象学和卢梭解放思想的统一。和他们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抽象地把人性看作是静止不变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看作是某种不那么太相对化、极端个性化的情景存在(像后来阿多诺所揭示的那样：“普遍的个体价值的不可能性”[5]365。历史和生活就是在人和生产、交往的相互塑造中呈显的。在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不存在抽象的个人、抽象的世界、抽象的生活、抽象的解放和抽象的历史。历史情境中正在实践的人，是“新世界观”的首要和基本问题。马克思既反对费尔巴哈将具体的人看作为“人类”，将人的类本质看作是宗教、神或上帝，又反对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尽管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但其“唯一者”以唯心主义逻辑强调“主体性”即“同神一样，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7]5换言之，马克思强调和理解的人不是抽象的“类”存在，而是“个人”，即个性且不同的独特存在。马克思的“个人”但又不同于“唯一者”，而是处在“现实活动中的人”“处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人”。马克思绝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注] 该观点借鉴安启念《〈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边注”的唯物史观价值》，《哲学动态》2018年第3期。其强调马克思并非是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 。从其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强调“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8]3，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强调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再到《形态》“现实的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明显。“现实的人”是贯穿《形态》全文，自始至终都是具有始源性的，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作为历史起点的人是“人体，需要，劳动”[6]74，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一定的个人”[6]81。“生活资料生产”“新的需要生产”“人口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作为人的生产实践的具体呈现，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和基础[6]78-80。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人的社会性时，并非片面地突显社会性，而是立足于“实践的人”自然性的根基之上的。因此，“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是自然进化的终结和历史创造的开端，固而也就成为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在其身上，浓缩人和自然、个体和类的最简单、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关系”[3]在此，《形态》强调人的“观念”和“共性”特征的唯心主义，强调“利己性”“经济性”的“个性”自然唯物主义，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特点，也是其最终理论追求。
人类所面对的“地球”历史的基点是什么？显然这是历史观首先必须加以解决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以前，意识哲学、主体性哲学、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等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精神的历史、观念的历史、神和上帝的历史。在黑格尔哲学中，人的本质被界定为“绝对精神”，人的实践性被界定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而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6]64。在此意义上，青年黑格尔派同黑格尔相比较是倒退了，他们把在黑格尔那里还存在的“整体性”丢失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对黑格尔“绝对精神”过程中产生的“残留物”的争夺中，他们与“现实”的关系走得更远了。“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法国哲学和法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6]66所以，德国古典哲学的出发点是“思辨的个人”而非“现实的个人”[2]，它们关于人的科学的一切理论建构是立足于“原子式个人”的抽象沙漠的。“人”的具体性、现实性、历史性根系全部被斩断了，在可“交换”劳动情境中，“人”变得千面一孔了，“人性”只剩下永恒不变的教条，所以，关于“人”及其“历史”的理解，永远只能在人性的抽象中四处游荡，而关于人的自由解放也永远只能在抽象的精神领域中进行。马克思在该著作中初次详细阐释了历史唯物论的系统思想。虽然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及其内涵进行解读时，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理想来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形态发展的预见与规划，从这一点来看，毋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的，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便可理解为：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过程。在该著作中，既厘清了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理想主义的理论缺陷即空想性与抽象性，并在随后的篇幅中集中批判了鲍威尔和施蒂纳国家自由主义的虚幻性与抽象性。马克思之所以认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因为鲍威尔“对现实的人及其关系”仍然一无所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用看似两分结构的范畴来厘清和批判与旧哲学的区别，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实践的人”贯穿人的发展，抽象共同体的彻底坍塌和真实共同体的建构，都只能从具体现实出发。
五 、作为生活的生产实践 ：历史辩证法的基点
喂——没到呢，今晚回不来了，车坏在半路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司机去找修理工了，不用等了，就让倩倩睡在我妈家。大家都说车修好就到昌县宵夜呢，谁愿意回来上班？好了，不说了，我们在车上打牌呢。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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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τ、τ0分别为浆液的剪应力和屈服剪切力；μp(t)为浆液黏度随时间的变化函数；-du/dz为剪切速率；u为浆液的流速；z为铅直方向的距离。
“私有制”“国家”“阶级”“异化”等现象，现在都无需用抽象的人性去解释，而是用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去加以解释。《形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即在生产与分工、交往的关系上，给予“生产”以某种逻辑上的“优先权”。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经济决定论”的结论，因为很明显，《形态》关于生产与分工、交往实际上是一体的，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是不可分割的。这种“优先权”仅仅是一种语言和逻辑现象。
《形态》使用“社会状况”这个概念，将“生产”“生育”与这些“客观性因素”“主观性因素”加以概括。在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观上彻底否定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这种否定是通过社会历史奠基于“生产”的现实基础上而实现的。他们所讲的“生产”具有这样的两面性，它既不是“实体”，因为它没有“感性的确定性”[6]80，同时，也不是实际的“呓语”，因为它不是基于“抽象的人”或“绝对理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自己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做了严格的区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分结构中，在关于“生产”“生活”本身原本就具有的二分法中，他们在叙述中，把“生产”看作“决定性”的一面。构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社会基本要素和结构层次，并由此衍生出复杂的社会有机整体。
六 、整体 “三层说 ”：社会要素的辩证法
《形态》从社会动态过程揭示了“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社会关系，并对上层建筑的结构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0]41。
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对历史社会进行了一个包含历时意义的纵向结构分析。这种结构就是：生产—交往—意识形态，即我们所常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层次说。我们认为，这种历史社会哲学话语或命题的前提假设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从这一前提出发，才能恰当地解读“三层次说”。
相比AABB式和ABAB式，ABAC式数量就很少了。在此举几个例子，如：小来小去、戗毛戗刺、脚前脚后等等。在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B和C一般是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词：来—去、毛—刺、前—后。
第一，内容主导作用的突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决定交往、市民社会决定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形态》中突显作为“内容”的生产、交往的主导性决定作用，是与其写作意图或话语背景是消解德意志观念哲学从“天下到地上”的“颠倒性”相关的。通过一种由“主导性”体现的唯物主义精神，将“新的历史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在这种拒斥中假设自己的社会历史哲学，即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清晰的理论形态呈现出来。这就是他们所要“清算”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唯物论解释语言所指向的客观“优先性”是策略性的。这种策略性不仅仅表现在哲学理论形态方面，而且还体现在通过这种唯物论的生活型的客观性的“优先性”声索，驱除了相反理论建构可能的神圣型的客观性要求与过度的主体性要求的消极命定与恣意妄为。
第二，内容主导作用的限度。毋庸置疑，在《形态》中，有许多看来对于生产和交往主导作用的夸张性语言，如“归根到底”“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等，但他们显然并没有把生产力所代表的历史动力看作是“惟一”的线性决定因素。我们认为，在文本中的客观性的“优先性”与“能动性”的配角潜台词语言仍然是在一个更高理论层面中的整合关系中发生的。就《形态》的写作目的与历史语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把“优先性”看作必须言说时一定要剪开的思维之环的“头绪”。看来，此时此刻在反对形而上学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杜绝形而上学语言。可是，马克思是反对形而上学的，当这一切理论回到具体语境中的时候，它与它的对象都是以一种普遍性的个性形式存在的。也许，这就是他们历史观的实践精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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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3-03
[作者简介 ]刘顿(1988—)，陕西宝鸡人，延安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2-0054-05
[责任编辑 ：张林祥，陈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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