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共情问卷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颜志强 刘 月 裴 萌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摘 要 为解决目前国内缺少探讨儿童共情发展的工具这一问题，研究者翻译了儿童共情问卷(Empathy Questionnaire)，并先后对多个样本进行施测。样本1和样本2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稳定性，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儿童共情问卷是三因素结构，包括情绪感染、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该结构具有性别测量等值性。样本3的效度检验显示儿童共情问卷的结果与共情故事任务的结果高度相关。综上所述，儿童共情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测量儿童共情水平的一般工具。
关键词 儿童;共情;问卷;信效度;测量等值性
1 引言
共情(Empathy)是理解和分享他人感受并对他人的处境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黄翯青, 苏彦捷, 2010; 刘聪慧, 王永梅, 俞国良, 王拥军, 2009; Decety, Bartal, Uzefovsky, & Knafo-Noam, 2016; Hoffman, 2000)，对个体的行为与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享他人的情绪，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做出更适当的行为反应。
由于共情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对共情的认识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颜志强, 苏金龙, 苏彦捷, 2018; 颜志强, 苏彦捷, 2017)。有的研究者把共情看成一种情感现象，认为共情是对其他个体情感的一种瞬时体验(Mehrabian & Epstein, 1972)；有的研究者把共情看成是一种认知结构，认为共情是对其他个体体验的一种认知上的理解(Ickes, 1997)。但目前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共情是不同成分互相作用的结果，共情既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也包含着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黄翯青, 苏彦捷, 2010; 刘富丽, 苏彦捷, 2017; de Waal & Preston, 2017; Decety & Meyer, 2008)。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共情和行为反应密切相连，因此应该划分为三个维度(刘聪慧等, 2009; Su, 2017; Zhang et al., 2014)，即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和行为共情。
虚拟仿真实验技术是指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利用多媒体技术虚拟实验环境进行人机交互和仿真，学生利用虚拟实验教学平台，可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完成实验项目，该实验技术已经在医药院校逐步应用[4-5]。2013年8月教育部发布教高司函〔2013〕94号文件，在全国开展“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认定工作，文件提出将现代信息技术整合至教学应用中，从国家层面确认了对网络化虚拟学习的认可[6]。虚拟实验教学已经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实验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
共情具有其发展特点，不同维度的共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黄翯青和苏彦捷(2012)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共情的两维度毕生发展理论模型，具体表现为情绪共情生而有之，随着个体的发展不断减弱，认知共情后天发展成熟，随着个体的发展不断成熟，即共情的整体发展趋势可能呈倒U型的发展曲线(颜志强, 2019)。相对应的，Decety 和Svetlova(2012)也提出了共情不同成分的毕生发展观点，他们认为共情包括了情绪唤醒、共情理解和共情关注三个成分，情绪唤醒是生而有之的，共情理解和共情关注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
为了评估个体的共情及其发展，一些研究者尝试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Davis(1983)所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使用得最为广泛(颜志强, 苏彦捷, 2017)，该量表共包括四个维度，即个人悲伤、共情关注、幻想和观点采择，个人悲伤和共情关注属于情绪共情，幻想和观点采择属于认知共情。但是IRI主要用于测量成人的共情水平，并不适合其他发展阶段的被试群体。因此，有研究者尝试编制了适应其他发展阶段群体的测量工具。Bryant(1982)编制了儿童及青少年共情量表(Index of Empath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ECA)以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个体的共情水平，但是IECA改编自梅拉比安情绪共情量表 (Questionnaire of Measure Emotional Empathy, QMEE, Mehrabian & Epstein, 1972)，其主要测量的是个体的情绪共情水平。之后，Dadds等人(2008)编制了Griffith共情量表(Griffith Empathy Measure, GEM)以父母报告的方式测量幼儿群体的共情水平，不过GEM主要测量的是个体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而且已有研究发现，在中国样本中(Zhang et al., 2014)，GEM可能存在三个维度，即前文中所提及的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和行为共情。
有鉴于此，为了更加系统和全面地测量幼儿的共情水平，Rieffe，Ketelaar和Wiefferink(2010),根据Hoffman(2000)和de Waal等人(2008)的共情理论专门针对幼年儿童编制出了一份三维度的共情问卷(Empathy Questionnaire, EmQue)，包括情绪感染、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Overgaauw，Gü
和Crone(2014)在后续的研究探讨中指出，情绪感染反映的是情绪共情，情感关注反映的是认知共情，而亲社会行为则反映行为层面的亲社会性。EmQue后续也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相继在意大利(Grazzani, Ornaghi, Pepe, Brazzelli, & Rieffe, 2017)和西班牙(Lucas-Molina, Sarmento, Quintanilla, & Giménez-Dasí, 2018)文化下得到了三维度结果的验证，并且在西班牙文化下，研究者还额外考察了该问卷的纵向测量等值性。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EmQue适合测量学前期儿童乃至学步儿(Grazzani, Ornaghi, Agliati, & Brazzelli, 2016)的共情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为更好地探索并描画中国儿童共情不同维度发展的水平，有必要采用EmQue这样便捷、有效的测量工具来测量儿童的共情。为了验证EmQue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的信效度，本研究参考Grazzani等人(2017)的方法，首先对该问卷进行中文版的翻译，确保翻译出的中文条目表达通顺、准确并进行回译(Brislin, 1986)，其次为了增强其测量的信度(Preston & Colman, 2000)，将其3点评定替换为了5点李克特评定，最后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和跨性别的等值性检验。
2 方法
2.1 被试
儿童共情问卷(EmQue)中条目涉及亲子互动和同伴互动，因此问卷均由儿童的母亲填写。为了对问卷进行心理测量学分析，研究者收集了多个样本数据，被试均为来自北京市某幼儿园的学前期儿童。
样本1：包括260名儿童，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的被试被剔除，存在条目数据缺失的被试人数百分比为21%，最后剩余204人。儿童年龄的均值为64.67个月，标准差为9.44个月。其中男孩为110人，女孩为94人。样本1 的数据用于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该问卷在男孩和女孩群体中的测量等值性分析。
样本2：包括46名儿童，儿童年龄的均值为61.67个月，标准差为7.73个月。其中男孩为20人，女孩为26人。样本2中的儿童为样本1中的儿童在两周之后的再测样本，该样本的数据用于进行重测信度分析。
由于已有研究表明共情存在性别差异(苏彦捷, 黄翯青, 2014)，因此为了进一步考察儿童共情问卷是否对男孩和女孩都适用，研究者进行了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以考察其测量等值性。
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城乡规划学，由于其在实践中的数据量增加，使计量方面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进而使该时代城乡规划计量内涵更加丰富。具体表现为：
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指数达到了推荐的标准(Sharma, Mukherjee, Kumar, & Dillon, 2005)，模型对数据的拟合较好。由于意大利文化和西班牙文化下的结果发现，13条目的结果要优于20条目，因此研究者进一步对模型间的拟合优度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20条目的结果对模型拟合较好。综合这些指标表明，儿童共情问卷20条目版本的三因素结构对数据的拟合良好，模型图见图1。其中，因素1为情绪共鸣，包括条目1、4、7、10、13、16、19，因素2为情感关注，包括条目3、 6、 9、 12、 15、 18、 20，因素3为亲社会行为，包括条目2、5、8、11、14、17。
2.2 工具
2.2.1 共情问卷
共情问卷(EmQue)由Rieffe等人(2010)编制，该问卷专门用于测量年幼儿童的共情发展水平，由父母进行评定。问卷一共有20个条目，采用3点评分，要求家长根据问卷条目所描述的情况与儿童真实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0表示从不，1表示有时，2表示经常。荷兰样本(Rieffe et al., 2010)下的问卷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情绪感染(α=0.73)、情感关注(α =0.74)和亲社会行为(α=0.80)。在中国样本中正式施测的问卷改用了5点李克特计分(1表示从不，2表示很少，3表示有时，4表示经常，5表示总是)。
参考已有的研究(李奕慧, 胡雯, 廖慧云, 唐宏, 2017)，研究者考察了儿童共情问卷在男孩和女孩群体中的形态等值、弱等值、强等值和严格等值性(见表3)。通过比较模型间参数指标的变化，可以发现，男生样本和女生样本的模型拟合结果具有形态等值(各条目归属于相同的因子)、弱等值(因素负荷等同)、强等值(截距等同)和严格等值(残差方差、协方差等同)性特点。这些结果表明，儿童共情问卷在男女性别间等同，其因素结构在不同性别之间具有恒等性。
党校作为锻造党员干部的主阵地和大熔炉，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战略中，要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作为，为生态文明建设培养“三型”党员干部。
共情故事任务改编自Strayer(1993)的共情连续性计分系统(The Empathy Continuum Scoring System)中的故事任务。该任务要求被试观看5个分别描述了儿童处于高兴、生气、悲伤、害怕和痛苦情境中的视频片段。这些视频片段搜集自互联网，每个视频片段的长度约为30至60秒。在被试看完每个视频片段之后，依次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视频片段中主人公的情绪类型;(2)主人公情绪的强度;(3)儿童自己体验到的情绪类型;(4)儿童自己体验到的情绪的强度。主试对回答进行记录并编码，编码分为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两个维度。儿童对主人公的情绪认知为认知共情，采用0～2计分，将儿童5次回答的得分相加作为儿童认知共情的总得分，分数范围为0～10分。将儿童自己的情绪体验作为情绪共情，采用0～2计分，将儿童5次回答的得分相加作为儿童情绪共情的总得分，分数范围为0～10分。
儿童共情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系数均较高(见表1)，表明儿童共情问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跨时间稳定性。
2.3 统计处理
EmQue共有20个初始条目，根据已有研究(王孟成, 2014; Gorsuch, 2003)中所提出的因素分析应满足的样本量的要求，样本数与条目数的比例应大于1∶10，且样本量不小于100，才能保证结果的相对可靠。本研究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样本量为204，满足分析要求。
凌薇有着所有大小姐的通病，盛气凌人却又同情心泛滥。安安的贫穷和谄媚极对凌薇的胃口，所以安安轻而易举地成为凌薇的闺蜜。
数据结果录入Excel，验证性因素分析和测量等值性分析均采用Mplus软件(Version 7.4)进行。
3 结果
3.1 信度分析
2.1 入组患者基线资料 结果(表1)表明：57例前循环颅内动脉瘤破裂患者32～81岁，平均年龄为(58.3±11.3)岁，女性居多(59.90%)，动脉瘤部位以大脑中动脉及前交通动脉为主(64.9%)。术前Fisher分级以2级、3级者为主(89.5%)。术前CT提示存在脑萎缩者较多，以轻至中度脑萎缩为主(94.7%)。
表1 儿童共情问卷的信度
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在性别测量等值性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检验了样本1中的男孩和女孩在儿童共情问卷得分上的性别差异，独立样本t 检验的结果显示，儿童共情问卷的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见表4。
样本3：包括45名儿童，儿童年龄的均值为59.74个月，标准差为2.99个月。其中男孩为22人，女孩为23人。样本3 的数据用于进行效标效度分析。
表2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数(n =204)
注：***p <0.001，**p <0.01，*p <0.05。采用MLR(针对缺失数据的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分析的结果相同。ΔSBχ2为根据Satorra和Bentler(2010)推荐的方法校正后的卡方差值。ΔCFI 为比较拟合指数的差值。
图1 儿童共情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3.3 性别测量等值性检验
转化投入机制制约了成果能够产业化的前期孵化 在整个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主要涉及二次开发、中试、小规模生产等一系列环节，而这个过程中呈现出周期较长、前期投入巨大、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就从当前学校在科研方面的实际情况而言，在科研成果转化上经费不是很充足，首先是由于事业经费与其相独立，不作为投资经费支出，而其他的投资渠道还没有建立或形成；其次是社会化的投资主体也十分缺乏，渠道也不畅通，特别是当社会资本投入后，涉及学校知识产权保值增值方面受制度上限制，使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不高；最后，一些相对来说大型的企业的有效介入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风险投资方面的有效形成与运作，使得转化过程中所需的环境没有形成。
2.2.2 共情故事任务
表3 验证性因素分析多组比较模型拟合指数
注：***p <0.001，**p <0.01，*p <0.05。
验证性因素分析常被用于检验已有测量工具中的维度结构在其他施测群体或文化下的适用性，本研究也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维度结构及适应性。根据已有的研究，设定研究模型包括3个因素，每个因素由对应的题目测量，误差或独特因子彼此无关，采用MLM法(稳健极大似然估计)对模型进行拟合估计，结果见表2。
表4 儿童共情问卷不同维度的性别差异检验
注：***p <0.001，**p <0.01，*p <0.05。
3.4 效标效度
为了考察儿童共情问卷的有效性，研究者选取了共情故事任务作为效标。儿童共情问卷不同维度的结果与共情故事任务不同维度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见表5)，结果发现儿童共情问卷的情感关注维度(r =0.38,p =0.012)、亲社会行为维度(r =0.44,p =0.004)得分与共情故事任务的认知共情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
表5 儿童共情问卷和共情故事任务结果间的相关(n =45)
注：***p <0.001，**p <0.01，*p <0.05。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了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的因素结构，结果显示20条目的原量表拟合最佳，这与荷兰样本的研究结果相一致(Rieffe et al., 2010)，无论是重测信度还是效标效度都显示儿童共情问卷适用于中国儿童群体。
关于共情的发生和发展，有研究者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Preston和de Waal(2002)构建了知觉运动模型以统合共情的概念，即共情是源自于演化的自动化的行为反应。之后，该模型进一步演变成了俄罗斯套娃模型，即以知觉运动模型为内核的共情发展嵌套模型，其外层依次为共情关注和亲社会行为(de Waal, 2008; de Waal & Preston, 2017)。儿童共情问卷在多文化国家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的一致性是对套娃模型最好的证明(Grazzani et al., 2017; Lucas-Molina et al., 2018)，即儿童的共情分为情绪感染、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这三个因素。已有成人研究发现(Zhang et al., 2014)，中国文化背景下个体的共情可能存在三个维度，即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和行为共情，而非西方传统研究中的两维度。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的三因素结构与其相对应，情绪感染即情绪共情，情感关注即认知共情，亲社会行为即行为共情。此外，测量等值性检验的结果也和已有的元分析结果相一致。颜志强和苏彦捷(2018)通过元分析考察了不同发展阶段下个体共情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学前期儿童的共情不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也确实发现，无论是在男孩样本还是女孩样本中，儿童共情问卷都能够较好的拟合三因素结构模型，并且独立样本t 检验的结果也表明男孩和女孩在儿童共情问卷的各个维度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1.分析食品危害风险。分析食品危害风险为首要步骤，其重要性不容小视，有利于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科学合理构建。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应用风险分析系统，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有评估与管理风险以及交流风险信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以及作用，通过对食品质量安全危害风险进行科学分析，有利于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共情故事任务法这类情境模拟测试在年幼儿童的共情测量中更具有生态效度(Roth-Hanania, Davidoy, & Zahn-Waxler, 2011; Strayer, 1993)，但是其测量所花费的时间较长，数据处理相对复杂，难以在不同研究间进行直接的比较，由父母报告的儿童共情问卷则是较好的选择。本研究效标效度部分的结果也显示，由共情故事任务所测得的认知共情，与儿童共情问卷的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这与Rieffe等人(2010)所采用的共情情境模拟任务(Zahn-Waxler, Robinson, & Emde, 1992)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即儿童对他人情绪的关注与儿童共情问卷中的情感关注和亲社会行为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但是本研究没有发现情绪共情与儿童共情问卷中的情绪感染和亲社会行为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仅发现了相关趋势。一方面，这可能和研究的样本较小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体现了已有研究者所谈到的父母报告的生态效度缺失问题。Lucas-Molina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就仅发现了儿童共情问卷中的亲社会行为维度和情绪调节(认知共情)有关系，而Grazzani等人(2016)的研究也表明父母报告的共情可能受限于样本大小，从而仅表现出了和情绪理解等变量的相关趋势而非显著性结果。因此，这也提示研究者，儿童的共情研究不能局限于父母报告这一种形式(田园, 刘富丽, 苏彦捷, 2019)，今后需要考虑从多方面收集数据，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来决定测量工具(魏祺, 苏彦捷, 2019; 王协顺, 苏彦捷, 2019)。
总的来说，本研究对儿童共情问卷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的因素结构及适用性进行了探讨，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受限于研究被试群体，及中国文化下母亲通常是主要照料者，本研究的儿童共情问卷均由母亲填写，可能对结果有一定影响。此外，本研究仅探讨了横断层面的儿童共情问卷的效度及其测量等值性问题，未对其纵向测量等值性进行考察，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纵向追踪的研究。最后，本研究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参数指标位于已有研究者推荐的临界值(Browne & Cudeck, 1993; Hu & Bentler, 1999)，其结果虽然能够接受(孙春晖, 郑日昌, 2001)，但是仍有待后来者重复和检验。
这首诗叙述了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反清的史实，写出了朝廷出兵平叛的缘由。其中，“小金川本我……始命出师”应该指的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金川的局势再度紧张，又一次引起清王朝的关注。对此，《清实录》也有记载：
5 结论
本研究所修订的儿童共情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中国学前期儿童共情的一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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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Empathy Questionnaire
YAN Zhiqiang; LIU Yue; PEI Meng; SU Yanjie
(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
Currently, instrument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in childhood are hardly available in China. In order to fill this gap, the authors translated the Empathy Questionnaire, and successively administered in multiple samples. Samples 1 and 2 results on reliability showed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temporal stabilit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mpathy Questionnaire had a three-factor structure, including emotion contagion, attention to others’ feelings and prosocial actions. Moreover, such structure was strictly invariant across genders. To exam the criterion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the empathy of Sample 3 was measured by the questionnaire and an empathy vignette task at the same tim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ore on the questionnai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in empathy vignette task. Taken together, the results above showed that the translated Empathy Questionnaire was high i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could be used as a general tool to measure children’s empathy.
Key words : children; empathy;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asurement invariance
分类号 B841.7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9.0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571134, 31872782)。
通讯作者: 苏彦捷, E-mail: yjsu@pku.edu.cn
标签：儿童论文; 共情论文; 问卷论文; 信效度论文; 测量等值性论文;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