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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改革运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同期进行改革的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发展疑惑地称为“中国之谜”，纷纷进行探析。对亲身经历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有着深刻的体会，这就是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
一、正确的改革方向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和道德上都不可能不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些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定的作用，有些甚至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社会主义制度自从诞生以后，就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要把社会主义置于死地，武力干涉、经济封锁、思想文化渗透和压制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都从外部干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加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生事物，对它的生长特点和发展规律，人们还需要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一个相当时间内，它还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还需要有一个不断进行调整完善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称之的“改革”。事实上，从50年代开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先后进行了若干改革，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的制约，这些改革大多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进入70、80年代，新的国际形势提供了又一次改革机遇，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再次掀起了改革浪潮。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声疾呼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是在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思想支配下展开的，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而设计的方案，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在政治上推行多元化、多党制，经济上推行私有化。显然，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倒退，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西方一些政界人士不无讽刺地说：“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引发了一场最终把他自己也埋葬的大雪崩”，“他被他自己实施的改革葬送了”。社会主义改革应该怎么改，向哪里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就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373页。）在这里， 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刚刚起步时就指出：“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在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当国际上风云变幻，苏联东欧发生剧烈动荡， 中国国内也有人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208页。 ）他还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的原则，然而，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邓小平说：我们“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73页。）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如果社会主义不能使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不能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逐步提高，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吸引力，就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实施改革时，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凡是有利于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难度再大，风险再大，也要坚持推进。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起初的阻力是很大的，许多人想不通。但是，我们看准了这样做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于是，硬着头皮顶住，不管别人说三道四，坚持不动摇。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不是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我们就闯不过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这一关。所以，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坚持共同富裕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原则。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在改革中，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是，我们讲的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人们先富起来，这些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一是可以产生极大的示范作用，二是可以带动帮助落后地区的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5 月我国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实施有计划地开发扶贫，经过全国各方面的努力，我国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 年的2.5 亿减少到1997年的0.5亿。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 决心在2000年末全部消除贫困人口。由于我国在改革中坚持了共同富裕的原则，所以，在发展中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原则。邓小平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这里，邓小平既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又从共和国诞生的历史阐述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正由于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所以，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过程中，丝毫不放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在思想理论领域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当社会上有些人借改革之机大肆散布自由化思潮搞精神污染时，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自由化的本质，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他严肃地批评有些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而热衷于脱离具体社会实际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的现象；批评有些文艺工作者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却热衷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历史和现实的东西的现象。他指出，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危害极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正因为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危害极大，所以，邓小平果断地发出要坚决刹住自由化风的号召，他说：“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通过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
其次，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而且指出，一手硬一手软是不行的，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没有法制这一手，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没有惩治腐败这一手，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东西就会被他们搞垮，就会丧失人心，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二、分进合击的改革推进战略
我们进行的“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这样的改革就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整体改革、全面改革，它包括农村、城市、经济、政治等各行各业的改革。面对这种全面改革的系统工程，改革从何入手，怎样逐步展开，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改革的庞大工程内部必然存在着规律性，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其规律，抓住其关键环节，将改革有序地展开，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如若只凭良好的主观愿望而急于求成，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或不顾改革过程的内在规律和秩序，割断或颠倒社会内部各方面的联系，都必然会导致改革陷入混乱，造成社会动荡或倒退。国际上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严肃认真地探索改革的内在规律性，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针，鼓励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大胆地探索改革的路子。同时，坚持在方法步骤上要讲科学性，要稳妥，要走一步看一步，及时总结经验。邓小平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7页。）中国在改革中坚持做到：
第一，先易后难。中国推进改革没有一下子在全国铺开，而是先从农村开始。因为在中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一些，生产力水平低，内部经济联系比较简单，相对说来改革的难度要小一些，容易较快见到效果和积累改革经验。加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如果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中国农村这个大头就稳定了，其它各行业的发展也就有了基础了。所以说，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为全国的改革提供稳定的前提，既提供了全局改革的物质基础，又提供了全局改革的群众基础。实践证明，我们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进行的改革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整个农村的面貌也就改变了。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第二，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既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然涉及方方面面，能不能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矛盾呢？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出发，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中心，把改革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邓小平说，改革能否成功，关键是两条。第一条是要同人民商量办事，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如果改革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不能从改革得到实惠，改革就失掉了群众基础，改革就不会成功。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是非成败的标准。当然，我们不是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别的改革，而是将其他各项社会改革都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都是为了服务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当我们看到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不改革就不能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时，我们就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行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实践证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以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使得我们这样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不但没有打破正常的生产秩序，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出现经济混乱或社会动荡，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改革中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既是我国人民衷心拥护改革的理由，也是积极投身改革，全力拥护改革，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原因。
第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搞活企业、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行业和领域多，相互间的联系广泛复杂。因此，不能把农村改革的经验照搬到城市，而必须探索出适合城市特点的改革思路。我们认识到，尽管城市各种经济联系纷繁复杂，但企业毕竟是城市经济的主体，企业有没有活力是城市经济能不能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此，我们决定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企业、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入手，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从转换企业所有制入手。一开始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自行生产销售其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经营积极性。继而采取承包经营，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责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案，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企业活力问题。实践证明，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抓住了关键。因为企业活力增强了，经济就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无论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还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大幅度增长，许多产品出现了买方市场的可喜局面。这与某些国家改革导致物品匮乏形成鲜明对照。当前，有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企业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还只是在“股”上做文章，而没有真正从“制”上进行改造，一系列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是穿新鞋走老路，因而还没有走出困境，如果真正实现了经营机制的改造，企业是会活起来的。
由上述可见，中国的改革推进战略有它的独特之处，既坚持社会的全面变革，又不是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有主有次，先后有序，分进合击；既坚持体制性的深刻变革，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不是否定一切，推倒重来，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逐渐明晰新体制的模式。这样做，使得改革有序稳步地进行。国际上有些人把中国和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国家改革的成效不同归结于“渐进性”改革模式与“激进性”改革模式不同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没有反映中国与他们经济转轨社会经济方向上的区别，不能说明中国经济转轨政策和措施的合理性，也不能说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转轨条件和环境的差异，是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在某项改革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改革越果断、越坚决，效果就越好，成本就越低。相反，犹豫不决，举旗不定，就会丧失时机，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在我们看来，苏东国家没有取得改革预期效果，除了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摧毁社会主义必然造成社会对抗和动乱的原因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改革中只注重改变所有制，而忽略企业经营机制的变革。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改变所有制不应该是改革的目的，改革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实证明，任何不顾条件、不惜代价，服从政治需要的私有化改革都不可能取得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中国与苏东国家改革的不同结果并不是因为“渐进性”与“激进性”改革模式的不同，而是改革指导思想、战略策略不同的结果。
三、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互促
中国要改革，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改革是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群众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涉及到人们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必然要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及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因此，改革是有风险的。一方面，改革会冲破旧体制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大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可能会受到某些社会成员的反对，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甚至可能冲击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经济混乱或衰退。因此，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能否辩证地统一起来，能否形成良性互促，便成为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纵观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形成了良性互促。
首先，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人们才会支持改革，否则，改革不会取得成效。所以，我们始终追求有利于发展的改革，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围绕着发展经济这个中心，总是用“发展才是硬道理”来统领改革。从另一方面看，深化改革也要以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丰富了，社会就会保持稳定，就会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所以，中国在推进改革时十分注意使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以阶段性成果作为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决策依据和支持力量。
其次，中国把稳定看成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抓住不放。邓小平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9页。）“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所以，我们在推进改革时，十分注意把握改革方案出台的时机和改革的力度。一是审慎从事，不搞大轰大嗡。慎重决策，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我国改革先从比较容易的农村开始，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开；在城市则先从企业改革入手，再逐步推向政治体制改革。这种逐步推进的改革，比较稳妥，即使发现了错误，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不致出现全局性的重大失误。比如对外开放，我们是逐步推开的。1979年决定在毗邻港澳的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取得经验后，1984年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决定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决定将海南全省建为经济特区。1992年决定13个边境市、县及这些市县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省会城市对外开放，同时决定开放合肥、南昌、郑州、西安等15个内陆省会重要城市。这样，我国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这种逐步推开的对外开放战略避免了一下子开放过度、相关配套措施跟不上可能造成的种种混乱，保证了对外开放的顺利发展。
对于改革中的不同意见，不强求统一，允许保留，让实践说话。比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时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犹豫、徘徊、观望，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后来，当这一政策的优越性显示出来时，就在全国迅速推开了。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这是我们保持稳定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改革是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变革，某项改革措施对社会全体公民来说，可能有些群体受益，有些群体不受益，有些群体可能还要受损。因此，社会上各群体对待改革的态度就不会一样，有的拥护、支持，有的观望、等待，有的抵触、甚至反对。作为改革的领导组织者，就要调查分析各种态度群体的量和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决定是为还是不为。为还是不为的标准就是邓小平再三强调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有些从纯经济因素和技术条件来看是可以出台的改革措施，由于涉及人们利益关系的面较大，社会其他方面的条件又不够成熟，可能会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而带来较大的社会震动，为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暂不实施，而等待有利时机。比如，我国取消城市居民的粮油价格补贴这一改革就等了十来年，到90年代初才付诸实施，在没有引起社会震动的情况下，顺利地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
总之，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用改革促发展，以发展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持社会的稳定，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又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形成了改革、发展、稳定良性互促的态势，这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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