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哈姆莱特”——《尤利西斯》与《哈姆莱特》人物形象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特论文,哈姆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西斯论文,人物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布卢姆和斯蒂芬是“哈姆莱特”形象在二十世纪的延伸。布卢姆的精神漫游、斯蒂芬的理想失落与哈姆莱特的思考探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具有不同的悲剧意义和时代特色。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肖乾称之为“天书”。书中大量引经据典、包罗万象，使读者不胜其烦，又饶有兴趣。乔伊斯公开表明：“我在这本书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1〕笔者发现文中多处提到莎士比亚，引用莎士比亚剧作的原文。第九章就是斯蒂芬和图书馆中其他学者、诗人一起专门讨论莎士比亚。布卢姆家中书架上就有莎士比亚的《作品集》，还是深红色摩洛哥山羊皮、汤金封面的精装本；布卢姆“为了解答想象中或现实生活中的疑难问题，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向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请教过”。〔2〕最巧合的是，《尤利西斯》是一九二二年由西尔薇亚·毕奇女士主办的“莎士比亚书屋”出版发行。那么《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到底有没有精神上的血缘联系？笔者试着抓住这条线索走进迷宫，是否能够别有洞天、柳暗花明，恳请乔学专家指正。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笔下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是人类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雨果曾这样高度评价了哈姆莱特形象：“他象我们每个人一样真实，但又要比我们伟大。他是一个巨人，却又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哈姆莱特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我们大家。哈姆莱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人”。〔3〕《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和斯蒂芬同样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不仅是二十世纪现代人生活和灵魂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是“哈姆莱特”形象在二十世纪的再现和延伸。伟大的作家在探索人类、探索灵魂方面总是相通的，总会拥有共同的永恒的话题；从荷马、莎士比亚、乔伊斯到未来，人类精神文明的火炬不就是这样永远传递下去的吗？
一
布卢姆只是爱尔兰大都市都柏林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一个广告兜揽商。在社会生活中，布卢姆身处“双重边缘”地带〔4〕，身为出生在都柏林的爱尔兰人， 眼看自己的祖国深受大英帝国的侵略压迫、专制统治而深为痛心，但其他爱尔兰人对他并不认同，把他作为犹太人加以歧视排挤，甚至当面侮辱他。犹太人到处被奴役、被压迫、甚至被“当作奴隶或牲畜那么地被拍卖”的辛酸悲惨的历史，已成为种族潜意识，沉甸甸地压在布卢姆的心头上。犹太人急欲繁衍生育，以求种族的发展，而作为一个犹太男人，布卢姆却没能担负起这个责任，儿子鲁迪生下来只有十一天就夭折了，使布卢姆痛不欲生，从此丧失了性功能，丧失了生育能力。作为一个广告兜揽商，他的职业并不稳固，受到老板的侮辱，也只能“泛出笑容”去敷衍。在家里他也是自卑、无能，妻子对他不忠实，甚至在家里与情人幽会，他也只能在街上漫游。
布卢姆确实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卑微而又善良的小人物，他不象夏洛克那样冷酷无情，意志坚定地执著于残酷的报复。受到“市民”欺辱时，布卢姆只是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从道义上去反驳“市民”。作为受欺骗的丈夫，他也没有象奥瑟罗那样妒火中烧，激烈地进行报复，扼杀爱情和生命。他那么懦弱无能，看上去和英俊王子哈姆莱特完全无缘；但布卢姆的精神实质却是一个典型的“哈姆莱特”，他在都柏林的漫游实则是精神漫游。在精神世界中他不断追寻、思考、探索，他的思考和探索和哈姆莱特的思考竟然不谋而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主要有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反思，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讨，对目的和手段的困惑，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关注……是因为哈姆莱特所包容的人性如此广博、丰富和普遍，还是因为布卢姆常在冥想中向莎士比亚请教，与哈姆莱特神游，二者才如此契合？
哈姆莱特是一个在威登堡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理想的青年，他深信：“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可在现实中，他看的是父死母嫁、叔叔弑君篡权，周围的老臣新贵趋炎附势，社会动荡不安，“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哈姆莱特痛心疾首，陷于忧郁深思之中“仿佛负载万物的大地”，“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复盖众生的苍穹”，“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而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哈姆莱特忧郁的内容。忧郁，是因为理想的失落。布卢姆也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他追求的是不分国家、民族、宗教、阶级，人人平等，人人劳动，消除贫困，消除世界上的贪婪、私欲和不义的战争，使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友好往来，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正常的生活和幸福的权利。但爱尔兰的现实却使布卢姆感到极度失望、窒息。海水里泡着一具腐烂发臭的尸体。送葬的车子“经过一座又一座荒芜不堪的花园，一幢幢阴森的房屋。”“一片荒原，不毛之地。大山湖，死海。没有鱼，也不见杂草，深深地陷进地里。没有风能在这灰色金属般的、浓雾弥漫的毒水面上掀起波纹。……一片荒芜。”小饭馆里人们狼吞虎咽的动物性的欲望和满足，整个社会人吃人的动物性的争斗、仇杀和屠戮。使布卢姆不禁感慨：“人啊，人啊，人啊，”“人啊！不要再这样了！”他向往着真正的人的生活，而到处都是贪婪和嫉妒，仇恨和暴力。饱经忧患的祖国，受尽迫害的民族，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使布卢姆象哈姆莱特一样，常常陷入忧郁沉思。尽管他不是王子，他也曾有“重整乾坤”的幻想：
“我主张整顿本市的风纪，推行简明浅显的《十诫》。让新的世界取代旧的。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都联合起来。每一个大自然之子都将领到三英亩土地和一头母牛。豪华的殡仪汽车。强制万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的公园统统昼夜向公众开放。电动洗盘机。一切肺病、精神病，战争与行乞必须立即绝迹。普遍大赦。每周举行一次准许戴假面具的狂欢会。一律发奖金。推行世界语以促进普天之下的博爱。再也不要酒吧间食客和以治水肿病为幌子来行骗的家伙们的那种爱国主义了。自由货币，豁免房地租，自由恋爱以及自由世俗国家中的一所自由世俗教会。”（第十五章）
尽管这是幻想，但布卢姆仍一次又一次地探索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那么痛切地感受到生死的轮回，人生的无常，宇宙的永恒。个人的渺小。“整整一座城市的人都死去了，又生下另一城人，然后也死去。另外又生了，也死去。”“人是毫无价值的”〔5〕。 甚至和哈姆莱特一样，布卢姆也多次思考过“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因为“谁愿意忍受人生的革命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凡生活得太认真、太执著，追求向往理想的人，都会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一切都是疯狂的，爱国主义也罢，哀悼死者也罢，音乐或民族的未来也罢。生存还是毁灭，人生之梦结束了。”布卢姆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对于死后的世界并没有哈姆莱特那么多的顾虑和疑惧，死是轻松的：“不过如此而已。我曾经生活过。去了。再见。”但这些都是愤激之辞。生的意志是那么强烈，它不仅与人自身的求生本能有关，也和人生的目标、追求、理想有关。哈姆莱特无法放弃时代历史赋予他的“重整乾坤”的重任，布卢姆也无法放弃爱尔兰和犹太人，无法放弃“不分宗教、信仰和阶级，都相应地拥有可观的收入，能够过得舒舒服服”的理想，更无法割舍对妻子的爱情。但又由于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却显得优柔寡断、软弱无力。理想和现实严重脱节。
哈姆莱特从感性上急欲复仇，完成父亲的幽灵交给他的任务；而从理性上又把这么一件杀人偿命的复仇升华为时代历史赋予他的重任，具有“重整乾坤”，改造社会的使命感。他轻易又不肯以暴力、流血、谋杀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家庭仇杀、宫庭谋杀，是中世纪封建专制野蛮恶习的遗留。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教育的哈姆莱特则在寻找更正当、更合理、更光明正大的手段。最终是在克劳狄斯阴谋败露、血债累累的情形下，哈姆莱特举起了正义的剑，惩罚了邪恶，完成了复仇的大任，但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目标的远大和手段的纯正本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英国社会正处于大转折、大动荡、大混乱的时期，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不择手段成了时尚。而哈姆莱特坚持人文主义的原则，就必然导致悲剧的结局。而在二十世纪初，现实社会依旧黑暗。布卢姆还是执著地追求理想，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显示出真理和正义的永恒。当他面对一群有种族偏见的爱尔兰市民，谈起犹太民族的苦难时，那些热衷于暴力的人说：“有种的就站起来，用暴力来对抗好了。”布卢姆语重心长，说出看似平谈，实则掷地有声的话语：
“暴力、仇恨、历史，所有这一切。对男人和女人来说，侮辱和仇恨并不是生命。每一个人都晓得真正的生命同那是恰恰相反的。”
“那是什么呢？”阿尔夫说。
“是爱，”布卢姆说：“我指的是恨的反面。”
对于爱的追求使布卢姆具有高尚的品行，他慷慨地为死者家属捐款，热心地引导盲人青年过马路，（这个盲人青年曾被别人撞过），同情布林夫人和她的丈夫，同情普里福伊夫人，又挺身而出，帮助了挨英国大兵毒打的斯蒂芬。作为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他的所作所为的确实践了爱的理想，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但布卢姆囿于爱的观念，认为“以恶报恶是得不到善的”，反对暴力反抗，又使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面对“市民”的暴行，他只有跳上马车逃走，逃到幻想的境界。哈姆莱特尽管犹豫、延宕，耽误了战机，但确实又一步步采取了行动，最终果断地杀死罪恶昭彰的克劳狄斯。布卢姆却显得懦弱无能，没有行动，一味沉溺在空想中。这是布卢姆的致命弱点。
必须承认，布卢姆面临的不是夺回被篡夺的王位，不是杀死一个克劳狄斯的问题，也不是对付一个侮辱他的“市民”的问题，而是爱尔兰乃至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专制、奴役、仇恨、暴力、贫穷、不平等、民族歧视、种族压迫的社会问题。爱尔兰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英帝国主义一次次残酷镇压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而民族独立运动内部也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因嫉妒、私欲就断送了民族的前程，出卖了民族的利益。大众则是庸俗、狭隘，口头狂热地高喊“爱国主义”，实则沉浸在酒精和愚昧之中。布卢姆作为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扭转乾坤，重整乾坤，即使是王子哈姆莱特，“重整乾坤”也只是虚妄的幻想。
布卢姆自己也无法超越小人物自身的庸俗、鄙陋。生物的本能需求、生命的缺陷，心理的自卑，日常生活的单调和重复，以及在社会和家庭中卑微的地位、尴尬的角色，决定了他纵有天大的抱负，也只能在幻想中实现他的乌托邦。布卢姆在精神世界中尽情地漫游，经历丰富的人生，拥有充实的自我；可一回到现实，就变得自卑自贱、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灵与肉的割裂，使他成为精神上的伟人，现实中的庸人。布卢姆和哈姆莱特毕竟有很大差异。
二
比起粗笨的布卢姆，斯蒂芬也许更象哈姆莱特，他有时也以哈姆莱特自居。斯蒂芬和哈姆莱特一样，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对人生和艺术有很多憧憬的年轻的大学生，因母亲病危回国，仿佛一下子从理想的天堂跌落到现实的泥污。母亲极其悲惨痛苦地死去，斯蒂芬非常悲伤；而因斯蒂芬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没有在母亲临死前跪下向上帝祈祷，又被别人视为害死母亲的凶手，使他的心灵备受折磨。父亲酗酒放荡，妹妹贫寒无告，自己的生存也很艰难。现实的苦难，使他忧郁沉思。他和哈姆莱特一样，擅长思考、探索、分析、判断，具有深刻的洞查力和耽于沉思冥想的学究气。爱尔兰的“克劳狄斯”——大英帝国，正无耻地霸占和蹂躏祖国母亲——美丽的“爱琳”〔6〕这个“陌生人”贪婪地掠夺爱尔兰的资源财富，高压统治爱尔兰的人民，使斯蒂芬异常愤懑、压抑。斯蒂芬不断思考着历史和现实，从中解读了爱尔兰的屈辱，“历史”，“是我正努力从中醒过来的一场恶梦。”斯蒂芬的忧郁就比哈姆莱特的忧郁积淀了更多的民族潜意识。“看来这要怪历史。记忆的母亲们所编的寓言”。沉痛凄切的语言表达出刻骨铭心的爱和恨。
斯蒂芬是个诗人、艺术家，渴望成为天才，成为爱尔兰的民族诗人，为振兴爱尔兰的民族文化写出不朽的民族史诗。但他和莎士比亚不同。文艺复兴那个呼唤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造就了莎士比亚的天才。而“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和军队所摧残”〔7〕这一切又是大英帝国压榨奴役的结果。这里不是造就天才的环境。而斯蒂芬又是有思想、有个性的诗人，他不能容忍社会的黑暗，无法压抑自己的激情，于是就自己出场充当了“哈姆莱特”，在人生舞台上演了一出亦悲亦喜、亦庄亦谐的戏剧。
斯蒂芬和布卢姆一样，都有理想和抱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但是又没有“巨人”的勇气、能力和气魄。由于爱尔兰现实的黑暗和窒息，斯蒂芬只能用言论作武器来攻击社会，以酗酒胡闹作为一种反抗的手段，以发泄对大英帝国的仇恨，对现实人生的不满。斯蒂芬在图书馆和一些学者、诗人、评论家一起探讨莎士比亚，实则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他漫无边际地谈论着莎士比亚的生平创作、家庭婚姻、意识深层则流动着对大英帝国的痛恨，对爱尔兰的爱。“悔悟的窃贼。走掉了。……一颗璀璨的绿色宝石。镶嵌在海洋这指环上的绿宝石。”面对窃走“绿宝石”的强盗，应该“毫不迟疑地开枪”。他也试图探讨出莎士比亚如何将个人的不幸同时代、国家、社会人生的不幸结合起来，铸造出不朽的杰作，以鼓起自己的勇气，战胜一切困难和障碍，“把言语付诸实践。”但他又无法压抑自己极度的苦恼、绝望和冲动，混迹于医科大学生之间酗酒胡闹。只有在他醉酒后，他才显示出一个思想斗士的勇气和机智。和哈姆莱特借装疯激烈地抨击现实一样，斯蒂芬奋力用手杖击碎了妓院的路灯，疯疯癫癫地唱：“妓女走街串户到处高呼，为老爱尔兰织起裹尸布。”他诅咒教士和国王，但只能在“自己的前额里”杀死教士和国王，因为他是个“爱国主义者、学者、又是审判骗子的法官”。他呼唤理性：“这是一位纯粹理性的筵席，”他热切地呼唤爱：“妈妈，要是你现在知道的话，就告诉我那个字眼吧。那是大家都晓得的字眼。”如同《哈姆莱特》中所说：“这些无意识的话，比正言危论有力得多。”可悲的是，斯蒂芬的勇敢行动也只是盲目的反抗，不仅没有能够唤醒群众，反而遭到粗野蛮横的英国大兵的毒打。他和哈姆莱特一样，过份相信个人的才智、个人的力量，这样理想就必然被无情的现实碰得粉碎。
第九章开首，就通过图书馆馆长转述了歌德对哈姆莱特的著名论断：“充满绮丽幻想而又不实际的梦想家，面临严峻的现实，就只有一败涂地”。斯蒂芬还是有勇气去面对严峻的现实，有勇气去触及社会文明中最为腐烂的溃疡，并由此见识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苦难，“普天之下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阴森可怕、触目惊心的对宗教的嘲弄了。”妓女风骚淫荡，可“在这个国家里，某些人卖出去的东西远比她所曾卖过的要多，而且还大有赚头。”而她们只是“贵买贱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整个社会都是这样黑暗和腐败，即使是哈姆莱特再世，他那正义的剑又向谁去复仇。“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斯蒂芬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爱尔兰有理想、有正义感的青年人的共同的命运，也是古往今来的“哈姆莱特”们的共同命运。
三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毕竟是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典型形象，还带有人类在青年时代所特有的热情和锐气。他高度概括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临理想失落的精神痛苦和追求。哈姆莱特忧郁、犹豫的根源是，他已朦胧意识到个人的力量难以承担起如此巨大的时代历史的重任，但他除个人奋斗外又找不到新的出路。他不屈不挠地追求、思考、奋斗，不仅追求高远的目标，还追求纯洁正义的手段，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他敢于抗争黑暗的现实，承担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演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堪称“英雄”本色，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形象。
而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和斯蒂芬，早已失去了“巨人”的色彩，是地地道道现代社会中的小人物。内心世界既有纯洁高尚的一面，又有庸俗鄙陋、随世浮沉的一面，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更真实丰满、复杂矛盾。社会环境的黑暗专制，生活自身的单调沉闷，窒息了他们的精神追求，限制了他们在生活中的发展，以致感性和理性、现实和理想、灵与肉割裂开来，沦为人格异化的“非英雄”和“非天才”。现代社会中“哈姆莱特”们已经失去崇高的光辉，这是时代的退化，抑或是人类理性的发展？使人困惑，引人沉思。
哈姆莱特的悲剧是崇高的悲剧，展现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反抗奋斗，终于玉石俱焚的可歌可泣的壮举，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时代不可能实现的冲突。”（恩格斯语），这个悲剧象冬日响雷一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读后每每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而布卢姆和斯蒂芬的命运是小人物的悲剧，展示了卑微渺小的人物挣扎困惑，内心割裂的剧痛，“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就象针尖逼人的寒风有砭入骨髓的深度，使人不寒而栗。1993年，美国纽约的乌尔赛法官在判决时也这样说，读过《尤利西斯》的两位文学鉴定家“只觉得写得悲惨”，“男女人物的内心生活都具有巨大的悲剧力量。 ”〔8〕而布卢姆和斯蒂芬的精神追求与理想失落，同样也具有“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本质。但布卢姆的心灵解脱，斯蒂芬的玩世不恭，又具有惨淡的喜剧色调。
莎士比亚和乔伊斯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必然具有不同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意图。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更多地表现了开明君主的理想的失落。老王不仅是哈姆莱特所尊敬爱戴的父亲，而且是“人”的理想的化身，是开明君主的理想的化身。而克劳狄斯则是邪恶、残暴、荒淫、伪善的专制君主的化身。哈姆雷特本人则是开明君主的合格人选，是“国家所嘱望的一朵娇花”，“要是他能够践登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在莎士比亚剧中，象天神一样的“人”的形象，都是理想的开明君主、和进步文明的贵族青年男女。这既是莎士比亚的政治理想，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共同的政治理想，很多仁人志士都把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那么哈姆莱特也就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担当起“重整乾坤”的重任，而他的失败又恰恰证明了时代的局限。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由于社会斗争的艰巨复杂，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理想的失落以及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沉重的血的代价，使一些知识分子转而追求仁慈、博爱、宽恕的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及和平主义的理想，企望从精神文化上改善人性，改造社会。歌德、席勒、雪莱、雨果、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等伟大的作家，都曾认真、执著地探索人道主义的理想之路，一时形成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时代思潮。人道主义在文学上也更多地表现为对社会下层小人物的深切关注、同情和歌颂。乔伊斯无疑也具有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尽管他痛恨爱尔兰“瘫痪”的现状，长期流亡在外，但却时时心系爱尔兰、都柏林。他决心以自己的笔从精神上去解放祖国，去铸造“民族的良心”。〔9〕通过对下层小人物的思想感情， 心理活动的深刻剖析和细致描绘〔10〕，真诚地表现人道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的理想。这就使得他笔下的布卢姆既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具有仁慈宽厚的道德人格，具有崇高纯洁的精神追求；同时又具有不可摆脱的被动、消极、空想及卑微、懦弱的庸人性质，与哈姆莱特的“巨人”形象不可同日而言，但却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概括性，更贴近生活的真实，贴近现代社会的真实。这，就是《尤利西斯》真正不朽的价值之所在。
注释：
〔1〕肖乾：《尤利西斯》中译本序《叛逆·开拓·创新》， 上册第15页。
〔2〕本文所引《尤利西斯》原文，均为肖乾、文洁若的译本， 译林出版社。《哈姆莱特》原文，均为朱生豪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1974年版。
〔3〕雨果：《玛丽·都铎序》， 转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第135，第136页。
〔4〕〔9〕见《文艺报》1995年12月22日。王逢振《一个新的切入点：乔伊斯和种族》，金__《一部二十世纪的史诗》，文洁若《唤醒民众——从〈尤利西斯〉看乔伊斯的民族主义思想》，张京洪《〈尤利西斯〉—乔伊斯和平主义思想的体现》。
〔5〕《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墓地》有类似的话， 表现了人生的渺茫、名利的空幻。
〔6〕爱尔兰的古称，富有诗意的称呼，见《尤利西斯》上册第281页注（46）。
〔7〕同〔1〕乔伊期1907年在里雅斯特的演讲《尤利西斯》上册第9页。
〔8〕同〔1〕《尤利西斯》上册第22页。
〔10〕同〔1〕乔伊斯说：“我的兴趣则在伯爵夫人的女侍方面。”《尤利西斯》上册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