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管理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式论文,管理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管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主流。随着管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问题的层出不穷，国内部分学者开始进行反思[1～4]，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植根于管理学内部的反思和体会，虽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却没有从认识论意义批判和反思。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其确立、发展和围绕其展开的批判一直以来就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近现代哲学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围绕实证主义这样一个问题展开的。逻辑实证主义后，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分析哲学等都和实证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管理学界对实证主义的讨论不能也不应该脱离哲学。在众多关于实证主义的批判和讨论中，后现代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最深刻的，持续时间也很长。同时，后现代主义也代表了西方哲学近几十年来的最新成就。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管理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进行讨论。 1 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 后现代主义并非是一个有着明确含义和清晰界限的思想流派，它实际上是一个由许多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理论所构成的内容广泛但又松散的思想潮流[5]。虽然后现代主义不同学派的观点和理论不一致，但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有着共同之处。 (1)语言实在论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语言的重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语言实在论。包括实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主张所要感知、意识的事物都是独立地存在于主观之外的客观实在。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一认识是有疑问的。后现代主义普遍主张所要认知或者感觉的对象并非是客观存在着的。作为意识对象的客观实在连同意识都由语言符号建构起来[2]。语言符号并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事物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实际上它在人们认知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有人们要认知或者意识的事物只有经过语言符号的建构才能成为可感觉、意识和言说的对象。没有语言符号，人们所感觉到的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混沌。因此伽达默尔[6]认为无论作为理解、诠释对象的意义世界(社会和精神世界)，还是作为自然科学所研究对象的自然世界，都不是客观存在的，都不是一些“只需我们坚守的固定而自在的对象”。 (2)反本质主义 由于坚持语言实在论和反表现主义，主张多元主义、反对单一的霸权式话语体系自然也就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目的。语言实在论以及多元主义的观点使得后现代主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认为，众多事物或者表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认知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认识纷繁复杂的现象找到这一恒定不变的本质。而后现代主义则不认为现象之后一定存在着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按照其语言实在观，个体对现象的认知根源于其自身的语言建构。个体对于现象的认识从理论上来说有无限种可能性的。所谓社会现象之间表现出的共性可能只是一种语言之间“家族相似”的结果，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恒定不变的共性存在。因此反本质主义也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3)反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包括实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这表现为现代主义往往坚信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存在着某种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者框架。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基础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所有哲学意义上的基础都是一定时空背景下人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语言而建构出来的。因此，所谓最终可诉诸的基础或者框架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受人类既有的经验和视野所限制，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主观性。海德格尔[7]曾经谈到基础主义最大的缺陷实际上在于“基础”的先验性：“一切原则的原则从何处获得它的不可动摇的权力，那答案必定是：从已经被假定为哲学之事情的先验主体性那里。”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各种基础或者根据往往并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由于后现代主义具有反基础主义的特征，所以在它看来，包括实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建立在各种基础之上的各种“通用的、总体化的理论”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与实证主义倡导研究普适的客观规律相反，后现代主义所极力倡导的是研究各种“特殊的、局部的、区域性的知识”。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承认并转向对“特殊的、局部的、区域性的知识”的研究才是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应有方向[5]。 2 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思 实证主义范式包含的研究方法有问卷研究、实验研究、案例研究、扎根研究等多种方式。其中问卷研究为代表的研究方法比较重视对研究问题的量化，主张通过量化确定研究变量间的数量关系。这些研究方法代表了实证研究中的数量实证主义。而案例研究方式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不重视数量化，主张通过访谈、调研、观察等方式获取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把握。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实际上代表了实证研究中的另外一个分支——案例实证主义。 数量实证主义和案例实证主义尽管有着很多的差别，但二者还是有共同之处，即无论哪种方法都认为应该将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和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作为追求的目标。很多案例研究者承认案例研究不具有普适性，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对普适性的追求。这往往体现在案例研究中研究者对自己研究所具有的普适性的反思。 实证主义的出现来源于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谓社会学知识的怀疑。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支持者们虽然将实证主义推向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地位，却没有继承实证主义的这一学术传统：他们很少用审视和怀疑的眼光来反思自己。甚至在部分管理学实证主义者看来，只有实证主义代表了管理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其研究范式都是不科学、不客观的。严格来说，实证主义的形成和出现本身也是建立在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验和思考之上的。因此其本身也有一定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也是需要反思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局限和不足。这对于管理学研究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来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2.1 管理学实证主义研究的客观性评价 实证主义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重视研究过程的客观化。所谓客观化就是使得自己对外部事物的主观认识同事物的客观情况相符合，以此来保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所具有的严谨性和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实证主义也确实采用了很多办法来保证研究的客观化。例如，问卷研究方式会采用问卷调查、量化打分的方式来获得被研究对象“真实客观”的情况；案例研究为代表的质性研究会通过观察、访谈以及深度卷入等方式获取与被研究对象相关的“客观”数据。由于实证研究重视研究过程的客观化并且为此而形成了一整套的“严谨”方法论体系，因此，在实证主义看来，其他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相对来说都是不客观的。例如，思辨研究由于不能进行客观化测量和描述，所以长期以来被主流管理学界认为具有太多的主观性而加以排斥，以至于目前很少有学者敢于进行思辨式的研究。实际上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实证研究范式的种种研究方法可能并不具有其所标榜的客观性。 2.1.1 数量实证主义的客观性 数量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问卷研究是目前数量实证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除此以外，实验研究等研究方式也是一些重要的数量化研究方法。由于问卷研究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数量实证方法。因此主要以问卷研究为例对数量实证主义的客观性进行分析。问卷研究主要通过量表设计、问卷打分等方式获得对被研究对象的客观描述。在问卷研究者看来，这样能够保证研究结果建立在准确、客观的认知基础之上。而其他的研究方法由于不能或者没有对各种管理现象进行严格的数量化，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主观偏见。 然而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数量实证主义的这一观念存有很大的疑问。实证主义一直将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榜样，为此，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数量化方法也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自然科学研究的力、速度、质量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数量化(当然，对于后现代科学哲学来说，严格的、绝对的客观测量也是不可能达到的，总渗透了人的主观性。但总体来说，自然科学无疑具备相当的客观性)。但对管理问卷研究来说，数量化的过程中却具有太多的主观性。 不可否认，在管理学领域确实有一些概念比较容易进行数量化。例如，企业的财务状况是完全可以做到数量化的①。但是总体来说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管理研究中大部分概念则是不容易量化的。尽管按照问卷研究的思路可以设计出各种量表来对这些概念和管理现象进行测量，但是具体测量的客观性却是存有疑问的。按照后现代主义语言实在论的观点，问卷的填写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填写对象利用自己的语言和主观经验对相关管理现象进行主观解释和评价的过程。在问卷填写过程中，填写者的价值观、主观的经验、知识水平等作为影响其视域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其对各种管理现象的解释，会对问卷的填写过程造成无法克服的主观影响。另外，按照诠释学的观点，人的历史性也决定了人视域的历史性。人的存在实际上是不断地利用自身已有的视域去理解周围所存在的各种文本(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不仅指狭义的各种文本资料，也包括他人的语言、行为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等)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个人视域将与周围现象以及他人的视域等不断融合而不断形成新的视域。因此，历史地看，人的视域是动态变化的。这就决定了即使是同一个问卷填写者，其对同一概念、现象的理解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也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想通过问卷方式获得所谓的客观认识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主观性不仅表现在量表的填写环节，也表现在量表的设计环节。按照问卷研究的相关观点，客观的研究需要在把握相关概念本质的基础上设计能够反映概念本质的量表，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实证研究的客观有效性。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看来，量表以及量表的设计过程本身也是主观的。问卷研究中量表的设计过程是研究者运用自己的主观经验和语言来解释相关概念的过程。概念的具体含义以及量表组成实际上是研究者通过自身语言的应用而建构起来的。因此，量表的设计环节在理论上也存在无法摆脱的主观性。而这也说明很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客观的、反映概念本质的量表。虽然很多研究为保证量表的客观性而常常参考相关专家的意见，并将专家意见作为量表设计客观性的背书。然而专家的意见归根到底也只是其个人的一种主观语言建构，并不具备理论上的客观性。在问卷研究中，经常发现针对同样的变量和概念，不同的研究者的理解以及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往往差别甚大。这也进一步说明问卷研究的客观性在理论上是存有疑问的。 除了问卷研究，实证主义中还存在其他的一些数量研究方法。不过，后现代对数量实证主义客观性的质疑同样体现在这些更加客观的方法上。利用股市、政府部门等权威机构所提供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一直以来是数量实证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很多实证研究者认为，这种方法的客观性是不能质疑的。因为数据往往是权威的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机构发布的。但在后现代看来，这仍然是值得商榷的。权威数据并非一定就是描述了客观现实，在相当程度上可能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相应地，应用这样的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2.1.2 后现代主义与案例实证研究 实际上，客观性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数量实证主义中，也存在于实证主义的另一个分支——案例实证主义中。作为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案例研究也很重视研究过程的客观性。但与量化的实证主义不同，案例研究不强调研究的数量化。以案例研究为出发点，很多实证研究认为能够量化的管理现象实际上并不能够数量化，只有通过客观的观察、深度的访谈等方式才能够保证研究者对现象的客观把握。因此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管理实践中去，通过长时间的观察、访谈甚至深度参与来获得真实的数据资料，以此为基础对各种管理现象进行研究，这样研究者才会对案例的具体背景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有着清晰、客观的理解，进而也就能够识别出管理现象间错综复杂的关系[8]。因此在案例研究看来，所谓的客观实在是存在的。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案例研究要求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和客观，摒弃个人主观偏见。这样就能保持案例研究的客观性了。 实际上，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案例实证主义的上述观点也存在不少可商榷之处。案例实证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现象、行为以及语言的观察来获得这些“文本”背后的作者意图、动机、目的等。但是在海德格尔[7]看来，所有想精确重建过去意义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我的文本是历史，而且我对文本的理解也是历史。”伽达默尔[6]也指出，作者的原意从解释学的原理上来说是根本不可能被发现的，从而那种解释中的绝对确实性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文本的原意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在后现代主义者比尔兹利和温默萨特等比较极端的观点看来，文本自身并不代表作者的意愿，作者的意图有时是其本人都无法知晓的)，而是解释者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者的视域将会左右其对文本的理解。而视域的限制是永远会存在下去的。 不仅如此，后现代主义还肯定了传统诠释学所否定的“偏见”。在传统诠释学看来，“偏见”是有害处的，不利于研究者对外部现象的客观观察。因此，案例研究中研究者一定要摆脱偏见。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偏见”是无法摆脱的。相反，偏见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偏见就意味着没有解释，一切解释都是从偏见开始的。“偏见是理解的前提。”[6] 2.2 管理研究中存在普适的管理学规律吗？ 实证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普适性。实证主义认为，管理学也应该和自然科学一样将发现客观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学规律作为研究目标[9]。这一观点甚至被写进了管理学教科书，被研究者广泛承认和接受。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观点是存有疑问的，因为其体现了一种基础主义的倾向。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起源于文艺复兴后近代欧洲对自然世界的探索。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人类通过经验观察、实验等手段开始探讨自然世界，并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这一时期人们在精神上逐渐走出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的控制，开始走向理性。然而，理性虽然战胜了迷信，科学的发展却又导致科学代替宗教，形成了新的、对科学的迷信。具体到学术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人们不但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研究自然问题，还进一步地认为可以用它来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认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现代管理学研究继承了实证主义的衣钵，自然也就继承了它的这一观点。在实证主义看来，管理现象背后存在着普遍的、恒定不变的管理规律。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样一种观点是存有疑问的，因为它体现了欧洲近代哲学基础主义的倾向。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观点并不具有终极意义上的绝对性，而是一种机械世界观和科学至上话语体系下的社会建构结果。科学首先意味着任何观点的成立都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作支持。实证主义认为管理学应该而且可以发展为自然科学式的科学，那么它就需要用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它需要证明组成社会的人与组成自然界的物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实证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在这一点上实证主义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基础主义倾向，即认为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观点并将其作为整个实证主义社会学大厦的基础。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它建立在实证主义者有限的自我经验认知之上，与他们自己以及所处时代的主观认知水平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如果只有经验命题和逻辑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的话，那么实证主义赖以成立的这一根本原则本身却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逻辑证明，相应地也应被视为无意义的命题了[10]。因此，管理学存在普适的客观规律的观点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是存有很大疑问的。 此外，实证主义之所以认为存在普遍的社会规律，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人性的自然化假设密不可分。在这样一种观点下，复杂的人性被简单化处理。追求自我保存和自我幸福的自然人性被看作人的本性。于是，人的复杂社会性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只是独立于具体社会环境的、固定不变的自然人性。这实际是一种抹杀人类选择自由的机械主义的人性观假设。从这样一种自然人性出发，必然可以像探讨自然规律一样来研究普遍的社会规律了[11]。但实际上这种人性假设是一种典型的基础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这种独立于具体社会背景的自然人性假设的成立是大有疑问的。因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性的表现并不一样。自然人性假设只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有限经验和认知总结之上。实际上，人性是复杂的，也与其存在于其中的时空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背景不同，人性也往往有着不同的表现。例如，东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和欧美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往往是大不一样的。后者可能表现出较多的自然人性倾向，但是前者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对权威的服从、相互间的合作以及为集体利益而牺牲的精神。这种情况下针对后者所总结出来的各种管理规律能不能适用于前者尚存疑问。实际上，日本企业之所以能总结出独特的、不同于欧美企业的管理方式与二者在社会文化以及人性上的差别有着巨大的关系。因此，管理学实证主义所坚持和标榜的普适性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套用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对管理学研究而言，重要的可能不在于研究普适的规律、宏大的叙事，而在于研究各种“特殊的、局部的、区域性的知识”。 3 进一步的讨论 综上可知，管理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客观性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所谓的客观事实实际上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主观理解。而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普适性也因为种种基础主义假设的存在而变得在实际上并不成立。这些对于管理学术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1)规范研究应该成为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规范研究范式常常被实证主义描述为具有太强的主观性，因此受到实证主义的排挤。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规范研究固然存在主观性，但实证研究所标榜的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却无从谈起。此外，规范研究的研究结论虽然不具备实证主义所宣称的普适性，但是好的规范研究能够紧密结合管理实践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反而能够为具体情境下的管理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相应地，它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地方性知识”的色彩。而地方性知识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因此，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规范研究应该成为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思辨研究也应该在管理研究中有一席之地 思辨研究长期以来被实证主义认为具有太多的主观性。但是当后现代主义证明实证主义也具有理论上的主观性后，思辨研究自然应该在管理研究中获得一席之地。而这将会极大地拓宽管理研究的形式和内容。不仅学术研究人员的思辨性研究是可行的，管理实践人员建立在自身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性研究也是可行的。这就意味着管理学术研究将不再是所谓专业学术研究人员的专利。以往只能作为被研究对象、被主流学术研究体系边缘化、只能被动接受其研究成果的管理实践人员由此获得了解放[12]，他们将拥有学术研究的合法身份。而这也进一步支撑了管理大师德鲁克广为人知的一个观点：管理首先是一门实践。思辨研究合法化的另外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从此可以成为本土管理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被视为只是一些思辨性的个人心得，在形式上不具有实证研究所具有的客观性。因此，长期以来传统文化始终无法进入主流管理学界的视野，虽然它在历史上、在当前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当后现代主义褪去实证主义客观、普适的外衣后，以思辨研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便具有了应有的学术地位。这样，郭重庆多年来所倡导的接着本土传统文化讲中国管理的理念就有了理论上的支持。 (3)后现代主义的引入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传统管理哲学的学术地位 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论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被国内外一些有偏见的学者看作一种落后的、前现代的文化形式。例如，黑格尔就曾经将孔子学说贬斥为一些不证自明的常识，并宣称为了保护孔子的名声最好不要去研究孔子[13]。国内学者受此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很大。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冲击了这种观念。学术界开始发现本土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实际上存在巨大的对话空间。到目前为止，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在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李平[14]曾经认为中国哲学的本源在道家，而本土管理研究应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实际上道家文化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感。后现代所强调的去中心化、多元视角等在庄子哲学所代表的道家文化中有着极为清晰的反映[15]。甚至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如海德格尔，深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启发。另外，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在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也是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16]。汉学家郝大维认为“古典中国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5]。 由此可见，传统哲学并不是一种所谓的落后于西方哲学的前现代文化，而是一种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有着广泛对话空间的哲学。成中英曾提出，中西互释是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唯一途径。本研究看来，西方近几十年来所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后现代主义的切入必将为本土传统管理学找到其在世界管理学术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提供支持，也将有力地推进本土管理学的进展。 (4)后现代主义主张研究转向“地方性知识”的发现 本土管理研究近年来虽然不断受到重视，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仍然不认为有进行本土管理研究的必要。后现代主义所秉持的“地方性知识”观点能够为本土管理研究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有利于学术界将研究焦点聚焦于本土管理的具体情境和实践行为。因为本土管理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研究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为主，由此国内管理学术界应该对后现代主义给予必要的关注。 4 结语 本研究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出发，对管理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讨论了实证主义的一些不足。指出这些不足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废除实证主义，也不意味着要将其他一些研究范式树立为管理研究的主流范式。实际上，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相似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实证主义，也存在于其他研究范式之中。对于管理研究来说，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不可能脱离语言建构的限制。因此重要的不是推翻实证主义，而是消解实证主义的主流地位，赋予其他研究范式应有的合法地位，建立起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局面。而学术界对学术研究质量的评价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实证主义的标准，应按照各种研究规范自身的研究标准来对属于各自研究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评判。 有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作用在于消解和解构而不在建设。后现代主义能够推翻管理研究中实证主义的主体地位，却不能有所建设。实际上，后现代主义不仅能够消解和解构，还能够有所建设。这表现在其消解实证主义主体地位的同时，建立了一个多种研究范式并存的、新的研究体系。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一面。 注释： ①实际上财务数据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国家和地方的会计准则是不一样的。另外，对于一项费用该如何记录，不同的人员和企业也会有着不一样的做法。财务数据也是相关人员按照一定的规则以及自己的理解建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