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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2)02-0108-05
解释学(Hermeneutics)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作为与实证主义哲学对立的思潮，经狄尔泰引入心理学后，对西方心理学尤其是人文科学心理学、存在心理学和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关系，分析解释学在西方心理学中的方法论涵义。
一、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与人文科学心理学
“人文科学应建立什么样的方法论”是以狄尔泰(W.Dilthey)为代表的方法论解释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狄尔泰所处的19世纪中叶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实证主义的强大思潮充彻学界的理性主义时代。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推崇科学、追求客观知识成为时尚。狄尔泰一方面通过把人文世界看作有待解释的文本(text)，在施莱尔马赫(F.Schleimacher)的基础上，将用来研究神学和文献的解释学扩大到研究人文科学领域，认为解释学不仅是人们达到正确理解文本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人们进入精神世界、历史世界，获取人文科学知识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狄尔泰通过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比较，发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知识性质上的本质区别，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或物质现象，而人文科学研究的则是人的心理生活，心理生活的中心或基本内容是价值和意义的体验、表达和理解。“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理生活”。所谓理解，是“指通过呈现于感觉中的表现认识其心理生命的过程”，是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从而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和作品的原义的过程。[1](P103)以理解为认识方法的解释学，是打开人文世界之门的金钥匙。这样，狄尔泰确立了解释学在人文科学中的一般方法论地位。为了使理解和解释具有客观有效性，狄尔泰发展了一套达到对意义的客观理解的方法。他认为，读者要读解一篇历史文本，就得放弃他现在的观念，以便能进入作品和作者的原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握原作的“客观精神”(Objektiver Geiste)。他以客观精神来假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人性，并认为惟在此基础上，共同的、客观的理解才成为可能。人文科学借助解释学，借助于在解释学中发展起来的“客观理解”方法，便具有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
在狄尔泰看来，心理学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人文科学，心理学真正构成了人文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应像所有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独立地决定与其研究对象的特性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立足于此，他提出以“描述心理学”去替代艾宾浩斯的以自然科学为样板的“说明心理学”，明确反对艾宾浩斯“说明心理学”无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盲目搬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指出心理学的对象乃活生生的心理生命，整体描述与理解则为心理学的基本方法。描述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完整地分析、描述心理生命，同时，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理活动来达到对心理生命及其意义的客观理解。由此，狄尔泰树立了心理学的人文科学定向，并明确以解释学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方法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心理学‘说明’，人文科学心理学‘理解’。”[2](P790)
狄尔泰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他的学生斯普兰格的继承和发展。斯普兰格也强调心理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提出心理学应以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整体的个人为对象，以达到对各种心理现象的理解为己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则在于根据“历史的研究和忠实的日常观察”找出人的“理想的基本类型”，然后以之作为“理解的先验图式”，在人与历史环境、与“艺术”、“科学”、“社会生活”等“超主观”现象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个的精神生活。斯普兰格划分了六种基本的人格类型：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和宗教型，由此提出了他的“类型心理学”——一种有关人格类型的理论。
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对人的独特本性及特有研究方式的高扬还为人本心理学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赖以产生的思想氛围。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典型代表，人本心理学强调人的个体性、整体性，把人的意义、价值等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人本心理学家对研究“物”的科学与研究“人”的科学进行了比较，认为研究物的“客观”与研究人的“客观”有很大差别。前者需要的那种冷静、超脱和不干预的客观观察在与人打交道时即显出它的不足，这种不足应当由“关切的客观”来弥补。因此他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观察对象密切地、深入地、入迷地观察，达到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和理解[3](P5)。这有如热恋双方的相互了解，由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密切关系，被观察者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防范。显然，与“科学的客观”所强调的价值中立、感情超脱的态度相反，“关切的客观”主张的是感情投入、价值的关切，强调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爱的关系”的形成。“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距离不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顿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4](P89)不难看出，人本心理学的这些主张与狄尔泰通过“移情”、“模仿”、“重新理解”而达到对他人的客观理解的思想一脉相承。
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后现代转向
伽达默尔(H.G.Gadamer)的哲学解释学是在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海德格尔在对其哲学主题——存在的意义的探究过程中，发现理解结构具有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的性质，这使他将方法论解释学转变成本体论解释学。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关于理解的论题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虽然和方法论解释学一样以研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但它几乎在“解释学并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这个观念的支配下改变了每一个解释学命题的传统意义。在方法论解释学那里，文本是蕴涵着客观意义的，解释的目的就是要获得文本蕴涵的这个客观意义。因此，解释者必须放弃自己的主观前见，以达到和文本的客观内蕴相一致。伽达默尔则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的相关理论，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彻底的翻转。首先，解释者作为具有历史具体性的人，不可能摆脱自己的历史性。相反，在他进行解释活动之前拥有的“前见”、“前结构”，是他的解释得以进行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解释活动不是放弃自己的历史性前见，而是带上自己的历史性前见，以自己的前见与文本展开对话。其次，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客观意义。文本的意义是在与解释者的对话中形成的，文本的意义只能同具有历史性的不同理解相关联而存在，人们由此获得了对文本进行各种解释的可能性。于是，解释成了无限的东西，一切意义的确定性和最终性的想法都被拒绝了。第三，既然解释对象没有了需要解释的确定的意义，那么建立在主体的认识与对象相“符合”基础上的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解释学的目的“不是发挥客观真理”，而只是“维持话语继续进行”[5](P330)，“真理”在解释过程中退场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在解释对象和真理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使得解释学必然在客观性问题上持否定态度。正是客观性概念在解释学中的丧失，使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具有了彻底的反传统的后现代姿态。也正因为如此，1960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出版被普遍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6]
哲学解释学的后现代特征为西方心理学从现代走向后现代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和思想基础。众所周知，所谓心理学的现代性也就是它的实证性，具体说就是：第一，坚信存在着客观的、普适性的真理，心理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真理；第二，坚信实证的方法，即通过“客观”观察和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以获得客观可证的数据的方法是发现这种真理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第三，为保证客观性，心理学研究必须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哲学解释学对作为心理学现代性基础的客观性概念形成了巨大冲击，帕克(M.J.Packer)在《人类行为研究中的解释学探索》一文中，批判了人类行为研究中的理性论和经验论传统，主张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来改造和重新设计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格根(K.J.Gergen)则在1985年发表的《社会心理学与非现实的复活》一文中指出，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诸学科知识“并不像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公正无偏见的反映，相反，它反映了科学家本人的兴趣、意识形态信仰和价值偏好。”[7](P461)这与哲学解释学强调理解者的历史性前见的观点是一致的。格根认为心理学研究要想获得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知识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后现代心理学不应再将“实证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和伽达默尔一样，格根也拒绝将方法看作是真理的保证或护身符。在他看来，通过历史的考察，便会发现所谓方法体系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时代，被人们采用的一个特定的视角而已。他曾指出，后现代主义者的思想并不会作为另一种极端主义者的文本而运作，也不会因看重一些方法而拒斥或排斥其他的方法，相反，他们会欢迎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和要求，重视其他可供选择的视界的内在潜能和合法性[8]。心理学应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应多视角地思考问题。在对专业知识的探求上，既然建立在主体的认识与客体相“符合”基础上的所谓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那么后现代心理学应放弃对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的追求与发现，转而追求对社会生活有实用价值的、局部的知识。格根认为，心理学并非旨在探索心理机能的一般法则，而是努力尝试去揭示文化、历史中显露出来的当代行为模式。“心理学家要投身于喧闹的文化生活中去，成为文化建构的积极参与者”[9]。这样，心理学应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及其心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和体系。
同时，伽达默尔强调用对话取代认识，用对话中话语的“游戏规则”代替认识的“客观标准”，促进了认知心理学的话语转向，许多心理现象被解释为话语的特性，心理学研究方式也由注重归纳推论和实验研究转向注重话语分析和协商对话，并试图建立对话式方法论(dialogic rnethodology)。这就意味着认知心理学放弃了那些孤立、实验的文本而转向了自然发生的语言。
三、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与存在心理学
利科(P.Ricoeur)作为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致力于寻找一条认识现象学和解释学亲和关系的道路[10](P286)。在他看来，解释学和现象学既有共同的视域，即将“意义问题”作为核心问题，又有共同的论题，即“意义的本源先于语言”，同时还因为现象学是解释存在的哲学，现象学方法不可避免地将成为解释学方法的重要参照。因此，利科主张将解释学“嫁接在现象学上”。一方面，他接受了后期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不是知识的一种模式，而是存在的模式，此在正是通过理解而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放弃解释学最初研究的那些方法论问题而仅仅将解释学看作是本体论的观点。在他看来，理解的本体论只有通过方法论的探讨，经过认识论的层次，方能最终达到。因此，他试图通过建立文本理论，从分析语言开始，借助现象学方法，经过语义学层次和反思(reflection)层次，最后进入本体论层次，从而使方法论解释学和本体论解释学在本体论层次上统一起来。
利科要在语言本身之内寻找理解是存在的方式，通过语义学的迂回之路达到存在问题。他认为，解释学要发现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从始至终一直处于“存在被解释的过程(being-interpreted)中。语义是“既彰显又隐蔽的”，“解释的目的，在于于明显的意义里解读隐蔽的意义，在于展开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11](P247)只有通过对“隐喻”(metaphor)和意义进行反思，才能达到理解的存在论根源。利科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作为欧洲存在心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拉康(J.Lacan)。拉康用起源于语义学和文化结构的人类文化规则来取代驱力、本能之类的生物学动力因素，从而对精神分析作了存在主义的改造。他认为，梦者的言语叙述中发生的凝缩、移置和象征等潜意识活动，可视为语义学上的隐喻和换喻的等价物。通过梦的分析，把梦的真实意义从隐梦的整体结构中发掘出来，并揭开隐梦和显梦之间的多重关系，这就需要借助于语义学上的隐喻作用。拉康指出，“语言的隐喻特性允许一个词去指代超出它的字面意义和所指对象的某种东西。在说出的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他原想说的意思。而在他原想说的东西背后还有另外的意思，这个过程永无止境。”[12](P155)
和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一样，存在心理学也接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把理解人的存在作为其理论前提。宾斯万格(L.Binswanger)根据他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在世界之中”的理解，把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划分为三种：周围世界（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人的自然世界）、人际关系世界（社会联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世界）和自我世界（自我反思和自我认同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实际上是人存在于世界上的三种方式，人与其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世界是一个人存在和参与设计的有意义的关系结构”[13](P59)，它包括决定一个人的存在的过去事件及其各种影响。只有把这三个世界联合起来考虑，才能真实地理解人的存在。因此，存在心理学主张，在心理治疗中，治疗者一方面要通过分析病人对过去事件的言语描述和行为表现，理解他的世界，发掘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存在意义，进而深入地理解和体验病人的当前存在，即产生所谓的“在场”(presence)体验；另一方面，要帮助病人认识自我及自我与其世界的关系，启发病人通过反思对自己的真实存在产生深刻的内心体验，使其抵达真正的自我，并最终成为有自由选择能力的人，能负责地作出自我决定的人。
四、解释学在西方心理学中的方法论涵义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统辖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主义和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与现象学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流派，与现象学一起构成了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对立，动摇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心理学中的统治地位，为确立人文科学心理学知识的合法性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意识到解释学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乃至将之列为与实证主义、现象学并列的影响西方心理学的三大方法论之一。[14](P379)
1.将心理和行为视为待解释的文本[15](P28)
解释学是关于文本的理解活动的理论。在理解活动中，理解者处于与文本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因而理解具有历史性，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者都内在地镶嵌在历史性中。狄尔泰将解释学从理解文献扩大到人的精神、历史领域；利科则基于“文本的运作”与人的“行动”的相似性，进一步提出了理解社会行动的观点，认为“行动”也是一种“文本”，故而可以按阅读、理解文本的方式来阅读、理解社会行动[16](P205)。这样，作为理解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的社会性、历史性，必然进入理解的视野，因而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学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加以整体把握。同时，每个理解者的视界都是不一样的，因而对同一心理和行为会有不同的解读。
2.重视人的意义和价值世界
对文本意义的追求，是解释学的中心目标。狄尔泰试图通过放弃解释者现在的观念而进入作品和作者的视界来达到对作品意义的客观把握；伽达默尔追求解释者与文本对话过程中的意义生成，解释的目的就是通过解释者的视界与文本的视界的相遇、交融即“视界融合”而形成新的视界、新的意义；利科则通过对文本的语义学分析达到对存在意义的探索。当把人的心理和行为视为“文本”时，意义、价值问题便不可避免地纳入了心理学研究的视野，“从释义学（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心理学家的工作是弄懂某时某地人类生活的意义，而不是预测、控制和科学地说明它。”[17](P806)显然，这对纠正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受实证科学影响而忽视意义、价值问题研究的倾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确立了心理学研究中的理解和解释的方法
主流心理学认为心理现象在性质上类同于自然现象，因而心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必须以实证、实验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狄尔泰则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或物质现象，而精神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精神生活，与此相应，精神科学必须采用理解的方法，通过理解和体验使研究者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直观而生动地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和意义，因而对心理学来说，理解和解释是探求心理行为之意义、价值的有效方法。伽达默尔对（实证）方法和客观性的批判，使心理学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实证方法在心理学中的霸权地位被彻底瓦解，心理学研究进入了包括理解和解释方法在内的多元化方法的时代。
4.树立了人文科学心理学知识的合法地位
实证主义的时代精神使主流心理学视通过客观实证的方法获得的知识为心理学唯一合法的知识，而否定其他方法获得心理学知识的合法性。狄尔泰通过理解者放弃自己的历史性而从语义学和心理学上恢复文本作者的主观精神世界，并基于人类具有的“共同人性”而使理解具有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性”，在狄尔泰看来，人文科学心理学只要坚持这一“客观理解”的方法，就可以使有关人类心理的知识每一步都像自然科学知识一样严密，人文科学心理学知识也就具有了和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知识同样的合法地位。伽达默尔则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学的基础上指出了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这与以库恩(T.S.Kuhn)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特征的阐释遥相呼应，从而确立了解释学不仅对于人文科学，而且对其他所有学科都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18]。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和人文科学心理学一样也存在着理解和解释，人文科学心理学知识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地确证。
五、解释学在西方心理学中的有限性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解释学对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意义，然而，解释学作为一个西方哲学流派，它本身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就导致其在心理学中运用的有限性。
首先，狄尔泰用“共同人性”来解决理解的客观性问题，其理由是作为类的人，总有着相同的人性，相同性质的感觉、情感、思想等。只要情境一致，有相同的文化背景，那么不同的两个人或众多人对同一行动的认识基本上是能取得一致的。从理论上讲，狄尔泰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从科学研究对科学性的要求来看，由于他所提倡的体验和理解只是需求研究者的“再经验”、“移情”等，这就容易让他人作出这样的评价：狄尔泰的方法论最终是“太唯心，太神秘”。[19](P25)
其次，伽达默尔将客观性逐出解释学的领地，这样，随着客观性的丧失而俱来的无标准、不确定使我们甚至连正确地理解其哲学解释学自身的理论都不可能。当这一理论结果转而应用在它自己身上时，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发现，当我们试图理解哲学解释学时，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否允许它所允许的那种意义的多重性在它自己身上发生。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是有效的，仅当我们能够获得关于这种理论的唯一解释。然而，“唯一解释”这种想法却被哲学解释学自身所否定，这就使哲学解释学陷入了一种逻辑困境。正因为如此，贝蒂(E.Betti)和赫施(E.D.Hirsch)等人试图恢复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传统，从而展开了对伽达默尔的批判。[20](P237)
最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强调了理解的多元性、差异性，这对突破传统的绝对单一的真理观和理性观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其过分注重这种“多元”和“差异”而往往缺乏对“一致”、“共识”和“一元”的理论的论证和重视。所以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带有一种“怎么都行”的理论意味。反映到心理学上，就是心理学对普遍性理论的放弃以及多元文化心理学的兴起，这客观上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心理学业已存在的分崩离析的趋势。
收稿日期：200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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