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视角下的农村精准扶贫研究
——以莲花县农商行为例
王依婷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 贫困问题始终是影响农村地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金融资源缺乏问题将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文章从莲花县成功“脱贫摘帽”的案例为切入点,研究莲花县在脱贫攻坚道路上所出现的问题,从城乡资源分布不均、金融机构支持风险大、金融资本逐利、控险要求高以及产业结构单一化等角度出发,紧密结合农商行的外部支持力量与自身发展优势提出分析对策,思考莲花县普惠金融延续之路。
[关键词] 普惠金融;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1 引言
2019年年初,《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应时出台,中央要求各地根据《意见》指示开展金融扶贫工作,地方金融机构纷纷做出响应。
普惠金融是打破竖向阶级性与横向群体性的金融服务,以“人人参与,共同富裕”和“持续性”为原则,重视缓和城乡马太效应,缩小人际贫富差距,其特有的包容性体现于人们具有相对公平的机会获得金融服务。
江西省莲花县作为赣湘边界革命老区,经济特点是基础差、底子薄,精准扶贫工作在该地区任务繁重。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关于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指导思想,莲花县的脱贫攻坚战以“精准化”作为行动导向,稳打稳实现“真脱贫、脱真贫”。
2 莲花县金融扶贫现状
2.1 扶贫脱贫情况
莲花县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56个贫困村是莲花县扶贫工作开展的重点区域,从2016年到2018年4月底,总共为62016户农户建立信息档案,其中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10265户,2014—2018年莲花县扶贫工作开展状况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知莲花县扶贫工作始终稳步进行,以“精准扶贫”为要求。
表1 2014—2018年莲花县脱贫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莲花县政府官网数据汇总。
2.2 金融扶贫难题
第一,利率低下,风险自担。银行发放扶贫贷款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承担主要风险,考虑贫困群体的实际经济状况,往往采用较低的利率,导致金融扶贫常常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莲花县农村居民大多从事传统第一产业,收入不稳定,受天气影响较大,农民把握市场信息滞后,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能力弱,还款能力弱。
目前,我国养生旅游市场已初具规模。据《中国养生旅游白皮书》显示,2013年我国养生旅游规模达3 010万人次,占全球总数的5.69%,位列全球第五,而养生旅游消费则为123亿美元,占全球总消费的2.49%,位列全球第九。国内不少旅游目的地加入了发展健康与养生旅游的热潮,其中,福建武夷山、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云南保山等正着力打造养生旅游胜地,海南三亚市中医院正在建设中医药健康旅游疗养区,江苏泰州建立了中国医药城以发展大健康产业,河北石家庄也建立了以岭健康城发展中医健康旅游。
第三,同行竞争,选择“脱轨”。普惠金融实际上并没有脱离金融范畴,农商行始终在金融范畴限制下产生两大压力:一是同行竞争与扶贫政策的矛盾。改制后的农商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逐利是其正常选择,参与扶贫政策后的担忧使其“左右为难”。[2]二是农村经济实力较好的人是银行信贷偏好主体,获得贷款难度小,导致普惠金融选择“脱轨”即真正贫困的人难以取得银行信贷,偏离了普惠金融的目的。
在运维阶段,BIM数据库能体现增值创效的作用。将数据库连接到楼宇管理系统中,所有设备运营、维修和更换寿命等信息都可以被提前提示。并在项目全寿命周期结束或改扩建的过程中,根据数据库的信息进行有效分析,尽可能进行回收利用,减少资源损耗(见图5)。
金融扶贫过程中,要求对象精准。不能只重视流程而忽视普惠金融后续绩效,普惠金融是资本选择的过程,而并非“自顶入底”的单向传导机制。所以,普惠金融的关注点必须放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为扶贫对象建档立卡便是一种信息化运用,应增加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金融数据监督,[7]完善征信渠道,进一步降低贷款风险。
3 农商行贷款情况及发展优势
3.1 各支行贷款金额占全县贷款总额比重
第一,聚焦“三农”,精准扶贫。农商行在普惠金融中具有自身特有优势,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具有 “营业网点遍及所有乡镇、服务覆盖所有行政村”的突出优势。[3]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莲花县农商行作为地方农业信贷的“主力担当”积极响应,承担着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责任。
第四,人才流失,宣传不够。在农村基础性业务已经满足不了农村居民的需求,特别是农村由于经济因素造成严重人才流失现象,农村金融专业咨询业务开展不充分,居民对宣讲会的开展接受度和满意度较高,但同时表示宣传力度不够,宣传缺乏专业人才,普惠金融提质艰难。
第二,乡村振兴,政策扶持。“三农”问题亟须解决,[4]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使得地方财政投入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力度加大,2018年10月17日,财政部表示:中央财政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提质增速”,将100亿元资金下拨给地方,较2017年增长29.85%。普惠金融并非单方面输出而是实现主体和受众的“双赢”。莲花县农商行可以依靠“乡村振兴”大背景积极发展自身。
3.2 独特发展优势
莲花县有13个村镇,人口分布地区差异大,主要人口分布在良坊、湖上等较大乡镇;经济发展不均衡,靠近县城经济发展较好,而较为偏远的村镇则较为落后,小区域范围内差异显著。莲花县农村金融信贷主要依靠农商行。2016—2018年莲花县农商各支行贷款比重如图1所示。
图1 2016—2018年莲花县农商各支行贷款金额 占总贷款金额比重
资料来源:2016—2018年莲花县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数据汇总。
4)控制方式。烟气再循环的控制与焚烧工况关系密切。A厂再循环烟气量根据锅炉出口NOx含量、烟气含氧量、炉膛温度等进行手动调节,人工控制风量。B厂烟气再循环系统纳入焚烧炉自动控制,与相应参数联锁,再循环烟气量为定值,通过调节二次风量控制炉膛温度、氧含量等参数。目前国内垃圾焚烧厂应用的烟气再循环系统主要采用手动调节或固定风量的方式进行控制,自动化控制程度仍需优化提高。
第三,信息精准,了解市场。莲花县人口主要分布于县中心附近(琴亭镇),全县有80.76%的人口属于农村,成本和风险两大因素局限莲花县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拓展面。相反,农商行“深耕”农村,时刻关注莲花县乡镇经济发展现状和农民生活情况,[5]把握乡镇企业和农村家庭的金融动态,适时调整金融服务,准抓拓展业务机会。
第四,群众基础,良好信誉。我国的金融体系缺乏系统性和精准性,精准扶贫政策可以协助普惠金融,增加其精准性,构建全面、系统的普惠金融体系[6]。农商行从前是各村镇建立的信用社,“深耕”农村,服务三农,精准扶贫对象具有较为固定的信赖思维,在莲花县各村镇农商行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相比较其他银行,农商银行在农民心中是“放心”的银行,农商行依据其自身特殊优势——“民众度”,在全社会推进扶贫脱贫的“东风”里,促进自身成长。
4 莲花县普惠金融精准扶贫对策
4.1 数字化扶贫
本系统采用北京蓝海微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LJD-eWin4300,是一款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下的控制平台,它拥有32位ARM920T高速处理器内核。另外,LJD-eWin4300支持强大的.NET Compact Framework2.0应用程序开发,简化了在智能设备上开发应用程序的过程,使得开发周期大为缩短。
第二,业务受限,监管缺失。农村金融主要通过间接和直接两种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1]:一是通过深化金融服务来振兴乡村经济;二是农村金融机构直接将资金投放到贫困人群。由于经营范围主要在农村,农商行经营规模小,业务种类单一,客户群体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区域制约农商行进一步发展。由于农民的素质普遍偏低,银行的专业金融咨询服务业务在农村开展较少,银行在执行过程中,监管角色缺失,有效预防和分散风险的能力总体较弱。
4.2 专业化扶贫
扶贫项目对不同收入类型贫困户影响程度不同,并且存在瞄准偏误的可能性。[8]专业化是“精准”扶贫的必备条件,实施“脱贫摘帽”包村负责制,推进精准必须专业、专门、专人管理。通过实地考察、联络村民,宣传金融扶贫业务时因人制宜,促进多样化金融服务的产生发展。
4.3 素质化扶贫
不仅要为贫困人口“输血”,更需要提供“造血”功能。“志智结合”激发农村地区农民的脱贫热情,开展金融宣传工作和素质拓展班,支持农民群体提高自身本领的水平,[9]短期解决贫困问题并不是治本之策,有效提高农民的劳动水平发展综合素质才是长久之策。
4.4 合力化扶贫
政府被普遍认为在社会协同治理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其权威也不是绝对垄断的。[10]精准扶贫需要紧密联系社会财政与金融政策,优化两者,使其共同在金融排斥、强控风险、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指示作用。精准扶贫需要有各方主体的信息支持,重点在于和当地政府等进行有效沟通,做到依策办事。通过与当地金融机构和农业管理部门联络,建立自己的信息来源。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B组术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发生率为2.9%(1/34),显著低于A组的8.3%(2/2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PND、短暂神经系统并发症、急性肾损伤、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5 结论
江西省莲花县面临着经济上贫困,产业发展上落后,贫困人口总体素质低等诸多问题。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受人口分布不集中、农民抵御风险能力弱、信息不对称、扶贫脱轨等因素影响。要求莲花县在金融扶贫工作中不仅强调“普”与“惠”,还必须重视“精”与“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聚焦“三农”,坚守农村阵地。利用良好信誉优势拥有较广阔的群众基础等发展优势帮助莲花县金融扶贫工作的顺利实施,在未来,莲花县传统金融扶贫体制将逐渐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李创,吴国清.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思路探究[J].西南金融,2018(6):28-34.
[2]白当伟,汪天都,李潇潇,等.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传导机理及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8(8):25-35.
[3]潘功胜.牢记重托 砥砺前行 全力做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N].金融时报,2018-05-26(1).
[4]李建军.财政金融政策与精准扶贫[J].中国金融,2018(7):26-28.
[5]周才云,李伟.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的适应性、瓶颈制约与创新路径[J].理论探索,2017(6):95-99.
[6]谈勇贤,郭颂.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政策合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研究[J].理论探讨,2017(6):99-103.
[7]李明贤,何友.农村普惠金融目标下金融科技的工具价值及实现困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9-65,190.
[8]章贵军,欧阳敏华.政策性金融扶贫项目收入改进效果评价——以江西省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8(4):54-64.
[9]申云,李京蓉,杨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2):50-60,196.
[10]陈啸,吴佳.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协同治理模式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8(10):68-72.
[DOI] 10.13939/j.cnki.zgsc.2019.3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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