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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职责当然是挣钱，不需要经济学，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断言，企业家是市场的“驱动力量”的时候，不仅仅是说企业家会挣钱，还对企业家饱含更多角色期待。
历代商人大体也确实如此。明清时代，中国商人讲究荣宗耀祖，发财本身服务于这一较高的社会性、文化性价值。积阴德、善有善报之类的民间信仰让商人愿意接受士大夫的指导，拿出自己的资源支持士绅们组织的社会自治活动。这也成为他们与士大夫接触的契机，所以，他们至少具有附庸风雅的冲动，而不是拿着自己的金钱满世界炫耀。
到晚清，各地城镇形成了一个“绅商”群体，他们通过商人自治的方式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现代公共基础设施。他们也积极从事制度变革事业，绅商一直是清末、民初立宪运动的主要驱动力量。这个时代的绅商是中国头脑最清晰、行动最稳健、最理性的社会群体。相比之下，后来兴起的新式文人激进而浅薄，反倒误导历史走入歧途。
与上述古代、现代的商人群体相比，当代中国商人是没有“心灵”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道德、反文化、反社会的社会群体。
原因很复杂。他们本来就生活在宗教与道德的真空环境中，经过主流物质主义哲学的系统灌输，又被一群庸俗经济学家教导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伦理戒律。于是，一切高尚、美好、超越性的东西都被消解了，他们的眼里只剩下了钱，他们的人生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钱及钱所带来的最肤浅的物质欲望的直接满足。除了钱之外，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价值。
也因此，他们的行动不受任何约束，因为他们的精神中本来就不存在超越性规则、规范。在追求钱及物质欲望的满足的过程中，他们自然不择手段，完全受本能支配。因为没有宗教的熏陶，没有价值的引导，所以他们对于他人、对于社会没有任何责任感。他们觉得其他人没有钱，那只能证明他们没有本事，所以不配与他来往。除了盯着政府官员之外，他们从来不关心其他社会群体。之所以盯着政府官员是因为，他们以钱为中心的心灵知道，这种来往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其他群体不能给自己带来钱，所以根本不去理会。
事实上，对于其他群体，他们是傲慢的、骄横的。他们认为，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主宰，所以掌握着钱的他们就可以蔑视一切。而且，其他人必须臣服于他。对于一切比他钱少的人，他都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自然激起其他社会群体的反感、厌恶和愤怒。商人们当然也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有些主流经济学家替他们表达了这种恐惧。而他们物质主义的心灵所作出的反应却是，更疯狂地用金钱来表达自己的优越，同时把自己封锁在钱财的空间中，逃避整个世界。
或许不能说，当代中国的商人是一个与社会脱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社会的群体。他们只对自己、只对自己的钱负责，而不关心其他价值，不关注公共事务。他们基本上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原子式利己主义者。
托克维尔早就预言过当代中国商人的这种心灵状态：“凡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东西，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大小事情都做不成……假如有人只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的，则我们可以相信：他将逐渐丧失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最后总有一天跟兽类一样，对物质财富既无鉴别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
也因此，当代中国的商人群体缺乏最起码的反思能力。面对不合理的规则，从来不思考如何改变不合理的规则。相反，为了自己发财，不假思索地用自己的钱财强化不合理的规则，哪怕这个规则会损害自己的同侪、自己的未来及其他群体。不合理的规则让他们可以获得垄断权、特权。
当然，他们偶尔也会对这些规则不满。这种规则经常会损害他们，比如，政府官员为了自己升迁会拿几个商人开刀。但他们通常只是被动地等待着规则变化。商人可能是社会变革中最大的一个搭便车群体。
那么，中国商人群体有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心灵“处于强大而有力的状态”？潘石屹在他的博客里督促经济学家赵晓赶紧把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送过去。这个姿态不错。企业家在扮演经济人的同时，确实需要同时扮演社会人、政治人的角色。企业家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也需要关注社会，关注其他价值，参与社会自治，并推动规则体系的变化。
自由企业制度是企业家的最大福利所在，没有这套制度，任何人手里的钱都是不牢靠的。而这套制度也是用钱买不来的，只能靠企业家们自己来争取和维护。只有这样，他们才算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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