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眷恋：柔石小说创作中的精神流浪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精神论文,柔石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3)04-0101-07
一
就一般意义而言，流浪是对无固定居住场所、无固定谋生方式的生存境遇的通称，是 在结构相对严整的社会中，某一个体出于某种原因或为了某个目的，脱离生存单位或组 织，背离社会规范或准则，选择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独立生活方式。流浪这种行为方式自 古就有，并经常被视为影响社会平稳的不安定因素而受到贬损甚至打击，无法得到社会 主流观念和道德规范的认可。它犹如化学结构中围绕原子核运转的外层电子，最易离开 原来的位置而促成新结构模式的产生。事实上，流浪现象与时代的更迭、文化的变迁有 着内在的关联，特别是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流浪现象日渐增多。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 ，文明的变异日趋显著，流浪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并逐渐地由个体行为现象上升为普遍 的精神现象，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命体验。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1)漂泊感。流浪者 生命形式存在于路途上，流浪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生存境况，这使 流浪者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短暂易逝和飘忽不定。(2)边缘感。流浪者选择了迥异于群 体规范的生活方式，这注定了他们与社会或团体主流的不一致，注定了他们远离群居生 活、社会中心和主流话语。相对于稳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他们的自我放逐造就了心灵边 缘化的态势。(3)孤独感。边缘的感受使流浪者在反观尘世时与世俗形同陌路，缺少与 社会中心的情感共鸣和理解，他们自觉地被漠视，同时也漠视他人，特定的思维方式阻 隔了他们与群体的沟通。
五四文学为流浪者展现其生命形态提供了表演舞台。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五 四时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加快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转换的步伐。经历了文化裂变 后，具有敏感气质和明锐洞察力的知识分子已然深刻地感受到，原有社会规范中的思想 观念体系已经无法对变化了的文化现象加以评点，文化的无根感促使他们去追寻新的价 值取向，确立新的意义体系；但是，他们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建构起适合新秩序的、能指 导人们立身行事的价值标准，茫然、无措、不安、困惑侵扰着他们，试图逃离群体、疏 离中心、对抗规范和进行自我放逐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五四时期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 将有着此类心态的人群和此类人群的心态在作品中展现了出来。流浪是体验生命的方式 ，有着贴近天地的便利，有着遥思冥想的自由，许多作家选择这样古老却可靠的方式来 探究宇宙和生命意义，寻找人生答案，由此，流浪也就成为五四文学中一个瞩目的主题 。郁达夫以其感伤浪漫诉说着流落在异国他乡的青年知识者的苦闷和辛酸；田汉以一系 列精神漂泊者的形象表达了对艺术和爱情的追求；鲁迅以不断前行的“过客”形象反映 了对精神路途的迷茫和探求……流浪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文化心理，表达了求索的 痛苦和徘徊，直接影响了在五四这一特殊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青年的心灵世界。
柔石作为直接承受五四精神文化洗礼的青年作家，他创作中的精神流浪现象首先来自 于时代氛围的濡染。五四带来的“文化地震”对柔石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他曾因退学回 家而变得心情郁闷，“那时的柔石，有着少年人的勇气和豪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向 往”[1](p.7)；他在日记中也多次提到了要到海外去的意愿，无奈囿于生活的压力而无 法成行。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了五四时代青年的共同情怀，社会没有提供现成的人 生答案，寻找答案本身显示了勇气，也饱含了寻找的茫然和痛苦。面对现代文明带来的 社会变化和观念更迭，柔石的心灵产生了激烈的动荡，他不断地感到困惑、压抑、焦虑 、无助，他在小说中以精神流浪的方式刻画了生命的律动，描摹了心路的变迁。
长期漂泊的生活也加深了柔石的流浪意识。家境的困窘、生活的困顿、现实的困惑， 使柔石不得不一次次地屈就于生存的需要，过着辗转迁移的生活。他在杭州求过学，在 北京读过书，回家乡当过小学老师，做过中学校长，后又被迫离家避难上海，从来没有 稳定的生活。他深知生存的欲求与灵魂的孤独交织在一起的流浪感受：“我又漂流至此 了!为食物所诱引，物质的势力的侵入，左右其存在目的的东和西，使其生活之变态。 人类呀!你不过是一只没翅膀而飞行觅物的禽类罢!太苦了!消失了真正的主宰力。”[2] (p.95)无法寄托自己挣扎的灵魂，四处飘零，这就是柔石真实的生存状态，也是他真切 的内心感受，同时也是柔石对生活和思想作出的深刻反思。
二
五四时期，人们普遍地感受到社会变迁带来的困惑，并产生了摆脱困惑的要求。“我 们的生命之船是在一条永远不断流淌的河流之上航行的”[3](pp.46-47)，“生命是一 种处于盲目而又有秩序的不断流变之中的不可抑制的永恒冲动”[4](p.33)。现代社会 中，主体与环境间的和谐圆融已经不存在，人们注定无法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只能在 浊世中接受灵魂漂泊的命运。中国现代文学中大量流浪形象的出现，代表了人们对理想 幻灭、信仰迷失的现代人命运的直观认识，也打破了古典小说原来完整、稳定、统一的 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支离破碎、荒谬不经而又不可捉摸的现代性的切身体验，从流浪这 一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得到了验证。当时的许多作家选择了流浪这种方式来展示生命流动 ，传达对人类存在的思考。从“流浪文学”形成的动因来看，存在着两大倾向：摆脱物 质困窘的流浪和解除精神困惑的流浪。前一倾向的流浪原因主要来自于生存的压力，流 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流浪者是在为讨生活而奔波。这类人物形象承受的强大 的生存压力决定了他们只能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流浪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成了 他们的身份标记，他们渴望有安定的家园，有精神的依托，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对 人生意义与价值进行思索。但是，作家更多的却是着力描述他们的行踪和生活际遇，如 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艾芜的《南行记》和钱钟书的《围城》；后一倾向的流浪来 自于精神意义的危机，来自于价值追寻的茫然。现代文明的人生荒原感受，使人们更主 动地选择了流浪生活。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着各种不确定的因 素，面对真实情境与理想预设的无法和谐统一，许多知识分子感到缺少社会归属感和文 化认同感，他们自我认定为边缘人，在无休止的运动中找寻价值建构和意义体系，郁达 夫的行旅小说、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无名氏书稿》等作品中的形象，都在为寻 求信仰而体验着生命在旅途中的种种磨难。
柔石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真实感受来阐述他的流浪意识，他笔下的流浪者形象大多精神 困惑，构成了“精神荒野旅行者”系列，现实生存困境往往被推至背景。这些精神苦闷 的寻路者，远离社会中心的精神浪子，他们有追求但不知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有反抗现 实的想法但却没有切实的反抗行为，试图寻找人生的道路但又不知路在何方。在柔石最 早的短篇小说《疯人》中，疯人是一个“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是谁”、“自 幼即在街坊飘泊”[5](p.430)的孤儿形象，但柔石没有渲染人物的悲苦身世，而是着重 刻画他的精神困苦。当疯人发现了爱人“伊”，自以为处于人间不再只有“空”，然而
当他生命中的惟一寄托——“伊”的爱远离他而去后，他只有以“疯狂”和“死亡”这 种极端的方式完成最后在人世间的流浪。《生日》中的萧彬对于命运的感受是“在困顿 与漂流的途中”，“生之幸福同样地流到飘渺的天边”[5](p.513)。《一线的爱呀》塑 造了一位浪游青年对爱情至死不渝的执著。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的主人公朱胜瑀是一个离土别乡、历尽生活变故和情感沧桑的知识分子，他“一如歧路上的过客 ，看不到自己的前途”[6](p.142)。我们熟悉的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中的萧涧秋则 是在时代边缘徘徊的浪子形象，“风萍浪迹，跑过中国的大部分的疆土”[5](p.58)， 当他“带着我自己的影子伴个别处”[5](p.90)，来到平静、安宁和封闭的芙蓉镇，预 备停下流浪的步伐，栖泊他疲惫的灵魂时，与原先的个性产生了牴牾，“只觉自 己在旋涡里边转”，自遁之后，完全是找到自我的全新感受：“现在，我是冲出围军了 。我仍是两个月前一个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清风掠着我的发，落霞映着 我的胸，站在茫茫大海的孤岛之上，我歌，我笑，我声接触着天风了。”[5](p.184)萧 涧秋此时的心情与在芙蓉镇时的忧郁、徘徊、痛苦、困惑简直判若两人!甘愿“孤零地 徘徊在人间”，拒绝拘限，这才是萧涧秋真正的精神需要，因此，就不难理解他在芙蓉 镇的苦恼和最后的逃离了。流浪的生命固然需要暂时的歇脚，但无法容忍从此止住流浪 的步伐。至此，流浪者的生命魅力在永远无法安守的流动中体现了出来。这些流浪者形 象代表着被五四精神唤醒的时代青年，他们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真正解体，时时 感受到文明急遽断裂带来的寂寞、空虚、迷茫、困惑等种种生命体验，他们以自己流动 的生命记录了柔石及同时期的知识青年所承荷的无可推卸的时代压力，所经历的超越时 空的灵魂探险。
《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的一篇经典小说，控诉了非人的典妻行为，描述了底层妇女 的困苦，即使在这样立意明确、倾向分明的作品中，流浪这种深层次的创作心理也还是 在潜意识中起着作用。春宝娘被丈夫以一百大洋典当给他人为妻，她的人格、尊严、感 情完全被漠视了，完全被当成“传种接代”的“奴隶”。从知道要被典当那一天开始， 无论是在破产的皮贩子家还是富庶的老秀才家，春宝娘都被圈在“家”中，可是，她始 终有一种强烈的无家可归感，“她的思想似乎浮漂在极远，可是她自己捉摸不定远在哪 里。”[5](p.564)与同样以典妻行为为题材的作品——罗淑的《生人妻》相比较，《生 人妻》注重的是女主人公外在的强烈的反抗行为，柔石则更关注的是春宝娘精神上的游 移，那种缠绕着她的无着无落的恐惧折磨着她的灵魂，这正是小说用笔最深之处，也是 作品震撼人心之所在。
小说创作伊始，柔石就表现出对流浪的极大关注，他早期小说描述的流浪行为中充满 了浪漫情调，塑造的大多是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带有浓郁颓废气质的流浪者形象，体 现了作者苦闷徘徊的心情。他关注流浪者内心的痛苦、灵魂的挣扎，那不被世人所容又 拒绝容纳世人的孤独，与环境格格不入又拒绝融入环境的困惑。柔石同时也意识到，仅 仅以流浪的方式立于社会的边缘，是无法寻找到摆脱这种心灵折磨的途径的，所以，他 最终把朱胜瑀送入了旧时代的坟墓，他的流浪意识同时也多了一份反省。1928年 后创作的小说集《希望》，则显示了柔石在创作上的转向，他“把写作重心面向社会， 面向下层民众，尤其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苦难深重的劳动妇女身上”[7](p.43)，去洞 透底层民众的悲苦，着力表现他们因受冷落而产生的孤独、空洞、绝望和虚妄等与流浪 者相通的心境。柔石笔下萧涧秋的迷茫和彷徨、春宝娘内心的困惑和无助，都说明了现 代文明所带来的漂泊感已深筑在他灵魂的腹地，并转化为他生命意识的一部分了。
三
按一定规范和程序构架的社会机制蕴涵着对人的异化，流浪就是以保持生命动态的方 式来摆脱不自由，来对抗异化。流浪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早在荷马史诗 中就出现了，它体现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对生存状况的质疑，对合理归宿的诉求 。由于流浪者并没有设定的目标或是肯定的标准，五四文学作品中的知识青年形象普遍 “有着精神的空虚”，“感伤的旅程只能成为无目的的漫游”[8](p.78)，但流浪者也 具有共同的精神诱因——不满足于现状。原有的生存环境，原有的价值标准，原有的道 德规范，都是他们要背叛的，要逃离的，但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们又自然而然地以原有 的作为参照，因为原有的一切已经在内心深处积淀成文化心理图式，他们后来所作出的 判断又不得不依仗原有的标准，这是无法摆脱的悖论，由此，“逃离与眷恋”遂成为流 浪心理的共同模式。流浪者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敏感、脆弱、飘忽、茫然，都与这样的心 理矛盾有着直接的关联。作为主体鲜明、内心丰富的作家，柔石时时感受到生命的不可 捉摸和命运的不可把握。他叩问人生：“我是自己的我么?”“依着运命摆布，似无舵 之船的在海洋中飘流，目的之岸，万难抵达。”[2](p.5)“四海茫茫，五洲浩浩，我一 粟耳!怎的总感受任何地之不能安我!”[2](p.13)在情感的选择中，他总是表现得犹疑 而不安，面对着冯铿炽烈的感情冲击，他一方面承认冯铿给他带来了幸福：“今天我非 常快乐，真是二十九年来惟一的日子，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2](p.170)另一方 面，他又为自己耽溺于情爱而愧疚，“因为在这个时代，紧要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 全副精神，都应该放在和旧时代的争斗上。”“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 。”由此联想到冯铿与前爱人许峨时，他就更加难以排遣“难解而且烦恼”[2](p.174) 的心绪了。
柔石切身感受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形成的张力，深刻地 洞察到他们纷繁复杂的精神状态。《V的环行》是一篇阐释知识分子心理的小说，每天 晚饭后，V君绕着自己的住处环行，只有卖糖的老太太、烟纸店的老板、天真活泼的儿 童引起他的兴趣，当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V”的环行之愿完全消失了。变做沙漠上 的旅行，冰冷的，孤寂的。”[5](p.481)主人公之所以会如此敏感于环境的变化，是因 为他已经视内含于环境中的这些人文因素神圣化了，失却了这些人文景观，原有的生活 对他而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他注定要逃离，但逃离的原因又是对心目中所 认定的“原来”的眷恋，作者对这种含蓄而又敏感的心理把握是非常细腻独到的。
由此，笔者认为，柔石小说中的流浪现象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背井离乡又重归故土。《二月》故事，由主人公萧涧秋回到本是他故乡的浙江 开始，这位“无父母，无家庭”的青年有充分的理由在天南海北流浪，“终因感觉到生 活上的厌倦了，所以答应陶慕侃的聘请，回到浙江来。”[5](p.58)但历经了两个月的 变故后，他终于无法接受流浪之外的人生方式，改变了原来要在这儿长期居住的打算， 再次逃离了这一方故土，逃离了那由定居的人编织的爱恨情仇的“网”，继续那种漂泊 无定的生活，“此后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人说光明是在南方，我亦愿一瞻光明之地。 又想哲理还在北方，愿赴北方去垦种着美丽之花。”[5](p.185)掇拾着旧时代青年的苦 闷与呼号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主人公朱胜瑀在异地他乡忍受着“生的 苦闷”和“心的苦闷”，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只得回到风景宜人的老家山村，期望能 抚慰受伤的心，但最终只能以自杀这样极端的方式宣告他的又一次精神逃离。流浪在外 的游子在身心交瘁的时候，家庭、故乡特别容易成为甜美的回忆，但此时对家庭和故乡 的阐释，往往源于他们自我圈定的设想，只是记忆的碎片，虚拟的情境，其间的完美带 有颇多假想成分。因此，当他们真正回归故土时，那种幻想的光芒又会荡然无存，流浪 者不得不再一次选择流浪。家乡永远是“甜蜜的痛苦”，“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 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9](p.45)
其二，追求爱情又拒绝婚姻。流浪者躲避现实中的群体，寻找精神的沟通，而爱情总 是与精神的完美、绝对、永恒相联接，别家流浪的日子里，情感上尤其感到孤独寂寞， 因此，爱情是驱逐寂寞的最好安慰剂。在五四这一文化环境中，强烈地要求摆脱传统束 缚、追求个性自由、争取爱情自主成了时代命题，但流浪者希冀的绝对精神上的爱情注 定了他们在俗世中处处碰壁，只能以悲剧而告终，这就是五四文学中流浪者的爱情经常 伴随着感伤或颓废的情感色调的原因之所在。田汉曾经在剧作《南归》中展示了流浪者 的爱情世界：流浪者来到了南方，面对多情的南方姑娘，他想起了在北方的爱情；到了 北方，他发现此时的爱情已经远离，他又来到南方；但他最终也没有在南方驻足，而是 又开始了新的流浪……在流浪者的精神世界中，爱情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流 浪本身具有的流动性使得爱情无法持续长久，追求爱情的亘古价值和无法安于不变的爱 情使得流浪者在爱情面前总是表现出犹豫、徘徊，并拒绝爱情的社会化——婚姻。柔石 的中篇小说《三姊妹》的主人公章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章先生自以为是“过去时 代的浪漫派的英雄”[5](p.54)，因此，他以堂·吉诃德式的流浪骑士风范来作为自己 行事的标尺，他客串于学界、政界、军界，情感也不断地在道德与欲望之间摇摆不定， 但最终也未能找到既让他人舒心又叫自己宽心的解决方案，“在房内愁眉的徘徊起来” [5](p.54)，“夜色冷酷的紧密的包围着他”[5](p.1)。同样的爱情模式还在柔石的《 二月》、《旧时代之死》等小说中出现。萧涧秋认可甚至赞同陶岚的爱情观，却无法接 受她的实实在在的爱情，在同情文嫂的处境和理解陶岚精神之间，他无法选择、无从决 定，只有“逃走之一法”[5](p.184)。朱胜瑀因拒绝聘娶谢家女子，给自己带来 了极大的身心烦恼，当他历遍人生甚至打算在清净的寺院中了却残生时，却被谢家女子 惨死的消息扰乱了宁静的心绪，遂以自杀并与谢家女子合葬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赎罪。 在这桩他所不愿意的婚姻中，他始终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却有因此带来的苦闷和烦 恼。他对生命的感受是：“从此将变做断了生命之线的纸鸢，任着朔风的狂吹与漫飘， 颠簸于辽阔的空际，将不知堕落到何处去了!”[5](p.196)这种甘愿放弃、无视本然的 人生意念，又怎么可能去面对那现实而又庸常的婚姻呢?游移的心绪和犹疑的心态，正 反映了浪子是那种冷观而又无法擗除爱念，避俗又不能根除热情，尽是些“极想有为， 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10](p.149)的 落入尴尬境地的人。
在柔石的小说创作中，流浪被作者用来当作消除个体内心感受和外部世界刺激造成的 张力，以求得心态暂时平衡的良药，具有心理代偿的功能，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现 象，而不是简单的行为方式。柔石将流浪视为严肃的哲学命题，与游戏人生和自我麻醉 者相比较，“他笔下的青年虽然彷徨，但并不绝望”，都是一些“苦闷时代里执著地寻 找前进道路的探索者”[1](p.31)。与五四落潮后普遍的悲观、颓废和厌世相比较，他 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流浪精神气息，往往能给人以鼓舞和感动。而那些在苦闷中徘徊却 依然顽强的寻路者，也显示了柔石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坚韧的人生态度。
柔石小说体现的精神流浪现象，代表了被五四精神唤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担荷和追求 ，也使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遮蔽的声音得到了释放。“逃离与眷恋”构成了流浪 的内在张力，既表现为尘世的涤除和灵魂的逃逸，又体现了对故家的思念和对传统的留 恋。随着社会化、群体化倾向的加剧，“逃离”逐渐受到来自内在和外在的限制而放慢 了脚步，由于心灵的孤独和精神的寂寞积聚的能量相应地减少，强烈地眷恋和迫切地思 “家”的心绪则得到了适时的满足。当流浪者无可逃离时，眷恋不存在了，精神流浪也 就终止了。在柔石后期的创作中，孤独感伤的流浪者形象日趋减少，而坚忍地转为对苦 难的描述，迷幻、漂移的文风也逐渐转化为明确而又肯定的论述；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 成分逐渐减少，对他者的客观而冷静的叙述日趋增多，显露出由革命文学潮流影响而产 生的文学变迁。柔石小说的流变预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流浪现象的走向，普罗文学中 大量以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形象有着明确的理想目标和行动指向；20世纪50年代文学中有 着明确目标的离家出走后来成功走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不再只是时刻承受孤独 的流浪者，而是最终总能找到灵魂的归宿。当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集中和统 一的社会生活终于使得流浪形象在“文化大革命”文学中销声匿迹，精神流浪最后终于 失去了存在的空间，集体的迁移代替了个体的流浪。直至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 社会逐渐解禁，流浪再一次诱惑了要求摆脱束缚、寻找更大自由空间的人们，流浪遂再 一次成为阐释生命意义、寻找人生答案的文化行为。
收稿日期：2002-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