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危机*
王剑峰
内容提要 ：“黑天鹅”事件引发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危机的逻辑机制是由内外两个维度上的因素互动导致的。内生层次上，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无法克服所面对的天然性内在矛盾；外生层次上，“黑天鹅”事件亦在以其消极能量从多个方向不断向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力施加反作用力。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在缺陷与“黑天鹅”事件的外在阻力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两大关键动因，它们之间的联动效应合力诱导了预测危机的屡屡显现。文章认为面对这一预测危机的现状，一方面要在预测失败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另一方面则需要以开放和非线性的思维模式审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同时在主观认知上要充分考虑“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非规律性特征。
关键词 ：“黑天鹅”事件 国际关系理论 预测危机 国际关系预测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其所遭遇的第一次影响深远的预测危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因于当时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学者未能预测到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关系演进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黑天鹅”事件，或是其预测的世界政治未来图景与两极结构崩溃的现实状况大相径庭，由此引发了不同理论学派和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国际关系预测的功能、方法、可靠性、可行性等维度的激烈辩论并持续到20世纪末。[注] 第一次围绕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危机而展开的大规模学术交锋，参见：John J.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No.1,1990,pp.5-56;Robert Jervis,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6,No.3,1991/92,pp.39-73;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No.3,1992/93,pp.5-58;Ted Hopf,John Lewis Gaddis,Get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rong,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No.2,1993,pp.202-210;Gunther Hellmann，Reinhard Wolf,Neo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nd the Future of NATO,Security Studies ,Vol.3,No.1,1993,pp.3-43;Richard Ned Lebow,The Long Peace,the End of the Cold War,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No.2,1994,pp.249-277;William C.Wohlforth,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No.3,1994/95,pp.91-129;William C.Wohlforth,Reality Check: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World Politics ,Vol.50,No.4,1998,pp.650-680。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活动并未得到平稳发展。反之，在距离第一次大规模危机发生不到20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和预测效用再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判。此次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危机突出表现在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中充斥着的各种以不确定性、反常规性和令人陷入迷思为特征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令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再次陷入失败的尴尬境地。此次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困境”以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在世界政治的发展进程之中，其中，以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盛行、特朗普现象和“反建制主义”思潮兴起等为代表的“黑天鹅”事件或现象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冲击最为显著，“这些现象与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相反，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向”[注] 阎学通：《“黑天鹅现象”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警示》，《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 。
一、“黑天鹅”事件的内涵与特征
“黑天鹅”事件广泛存在于竞技比赛、金融业、世界经济、公共安全、国际关系等各大领域之中，暗含着超乎人们认知范畴的或既有知识经验的稀有事件是难以对其进行精确预测的。维基百科(Wikipedia)将“黑天鹅”事件解释为“一种隐喻，它意指以出乎意料的形式出现，并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并且，在事后来看它还具备一种非对称的合理性”[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ack_swan_theory. 。周敏凯认为“黑天鹅”事件本是指发生于经济领域的、极难预测且“不寻常的、通常会引起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性的事件”，现在多用来指涉各个领域发生的出乎意料的颠覆性事件。[注] 周敏凯：《当前西方民主乱象的根源与未来走向——基于英美“黑天鹅”事件的理论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3期。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黑天鹅”事件满足下列三个特征：异常性；造成极端影响；尽管这种异常性存在，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其发生编造理由，使其看似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注] 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New York:Rand House,2007,Prologue,pp.17-18.一些关注公共安全与风险管理领域的中国学者将“黑天鹅”事件界定为“在特定的事件背景下，不可提前预测，出乎事前对事件有关知识的掌握范围，并带来极端后果的低概率事件”[注] 佟瑞鹏、谢贝贝、安宇：《黑天鹅事件定义及分类的探讨》，《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7年第2期。 。泰耶·艾文(Terje Aven)从风险评估情境和风险视角出发，将“黑天鹅”事件定义为“一种与当前的知识经验或固有观念相关的意料之外的极端事件”[注] Terje Aven,On the Meaning of A Black Swan in A Risk Context,Safety Science ,Vol.57,August,2013,p.49.。
在借鉴上述不同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黑天鹅”事件界定为超出行为主体认知范畴或者既有知识经验、难以进行预测的消极性国际事件或现象，发生概率上的低可能性与结果的破坏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具体来看，“黑天鹅”事件的固有特征包括：其一，预测难度大。“黑天鹅”事件发生和出现的规律是极其反常和难以把握的，这种不规律和不稳定的特征使得对其进行精准预测是难乎其难的。其二，多重消极因素交替作用。“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是偶然性、反常规性、时间上的迅疾性等消极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思维上的预设误导了大众。人们之所以认为“黑天鹅”事件是不合理的，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的发生超出了人类既有知识经验的认知范畴。其四，低可能性与高破坏性并存。“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较低，但极易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一是因为“黑天鹅”事件一般多为某个领域中的负面事件，这类事件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破坏性因素；二是由于“黑天鹅”事件发生的低可能性天然地导致人们的不重视，从而未能有效针对其发生而提前做好规避准备。这些特征是衡量“黑天鹅”事件的重要标准。
二、国际关系理论预测“黑天鹅”事件的内在矛盾
国际关系理论在进行预测时所面对的环境本身就是非线性、时有动荡及充满各种变数的，这种固有的不确定的物质环境大大增加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难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研究国际关系时，虽然有人试图模仿自然科学，从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发展出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一般性法则或理论来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是因为国际关系实在是太复杂，有太多影响国际事务的变数存在。”[注] 过子庸：《国际关系概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5-6页。 这里，“黑天鹅”事件就是影响世界政治发展的最大变数。具体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的内在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对矛盾：
第一，既有经验基础与反常规现象之间的矛盾。有学者认为人们对国际现象成功预测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许多国际事件发生之前都有征兆，人们可以根据一些前兆现象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注] 阎学通、漆海霞等：《中外关系定量预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页。 。用于指导预测活动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一定历史经验基础和实践发展状况之上的；也就是说，这种特殊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基础决定了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时的适用范围，亦即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与其构成的基础密切相关的现象和事件时是较有把握的。一般来说，如果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对象的特征与该理论诞生之初和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特征高度吻合，那么，这些被预测的国际事件就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些前兆现象；遵循这些“熟悉的环境”中呈现的种种征兆，国际关系理论便能作出准确预测。
然而，“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恰恰是没有任何征兆的，或者说仅仅存在些微难以把握和观察的前兆特征，这种反常规性自然就给国际关系理论预测“黑天鹅”事件增加了难度。“预测者善于预测常规事物，而不是非常规事物，这往往是他们失败的最终原因。”[注] 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p.149.概而言之，“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既有经验基础是不相吻合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赖以存在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基础的剧烈突破与反叛。例如，一体化理论认为某一部门内合作的成功会对其他部门产生外溢作用，在这种合作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效忠转移，行为体的注意力由国家转向了超国家，并形成了一致的认同感和共存感。据此，该理论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注] James E.Daugherty,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New 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2001,p.511.然而，该理论是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背景下的西欧一体化进程为经验基础的，它根据当时不同部门间的经济效益和技术进步的确带来合作的深入拓展这一历史经验预测欧洲一体化进程，却没有考虑必要的政治基础和心理认同。一体化理论未能预测到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迟滞和逆转，是因为这类“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与既有经验不符的社会政治分裂和认同危机。对既有理论经验的突变是国际关系理论预测“黑天鹅”事件的一项天然困境。
设为客观概率测度,在时间段[0,T]上考虑仅有两种可交易资产的金融市场。一种是无风险资产,其有常数收益率r。另一种是风险资产,并假设它的价格过程S由2部分构成,一部分在连续不断的上下波动,可用一个Brownian运动来表示,另外一部分仅在一些离散的随机点T1
老巴说：“有句话我还是要讲给你听。你拖着个残废爸爸和一个苕哥哥，将来找老婆怕是蛮难。现在的姑娘伢，个个都讲实惠。我也不能不替你想。你毕业后，可以留意一下福利院，看看要多少钱。我把店子盘掉，用那个钱，带你哥哥住那里去。这房子，你装修一下，也还蛮好住。这样的话，你有文凭有工作有房子，姑娘伢就不会嫌弃你。”
第三，恒定性要求与不确定性特征之间的矛盾。预测对象或预测客体保持恒定的发展趋势和运行轨迹是国际关系理论能够作出准确预测的基本要求。审视国际关系预测所遵循的惯性原理、相似性原理、因果性原理和相关性原理等[注] 对国际关系预测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可参见阎学通、孙学峰所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17页)。 可以发现，这四大基本的预测原理之所以能够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作出相对可靠的预测，其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依凭预测对象或客体的稳定发展趋势及恒定的运行规律而对世界政治的未来图景进行预测。世界政治中任何事物的变化和演进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影响下共同发展的，并且，许多特性相近的国际事物的变化发展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和延续性。如果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对象保持这种恒定状态，那么，根据普遍的联系性和连续性原理便可对客观事物作出相对可靠的预测。恒定性要求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事件预测在不同性质的预测中准确率最低，因而也被视为是最难的预测。[注] 阎学通、漆海霞等：《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第7-8页。 这是因为与国际关系理论预测要求的总体趋势相反，“黑天鹅”事件一般多为某一个具体、形象的国际事件，诸如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9·11”事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英国脱欧等，它们并非世界政治发展中的一般性趋势。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可靠性预测多集中于总体发展趋势或宏观现象等大领域，而要精准预测类似“黑天鹅”事件这类涵盖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等特性的具体事件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的确有些勉为其难。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为其体系结构理论未能准确预测苏联解体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时辩解道：“在理论适应的一般层面上，结构理论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作出预测并提升对事件的理解。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可以确定结果的范围，并揭示一般性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是持续的、强劲的，却并不一定会反映在所有的具体结果中。我们不能奢望预测具体的结果。”[注] Robert O.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344.这一辩解折射出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具体国际事件时的难处，有如苏长和、信强在评价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时所指出的，“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无法预测某种行为会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发生”[注] 苏长和、信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学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页。 。
在存在全局自相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运用局部自相关检验计算各区域具体的相关程度，局部Moran’I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三、“黑天鹅”事件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力的反向销蚀
国际关系理论预测与“黑天鹅”事件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前者的预测困境。除此之外，“黑天鹅”事件亦以其消极的能量能动地反作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力。这种反作用效应突出表现为“黑天鹅”事件从理想状态、一般规律和非线性趋势三个层次暗中销蚀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力。由此，既有的预测内在矛盾连同“黑天鹅”事件的反作用力一并加剧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危机。
第二，总体趋势与具体事件之间的矛盾。乔舒亚·戈德斯坦(Joshua S.Goldstein)指出，“国际关系是一个由不稳定的进程和令人出乎意料的事件所构成的难以预测的领域”，其中，“即便是解释力最强的理论也只能提供理解国际事件发生的大致轮廓，或粗略地预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注] Joshua S.Gold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th edition ),New Nork:Longman,2003,p.6.。胡宗山认为国际政治理论的预测功能要求其“能够对未来的类似现象出现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当然这种预测主要是指总体的趋势和概率”[注] 胡宗山等：《国际政治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中外学者的不同论断都指明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限定性前提条件，即将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焦点集中于一般性、总体性和普遍性的发展趋势，而非对包含具体时间节点、发生地及演变过程等细化要求在内的单一国际事件的预测。即便是以刚性预测著称的自然科学亦开始强调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性，并转而寻求一种能包容不确定性、不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在内的新的方法；[注]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54.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正如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在回应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终结时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并不预测或解释单个事件，而只是预测和解释结果的一般模式”[注] William C.Wohlforth,Reality Check :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655.。
在理想状态层次上，“黑天鹅”事件极大地破坏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时所面对的理想化的国际环境。“科学理论对付的是理想状态”，倘若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那么“从理论推出的假设总能被证明是错的”[注] 〔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1页。 。国际关系理论在进行预测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必须与国际关系理论诞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相一致，或者至少也要做到不能与既有现实基础过分背离，否则便有违理论进行预测时所要求的理想状态这一限定性前提条件。实际上，“社会科学理论多半是建立在‘理想化’这一无法通过相关性法则与可观察的现象密切联系的概念基础之上。这些概念大多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关乎并不存在的有关行为体和情境的模糊‘理论’”[注] Steven Bernstein et al.,God Gave Physics the Easy Problems:Adapting Social Science to an Unpredictable World,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No.1,2000,p.46.。一旦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或者世界政治的运转图景未能达到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所要求的理想化环境，那么，预测失败便无可避免。诚如厄恩斯特·纳格尔(Ernst Nagel)所言，社会科学的预测之所以会出现失误，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应付的并非理想状态。[注] Ernst Nagel,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1,pp.460-466,505-509.
为克服DE算法易陷入局部最优的不足，将变异思想引入差分进化算法中。首先设定一个阈值，当种群适应度方差δ2小于该阈值时，选取最优个体及部分其他个体采用式(21)所示的高斯扰动法进行二次变异以改善种群多样性[19]。
但是，与恒定性要求相反，“黑天鹅”事件是不确定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现实世界的高度复杂性赋予了“黑天鹅”事件的极端波动性特征。[注] 〔美〕肯尼斯·波斯纳：《围捕黑天鹅：极端波动性市场的投资风险防范》，李凤阳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和极端波动性主要表现在“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发生概率上。就发生时间来看，“黑天鹅”事件的发生一般在时间上带有迅疾性特征，这使得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捕捉到所要预测的国际事件的前兆特征，进而无法对其作出科学、合理的规避措施。例如，“9·11”事件就是在两个小时之内造成了数千亿美元损失及两千多人死伤和失踪的灾难性后果，对其不仅难以作出精确预测，更无法未雨绸缪地做好防范措施，其损毁性后果也就无可避免。就发生概率来看，“黑天鹅”事件是“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注] 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p.152.，它的发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呈现非规律的和突变的不确定特征。国际事件发生概率的高低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准确率的重要客观因素，“发生概率高的事务意味着此类事务发生的可能性大，因此预测此类事件发生的准确率就相对较高”，反之亦然。[注] 阎学通、漆海霞等：《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第5页。 由于“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是低概率事件，国际关系理论对其预测时必然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以此标准审视“黑天鹅”事件可以发现，它是对理想化的国际环境逆向施加的一种反作用力，破坏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时所面对的理想状态中的国际环境。例如，1964年，肯尼思·华尔兹曾分析认为，由于美苏两个主导国家与次等国家间的实力差距始终难以弥补，并且，即便其他国家通过动员各自的资源等手段也难以消除它们与美苏两国在物质基础上的巨大差距。据此，他预测美苏两极结构会持续到20世纪结束。[注] Kenneth N.Waltz,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Daedalus ,Vol.93,No.3,1964,pp.892-899;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No.2,1993,p.44.如果华尔兹的这个预测要在现实中应验，那么其理论所面对的理想化的国际环境必须始终与该理论诞生之初的国际环境相一致，即美苏两个国家行为体必须一直得以存续，并且，其物质实力始终保持在无法被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所超越的层次上。然而，1991年苏联的突然解体使得既有国际环境失去了其中一大重要行为体，两极结构随之土崩瓦解。华尔兹对两极结构持续存在的失败预测根源在于，国际体系中一个“黑天鹅”事件的发生破坏了他的理论预测所要求的理想化的体系环境。
在一般规律层次上，“黑天鹅”事件严重干扰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时所遵循的国际发展趋势的正常规律。肯尼思·华尔兹肯定了规律对于预测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在认识到了规律中所内蕴的因果关系的恒常性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预测”[注]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Waveland Press,2010,p.6.。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在进行预测时都需要遵循国际现象出现、国际事件发生以及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客观规律，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能够作出科学预测的重要前提保证。然而，仅仅有客观规律的存在是不充分的，国际关系理论预测还要求规律的恒常性与稳定性；即，只有当行为模式类似的或者事态属性相近的国际现象、国际事件和国际社会趋势在一定时期内或一定范围内反复出现、发生而形成一种可观察和可感知的恒定规律时，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对未来这种恒定规律再次出现作出精准预测。
但是，“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和发生恰恰呈现极不规律、非恒常性及失衡状态等系列不规则特征，甚至一个小规模的事件就足以作为一种外力扰乱事件发展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如果某个国际事件的发生遵照一定的规律，那么人们可以根据具体事务的规律性特征预测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注] 阎学通、漆海霞等：《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第2页。 然而，“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截断了国际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从而也就侵蚀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时所依赖的客观基础，所以后者无法作出可靠的预测；并且，“黑天鹅”事件在发生次数上一般很少重复出现，甚至鲜有复发的迹象。显然，这种单次发生的特性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几乎无规律可循。
对于“黑天鹅”事件来说，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它们时遭遇到一系列困境和危机，但是，这种预测失败现象正提供了国际关系理论自我修正和反思的绝佳机遇。预测失败的现实能让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以客观、冷静和科学的心态重新审视理论的不足之处，最终在学派内部的论争、其他学派的诘难以及与现实的不断“磨合”中修正理论的内容，提升理论的预测能力。总之，预测对于增强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以及提升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吻合度具有显著意义。因此，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遭遇的危机状况，继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预测能力才是推动这一学科健康发展的必由路径。
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时亦无法避免世界政治发展的非线性趋势。在线性世界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明确、清晰而固定的；而非线性关系则是变化多端的。[注] 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p.88.国际关系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非线性动力学过程，世界政治是个复杂的动态演变系统。世界政治系统偏离平衡态的程度越大意味着其复杂性就越大，这时的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就不得不在非线性条件下来应对；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本身就处于一种非线性的趋势中。在这种不稳定的非线性环境里，“黑天鹅”事件以其高度的不确定性、无规律性及偶发性等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造成了一种整体性突破，切断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连续性，从而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的难度。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系统中，“黑天鹅”事件是由各种要素不断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这些要素作用的结果与该系统中的初始环境并非是一种线性关系。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在面对非线性国际环境中的非线性国际事件合力作用形成的“双重非线性困境”时，其预测能力自然大为削弱。
民乐地区晚三叠世火山岩富集K，Th，U，La大离子亲石元素和轻稀土元素，显著亏损Ta，Nb等高等场强元素，表现出典型的岛弧火山岩特征。
四、“黑天鹅”事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与反思
(一)国际关系理论内核方面——预测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曾表示“当我们利用我们脆弱的理论去预测未来时，我们必须汗颜，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没有预示世界政治的主要变化”[注] 〔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7页。 。的确，以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多元主义、全球主义等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诸如苏联解体、两极国际体系结构瓦解、欧洲一体化等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时遭遇的种种失败，引发了学者们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功能和效用的质疑、诘难和批驳。毋庸置疑，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的失败及其引发的预测危机极大地重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功能，并且严重削弱了学者们在今后利用国际关系理论预测世界政治中“黑天鹅”事件时的信心。简言之，“黑天鹅”事件在学理和心理预期上给国际关系理论预测造成了双重冲击。
国际关系理论对预测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然而，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的简单化处理却往往是导致预测“黑天鹅”事件出现失败的重大根源。以追求表述上的简洁性为核心内容的“奥卡姆剃刀”原则是衡量一个好理论的标准之一，该原则认为好的解释方法必须剔除不必要的细节，主张用最简约的理论而非复杂的理论解释现实。通过简化现实而构建的简约理论在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中的确能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但是，过度简化现实而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却存在失败的潜在危机。肯尼思·华尔兹预测两极结构将持续到20世纪末便是因简化现实导致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失败而遭遇的最大危机。
在非线性层次上，“黑天鹅”事件加剧了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时面对的非线性发展趋势。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预测，即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实践预判未来、根据已知推测未知，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的科学预测。社会科学预测严格按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反映出它在预测时遵循线性的发展趋势。然而，不同于自然现象的恒定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是极其复杂和不稳定的，因此，社会科学中的预测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非线性的发展趋势。“非线性”趋势一般“缺乏对称性、可添加性和可复制性。它很难显示出因果关系，输入与输出是非均衡的，整体亦不等于部分之和”[注] James E.Daugherty,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p.649.。在非线性趋势的干扰下，社会科学中的预测无法遵照连续性原理得出科学、精准的预测结果，因而使得预测失败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国际关系理论构建方面——反思简化理论预测的复杂现实
然而，即便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因预测“黑天鹅”事件而导致了一系列预测困境和预测危机，我们也不能据此轻易否定预测功能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对预测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国际预测所涉及的基本理论来说，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国际预测的规范性前提和依据”[注] 冯绍雷：《冷战后的国际预测研究：观点、特征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 。奈绮莉·舒克瑞(Nazli Choucri)高度肯定了国际关系理论对于预测的重要作用，认为“理论规定了思考的方向，思考指示了预测的方向。理论的缺失使得预测只是一种粗浅的预言；而理论指导下的预测则呈现出科学的成分”[注] Nazli Choucri,Forecast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oblems and Prospects,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1,No.2,1974,p.65.。事实上，“即便当我们的预测失败了，理论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有关国家行为的某些东西”[注] Robert O.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332.。这些都彰显出科学的预测活动离不开理论的规范作用，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的预测决定了它与一般的瞎猜、碰运气等预测形式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预测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要素。预测功能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在于：成功预测未知的事物不仅能够增强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而且，预测的过程和结果亦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检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通过弄清楚既有理论对重大的和易变的事件作出何种预测，可以提供对社会科学理论最好的检验。[注] John J.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p.9.然而，即便是预测失败也“并不意味着理论完全失效”，反之，给了理论自我修正和完善的机会。[注] 陈定定、刘丰：《认真对待预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预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
华尔兹坚信“理论必须通过简化才能得以构建”[注]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0.。在这一信念的指引下，华尔兹从纷繁复杂的变量中抽离出组织原则与单元能力两大核心要素创建了体系结构理论。在他的理论中，所有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都是为自身生存而追求安全的同类单元，国家的各种内部要素，诸如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国家规模、领导人个性素养等均被有选择地忽略。然而，历史发展证明华尔兹用其构建的简洁而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预测两极结构会持续到20世纪末最终失败了，其直接原因在于苏联解体消解了两极结构。而他之所以未能预测到这一“黑天鹅”事件恰恰是因为其体系结构理论忽视了一个国家的内部特性，简单地将所有国家视为同质单元。正是苏联的政治流弊、经济滞胀、思想混乱等内部变量造成了苏联解体，由此导致两极结构彻底崩溃。有如许多学者在反思冷战终结时认识到的那样，“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将对国内因素的考察纳入其中”[注] Laura Neack,Jeanne A.K.Hey,Patrick J.Haney,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ts Second Generation ,NJ:Prentice Hall,1995,p.246.。
倘若不进行变量筛选和条件控制，那么复杂的难题将迅速压垮国际关系理论家对现实的估算，预测难免遭受重创。[注]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55.但对现实的过度简化与预测需要掌握全面而详实的信息的要求是相违背的，过度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的预测因为无法考虑现实中的所有可能因素，其预测力必然受削。然而，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取向出发，在对现实进行有选择地简化后形成的。这就形成了一项悖论，即理论要有“科学的”预测力就必须进行简化和抽象以“脱离”现实，而一旦简化后理论描绘的图景与现实世界便相去甚远，预测就不会成功。[注]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因此，一般来说，单一的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缺陷。鉴于某些国际事件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们不认同用单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国际关系，甚至不主张用少量概念来探讨相关问题”[注] Joshua S.Gold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th edition ),p.7.，这就需要尝试借用混合的国际关系理论预测“黑天鹅”事件。综合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能够在审视现实方面取长补短，从而有助于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尽可能考虑现实中的各种因素，最终在通盘考虑多种变量的基础上作出相对合理的预测。
办公室作为一个单位最重要的辅助决策机构，必须要立足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想办法、出主意，参谋的好不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就是看参得准不准，这就需要很强的同理心去领会上级领导的思路和想法，只有正确的理解了领导的思路和想法才能做到谋在点子上，参在要害处，满足领导的工作需要。如果偏离了方向，做得再多、再累也是白费。
(三)国际关系理论预测方面——改变对“黑天鹅”事件的主观认知
在主观认知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非重复性和不可逆转性警示我们，在预测“黑天鹅”事件时不能过度相信传统经验，应该注重国际关系发展的非线性趋势和复杂现实。国际关系是个动态演进的复杂系统，“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要归因于这一复杂系统的开放性和非线性两大内在特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尽管是预测主体预料之外的事，但其出现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思维上的预设误导了预测者。定势思维的惯性作用易形成认识和解决问题时的倾向性，从而未能及时感知引起“黑天鹅”事件发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针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测到苏联解体而引起的危机，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提醒“国际关系学者必须拓展理论的内涵从而将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以及世界政治中所有学科的洞察力皆涵盖在理论的范畴之内”[注] Ted Hopf,John Lewis Gaddis,Get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rong ,p.202.。
在抑郁样行为相关的抑郁动物模型中关于趋化因子更深入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揭示趋化因子与抑郁症关系的具体分子机制。
诚然，在主观认知上改变对“黑天鹅”事件的传统看法和态度可能无助于在技术手段层面提升国际关系理论预测“黑天鹅”事件的能力与水平；但是，突破对有关“黑天鹅”事件的既有经验和常规思维的束缚，至少能在心理上警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预测主体在利用理论进行预测时，会注重考量预测客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非线性与偶然性等因素，从而使其明确若要将最终得出的预测结果发展到理论层次，这样的理论仍然存在较大空间的不确定性及进一步修正的必要；或者，将这样的预测结果运用于现实时，需要决策者认识到这种预测结果的参考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提前留下反应空间和应急余地。
总之，意欲在短时期内改变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黑天鹅”事件无法预测或难以预测的困境是不现实的。面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黑天鹅”事件遭遇的危机，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是：在预测失败的困境中不断完善理论的预测功效，同时在心理认知上用开放、变动和复杂性的思维审视国际关系发展演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偶然性事件。可靠的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在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中亦有助于决策高层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未雨绸缪。因此，学理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效益要求我们重视并加大对利用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包括“黑天鹅”事件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现象的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 ：D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1-0070-09
作者简介 ：王剑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战略透支’——历史经验、理论分析与现实启示”(18XNH02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 欣
标签：“黑天鹅”事件论文; 国际关系理论论文; 预测危机论文; 国际关系预测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