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依赖与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_主观幸福感论文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养论文,主观论文,幸福感论文,父母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5，29(1)：68-73.)

       (Chin Ment Health J,2015,29(1):68-73.)

       中图分类号：B844.2，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5)001-0068-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5.01.01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得到了高度的普及。截至2014年1月，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2.35亿户[1]。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大学生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手机，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心理困扰——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手机依赖是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活动，对手机使用产生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赖感，并且无法自控从而导致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等损害[2]。已有研究发现，过度使用手机会导致个体逃避该完成的学习任务或降低完成任务的效率[3]，而且还会伴随有高度的焦虑、抑郁、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不良症状[4]及更强的孤独感[5]。因此，手机依赖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从问题行为形成原因的视角来看，手机依赖的产生主要受外在环境与个体内部差异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在环境。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家庭内部的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个体问题行为形成和发展主要因素之一[6]。有研究表明，不同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的手机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溺爱型和放任型教养方式个体的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民主型和专制型的教养方式的个体[7]。而Toda等对女大学生被试的调查则发现，高关爱高控制教养方式的个体较低关爱且低控制教养方式的个体有更高的手机依赖行为[8]。研究还表明，父母对个体的行为监控能显著预测个体的手机依赖行为，即父母对个体有效的行为监控能减少其不恰当的或过度的手机使用行为[9]。

       另一方面，手机依赖也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是其中之一，它指的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10]，包括生活满意度与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以往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导致个体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如网络成瘾[11]。同样，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也被发现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负相关[12-13]。手机依赖者有更低的生活满意度[14]，而且主观幸福感对个体的手机依赖具有显著反向预测作用，即个体主观幸福感越高，其手机依赖行为就越少[12]。抑郁、焦虑等消极情感也易促使个体依赖手机[15]，而它们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

       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手机依赖的重要因素。而一些研究还发现，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它是最主要和最有力的预测因子之一[16-17]，即积极的教养方式会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消极的教养方式会降低主观幸福感[18]。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手机依赖，主观幸福感成为中介变量。然而目前手机依赖的实证研究不多，对其成因的系统探讨更为缺乏。而且，大学生手机依赖日益严重，依赖率在30％左右[4，19-20]。为此，本研究拟就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探讨，并分析主观幸福感中介作用机制，以期对未来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湖北省某高校大一至大三的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77份。其中男生831人，女生636人，缺失性别信息10人；大一636人，大二454人，大三387人；年龄15～26岁，平均年龄(19+1)岁。

       1.2 工具

       1.2.1 手机依赖指数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dex Scale，MPAI)[19]

       共17个条目，包含失控性、戒断性、逃避性、低效性4个维度。每个条目1(一点也不)～5(总是)5点计分，得分越高则手机依赖程度越重。总量表及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2、0.86、0.84、0.88、0.79。

       1.2.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hort-Egna Minnen av Barndom Uppfostran-Chinese，s-EMBU-c)[21]

       共42个条目，其中父亲版和母亲版各有21个完全一致的条目，分别由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3个维度构成。采用1(从不)～4(总是)4点计分。父亲和母亲部分3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4～0.84之间，重测信度在0.70～0.81之间。

       1.2.3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22]

       共18个条目，包含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焦虑)6个因子。量表有3种计分方式，总分越高则幸福感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3，重测信度为0.85。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和AMO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大学生手机依赖整体状况采用描述性统计；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MPAI得分的年级差异，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MPAI得分的性别差异以及MPAI高低分组被试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手机依赖、主观幸福感及父母教养方式得分的相关；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主观幸福感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效应。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一般状况

       大学生MPAI平均得分为(36.8±11.5)。女生MPAI得分高于男生[(37.8±11.2)vs.(35.8±11.6)，t=-3.32，P=0.001]；MPAI得分随年级增高而降低(P＜0.001)，其中，大一学生得分高于大二、大三学生[(38.2±11.6)vs.(36.8±10.9)，(33.9±11.3)]，大二学生得分高于大三学生。

       2.2 手机依赖高低分组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比较

       将MPAI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并取首尾各27％的被试形成高分组和低分组。结果显示，高分组大学生(n=399)父亲拒绝、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母亲过度保护4个维度得分均高于低分组大学生(n=399)；而父亲温暖、母亲温暖维度得分及GWB得分低于低分组大学生(表1)。

      

       2.3 手机依赖和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MPAI得分与父亲拒绝、父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母亲过度保护得分呈正相关，与父亲温暖、母亲温暖及GWB得分呈负相关(表2)。

      

       2.4 手机依赖与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理论假设验证分析，以积极教养与消极教养方式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中介变量，手机依赖为因变量，并将性别与年级作为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控制变量，最终模型如图1。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指标分别为：

]/df=11.27，RMSEA=0.08，GFI=0.94，AGFI=0.90，NFI=0.88，CFI=0.89，IFI=0.89。在各拟合值中，

/df的值略大，但由于该值容易受样本量的大小影响，当样本量较大时，

/df的值容易拒绝模型，所以应参考其他拟合指标来评定模型[23]，而其他各拟合指标均良好，说明数据与建构模型拟合度较好，可以接受。同时，采用Preacher和Hayes提出的多重中介检验流程[24]。基于bootstrapping方法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了分析，抽样数为3000，置信区间为95％。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路径均有统计学意义，其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主观幸福感分别在积极教养方式、消极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总效应分别为-0.26、0.2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73.8％、41.5％。

      

       注：结构方程中，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并以虚线表示。

       图1 各变量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图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女大学生较男生有更多的手机依赖，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25-26]。由于女生较男生更常用手机来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27]，因此女生使用手机频率更高，更容易依赖手机。同时，大学生手机依赖得分有随着年级增高而显著降低的现象。Billieux和Leung等也发现个体的年纪越小越有深程度的手机依赖[22，28]。因为低年级学生的自控能力可能低于高年级学生，所以对手机使用缺乏有效地控制，从而导致手机依赖。研究还显示，不同程度手机依赖的个体，其父母教养方式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高手机依赖者的父母教养方式更多表现为拒绝和过度保护等方式，并且体验到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手机依赖与个体的父母教养方式、主观幸福感存在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个体的手机依赖与其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Wenar等[29]在研究中也发现父母的温暖性支持会减少手机依赖情况的出现。父母采用情感支持和温暖的教养方式，个体会因自己的行为得到父母的支持而对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更有信心与动力，这样个体的目标显然会更加的清晰与坚定，也能够使他们更加的自信和自律。但是如果父母的教养方式表现为拒绝与过度保护，可能会让子女产生更多的压力以及消极情绪，他们更有可能向其他物质寻求安慰与支持，由此导致手机依赖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有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低的个体更加不会自控，从而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包括成瘾行为[30]。所以，低主观幸福感者也更易出现手机依赖。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一方面，主观幸福感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首先，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会直接影响个体手机依赖的程度。父母拒绝、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方式下长大的个体，容易形成不安全型依恋关系，这导致他们在成年后也难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体验到的孤独感更强[31]。而手机的基本功能在本质上是使两个身处异地的个体能够在同一时间联系，并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人类因孤独所引起的焦虑[32]，因而他们更易对手机产生依赖。其次，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会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个体的手机依赖。消极教养方式容易导致个体产生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它会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33]，因此，他们更容易寻求其他方式寻求安慰，如通过手机游戏、听音乐、与他人交往等来提高自己的感受，并在其中获得快感，并在“快乐”的驱使下反复使用手机，形成依赖。

       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在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会使个体形成外向、高自尊、自信等积极的心理特征[33]，而这些特征会有利于个体形成良好的社会功能，也更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不需要通过依赖手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积极的教养方式也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来降低手机依赖，积极教养方式下的个体，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会更高，其主观幸福感更强[34]，所以他们能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较强的自控力，能抑制对手机的过度使用，减少手机依赖。这预示未来可以通过增强大学生的幸福感来减少其对手机的依赖。

       4 未来研究方向

       一方面，手机依赖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问题，其概念界定仍未有公认的标准，需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与普及，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除了可以通话、短信等外，也可以上网、游戏、购物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对手机依赖的类型做进一步区分，如手机上网依赖，手机电话依赖、手机游戏依赖等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其现状与影响因素会更有针对性。此外，考虑到年级、家庭经济水平等因素对手机依赖有一定影响，下一步可以扩展样本代表性，涵盖大四学生及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学生，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手机依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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