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生态维护失误与匡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生态理念的提出
提出全球生态理念无疑是当代生态维护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发现。原因在于，人类尽管经历了300多万年的岁月，但从未意识到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成功与辉煌，仅是地球生命体系中的一个附属部分，人类社会仅是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体。因而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早年的哲学家冥思苦想希望确立人在地球上的定位，但他们提出的那些命题在当代看来都显得过于狭隘了。人类最终才认识到它仅是一个普通的宇宙产物[1](P17)，不仅无法主宰这个宇宙，就是连全面认识这个世界还尚感欠缺。这种欠缺在生态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人类能心平气和地正视自己的位置，重新估价自己存在的价值，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才取得的认识突破。单就取得这一突破，就足以抵消当代生态维护中的一切弊端，它足以推动人们重新开始调整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关系。
“文艺复兴”运动刺激起来的航海热和探险热，第一次让人们围绕地球转了一圈，从而意识到自己所处天地的有限性。于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人类开始了广泛的分门别类的知识积累和探索，最终发现，即使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人类的认识还差得远。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发达的工业类型民族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经让这些民族陶醉了。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欧洲中心主义被推销到了全世界[2]，由此而引发的思索也随着工业文明的兴旺发达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但这种思索还没有等到形成定论，生态危机的冲击已足以让全人类为之震惊了。
“文艺复兴”以后建构起来的学科体系，学科门类分化过细，期间又缺乏交流与沟通的可靠手段，因而妨碍了人类从全局上把握自己所获得的资料，从宏观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存在的价值，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在于使世人难以正确理解人类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依存关系。直到20世纪中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才迫使人们注意到突破这种人为学科框架的必要。在这些问题中，生态问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罗马俱乐部”最先注意到物质和能量运行的耗散性，进而注意到人类和生物圈需要在耗散的物质和能量流中截留物质和能量才能得以存在。于是物质和能量通过耗散而达成的终点就必然是地球生命体系和人类的终结。这种世界末日的观念最先引起的是恐慌，不少学者纷纷指出，这是一种悲观论的思潮[3](P209)，它有可能使人类的自信和自尊受到无法医治的创伤。于是各种折衷性的见解也陆续推出，并影响到人类社会对生态问题的认识。
当代社会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尽管由来已久，但将这一问题推到人类面前时，人们还是一致认定这是自己不加节制，过分暴殄而遭致的报复。于是，“人类中心论”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被引入学术界，激进的学者们都呼吁抛弃人类中心论，将人类作为地球生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去审视生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建构生态文化的理念[4](P240—247)。但他们所称的文化显然不是民族学家所熟悉的文化，而仅是从观念出发并需要全人类共同遵循的同一文化。能正视人类与地球生命体系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但要凭借在头脑中形成的这种“文化”去规约一切人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空想。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人类中心论的实质，以免被眼前的争论弄得无所适从。
人类社会只能依附于地球生命体系，这一点不假，但人类是有意识的，而且这种意识是具体化了的，并由具体的文化去规约的。相反的，地球生命体系尽管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但它本身并没有意识，它仅是按自然规律行事。你说它好，还是说它坏都无关紧要，它从来就不希望成为什么中心。既然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在意识上本身就不具备同一性，提出谁为中心本身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5](P95)。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维护生态环境为的是人类自身，也只有人类才能够发出维护的行为，担当起维护的职责。人类爱惜地球生命体系与爱惜自己的用品并无质的区别。每个人对自己的用品当然会有偏爱，有不同的利用和维护办法，各民族的生态维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每个人对自己用品维护的扩大化。当然，生态环境这个用品大得无限，维护起来比任何身边的用品都麻烦得多。但说到底，进行维护并考虑维护的效益，只能从人类社会的需要出发。而人类的需要是靠具体的文化去满足的，因而生态维护也只能从具体文化出发。这乃是生态民族学提出的认识基础。不言而喻，在生态民族学中既不需要去建构全人类统一的生态文化，也无需去批判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需要的仅是如何将不同民族的具体生态需要和生态维护活动协调起来，以便求得最佳的维护效果。生态民族学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走向了成熟。而做到这一步，其实正是当代生态维护已有成就的总和。
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欧洲中心主义在当代社会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当代生态维护的重要障碍。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工业文化中心主义，这一观念与民族学的基本立论完全相左。民族学主张任何民族文化的价值都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具有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客观基础和需要[6]。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是从自己的文化出发去观察自己所接触到的世界，与其他民族交往时，只要不谋求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那么每个民族关起门来将自己视为“中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并无大碍。事实上，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民族学将这种思维定式，统称为民族本位偏见[7]。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中心主义虽然也发端于民族本位偏见，但它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价值体系已经通过各式各样的话语霸权，而推销到全世界，诱使甚至迫使其他民族接受，这就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观念完全对立了。它所造成的直接生态后果必然是对地球生命体系的一次大掠夺，从而给整个人类造成全局性的生态灾害。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民族谋求霸主地位和中心地位并不是新鲜事[8](P25)，但每一次这样的争霸活动都诱发了严重的生态灾变。因为各民族生境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正是在这种争霸过程中扩大化和叠加起来。所幸的是，历史上的这种争霸仅是区域性的，没有波及到全球，而且主要是在直接的物质层面上展开争霸和角逐。各民族的价值观所受到损害远没有今天严重，因而不会出现当代意义上的全球生态危机。欧洲中心主义的泛滥则不同，由于它依托的是工业类型文化，所能动员的物质和能量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它的泛滥开始具有了全球性的倾向。加上现代传媒系统的作用，欧洲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严重损害了并存各民族的价值观，从而使得各民族生境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偏离的扩大化和叠加完全失去了控制。这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症结之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从相对主义文化观出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对任何一个工业类型民族维护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最先进、最伟大的民族也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既然承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有价值的，也就没有理由将任何一个工业类型民族排除在外。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批判欧洲任何一个民族的价值体系，而是反对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直接导致生态灾变的酿成，损害文化的多元并存格局，摧毁人类维护生态环境的全部努力。只有这样，当今世界上的各民族才可以协调一致地去处理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看到，赋予人类全球性的宏观生态理念是工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生态维护做出的最大贡献，但欧洲中心主义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而被强加于人则是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祸根。这两个命题表面上有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正是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泛化和一体化，才酿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也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中，才使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一致猛醒，从而获得了宏观的全球生态理念。肯定工业类型文化对生态维护做出的贡献是一回事，剖析工业类型文化在生态问题上所犯的过失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容相混。
二、当代生态维护的失误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既然爆发于当代，而当代世界的工业类型文化又占据着主流地位，致使在评估生态维护的得失时，肯定会将矛头指向工业类型文化，批判其在生态维护上的严重失误，并要求当今世界上的工业类型民族承担起全部后果来。作为一个认识过程，这并不奇怪，也可以理解，但千万不能将这种责难流于具体化。因为自然与社会都没有止境，而人类社会的认识却始终是有限的。工业类型文化仅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能形成的认识也是有限的，它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类型文化并无质的区别。因而在对待生态问题上出现失误，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是无法具体承担责任的。因此，具体的生态维护失误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会犯的，但最终都是可以挽救的。
当代生态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很多无机世界的物质和能量运动形式被引进到了地球生命体系之中，推动这种引进的主要力量来自工业类型民族，这样的引进使人类社会拥有了极为强大的实力，可以局部地改变地球表面的生存环境，从而提高了社会人的生活质量。这样的引进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引进应当有一个限度，不能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寄主——地球生命体系的安全。可见，当前面对的生态危机并不是质的问题，而是一个防犯过犹不及的量度问题。只要不将工业类型文化绝对化，我们总会看到即使工业类型文化不复存在，或者工业类型文化种下的所有生态恶果全部爆发，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也还没有走到尽头。换句话说，当代的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而言并不是致命的，而是人类社会自身有能力加以消解的。目前的关键问题是，人类社会能否找到一种调节机制，将人类社会对化石能源、核能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控制在一个地球生命体系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或者找到一种替代形式，可以使人类社会无需消耗如此巨量的化石能源和核能，却同样可以保持人类现有的生活质量。那么当代工业类型文化所造成的全部生态后果都可以得到逐步的消解，人类社会也可以从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要做到这一步单靠工业类型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但要确保处于任何一种类型文化的民族都能平等地参与全球生态维护必须建构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将工业类型文化的价值观和文化建构体系强加于其他民族。由于工业类型文化在当代处于主流地位，因此建构这样的前提显然需要它来承担责任。而它也有能力和义务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全球市场体制是工业类型文化的派生产物。对这个派生产物的认识也应当一分为二，从好的一面看，正是这一体制使人类获得了宏观的全球视野，从而赋予生态维护一种全球性的眼光，这是人类社会的无价之宝。从坏的一面看，正是这样的市场体制掩盖了人类的生物性本质，使世界上的各民族文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从而忽视了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寄生于具体的一种或几种自然生态系统之中，才能正常延续和发展。各民族在追求直接经济效益的同时，将文化的生态适应几乎搁置起来，最终降低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总适应能力，这才是当代生态维护的大敌。地球生命体系是复杂的庞大体系[9](P2)，人类社会要与之保持安全的寄生关系，自然得有丰富复杂的各具针对性的手段。但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的却是市场价值单边化。光凭这样的单边市场价值观显然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地球生命体系地多重反馈，因为如此庞大的体系必然充满了多重复杂的反馈方式，也具有无比多样的偶然性。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一旦划一，始料不及的地球生命体系反馈都可能动摇人类社会的安定。这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态维护中的又一重大失误。
工业类型文化在生态问题上的第三个重大失误是对生态危机的转嫁与规避。当今世界上最先发展起来的工业类型民族，还在他们的起步阶段就已经注意到了生态问题的危险性。但是这样的认识却长期被工业类型民族掩盖起来，将其视为发展所必需付出的代价，而长期没有将生态问题的处理提到议事日程。等到生态问题极其严重后，则采取了另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将生态灾难转嫁到其他类型民族身上。由于这种转嫁有市场体制作为掩护，有虚假的平等和人权作为伪装，致使这种转嫁长期蒙蔽了其他类型的民族。直到地球生命体系的运行规律发挥了作用，由于复杂系统必然具有的内在牵连性，使得那些转嫁出去的生态灾祸通过地球生命体系的运作反冲，最终又威胁到工业类型民族身上，他们才被迫承认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意义，也才开始着手认真的研究和对待生态维护问题。这种做法尽管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但毕竟值得庆幸。因为它可以借此将全球各民族调动起来，共同参与生态维护。可见，工业类型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酿成了众多的生态灾祸，并不是他们应当承担的主要责任，因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兴的文化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有意识地把祸水外引，却是十足的民族利己主义，这个责任才是工业类型民族真正应该负的责任。其他类型民族需要思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他们自己而言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是无条件的仿效工业文明，还是走另外的道路？文化的本质告诉我们，文化的生态适应和社会适应对文化而言都是必需的。为了追求与工业类型文化趋同，不顾后果地单方面强化社会调适，对非工业类型文化的民族而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为了与工业类型民族趋同而接受转嫁来的生态灾祸，决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建立这样的认识，对建构有意识的生态维护同样必不可少。
当代生态维护中另一个有害的隐患就是对科学与技术的迷信[10]。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扩大也与工业类型文化相关，是工业类型文化将本来有限的化石能源作为建构发展的基础，在带给人类重大成功的同时，使人类暂时忘记了这种基础的脆弱性。与生态危机相并行的能源危机仅是化石能源的危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能源危机。但化石能源的超额利用却给人类造成了技术万能的假象，也正是这种假象导致了世人对传统知识体系的蔑视，并由此而发展为对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践踏[11]。由此而形成的生态后果，才使得人类社会必须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危机。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当然不容否定，但它也仅是人类知识体制之中的一个有限部分，而且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知识总汇。从原则上讲，它与人类已有的传统知识只能并行和互补，而不应当将它之于一切人类知识之上，去加以过分依赖。说到底，当代一切辉煌的科学与技术，仅仅是利用资源的能力，而绝不是能制造资源的能力，世界上只有地球生命体系可以为人类提供有机资源，只有地球的无机构成可以为人类提供无机的资源。离开了这两类资源，现代科学技术将变得毫无意义，而生态维护则是能为人类社会可持续提供有机资源的务本之举。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到了“技术异化”这一概念，标志着人类逐渐意识到了工业类型文化建构的知识体系存在着天生的弱点，它无法确保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的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现有的知识技术体系被滥用的结果。而滥用的最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将它当作获取利润的手段，而不是用于增进人类的智慧和促成各民族间的协调。而这两方面的知识利用，恰好是生态维护最必需的内容。人类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地球生命体系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跨文化的协调不能实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带给人类社会的将是灾难大于造福。每一个民族都应当认真地考虑对现代技术的应用，应该从本民族的文化出发作出理智的选择，对现代科学理论应当学习和把握，但只能将其置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等地位去加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当今世界上的各民族在理智上保持相对独立性，才可望在面对自然生态系统不同的反馈时可以作出有选择的清醒判断。人类社会才可能拥有尽可能多的对策去应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复杂性。如果全人类仅按一种模式思维，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各民族保持思维方式的多样性，是维护文化多元并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然文化的多元并存是应对生态危机最有效的人类社会建构格局，那么清除对现代科学的迷信就势在必然了。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不少学者提到了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接轨的问题，从生态维护的角度看，确实有这样的必要，因为它是确保人类的生态维护相互协调的认识基础。但在其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传统文化，包括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然谈结合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决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接轨简单化，从而造成传统文化需要屈从于现代科学理论的误解。相反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理论只能是并行的知识系统，它们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沟通，决不是任何形式的合二为一。这一观念形态上的基本原则，决不能放弃，放弃则意味着多元文化的并存名存实亡。也正因为现代科学迷信带给人类的是一种假象，因而在这种假象掩盖下，酿成的生态灾变往往更具有欺骗性，救治起来就更其困难。这也是正确评估维护成效的最难突破的思维死角。
地球生物资源消费的单项倾斜扩大到全球范围，这是工业类型文化留给当代生态维护的最后一个失误。作为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体，人类社会根本没有能力屈从自己的意志，只能是人类社会认识地球生命体系的实质去加以均衡利用。但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在其进程中出于调整族际关系的需要，社会适应总是不免要掩盖生态适应，从而导致了各民族生境对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在无意识中扩大化和叠加。对地球资源的单项倾斜利用也就因此而发展起来。但把这种单向利用方式扩展到全球，则是工业类型文化留给现代生态维护的难题。人类社会运行到今天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人类的活动已经切断了许多原有的食物链，使许多生物物种间的生命物质和能量及其信息的流动，屈从于人类的意志，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了自我修复，相互替补的调节机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已经不得不替代某些生物物种去参与地球生命体系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但对这些循环的信息控制渠道，人类社会并没有放在心上，于是造成了只会无节制的利用，而不遵从应用规则的畸形行为模式。若不改变这种背离地球生命体系的运行模式，人类社会很难与它的寄主长期共存。匡正这一失误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人类建构的文化自身存在着弱点：为了确保文化对所处成员的社会维系牢靠，文化越稳定、越按惯性延续越好。对地球生物资源的单向消费一旦被相关民族的成员所接纳，校正起来就得对文化的惯性延续，就得挑战文化惯性延续的本能，因而它必然要牵涉到相关文化的重构。目前，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探讨尚未对这一失误引起警觉，这将会造成更大的不良后果。
上述五种失误，尽管是工业类型文化出现以后才派生出来的生态维护新问题，但是使这种失误具有全球性意义，则不仅是工业类型民族的事情，当代的绝大多数民族都在其中发挥了副作用，参与了这些失误的扩大化，并使之成为当代生态维护中的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重大课题。生态民族学对待这些失误的基本方针是尽最大的努力有选择、有分寸地利用好工业类型文化提供给人类社会的物质条件，针对这五大失误，促成多元文化的稳定延续，利用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技能去逐步消解这五大失误造成的各种负面作用。并为建构有意识生态维护的新格局作出理论的探讨和建构实施的思路。
三、当代生态维护的新起点
对于生态维护的艰巨性及其当代生态维护中的众多失误，上文已经作出了讨论，但与此同时，工业类型文化也给新的生态维护铺垫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人类社会有可能高起点的去应对艰巨的生态恢复问题。
工业类型文化带给了人类社会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样的财富对地球生命体系而言会构成各种冲击和扰动。但由于人类种群具有两重性，因而可以将这些财富应用于生态维护之中。在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人类社会以前，尽快地消除已经露头的生态灾变，建构一个世界各民族都可以接受的生态安全体制，使生态维护职责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民族，由每一个民族分别完成其具体承担的生态维护责任，同时建构起全人类的泛化生态维护框架，确保每一个民族的生态行为协调一致。
工业类型文化为人类社会建构了高效便捷的信息网络系统，可以将全球发生的事情在短时间内纳入观察的视野。这是保证泛化生态维护协调有效的起码物质装备。利用好这一系统，全球生态安全的监控将成为可能，这对于建构有意识生态维护的体制显然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不过，它仅是物质装备，代替不了对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具体认识和把握。突破信息隔膜，完成各民族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的沟通与理解，这是生态民族学具体要完成的研究任务。
工业类型文化出于分割市场的需要，建构起了一系列的国际协商机制，尽管这些机制无一不被打上特定民族文化的印记，其运行的实效也大可怀疑，但这样的沟通机制毕竟给全人类提供了一个相互阐明观点和思想的场所。利用好这样的场所，对于强化各民族在生态维护中的协调，具有不可估量价值。近年来，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京都议定书》以及联合国有关抑制军备竞赛的决议等等，尽管很难在短期内彻底生效，但至少让世人看到了一线希望，并提供人类一些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与生态维护相关联，因此这样的沟通机制对全球的生态维护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可以吸引全球各民族的广泛参与。这是泛化生态维护必不可少的先行步骤。
工业类型文化所驱动的现代科学研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比丰富的知识库藏，帮助了全人类提高了对地球生命体系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还远远不够，但它毕竟是建构今后泛化生态维护体制的理论基础。工业类型文化还给全人类带入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只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技术的适用范围，那么这些技术在生态维护中就大有用武之地。工业类型文化这样的科学技术，再加上各民族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当代的生态维护才可能做好。
总之，工业类型文化产生后，对全球的生态维护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造成了众多的失误。现在已经到了清理这些失误，从头开始着手全球生态维护的时候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知识”，批准号：04BMZ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