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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苏联哲学的态度
关于苏联哲学的历史，存在着许多简单无知的判断和神话。例如，断言因为哲学处于强硬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它就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而还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哲学的框架中不可能产生任何有意思的新东西。而因此整个苏联时期，是完全的失败，是与世界哲学思想联系的中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中摆脱出来。
这种在对我国哲学评价中的神话，是一种在对苏联过去的评价中只知道简单地反着说的假民主的意识形态，所有过去被认为是成就的，都被说成了缺点。
但是对现实历史的分析建立了一幅相当复杂的图景。当然，我们这里曾有不少为意识形态化了的哲学服务的人，有不少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鼓吹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生活的条件下扮演了劳动人民应当接受的特殊的宗教的角色，记住这一点不是多余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的哲学中“马克思主义教区的神甫，”他们除内容贫乏和教条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外什么都不承认。
也有对这种传统的反抗。我指的不仅仅是象A.Φ.洛谢夫和M.M.巴赫金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在意识形态镇压的艰难岁月里继续坚持了原本的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传统。
早在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运动，它呼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诉诸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就实质上说，它是和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释相对立的。
B.伊里因科夫就是这种反对哲学教条主义的派别的最卓越的代表之一。
在60至70年代，我们开始了紧张地掌握世界哲学在其非马克思主义派别中所取得的成果。与它们的辩论促进了各式各样观点的产生，这些观点外表上好像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但经常很明显地不同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只要想一想70至80年代的M.K.马马尔达什维利的创作就够了，他的创作与其说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不如说是对现象学思想的发展。
在苏联70至80年代的科学哲学研究中能发现各种极为不同的思想，其中也包括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词汇的框架中提出但源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思想。活动哲学的发展和它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毫无疑问，Γ.Π.谢德罗维茨基和他的学派的工作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把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与符号学、系统论的现代成果结合起来，与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哲学中的深入研究结合起来。
当Γ.Π.谢德罗维茨基坚持作为基本哲学原则的活动本体第一性时，从公式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这已是公然违反了唯物主义（官方党的报刊在严厉批评的文章中是不会放过它的）。
И.С.阿列克谢耶夫积极地发展了活动本体第一性的思想，证明人与之接触的周围世界的客体的显现是作为他的活动被建构的。这些思想与实用主义（詹姆斯）的一系列观点及巴歇拉尔新唯理论的某些思想相呼应。但И.С.阿列克谢耶夫为这种被他称之为主观唯物主义的观点找了理论根据，首先是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提纲中的话：主体不是在直观形式中，而是在实践形式中感知客体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另外一句影响稍小一些的话这样说：在人和他的活动之外的物质是无。
最后，应该回忆一下关于全球性问题哲学的提出和深入研究（首先是在70年代《哲学问题》杂志里），这种研究工作被正统派认为违反了“阶级分析的原则”。
在70至80年代的苏联哲学中，已经没有了统一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为一切人所接受的范式。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思想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这些解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所含有的启发性的潜在力量。
我不想谈论所有总体上说来在艰难的岁月里为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现在仍在生活和工作着的哲学家。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创建了我国哲学发展现阶段的先决条件。我也不想说在70至80年代紧张工作的一代今天不再在新思想的产生和它的深入研究中肩负主要重担，虽然已经出现了声称自己正在从事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工作的新一代哲学家。
我认为，关于我国哲学正在陷入日益加深的危机的无谓议论，说轻点，是不太负责，它们其实是旧意识形态陈词滥调的继续。很多人在过去曾说过“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哲学”，谈论过西方哲学的危机，而其中不少人今天又在宣告俄罗斯哲学处于危机状态。
当然，我们还有不少质量不高的编纂而成的著作。在西方，人们也在编来编去，并且不仅用自己的材料编，而且用我们的材料编（俄罗斯人的著作现在常常被译为英语及其他语种）。至于独到的见解和新的思想，则始终比编纂和解释要少得多。需要不带偏见地搞清楚，在今天的西方哲学中，这样的见解和思想是不是就比我们要多得多。
的确，遗憾的是，在专业水平低下和注解性文章增多方面我们并不比西方逊色。区别仅仅在于，在西方，大多数这类文章是在特别的准科学刊物和出版物上发表，严肃的哲学家和学者对这些刊物和出版物不屑一顾。但我认为，有学识的读者（俄罗斯今天暂时还被列入国民教育水平高的不多的国家之中）很容易学会对职业的负责任的研究与各色预言家及“自诩天才”自身状况的无聊的口头展示加以区别。这些人从前就纠缠着科学机关，向“上级”不断抱怨。现在他们在寻找自己的教民和教父，在创立粗俗的学院，许诺提供使经济迅速高涨和使人的精神得以振奋的药方。
可能是作为对这种思维混乱无序的反应，现在出现了对有“严格规矩”的往日时光的怀念。那时有个思想体系，哲学工作是在它的框架里或者至少是在表面上与它的一致中进行的。的确，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忘记了，50年代正是在这种体系的框架里，曾经流行对T.李森科和O.列别辛斯卡娅的“理论”这样一些伪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证，曾经支持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H.玻尔的互补原理及化学中的共振理论等等的攻击。
在今天我们关于苏联哲学历史的讨论中，不只一次地出现了怀旧的音调。当谈到成功地发展了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传统的B.伊里因科夫的创造性成就时，有人曾以相当绝对的形式提出，要以这一传统为唯一依据，去寻找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
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不同意忌讳对黑格尔主义传统的任何批判。除了黑格尔传统以外，在现代欧洲哲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卓有成效的发展路线，而除了各种学派和流派的现代欧洲哲学之外，还存在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印度、中国、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哲学。最后，忘记既没有被还原为西方哲学，也没有被还原为东方哲学的“白银时代”别具一格的俄罗斯哲学，也是不应该的。今天，在寻找文明发展的新道路和新世界观的时代，哲学中的孤立主义既没有前途，也没有根据。今天是文化对话的时代，是各种哲学思想强烈相互影响的时代。大概，这就是东方的和西方的精神传统伟大统一时代的开始，这种理想是B.C.索洛维约夫和其他俄罗斯哲学家所坚持的。无论如何，如下所说对我而言都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哲学中每迈出新的一步，每一个新的思想突破，都离不开对以往哲学发展的批判性理解，离不开对哲学思维已经积累的知识的批判分析。
如果谈到对新的生活目标的现代寻找，这首先要求无论是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当然，要保留其中的一切积极的东西），还是对所有现代欧洲哲学思维，都持某种批判的态度。
哲学传统与现代的世界观问题
众所周知，现代欧洲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唯理论，其前提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形成。当苏格拉底提出“在生活和行为中怎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有道德的人，然后依据这种理解去行动。
这意味着，对世界的合理理解是正确的活动和行为以及有道德的生活的条件。这一思想成为日后近代欧洲思想发展特有的基本纲领。它在黑格尔的唯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所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模式化思维中都得到发展，依照马克思主义，思维能够、也应该通过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甚至控制个性的发展，按照某种模式建设生活。所有这些思想都已成为文化传统的本性，这种传统产生了现代的技术性文明以及它的积极成就和消极后果（现代全球性危机）。
在东方，对理性和活动的理解存在着另外一种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是在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最少干预的理想（“无为”原则）；这里流行的是对作为真理与道德等等的统一的“道”的理解。
我不想说，在转向古代东方世界观中存在着拯救人类的道路。我想说的是，现在是伟大的探索时期，是各种哲学、文化直接交流的时期，是它们对话的开始。
顺便指出，在现代西方文化内部正形成在很多方面与东方哲学思想发生共鸣的新的世界观，虽然这些世界观是与异己的传统相联系的。
长期以来，构成西方文明主要内容的科学理性和工艺活动战略，与东方式的思维及行为相对立。但在本世纪下半叶，在工艺文化的核心，迅速形成新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意想不到地与东方思想相呼应，虽然文化是产生于不同于东方的文化传统之中。这里所说的是世界科学图景的现代观念和由把握复杂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系统的实践所形成的心态。我已经在自己近几年的著作中对这些来自科学以及技术工艺活动最新成就的令人感到意外的世界观做了分析，但联系关于现代哲学的命运的争论再次详细地考察这些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
首先应该说一说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崭新思想，这些思想涉及到关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观念。它们已经不能被列入技术工艺方法所惯有的，认为自然界是一个与人无关的无机世界的对自然界的理解，也不再是把自然界作为“僵死的机器”来看待，认为可以在它身上进行实验并一步步地掌握它以对它加以改造，并使它服从于人的对待自然界的态度。
现代科学中形成了对于渗透着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环境的新的看法。自然界已不是被视为性质不同的客体的聚集物，不是被视为机械系统，而是被视为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改造它。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引起系统强烈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群落消失，人类灭亡。
直到20世纪中叶，这种对人周围自然界的“有机体意义上的”理解，被作为特殊的返祖现象，作为向着与科学的思想和原则不一致的半神话意识的倒退来看待。但是，在认为自然界是有生命的复杂地相互作用着的生态系统的概念已经形成并进入科学的世界图景之后，在B.И.韦尔纳茨基关于生物圈作为生命整体系统与地球无机外壳相互作用的思想已建立并得到发展之后，在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之后，这种认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直接环境是有机体而不是机械系统的新理解，已经成为得到很多具体理论和事实证实的科学原则。
对自然界的新理解促进了寻找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新理想，这些理想应当成为解决现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基础。所谓“深化了的生态学”得到积极的研究，这种生态学突破了人类中心论，它不是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主宰和宇宙的中心，而是看作生命多样性中的一种生物，看作动物界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部分不是在竞争和主宰的基础上，而是在合作和相互联系的基础上与其他部分发生关系。
从这种立场出发，各种不同的新伦理学方案被提了出来。新伦理学应当除包括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社会行为规范之外，也包括对人在生存斗争中的行为自由加以限制的“生态意义上的伦理学”（生物圈伦理学）。新伦理学，按它的拥护者的设想，应该调整人与地球、人与动物和植物的相互关系，培养个人对地球的健康负有责任的观念。这些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与A.施魏策尔关于尊重生命的著名思想互相呼应，但在原则上要走得更远些。正如卡里果特所说：“主观上我并不特别欣赏施魏策尔的道德理论，主要是由于它把有道德意义的客体局限于各种个人本质，没有注意集体性自然客体：种群、物种、生物群落和所有全球生态系统的整体。”
与关于世界的新伦理观的发展同时，改革传统宗教和制定新的世界观的计划也提了出来，在这种世界观中，人对自然界的责任以及他与自然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等理想得到体现，并且不是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与自然界的对立，而是理解为自然界的自然而然的发展。
非常有意义的是，所有这些新世界观思想，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化中，依据的是现代的关于人的自然环境的科学概念，却与东方文化的世界观，同时也与俄罗斯宇宙论哲学，互相呼应。
认为世界是其一切部分都互相影响的统一有机体的观念，事实上在所有的传统的东方宇宙论中都可以见到。在这些文化中有着人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与和谐的理想。道家和儒家的原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注：此及佛教华严宗语，疑引用者所说有误。——译者）以及佛教关于认为一切因素都意义相同、互相联系的法（达摩）的学说，表达了这种统一。在这里，世界不是被二元地分为自然界世界和人的世界，而是被视为一个其各个组成部分处于独特的相互共振联系之中的完整有机体。“一切都贯穿着统一的道路——道，一切都互相联系在一起。生命是统一的，它的每个组成部分的愿望都应该与整体的愿望相吻合。”（注：《古代中国哲学》，莫斯科1972年版，第1卷，第26页。）
被包含在世界之中的人应当感受世界节律，使自己的理性与“上天的节律”相适应，这样他便能理解事物的本质并听到“人类的音乐”。
世界节律思想本身，这些节律的相互作用，也包括人类生命活动的节律，对于欧洲智慧而言在很长时间都得不到科学事实的支持，表现为某种神秘主义的和无法用理性来表达的东西。但在吸收了协同论的成就的现代科学世界图景中，正在形成对整体的各个成分的相互作用以及变化的协调性的新理解。现已查明，在复杂的历史发展系统中，基于合作效应的非力量性的相互作用开始发挥特殊的作用。对于开放的自组织系统，这种相互作用以确定的事实表现出来。正是由于它们，系统能够从一种自组织状态转变为另一种，在自己的演化过程中产生新的结构。
在由数量极为巨大的因素和子系统组成的各种极其不同的自动调节系统中，合作性特点得到仔细的研究，例如，在原生质的活动中，在激光的相干辐射中，在生物种群的形态发生和变化中，在市场自动调节的经济过程中，都发现了合作性特点的存在。
协同学对合作效应的各种情况做了概括，认为它们是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的基础。在这样的系统中，各组成部分的“共振”以及合作效应的存在，被作为自组织系统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来加以考察。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对与发展着的复杂系统的新结构、新状态的形成相关的活动，也重新加以理解。对活动的筹划应当考虑到，由于合作效应，系统在最低限度的外部影响之下，特别是当它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能够产生新的结构。
在这种筹划中不难看到与“无为”原则的互相呼应，甚至是与在印度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发展的非暴力行为的理想互相呼应。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对发展着的复杂系统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掌握，把真理与道德、有目的理性行为与直觉行为的划界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正是这些划界把西方文化传统与东方文化传统鲜明地区分开来。
研究古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确地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但是，由于科学认识与技术工艺活动中出现的新趋势，真理与道德的这种对立表现得与以往不同了。现在的科学认识及技术工艺活动，其对象成为历史地发展着的以人为尺度的系统，生物圈、生物群落、包括现代技术的复杂的复合系统（“人——技术设备——生态环境”；“人——计算机网”等系统）在内的各种社会客体，便是以人为尺度的系统的范例。
在系统发展的分叉点上，由于根本不可能对系统的未来轨迹做出准确的计算，活动着的主体每一次都面临选择问题。重要的是通过消除系统发展的能够带来不利后果的方案而使人不要陷入灾难。在这里，充当方向标的不仅仅是关于各种可能方案的知识，而首先是可以预先避免未经深思熟虑的危险行动的价值和道德观点。在掌握复杂的以人为尺度的系统时产生的把真理与道德密切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与古代东方文化传统出人意料地相互呼应。这种文化认为，为了获得真理，人必须进行道德上的自我教育。
在思考宇宙所有部分的共振时，中国的智者们认为，“道”或者“天”调整着人们的行为。但天“既能对人满意，也能对人不满”。中国人说：“天依人的行为而为”，这不是偶然的。在古代中国，天灾的降临是统治失误的证明，是统治者无道行为的标志，是“天”给人的惩罚。
当然，这些思想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那它们显得很神秘。但其中蕴含着与对人的认识和技术工艺活动（包括社会管理的技术）的道德调控要求的更为深刻的含义。正是在这一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他们与现代人对文明发展的新世界观方向标的寻找相一致。
所以，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和世界观思想相一致。
当然，这并不意味正在重新回到传统社会的世界观。这里说的是另外一回事，说的是在寻找新的价值中西方文化启发性潜能的实现和在这个过程中对东方文化积累的精神经验的利用。它的影响可以实际地在所有深刻的生态学和生物圈伦理学研究中发现。在这里，今天人们写作和谈论的热门对象文化对话本身，正在富有成效地变为现实。在现代情况下的文化对话已经不仅仅是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而是参与研究成为人类安全稳定发展基础的新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既不是向着西方也不是向着东方文化传统的还原，而是表现为它们的特殊的、有选择性的综合。
在对新的价值体系的寻找中，在建立于宽容和文化对话基础上的地球思维的形成中，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是俄罗斯的哲学传统，特别是俄罗斯宇宙学思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对于俄罗斯哲学家而言，尤为重要的是要从现代文明发展方案的角度分析这些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最近几年俄罗斯哲学的这个方向得到相当详细的研究。我想首先谈谈与新价值目标的现代寻找相关的几个方面。
众所周知，宇宙论哲学是作为物理学思维的对立物产生的，它发展了人与宇宙统一的思想。这些思想不论在其信仰宗教的学派中（H.Φ.费奥多罗夫、B.C.索洛维约夫、C.H.布尔加科夫）， 还是在其自然科学学派中（H.Γ.霍洛德内、K.Э.齐奥尔科夫斯基、A.Л.奇热夫斯基、B.И.韦尔纳茨基），都得到详细的研究。虽然在宇宙论中， 首先是在它的信仰宗教的学派中，包括不少神秘的和空想的成份（例如费奥多罗夫的复活计划），但同时这个哲学中又有不少给人以启发的东西，这是可以肯定的。
首先，这是人与自然相一致的思想，是它们协同地相互联系地发展的思想。人和地球上的生命被看作是宇宙进化的结果。但人及其理性的发展在进化的一定阶段上开始对自然进程产生日益加强的影响，成为它的新组织中的重要部份。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表达这个思想，就是，俄罗斯宇宙学家认为人与宇宙之间不仅有直接的联系，而且有反作用联系。作为理想，人们的活动理应能保证人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及二者的协同一致并和谐发展。（即现代术语所说的共同进化）俄罗斯哲学家认为，这一理想得以实现的条件是：人类团结为全球性的共同体，并基于对宇宙有机整体性的理解以及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结合实现人在精神上的发展。
在这些思想中，有不少与东方传统文化中关于人和世界的得到充分研究的观念相似。但俄罗斯哲学并没有回到这些观念，仔细研究便可发现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
在东方文化中，自然界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人的能动性与其说是向外的，不如说是向内的，向着自我修养和自我节制，这是人与自然整体适应的保证。人在这里不是被看作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组成部分，而是被包括在宇宙机体的演变中。
对人及其能动性做了与东方相反的理解，是西方文化的特点。在这里，人的个性的价值高于自然界的价值。人被看作正在继续着上帝的创造活动，是自然界的特殊的有灵性的组成部分。人的能动性指向外部，指向对周围世界的改造并使它服从于人。认为，在自己的造物活动中，依靠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人是不受限制的。
俄罗斯宇宙学既不完全同意第一种观点，也不完全同意第二种观点，而是相当果敢地超越自己的时代，企图综合这些相反的观点，并提出，人类能动性的两个方向是相互关联的。
在俄罗斯宇宙论中可以找到对西方文明特有的活动方式的尖锐批判，这种活动方式以利用自然界为目的，并导致了对自然界固有联系的破坏。俄罗斯哲学家坚持认为，单纯从技术工艺的角度对待自然界是有限度的。他们先知般地警告人们不要无节制地通过技术工艺手段剥削自然界，预言这条道路将导致全球性的灾难。而这些话是在本世纪初说的，当时科技进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生态的以及其他的全球性危机还未被人们所认识。
与此同时，俄罗斯哲学家所提供的关于未来的方案根本没有抛弃西方的文化传统，相反，它们利用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各种可能与思想。体现这一点的首先是人与宇宙进步发展的思想以及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的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俄罗斯哲学中得到独创性的研究。
事实上贯穿俄罗斯宇宙论一切派别的理想，是人类进入这样一个发展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人类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团结，可以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管理，使它和谐。对这一思想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解释，从宗教宇宙论的观念到经过维尔纳茨基科学论证并发展的生物圈和智力圈的思想。原则上这些思想可以作为人类发展的乐观方案的草图来解释，虽然，我们知道还存在着对于人类来说具有灾难性的方案，并且它的可能性还相当的大。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必须改革消费性的社会价值和技术文明的世界观原理体系。
我认为，现代俄罗斯哲学不仅能够而且必须积极参与这种改革活动。
过去是未来的前提：对过去的分析
今天，全世界哲学界面临着寻找新的对人类生死攸关的方向标的巨大任务，这一任务也提供了关于我国不久之前的哲学的特殊的评价体系。
在今天的争论中人们广泛谈论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应当与新的世界观任务相对照，在这一传统中得到发展的辩证方法，同样应当经受特别的鉴定，可能的话，实现现代化。这里说的鉴定和现代化，应当考虑历史地发展着的人的尺度系统以及人类活动的新战略。
许多与复杂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系统的特点相关的事物，都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及马克思主义随后对这一辩证法的研究中得到表现。但现代科学与实践要求对这种辩证法加以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应当对合作效应和非力量性相互作用的思想加以考虑，这些思想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复杂系统的进化。创造性地用力量来改造客体这一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人的活动的理想，当它被运用于自组织的复杂过程时，就成了问题。对世界加以革命改造的热情在新的范式中被运用非暴力行为的战略所取代。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理论中表述的把发展作为向着某种既定目标的运动所做的解释，也需要加以批判性的重新思考。在这个方面，K.波普尔的许多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上述观念的批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黑格尔思想的现代捍卫者对波普尔的批评不予理睬，此举未必有什么成效，正如与这些捍卫者相反的也即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加以全盘否定的立场没有成效一样。
哲学思想的发展，不仅仅，可能也主要不是，经过各种哲学体系的对抗和争论实现的，而主要以导致思想交流与发展的这些体系的对话为途径。还在苏联时期，巴赫金、比博列尔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就对辩证法的对话性和哲学中的对话问题本身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这也是一条辩证法思想研究的很有意思的路线，正如伊里因科夫及其学派的研究路线一样。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中，总是强调对立面的冲突与不可调和的斗争，而源自黑格尔的调和矛盾的思想则遭到否定。这种思想被认为放弃了阶段斗争理想并为机会主义提供依据。
但在今天，在寻求我们的被矛盾所互解的社会的稳定时，我们应当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黑格尔的对立面妥协思想。在黑格尔那里，这一思想是作为公民社会和社会契约的依据而出现的，这一点不应忘记。宽容以及寻求妥协和非暴力发展，在今天成为人类得以继续存在的日益明显的条件。当然了，人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方案。非常可能的一个方案是继续整个20世纪的对抗政策。在各种全球性危机已经加深的条件下，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文明在争夺正在枯竭的资源的斗争中发生冲突，是完全可能的。
但如果实现向保障摆脱全球危机的文明发展新类型的转变，那么主要的世界观目标应该是考虑到文化传统和民族利益不同的对话，是寻找不消除差异、不力求划一的和谐与统一。应该克服已经形成的只在共同敌人面前团结的习惯。
我认为，虽然俄罗斯改革付出了重大代价，但获得的信息交流自由和社会的开放性是无可争议的成就，它们是俄罗斯后工业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我同意今日成果卓著的政治哲学极为重要，同意在评价苏联哲学时应该考虑给人类20世纪历史带来巨大影响的独特、完整的苏联文明的特殊性。但是，如果出于公正，就应当不仅讲这一文明的成就，不仅讲这一文明中有一些善于思考的哲学家，而且也要讲哲学以及其他的精神性创造领域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控制条件下的全部复杂情况和种种悲剧。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在不同的时候表现也有所不同，有时比较温和，有时比较强硬，但它始终存在于苏联时期，这一点无需回避。
今天，越来越多地听到人们对“红色改革”的失败表示惋惜，说这个改革在某个地方停住了，因为当权者旁边没有聪明的哲学家。但提这样一个问题是适宜的，即：这样的哲学家能存在于当权者身旁吗？即使能够，掌权的那些人能听他的建议吗？要知道进入当权者圈子的全是经政治体制左挑右选出来的某一种人。
思想是在矛盾中发展着的，它甚至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也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普希金的“秘密自由”不只一次地刺激了不仅仅是艺术家的而且也是科学家的和哲学家的创作。但甚至秘密自由的实现也因社会条件而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解冻，还不知道我国哲学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伊里因科夫、马马尔达什维利、谢德罗夫斯基及我国哲学60—80年代的其他一些个性鲜明的人，正是在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
俄罗斯哲学历史在苏联时期持续着，因为有新思想，有思想着的哲学家，有独创的学派，谈到在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工作的困难时，我们不能贬低他们的成就，相反，应给予恰当的评价。
我们不应当忘记过去的教训，也不需要把它理想化。与此相关，我想起Л.金兹贝尔格的《深渊》一书所写的一个美国商人访问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的情景，这位商人在二战时期曾是这里的囚徒。他用热切的目光在集中营扫来扫去，兴奋不已地对他的妻子说：“这就是我们集合的操场”，“这个架子，我曾在上面挨过鞭打！”在解释这一情景时，作家写道，这位商人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他在这里渡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在这里获得了对人类团结的重要性的感受，在这里他通过了集中营这个地狱，活下来了。
我们60年代的人为世界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得到西方同行承认的积极贡献。但我们不得不被掐着脖子唱歌，这也是事实。新一代哲学家批判地对待我们的成果，并可能在新思想的探索中走得比我们更远。非常希望这一代人能在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在俄罗斯的争论中所体现的精神自由的条件下工作。
（B.C.CTENИH: POCCHЙCKAя ΦИЛOCOΦИя CEГO ДH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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