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学科文化冲突分析——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视角论文,学科论文,冲突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所袭承的学科文化是他们最深的“记忆沉淀”，由此产生的学科文化冲突是组织中最易出现也是最难解决的关键问题。而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在组织分析方面所显示的解释力，为分析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学科文化冲突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使我们能用更广阔的分析视角审视和解决教育问题。
一、新制度主义的组织研究分析框架稳定性
进而，迈耶认为组织同时是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产物，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形成了人们“广为接受”的事实。新制度主义学者们认为，制度不能再被狭隘地理解为规则或规范，更多的是“一种指导人类行为的意义框架符号系统、惯例和习俗”。[1]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者赋予了“制度”新的意义。马奇和奥尔森认为，制度是社会组织的约束力量，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即习俗、角色、信仰、文化及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知识。[2]豪尔和泰勒将制度视为“嵌入于各种政治经济组织中的正式规则或非正式的程序、习惯、规范和惯例”。[3]斯科特认为制度“是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4]“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5]
新制度主义将组织分析纳入框架中，认为组织部门所表现出来的分散性不是由其功能决定的，而是组织间的趋同性和互相影响、以及组织内和环境中的文化特征所导致的。因此，新制度主义者们认为被制度化的不是组织的个体，而是组织的形式、组织结构的组成因素和组织的规则等组织的诸多构成因素。
依循这个思路和对制度的理解，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从构成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出发，在考虑制度在不同层次运行的基调下，确定制度分析的六大层次：世界系统、社会、组织场域、组织种群、组织以及组织亚系统层次。不同的制度理论所确定的研究层次不同，区分的关键维度是研究现象所涵盖的范围，包括空间、时间、人数规模等。[6]也就是说，新制度主义有两条分析路径：其一是依据制度所实施的不同层次来分析；其二是依据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来分析。研究者可以根据分析单位的不同选定制度的运行层次，进而了解各种制度在其所运行的层次上如何发挥作用。
本文的研究视角强调的是组织环境的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层面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将分析层次定于组织层面——跨学科学术组织，强调学科价值观和文化信念对组织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学科文化产生冲突如何产生于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
二、跨学科学术组织内的学科文化冲突
根据斯科特对环境按照技术和制度两个维度进行的交叉分类，大学是处于相对强的制度环境但相对弱的技术环境中运行，跨学科学术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痕迹——它不是以严密的技术体系来维持组织的运行，而是依赖学者的学科认同和在此基础上所设立的繁琐的制度。它难以完全同质，通过对目标和文化信念的共识来完成合作，在实际运行中，这种共识往往由于学者不同的学科信念和价值偏好而难以达到，影响到学者行为和行动情境，进而产生学科文化冲突。
1.组织内学者价值观的异质
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价值观是行动者的一种观念上的偏好，与之相联系的是价值观所引导的规范，它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合适手段。但某些价值观并不适用于组织的所有成员，它可能只适合组织内特定的行动者和职位类型。而组织中所有行动者，即科研人员即使有同一的学术目标和组织规则，但由于学术经历不同，对同一问题也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就会在跨学科学术组织内形成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在研究目的上，有学者主张将基础研究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目标，认为不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研究才是高尚和有价值的，求知和求真体现于基础研究，学术研究的超现实性只有在基础研究中才能得到体现；另有学者偏好研究的现实性和应用性，将知识的实际功用作为研究的目的，并依此指导研究的实践，在他们看来，将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才是科研魅力之所在。
此外，对于合作项目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共同集结学科力量，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争取课题是正当的，也有学者认为借助行政管理部门的力量来争取学术资源有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对研究过程的模式，跨学科研究人员也会抱有不同的态度，将研究过程视为解释模式还是应为模式，等等。这些问题的分歧主要受制于学者的价值偏好和学科文化信念，这是学者为学的根本要素。在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中，持相同价值观的学者几乎没有，只能说价值观“趋同”，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并非利益纷争，而是一种认知上的分歧。
2.组织内学科文化信念认同度的迥异
学科文化信念是属于文化-认知性要素，它规定了学者行动的脚本和图式，不是因为组织规定学者们的行动，而是这种文化认知方面的积淀使学者们的行动在他们看来是视若当然的，这也与不同学科场域所发展的符号系统和话语通道有关。怀特认为，“符号可以定义为使用者赋予意义或价值的事物”，[7]有助于表述和理解各种概念特别是带有专门性质的抽象概念，进而可以“理解现实，并使沟通变得简单”。[8]人们为了使同行间的互动更具专业性，创建了不同的符号系统，构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各自学科的信仰也由此形成。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由于学者之间符号系统的差异，他们在学科信仰和对彼此学科文化信念的理解和认同上也会产生偏差。
学科和专业作为知识生产制度化的产物，构建共识的话语体系，以寻求观点的一致，使其成为该学科领域的基本规范和标准是必须的。但由于学科话语体系之间的壁垒，使跨学科学术组织内存在的“不可通约”的符号系统之间产生互斥。如有学者所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人们常常视人文学科为‘非科学’而对之不屑一顾，而在人文学科领域也不乏一些人，对硬科学反唇相讥，笑其‘精神贫乏’……即使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领域内部，不同学科、专业间也存在着一些不理解甚至相互轻视的现象。”[9]学者们关注的是自己学科的认同度，在壁垒森严的学科体制下难以理解和承认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研究习惯和学科价值。
学科认同度不高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被放大和夸张，成为大学内部学科认同冲突的一个缩影，进而干扰了跨学科研究。
3.组织内学科话语权的争夺
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存在不同的学科文化信仰和学科价值观，规定了学者的行动路径，进而构建了其在组织中运行的情境。对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而言，彼此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程度的不同，产生了学科权力的强弱，建构了权力话语，使学者们内化地接受这种观念，并将抽象的学科权力外化为研究行动中。不同权力主体在跨学科研究活动中，按照“学科等级标尺”置于金字塔的各级，并以此来规整组织内部的所有活动——在研究项目的进程计划和技术方法的选择、资源的获取、以及结果的评判都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强势学科的学者们甚至掌握了制定衡量研究过程和结果标准的权力，同时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本层级，而少有考虑与之合作的其他较弱学科在研究中的需要。
另一方面，弱势学科群体为了在组织中不被挤压，会力求颠覆权力秩序，“对等级秩序做大的改变，以有利于自身所处的层级”，[10]便会对强势学科学者所制定的标准采取批评和攻击。而原有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者们也会认识到，这样的批评和攻击无益于合作，带来的是无序和低效，从而也会为原来的合法性标签进行辩护和维护，试图继续抢占话语权。这种学科话语权的争夺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隐性存在着，成了共享合作资源的障碍。
尽管跨学科学术组织是一个提供消除学科边界的平台，但处于其中的学者们都会倾向于强调学科内部的同一性以及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那种希望改变边界或者消弭之间差异的愿望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是对学科身份地位的威胁。
三、基于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框架下的原因分析
1.学科文化信念的积淀：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学科规训
文化提供了思考、情感和行动的模式，在由一个个体共有的情景理解中，文化实际上表现出了所有这些特征。在我们的分析对象中，学科文化是一种更具嵌入性的文化形式，对学科文化的冲突，有必要“考虑行动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考虑行动者对行动的主观理解”。[11]学科文化冲突并不仅仅是外在客观环境的诱致，而是学者们在多数情况下所遵循的“文化-认知性制度”，是因为他们难以想到其他的行动类型，所遵循的学科惯例是因为学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恰当方式”。这也是既定的行为模板对于特定种类的行动者所具有的力量，以及脚本对于学者选择行动路径的力量。学者们根据学科文化认知所确定的脚本建构起来的自身角色，是作为一种对文化信念、信仰的共同理解而出现的。而这种具有脚本和图式性质的“惯例”就是学科规训，这是一种引导学者行动和思考的更深层次的合法性，“它依赖于前意识的、被视为当然而接受的各种理解和认知框架”。[12]
学科规训对学者们的影响已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接受规训的同时也自我规训着，影响到他们的言说方式和思维习惯，型塑了学科知识体系。这种共享的认知系统被视为客观的和外部的结构，并对“社会实在”具有界定的作用：认知范畴和信念系统越是被制度化，行动就越是被“一种更为宽泛的视若当然的层面或领域所界定”。[13]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成员大部分都有着较为完整的教育经历，接受的学科规训最为严格、彻底而规范，对学科的忠诚远超对组织的忠诚，对自身所习得的学科思维和研究范式更为执著，自我规训的意识也更加浓厚。这种规范化训练本身无疑也规范着他们未来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对于接纳他人的研究范式却是不利的。因为在学科规训的要求下，更强调作为行动者的跨学科研究人员“遵守共同的情景界定、参照框架、或被认可的角色模板或结构模板而获得的合法性”，[14]它从学科文化内部已经掏空了关于“认同”的潜能。学者们的行为选择很大程度上以接受的学科规训所建构的各种假定和图式为基础，受到“关于那些建构与编码知识的各种方式的信息的支持与制约”，所有的决定都是理性计算与非理性预设的混合，根植于严格的学科规训之中，并以这种规训构建自己和他人的角色。
所以，在斯蒂格勒看来，跨专业研究室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他描述道，“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把两个不同的专业结合在一起，那么，每一个专业成员只是在他们并不熟悉的那个专业里，才知道他是杰出的。”[15]
2.学科文化信念和价值观下的行动情境：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学术部落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有意图的行动需要一种行动者的“情境”模型来补充，这种情境包括重要而相关的制度——制度具有信息支持功能，起着“个人之间协同知识的仓库”的作用。这类行动者共有的知识和概念，是高度复杂的和需要相互依赖才能完成的任务，能够习惯性地完成，并常常只需要最小程度的思考或决策，可以说这些制度定义了行动者的情境，确定了情境的边界。学科文化冲突外在表现于学者们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根植于一定的情境之中，它规定了对于学者而言有价值的、想要的结果，以及追求这种结果的适当方式，通过考虑情境当中的规则和行为的导引，学者的行动获得视若当然的合理性。因此，学者所处的行动情境——组织内各学术小部落——也是学科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之一。
以纯粹知识的创造为己任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极大的高度专业性和排他性，有形成“部落”的可能。在整个知识系统中，学科有特定的发展逻辑和行走路径，形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基于学科共识的话语体系——作为该领域的基本规范和标准。它规范知识的创造和生产过程的同时，也强化了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色彩，加剧了学科之间的封闭性，形成了各个学科部落。
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学者们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小部落，定义了其行动的情境，他们按照各自部落中的文化选择行动方式，并对这种方式表现出绝对的忠诚，在研究工作中更看重的是学科同行们的评价，忽略了其他学科部落成员的看法和意见；彼此之间难以分享知识，他人难以进入和享受话语权，甚至有人认为进入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教师，是在“拿学术生命来冒险”。[16]正如克拉克所指出的那样：“学科的亚文化围绕各个学科周围日益形成。随着学术研究、学术观点的不断专业化，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们无论是在研究背景方面还是日常问题方面，共性越来越少。他们没有相互交流的冲动，当然也没有能力这样做。”[17]研究共识需要长时间的探讨和磨合，有时关键的研究工作不得不让扮演“桥梁”角色的研究生来完成。
可以说，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学者们常将自己置身于所处学科部落之中来遵循特定的研究范式和沟通方式，却疏于建构现实场景中那个融合了多个学科部落的跨学科学术组织所需要的话语体系。
3.行动情境下的学者行动：学科文化分野对学者产生的影响
学科文化信仰和学科部落的分化确立了行动者达到目标的适当方式，建构了特定的角色任务，指明什么对他们而言是适当的观念，这些观念不仅是对行动者如何行为的期待，也是一种规定，它会被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内化，并影响在研究实践中的行动选择。作为跨学科学术组织中重要的行动者，学者们在较强的学科文化浸润中，不断内化关于学科文化的深层信仰，同时也在按照内在的学科文化脚本强化自己的行为，并力求与其他学者相区分。在焦点和矛盾对抗和集中的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学科文化的分野直接对学者的思维、地位等产生影响。
首先是学者思维的差异。跨学科学术组织中，合作中的理论工作者往往只关注于现象的描述和科学的合法性与理论的完整性和严密性，对于现实的实际关注有所忽略，而工程技术人员却恰恰相反，他们总是和理论科学家们争论关于研究“可以有什么作用”的问题，对于秩序的关注甚于研究本身。尽管“把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归入同样的科学文化是允许的，但是他们之间的裂痕也是很深的。纯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通常也完全不能相互理解。他们的行为倾向也很不同”，[18]工程师的“典型任务通常有着完全自足的特点：他只关心单一目标，对为此目标而做的所有努力进行控制，并为此而支配范围明确的现有资源。”[19]
另一方面，学者自身地位的变迁也构成了其在合作中的行动困境。最明显的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由于人文学科本身的形而上与非功利性，与俗世格格不入，它们已从曾经的社会中心地位退守至社会的边缘。即使有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平台可以使人文学者立足于上，但真正缺少所谓的“话语权”，从心理上就已经暗示自己被“经世致用”的科学家们挤出了合作圈。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在合作中处于强势地位，掌控着更多的资源。斯诺曾说：“现在年轻的科学家认为自己是新兴文化的一部分，另一种文化则在衰退。”[20]
四、学科文化冲突的消弭
要消弭学科文化冲突在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消极影响，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重构行动者学科文化信念：探寻趋同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迈耶和罗恩、迪马吉奥和鲍威尔强调指出，个体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各种信念体系与文化框架的制约，会接纳各种信念体系与文化框架，[21]这为探寻趋同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聚集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开展研究，这也意味着不同的学科范式就此形成。库恩指出，“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任何对于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或动摇了范式的研究所做的研究，都必须从确定从事这种研究的团体入手”。[22]学科的形成是历史发展和知识分化的产物，彼此具有不同的范围和层级，学科共同体的形成也会因此而有层级和范围上的差别，不同的学科领域会属于某一层级，并受制于某一范式。
不同类型的跨学科学术组织所获得的共同的范式难易程度不一样。处于同级学科或者同一研究领域而不同学科层级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在学科文化层面上具有较大的共识，构成统一范式的可能性和程度也要大些；处于不同研究领域和学科层级的跨学科学术组织，由于学科文化冲突较大而难以获得统一学科范式。
跨学科学术组织内部文化冲突归根到底是“规则的生成、规则的运行和规则之间的冲突问题”。[23]所以，寻求跨学科研究的统一范式更倾向于由一种问题的导向而自觉选择一种学科价值信念与研究方法，具有阶段性和针对性。当跨学科研究成功统一了某一范式之后，也就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合法建制，形成了相关学科之间范式的通约，建立了新兴的学科。但对于跨学科研究组织而言，难以形成共同的跨学科范式，达成彼此的稳定状态，当跨学科学术组织成功解决某一前沿问题后便会解散，其学科上的整合结构也难以达成。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构建共识的认知框架来解决。史蒂夫·富勒则认为，跨学科的学科文化障碍可以通过构建一种“相互渗透的措辞”工具得到解决，学科文化的互动基于学科之间的差异程度大小和思想吸收范围两个方面，而这又难以评价。富勒认为跨学科研究的结果是学科知识的重构，研究人员会获得一个比原有学科更强大的学科身份。[24]此外还可借鉴赫伯特·克拉克关于“共同认知参照框架”的理论，他认为每个交流和互动都是沟通者之间的共同认知参照框架，彼此的共同基础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共同知识和价值信念。因此，跨学科研究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交流活动中既可以形成能够彼此沟通的语言体系，还可以将其他学者的知识纳入到自己学科的理解之中，双方共享知识与信仰，达成不同学科文化的结合，这也就是共同认知参照框架的形成过程。每个学者除了恪守自己学科信仰外，还要具有理解其他学科知识以及迁移知识为我所用的能力。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是对所谓“共同基础”的整合，而跨学科学术组织对本身使命的理解和期望是进行整合的基础；同时，为了获得跨学科研究的起点，组织成员阐述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在明确跨学科研究目标的前提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策。[25]其共同点都是要注重跨学科研究中学科文化沟通中的语言符号体系，形成可供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进行交流的“共同认知参照框架”，这是跨学科研究过程中获取共同理解，缓解学科文化矛盾和冲突的重要途径。
2.重塑行动者情境：创设互动开放的学科平台
学科间的知识差异和价值观差异而导致的冲突背后，是学科边界，它源于知识的分类：学科在获得合法建制以后，都依照自己的“思想”和逻辑路线行走，构建各自领域的学科规训，形成“学科共同体”。而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学科共同体之间的专业交流十分困难，时常发生误解和分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托尼比彻认为“跨学科研究必须是学科之间的相互接触、对话、跨越甚至融合”。[26]那么重构学者行动的情境，创设互动开放的学科平台对跨学科研究而言就是重要的。
知识的本质是统一，要求学科价值观和行为范式等要素在不同学科之间流动，以促进学科间的对话并达成对知识理解的共识，因此开放大学学科的知识性边界是可能的。皮彻认为，“学科及其知识生产的边界并不是固定与刻板的，在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中，知识的边界会不断地被重新界定”。[27]学科知识边界的开放程度与学科本身的强弱有关，根据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观，诸如地质学、数学，以及物理学等硬学科的文化性边界较为坚固，开放程度较小，而诸如生物学、医学等软科学的开放程度相较之而言则高些，这也表明，跨学科研究中想要消弭和缓解学科文化冲突，需要根据学科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来开放相应的学科边界和领地。此外，大学制度和组织体制要求开放学科的社会性边界。华勒斯坦指出，“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28]因此，构建开放的学科领地还需要开放和完善学科制度与组织结构，寻求学科身份的平等。这对于遵循学科规律，尊重并认同其他学科的文化，寻求学科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有着重要意义。
3.重塑学者的行动：实现平等的学科对话
实现学科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是基于知识层面学科交叉的对话机制，也是从行动层面来消弭跨学科学术组织学科文化冲突。
大学跨学科学术组织的构建及跨学科研究的产生隐含的基本前提是：学科文化之间必须沟通和对话，才能推动跨学科研究的进程。这必须使共同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选择的认可、学科符号话语的整合，以及共同的价值取向等四个方面在学科文化不断沟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和完善，从而更推动学科彼此间的对话。可以说，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发展过程以及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科文化对话的过程。当跨学科学术组织开展合作研究时，就必须实现一种平等的对话和对等的信任，其核心就是要获得学科知识间的交流和沟通，并在组织成员中达成共识。
首先就要创设大学学科文化沟通的平台。可以通过正式的(如围绕某一问题开展的研讨会等)或非正式的(如午餐会等)形式，使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不断的互动和沟通中，了解和吸纳彼此的学科文化，清楚其他学科前沿的研究趋势和方法，寻找跨学科研究的兴奋点，打破学术藩篱，促进学科文化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的创新。此外，还可以推动研究者进行跨学科学习来实现学科之间的对话。跨学科学术组织中的根本障碍是学科文化层面的隔阂，消弭这种隔阂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和促进不同学科学者的相互学习和理解。[29]“学科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从学科个人层面上讲则意味着个人学科知识状况的改变，学科间的联系必然要经由研究者的学科思想、学养、方法、工具等学科文化层面的交流”。[30]在大学环境中，创设学科文化的对话平台、促进研究者之间的交叉学习是实现学科文化对话的重要途径，它体现于每个学者的行动之中，在学科文化上达成了共识和理解，对推动跨学科研究而言无疑是重要而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