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比较分析
余 斌
【内容提要】 萨米尔·阿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存在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本文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民主”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差异，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并不能与帝国主义画等号；中心—外围格局其实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民主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因此民主并不是普世的。
【关键词】 萨米尔·阿明；中心—外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2018年8月12日去世的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的确比国际上大多数同样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士要高一些，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所不足，他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
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与列宁稍有不同，在阿明看来，资本主义历来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列宁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垄断联系的新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征服世界，并将其划分为主导的中心与被主导的边缘。阿明以中国为例，认为中国在1840年由于鸦片战争被迫对世界打开国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签署不平等条约，这是在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开始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不是从帝国主义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开始的，而是从俄国、中国、越南这样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开始的。他还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组成的“集体帝国主义”，他们有集体的政治组织和集体的军事组织北约。其中，美国是领导，日欧是从属的盟友。日欧不是依附的、边缘的，而是属于中心地带，他们同美国之间存在竞争，与此同时又在政治上甚至文化、军事上从属于美国。[1]
阿明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对世界的征服，资本主义同样意味着对世界的征服。[2]但是，征服其他民族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就发生过，西方早年的宗教战争就是如此，但没有人因此说宗教历来就是帝国主义。而且古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的也不是资本主义。事实上，只要是剥削社会，剥削阶级就不会只满足于剥削其本国人民，必然（试图）向外延伸其剥削，从而就会出现中心—外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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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在其诞生之初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至于资本主义进行的全球扩张，《共产党宣言》也做了这样的说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阿明以为，寻求外部市场是出于对利润的争夺，这种争夺提高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率，并使资本在离开积累的发源地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求原材料和市场。[4]虽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与追求利润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主要原因既不是出于对利润的争夺也不是要克服以后才出现的利润率下降，而是为了销售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产品，这也是其商品价格低廉（倾销价）的主要原因。显然，帝国主义的出现只能是这之后的事情，因此，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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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需要指出的是，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正是从所谓帝国主义中心开始的，阿明忽略巴黎公社的革命是不应该的。而边缘国家印度对英国殖民的反抗并不是以革命方式进行的。事实上，离开了西欧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影响，也根本谈不上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
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
阿明和沃勒斯坦等提出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新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早就指出，“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5]其实，正如一国内部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一样，中心—外围格局其实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现，这一点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也是存在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等就处于边缘地带。
阿明认为，欧、美、日能成为发达帝国主义，是因为它们有两个优势：一是欧洲资本主义摧毁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农业，但是工业化的城市可以吸收这些农民。欧洲等国家的第二个优势是向外大量移民。[6]但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为什么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说明它们为什么能成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要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过剩人口不能太多，否则工资过低会妨碍机器的使用，影响产业升级。但是，要成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还必须在生产环节起支配性作用。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7]如今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必须掌握那些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如芯片、发动机等等，像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当年打破英国的垄断一样，打破今天的帝国主义垄断，而不是像阿明所认为的那样，需要优先发展以普通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内市场并以群众消费部门的繁荣为基础来促进设备生产部门的发展。[8]
阿明把资本主义再生产分为四个部门：出口部门；群众消费部门；奢侈消费部门；设备部门。他认为，群众消费部门、设备部门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生动力，处于再生产的中心。欧、美、日等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部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出口部门和奢侈消费部门。因此，前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9]
卢春泉也认为，乘用车市场无疑是一个诱人的领域，但动辄几百亿元的投资是现在的银隆无法承担的。而且，从目前的技术来看，钛酸锂电池确实无法满足乘用车的要求，银隆现阶段应该重点着眼公交车市场。
阿明虽然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以推行市场经济为名，在全球范围内践踏民主、实施专制的行径，但是他却认为，资本主义民主从原来只有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才拥有的权利向其他公民扩展了。只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市场经济，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通过强化市场来掏空民主。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19]
阿明还认为，发展耐用消费品需要密集的资本投资。“外围”增加了对“中心”的资金和技术依赖，并没有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10]但是，是否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与对外筹集资金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与是否发展耐用消费品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阿明也承认美国是个债务国，“那些所谓的‘贫穷的债务国’被迫偿还债务，可是那个强大的债务国（美国）却从不还债”。[11]可见，美国没有对其债权国形成什么资金依赖，成为其外围国，而成为外围国也与对外融资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些观点表明，虽然阿明对帝国主义严格说是新帝国主义的“民主”感到失望，但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并不彻底。其实，资本主义民主向私有财产所有者之外的公民扩展，“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22]“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23]
阿明以为，劳动的社会化把价值规律的消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种社会化与1848年时的劳动社会化是无法相提并论的。[12]但是，恰恰是劳动的社会化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劳动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理解价值规律，就很难看清国际经济形势和问题，就只能空谈剥削和不平等交换。例如，阿明认为，由于实际工资上升，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资本受到驱使而越出其积累的发源中心。[13]这里的“实际工资”其实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指的是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即使用价值数量，这个量与按价值量计算的利润（率）无关。事实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必然导致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其含义就是工资的实际价值量必然下降，尽管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资的价格即名义工资未必下降，而同时使用价值数量可以略有增加。
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
阿明认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发达中心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垄断资本与外围地区人民（包括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表现是不同的）之间的矛盾。所以，被统治的资本主义“外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外围”，尽管无产阶级数量少，但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阿明断言，“各种社会制度不是发生在其核心部分而是先从其‘外围’开始的”。他认为，在“外围”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14]
然而，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发生民族解放运动的多数国家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少，又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因而没能像俄国和中国那样先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往往只进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处于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境地。如果说各种社会制度不是发生在其核心部门而是先从其外围开始，那么也不是随便什么外围就可以开始的。例如，如果说俄国和中国曾经是这样的外围的话，那么印度就没有同样成为这样的外围。而且，外围国家无论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后还是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进一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体现，而不是垄断资本与外围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体现，前者就像中国的解放战争，后者则像中国的抗日战争。阿明认为，中国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人民民主的——工人和农民的胜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15]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否则，陈嘉庚这样的资本家是不会支持国内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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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各国国内的矛盾则有所不同。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是这个矛盾发展的结果，东西方对抗消除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制力量，使得一些殖民地得以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也使得帝国主义改变了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帝国主义隐藏于幕后。这个矛盾也使得帝国主义全力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正是这个矛盾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同样是这个矛盾发展的结果。这个矛盾甚至压制住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导致阿明所谓“集体帝国主义”的出现。
如今，资本主义进入了最后阶段——新帝国主义阶段，《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6]正当其时。但也正如阿明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并不会像人一样自然走向死亡，而是会在衰老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凶猛，甚至为求生存不惜一切代价。[17]既然如此，不惜代价以求生存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就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主要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因为那里的生产力更加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整个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要求更加突出。
阿明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容忍任何独立于其体系外的国家，即使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行，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了。这就是为何自1991年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俄罗斯——它也无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之中。[18]但是，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国家也都是独立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这些国家也并没有都处于冷战之中。俄罗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不是俄罗斯的独立，而是俄罗斯要维系自己过去遗留下来的势力范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存在一些冲突，同时美国害怕欧洲与俄国走得太近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失去存在的意义，造成欧美之间力量失衡，欧洲脱离美国的掌控。因此，与俄罗斯的冲突是美国控制欧洲的一种手段，跟俄罗斯的独立关系不大。列宁早就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会导致其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冲突。
资本主义民主
在这里，设备部门的确可以在生产环节起支配作用。但是，其他三个部门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可以交换各部门生产的商品。至多只能说，外围国家的生产剩余被本国富豪们奢侈消费掉而没有用于生产积累是外围国家发展不够快的一个原因。
为了探究初始围压对峰后蠕变的影响，分别进行了两组10MPa与15MPa初始围压下的峰后蠕变试验，两组试验采用Boltzmann叠加原理处理后，分别加载峰后蠕变曲线如图5所示，整理试验结果在表2中。
阿明还认为，20世纪40年代，在一些国家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它们引入了很多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但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已名存实亡，演变成了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党”。当政党开始遵循自由主义的原则时，便很难再照顾到社会的利益，因为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这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20]他甚至认为，西欧在社会民主主义之下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21]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外围国家要发展现代经济，就必然面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如果外围国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同样需要对外销售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产品，就会对国外市场产生依赖，而一旦国外市场被中心国家垄断，那外围国家就必然对中心国家形成依附。因此，外围国家要摆脱依附，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剩余产品主要用于本国的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要么强化南南合作，像金砖五国那样拥有较大的内部市场，摆脱对中心国家市场的依赖，甚至迫使中心国家以市场换市场。
青花，釉下彩，是用氧化钴做呈色剂并在坯体上绘画，罩釉后经1300度左右高温烧成，呈现白底青花的效果。青花瓷最早出现在唐代，但制作粗糙数量较少，直到元代青花瓷才成批出现，其主要原因则是因为蒙古人崇白尚蓝。本文中提到的传统青花在时间的概念上主要是指新中国以前。但仅以此判断在学术上并不严谨，在这个时间之后也有许多仿古青花瓷出现，而仿古青花瓷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刻出传统的青花瓷，因此这种装饰形态的青花瓷依旧被称之为传统青花瓷。
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曾经能够引入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不是由于他们那时的主张或原则，而是由于工人阶级的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有所让步。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欧美国家资产阶级得以享受削减工人福利的“和平红利”。
阿明认为，民主必然是一个普世主义的概念，在这一本质点上民主不容有任何折扣。只是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在解释民主时割裂了民主，他们的解释有利于某“种族”“社群”或“文化群体”，却最终否定了人类的统一。[24]然而，马克思早就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25]同样地，民主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对于不同的经济基础，民主的性质不同，因此民主并不是普世的。《共产党宣言》也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6]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谈得上。既然阿明认为，“你可以以你所喜欢的方式自由投票。但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效果，因为你的命运决定于他处，决定于议会之外，决定于市场当中”。[27]那么，他就更应当坚持恩格斯的观点，即“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28]马克思甚至指出：“在适当的指导下，人民的投票是世界上可以把专制制度建立在巩固的、名正言顺的基础上的最好的一种手段。”[29]
[1] 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24页。
[2] 陈学明、雷曙光：《评依附理论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第76-82页。
农村基层统计工作需要健全的机构支持，这是完成农村基层统计工作的前提和保证。相关领导部门要引起充分的重视，安排专职人员来完成农村统计工作，并配备专门的监督和指导人员，让农村基层的统计机构更加完善和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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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阿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视而不见，否则他要分析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对外搞帝国主义的。但他既然主要对中心国家谈帝国主义，那就说明资本主义并不能与帝国主义画等号。
[6] 同 [1]。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4] [美]C.巴洛内著，文贯中译：《萨米尔·阿明与帝国主义论——一个分析批判》，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20-2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8页。
[8] 同 [1]。
[9] 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载《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第76-77页。
式中:D表示预定的数据包传输时延要求,即必须在时延D内将数据包传输至目的节点t。而elapsedtime表示数据包到达节点si已消耗的时间。因此,D-elapsedtime表示剩余时间remainingtime。
[10] 同 [9]。
从数量上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当前有269个工业互联网平台类产品，超过其他国家数量的总和。然而，工业互联网是一场未见终点的马拉松，包括网络协议、知识壁垒等在内的五大难题尚待克服。此外，各个平台之间如何连接也是未知，行业未来充满较大的不确定性。
[11][12] 同 [2]。
[13] 同 [4]。
[14] 同 [9]。
[15] 同 [1]。
00后大学生早已在电视和网络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下“游刃有余”，对他们而言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极度挑剔教育形式，传统的说教式教学不仅收效甚微，还会引起学生反感和憎恶，而最适宜的则是借助于心理学知识相关的视频材料或时事热点来进行论述。比如教师可组织学生观看02年的“马加爵事件”及相关分析讨论，继而引导学生体会不良情绪累积的危害性，再顺利渗透自我调节的科学方法。
[16] 同 [3]，第 43 页。
[17] 李江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第13-19页。
[18] 同 [1]。
[19] 同 [2]。
[20] 同 [17]。
[21] 徐洋摘译：《萨米尔·阿明谈帝国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民主与发展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2期，第18-2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基因突变是生物产生新基因的根本途径，是生物遗传变异的根本来源。优势个体发生基因突变往往是有害的，它们所携带的优势基因往往会突变成劣势基因，导致个体在遗传过程失去了竞争优势，从而被淘汰掉。相反，劣势个体发生基因突变带来的是利多害少，突变之后的个体适应度将会得到提高，使得个体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整个群体的进化也因此向着适应度增加的方向进行。
[23]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4] 同 [21]。
[25] 同 [22]，第 406 页。
[26] 同 [3]，第 52 页。
[27] 同 [21]。
[28] 同 [7]，第 685 页。
从文化角度，如马珺《“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一文，其对“中国风”歌曲的分析不可谓不到位：从“中国风”歌曲对流行乐坛“西风渐盛”的回击的积极之处和歌曲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商业动机之下剪接拼贴沦为别致“装饰”而失去完整深邃内涵的遗憾之处切入，进行“中国风”的文化方面的探索。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4页。
【DOI】 10.19422/j.cnki.ddsj.2019.01.010
【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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